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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用荒诞离奇的形式创作的悲喜剧，作者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揭示了人类单调、刻板的生活处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可及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呈现出不确定人生所带来的人性断裂，并体现了对人类的救赎意识。
关键词：《等待戈多》；人性断裂；救赎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它是戏剧史上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非常优秀的荒诞派戏剧。这是一个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故事：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戈戈（爱斯特拉冈）和狄狄（弗拉季米尔）在树下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可他们既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但他们仍然苦苦地等待着。他们反复地做些机械、无意义的动作：一个脱帽，拍帽，再戴上；一个脱鞋，倒鞋，再穿上。为了解除等待的烦恼，他俩没话找话，前言不搭后语，胡乱地交谈，一会儿谈到忏悔，一会儿谈到应该到死海去度蜜月，一会儿又讲到《福音书》里救世主和贼的故事。当一个声称是戈多派来的小孩说“戈多很忙不能来”，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明天再来等待。剧作无论从剧情内容还是到表演形式，都体现了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荒诞性。
把《等待戈多》解读为是一种人生的等待，一种等待的境遇未尝不可，可作品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挖掘不尽，又让我觉得如此解读远远不够。“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不记得了”，这是两个流浪汉之间的对话，刚刚说的话对于另一个听者来说他马上就不记得了，或者是拒绝记忆。“咱们昨天干什么啦？”“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你认得出这地方？”“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自己的不确定。爱斯特拉冈穿的鞋子，一会儿是这个颜色，一会儿是那个颜色，一会儿太小，一会儿又太大，对自己的情况无法确定，也拒绝去确定。这些诸多的不确定的话语呈示了这种记忆的断裂所带来的荒诞与记忆空间层面的碎裂，表现出人的处境单调、刻板，以及人生所承受的没有尽头的煎熬。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我言左你言右”的交谈，相互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无法对等的局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与无法解除的陌生感。《等待戈多》文本展示了记忆的断裂，交流的断裂以及思维的断裂碎片，演奏了一首人性断裂的时代之曲，它一点一点地勾勒了人性的裂痕，反映了一代人的内心焦虑断带。贝克特像柔情的诗人，用他仿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却满纸荒诞的笔触诗意地呈现了整个断裂人性的人类特征，又像是黑暗之中带来光明的火炬，为无意义、无可奈何、毫无办法的人生注入了一点点的希望。
这部戏没有开场、起伏、高潮、结局，剧中也没有鲜明的形象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没有离奇曲折的戏剧冲突，从场景的开始到结束，有的只是无聊的空话和恶梦的重复。剧本多处有话语“我走了”，戏剧动作却是“他没有动”，戏剧话语与戏剧动作之间有了脱离，体现对自身的否定，流浪汉们遇到波卓和幸运儿时，波卓命令幸运儿思想时那一段无标点的“呓语”，是思想的混沌断裂，剧中所出现的戏剧人物都是破碎的舞台形象，可这种破碎是符合整个文本结构的展示的。戈戈和狄狄不知道戈多是谁，观众不知道戈多是谁，有人问贝克特，他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剧里说出来了”，作者也不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无知”堪称完美。而正是这完美的“无知”，才使文本中的碎片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
托德·吉特林说：现代主义将大一统撕成碎片，后现代主义却因这种支离破碎而乐不可支。《等待戈多》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碎片化，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你会发现作者有将这种碎片再次拼贴化的愿望，通过这种人生碎片化的解体现象来达到企图实现整体救赎的愿望。也即通过无意义荒诞的人生能看到晨曦中一丝诗意的微光，这微光就是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文本是从一种传统的戏剧视角回到古朴的诗歌视角。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的艺术就是变成了诗的小说的历史。但接受诗的苛求根本不是指小说抒情化（放弃它本身具有的讽刺，不理睬外部世界，将小说变成个人的独白，使它带上许多装饰）……小说：反抒情的诗”。在贝克特的剧本里，剧本成了反抒情的诗。
爱斯特拉冈：这是什么树？
弗拉季米尔：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树叶呢？
弗拉季米尔：准是棵枯树。
爱斯特拉冈：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看上去简单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像灌木。
