见证·姐姐的文学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姐姐在《天才梦》里的这句话，十分抽象，但也十分贴切。在她发展天才梦的过程中，我母亲与我父亲的角色是推动者，我姑姑的角色则是照顾者。这三个人对姐姐文学志业的发展，每一阶段都有很深的影响。至于我，我是一个见证者。而且是如今，唯一的幸存者。
　　文凭才是真正的财富，知识才是独立的力量，这是我母亲从自身经验得到的深刻体悟。在培育我姐姐的天才梦进程中，这种体悟焕发出来的母性光彩，完全迥异于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角色。我姐姐很小的时候，她就教她认字，如我姐姐在《私语》里写的：“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稍大一点，她就教她背诵唐诗绝句，教她画图。她教的是中国的东西，但她的出发点是西方的。对我姐姐的教育，她从未放松，每一阶段都适时地抓紧，几次回国也都是为了我姐姐的教育问题。她可说是推动我姐姐天才梦的第一要角。
　　姐姐移居美国后，以十年的时间研究《红楼梦》，后来出版了《红楼梦魇》这本书，可见她对《红楼梦》用情之深。而她研究《红楼梦》的启蒙师，就是我的父亲。她十四岁时的习作《摩登红楼梦》，回目就是我父亲代拟的。
　　姐姐常介绍书给我看，也常和我谈论文学。记得她常常谈起的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老舍的《二马》《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以及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等等。
　　至于外国文学，我印象较深刻的是她看过《琥珀》（《Forever Ember》）后说，书中描写十六世纪伦敦大瘟疫之后，街道的荒芜凄凉景象让她觉得阴森可畏。至于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描写香格里拉的《失去的地平线》（《The Lost Horizon》），她也觉得某些描绘“使人浑身发冷，好像跌进了冰窖”。她还介绍我看毛姆和欧·亨利的小说，要我留心学习他们的写作方法。
　　一九四二年她从香港大学辍学回上海后，有一次又和我谈到写作。那时她尚未成名，但谈起写作已像一个经验老到的作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她已为成名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她讲的原话与我现在写的，可能词句有些出入，但意思是完全符合的。她说：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要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如果能常做这种练习，一定能使你的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没有勇气去努力实践。因为我于文学只是欣赏，并无积极的创作欲望。
　　除了文学书籍，她的床头还摆着美国的电影杂志。
　　除了文学，姐姐学生时代另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她当时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刊物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她几乎每部必看。
　　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她到杭州去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的第二天，她就从报纸广告看到谈瑛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我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迷电影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说是很少见的。但这也说明我姐姐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对于天才梦的追寻，她一向就是这样执着的。
　　见证·白描姐姐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姐姐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被姐姐拒绝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回来之后，张信锦说：“那就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担心姐姐看了会不高兴，而在报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但张信锦说：“不会吧？一来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于是我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頂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演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还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英国小说家毛姆写的东西她顶爱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毛姆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其他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有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都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
　　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
　　摘自《我的姐姐张爱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