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决策者成功地阻止了大衰退演变成第二次大萧条，制止了采取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的要求。但如今反对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的力量出现了。
　　这一新型民族主义呈现不同的经济形式：贸易壁垒、资产保护、反抗外国直接投资、偏袒本国工人和企业的政策、反移民措施、国家资本主义以及资源民族主义等。
　　在政治领域，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政党正在崛起。
　　这些势力厌恶全球化所需要的超国家治理机构，比如欧盟、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甚至作为过去20年全球化缩影的互联网，也可能因为越来越多的极权国家——包括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等——试图限制使用社交媒体、镇压言论自由而惨遭分割。
　　这些趋势的主要原因很明显。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宣扬保护主义政策的民粹主义政党于是借机指责对外贸易和外国工人是经济长期萎靡的罪魁。
　　雪上加霜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在大部分国家呈加剧之势，难怪人们普遍感觉如今的经济是赢家通吃，只有精英才能从中获益，政治制度也被扭曲。
　　如今，发达经济体（比如在美国，财大气粗的商业利益集团为民选官员无限量提供资金，这种腐败行为却是合法的）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政治体系往往由寡头主宰）似乎都在为少数人服务。
　　相反，对很多人来说，看到的只有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工资不见增长。由此造成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经济不安全感在欧洲和欧元区最为尖锐，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民粹主义政党——主要集中在极右翼——在上周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胜过了主流政党。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造就了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集权政府，而今天我们可能将看到相同的趋势。
　　如果收入和就业增长不能快速好转，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将更加接近国家权力中心，反欧盟情绪将阻挠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更糟糕的是，欧元区可能再次面临风险：一些国家（英国）可能退出欧盟；另一些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可能最终陷入分裂。
　　甚至在美国，广大白人下层阶级也感到来自移民和全球贸易的威胁，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可从极右翼和共和党茶党一派的影响力日增中一窥端倪。这些群体的特征是经济本土主义、反移民和保护主义倾向、宗教狂热以及地缘政治孤立主义。
　　在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及中亚地区，可以看到这一动态的变种。在这些地区，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带来民主、经济自由化和快速产出增长。
　　相反，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政权处于统治地位，他们普遍采取只能保证平庸经济表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总统普京扰乱乌克兰与他领导“欧亚联盟”的梦想密不可分。而所谓的领导“欧亚联盟”，不过是再造前苏联的委婉说法。
　　在亚洲，民族主义也在卷土重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现在的印度新领导层都是政治民族主义者，而该地区的领土纠纷依然严重，由来已久的历史恩怨也愈演愈烈。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正在走向民族主义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领导人——如果想要重振正在减速的经济增长，其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想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解决重大结构性改革挑战。经济失败可能加剧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甚至引发军事冲突。
　　与此同时，中东仍止步不前。阿拉伯之春——拜低增长、年轻人高失业和普遍的经济绝望所赐——在埃及和利比亚已经演变成漫漫严冬，其替代方案是回归极权强人和政治混乱。叙利亚和也门内战肆虐；黎巴嫩和伊拉克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伊朗自身极不稳定，对其他国家也是威胁；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也日益失控。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经济失败以及穷人和年轻人看不见机会和希望，助长了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对西方的仇恨，在部分国家甚至催生了恐怖主义。
　　20世纪30年代，持续的大萧条使得欧洲和亚洲的极权政权攫取了权力，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衰退造成的损害使得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面临长期停滞，也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结构性增长挑战。
　　这简直是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扎根和壮大的绝佳温床。对于贸易和全球化如今面临的阻力，我们应该考虑到其潜在后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作者努里埃尔·鲁比尼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