这种诗歌化的语言倾向于追求精巧细致，在文中处处有着非常精妙的对话。读来简单却又芳香留存，透露出朴素的诗歌情怀。剧本只有两幕剧情，第一幕与第二幕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就像一首现代诗歌两小节的回环往复，一唱一叹的反复咏叹之调。这种诗歌之调为人性断裂之后所造成的心灵空白无聊提供了营造诗意的空间，同时也是对后现代多样语言游戏的反叛，为人性断层之后所造成的空虚单调提供了救赎的可能。
其次，从文本价值维度上看。幸运儿那一段看似颠来倒去的话并非无来由，开篇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谈论《圣经》也并非空穴来风，用孩子的话来宣告“戈多今天不会来了明天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荒诞派戏剧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消亡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可是真正对上帝的否认与拒绝，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对上帝信仰的回归，这种回归能否挽救这种无意义的人生，戈多是否是上帝之光，小孩是否是上帝的天使，这些都无法去确证。但确确实实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信仰的存在，以及这种信仰所具有的普照，一种对人性断裂的救赎之光。
没有露面的戈多，朦胧虚无，犹如梦魇中的海市蜃楼，却决定着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成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剧中人物都生活在死亡和疯狂的阴影里，他们受尽痛苦却得不到荣光，得不到智慧，他们都是典型的在等待的人——他们满怀希望耐心地等待，越是虔诚越是绝望。戈戈和狄狄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想活连骨头也吃不到，想死连绳子也没有，但他们还是在执着地希望着、憧憬着。无论戈多会不会来，也不管希望会不会成真，它毕竟使绝望中的人多了一层精神寄托。如果说，戈戈和狄狄在荒诞的世界中百无聊赖地活着、希望着，具有一种幽默滑稽成分的话，那么，他们在无望的希望中执着地等待，也确实令人感动。
虽然不能去寻味确定性，但是作品留给人们的思考与回味，人们对戈多的探究就更多地表明信仰存在的微光。存在着，就能带给人们新生，激起等待的振奋，以至努力去争取等到戈多的理想，正如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奖金时获奖的原因所说，“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瑞典皇家学院的代表在授奖仪式上赞扬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可能才是文本的终极价值所在，或者说，也是作者文本对人类救赎的体现，而这种救赎就是《等待戈多》对我们的现实启迪：“戈多”就是时间，就是我们自己，等待是一种虚度，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亵渎。
参考文献：
[1]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三联书店，2004.
[3]方小凤.人性断裂的救赎[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09）.
[4]郑宝生.戈多是不会来的[J].文学教育，2010（08）.
关键词：《等待戈多》；人性断裂；救赎
《等待戈多》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它是戏剧史上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非常优秀的荒诞派戏剧。这是一个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故事：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戈戈（爱斯特拉冈）和狄狄（弗拉季米尔）在树下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可他们既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会不会来，但他们仍然苦苦地等待着。他们反复地做些机械、无意义的动作：一个脱帽，拍帽，再戴上；一个脱鞋，倒鞋，再穿上。为了解除等待的烦恼，他俩没话找话，前言不搭后语，胡乱地交谈，一会儿谈到忏悔，一会儿谈到应该到死海去度蜜月，一会儿又讲到《福音书》里救世主和贼的故事。当一个声称是戈多派来的小孩说“戈多很忙不能来”，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明天再来等待。剧作无论从剧情内容还是到表演形式，都体现了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荒诞性。
把《等待戈多》解读为是一种人生的等待，一种等待的境遇未尝不可，可作品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挖掘不尽，又让我觉得如此解读远远不够。“对了，那两个贼，你还记得那故事吗”，“不记得了”，这是两个流浪汉之间的对话，刚刚说的话对于另一个听者来说他马上就不记得了，或者是拒绝记忆。“咱们昨天干什么啦？”“照我看来，咱们昨天来过这儿”，“你认得出这地方？”“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星期一？或者星期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自己的不确定。爱斯特拉冈穿的鞋子，一会儿是这个颜色，一会儿是那个颜色，一会儿太小，一会儿又太大，对自己的情况无法确定，也拒绝去确定。这些诸多的不确定的话语呈示了这种记忆的断裂所带来的荒诞与记忆空间层面的碎裂，表现出人的处境单调、刻板，以及人生所承受的没有尽头的煎熬。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之间“我言左你言右”的交谈，相互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无法对等的局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与无法解除的陌生感。《等待戈多》文本展示了记忆的断裂，交流的断裂以及思维的断裂碎片，演奏了一首人性断裂的时代之曲，它一点一点地勾勒了人性的裂痕，反映了一代人的内心焦虑断带。贝克特像柔情的诗人，用他仿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却满纸荒诞的笔触诗意地呈现了整个断裂人性的人类特征，又像是黑暗之中带来光明的火炬，为无意义、无可奈何、毫无办法的人生注入了一点点的希望。
这部戏没有开场、起伏、高潮、结局，剧中也没有鲜明的形象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没有离奇曲折的戏剧冲突，从场景的开始到结束，有的只是无聊的空话和恶梦的重复。剧本多处有话语“我走了”，戏剧动作却是“他没有动”，戏剧话语与戏剧动作之间有了脱离，体现对自身的否定，流浪汉们遇到波卓和幸运儿时，波卓命令幸运儿思想时那一段无标点的“呓语”，是思想的混沌断裂，剧中所出现的戏剧人物都是破碎的舞台形象，可这种破碎是符合整个文本结构的展示的。戈戈和狄狄不知道戈多是谁，观众不知道戈多是谁，有人问贝克特，他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剧里说出来了”，作者也不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无知”堪称完美。而正是这完美的“无知”，才使文本中的碎片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
托德·吉特林说：现代主义将大一统撕成碎片，后现代主义却因这种支离破碎而乐不可支。《等待戈多》尽管存在如此多的碎片化，可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你会发现作者有将这种碎片再次拼贴化的愿望，通过这种人生碎片化的解体现象来达到企图实现整体救赎的愿望。也即通过无意义荒诞的人生能看到晨曦中一丝诗意的微光，这微光就是对人性断裂的救赎。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文本是从一种传统的戏剧视角回到古朴的诗歌视角。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的艺术就是变成了诗的小说的历史。但接受诗的苛求根本不是指小说抒情化（放弃它本身具有的讽刺，不理睬外部世界，将小说变成个人的独白，使它带上许多装饰）……小说：反抒情的诗”。在贝克特的剧本里，剧本成了反抒情的诗。
爱斯特拉冈：这是什么树？
弗拉季米尔：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树叶呢？
弗拉季米尔：准是棵枯树。
爱斯特拉冈：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看上去简单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像灌木。
这种诗歌化的语言倾向于追求精巧细致，在文中处处有着非常精妙的对话。读来简单却又芳香留存，透露出朴素的诗歌情怀。剧本只有两幕剧情，第一幕与第二幕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就像一首现代诗歌两小节的回环往复，一唱一叹的反复咏叹之调。这种诗歌之调为人性断裂之后所造成的心灵空白无聊提供了营造诗意的空间，同时也是对后现代多样语言游戏的反叛，为人性断层之后所造成的空虚单调提供了救赎的可能。
其次，从文本价值维度上看。幸运儿那一段看似颠来倒去的话并非无来由，开篇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谈论《圣经》也并非空穴来风，用孩子的话来宣告“戈多今天不会来了明天来”也并非毫无意义。荒诞派戏剧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二战的恶梦刚刚过去，战争给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不复存在了，旧日的信仰就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消亡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灭了。可是真正对上帝的否认与拒绝，会引起不可抑制的对上帝信仰的回归，这种回归能否挽救这种无意义的人生，戈多是否是上帝之光，小孩是否是上帝的天使，这些都无法去确证。但确确实实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信仰的存在，以及这种信仰所具有的普照，一种对人性断裂的救赎之光。
没有露面的戈多，朦胧虚无，犹如梦魇中的海市蜃楼，却决定着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成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剧中人物都生活在死亡和疯狂的阴影里，他们受尽痛苦却得不到荣光，得不到智慧，他们都是典型的在等待的人——他们满怀希望耐心地等待，越是虔诚越是绝望。戈戈和狄狄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想活连骨头也吃不到，想死连绳子也没有，但他们还是在执着地希望着、憧憬着。无论戈多会不会来，也不管希望会不会成真，它毕竟使绝望中的人多了一层精神寄托。如果说，戈戈和狄狄在荒诞的世界中百无聊赖地活着、希望着，具有一种幽默滑稽成分的话，那么，他们在无望的希望中执着地等待，也确实令人感动。
虽然不能去寻味确定性，但是作品留给人们的思考与回味，人们对戈多的探究就更多地表明信仰存在的微光。存在着，就能带给人们新生，激起等待的振奋，以至努力去争取等到戈多的理想，正如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奖金时获奖的原因所说，“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瑞典皇家学院的代表在授奖仪式上赞扬他的戏剧“具有希腊悲剧的净化作用”。这可能才是文本的终极价值所在，或者说，也是作者文本对人类救赎的体现，而这种救赎就是《等待戈多》对我们的现实启迪：“戈多”就是时间，就是我们自己，等待是一种虚度，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亵渎。
参考文献：
[1]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三联书店，2004.
[3]方小凤.人性断裂的救赎[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09）.
[4]郑宝生.戈多是不会来的[J].文学教育，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