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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超越民族和国家场域为谋求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既立足于本国利益，又着眼世界和平、关照世界共同发展的新理念。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深陷“冷战思维”，抓着“霸权主义”“经济强权”“西方中心论”不放，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要坚持文明互鉴，力求达到“美美与共”的新境界，坚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形成“融突和合”的新格局，坚持提升话语权，消除“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发挥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础性作用，唱响中国声音。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故事;冷战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125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5.006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命运相依，整个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共赢成为时代最强音，世界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但另一方面，国际关系正出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全球化逆流泛起，网络安全、环境恶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爆发等全球性问题尚未解决，分配不公日益扩大，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世界和平发展呈现出复杂、易变、模糊等不确定性特征，二元对立文化长期存在，加剧了人类利益分歧甚至对抗，导致局部冲突不断。世界向何处去，是世界有识之士一直探讨的问题。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随后，他在多种重要场合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目标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其主要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产生的，它是由当今世界存在的现实问题引发的，来源于中华文明智慧的历史积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一、中华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形态纷繁多样，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富矿。习近平指出：優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大同世界”的理想
中国人历来尊崇“天下为公”，“讲求‘天下一家’，憧憬民胞物与、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追求‘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太平天国曾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①的理想社会愿景，孙中山则提出构建“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以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世界”理想包含富足、安宁、平等、共享等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社会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的差异，坚持平等互助、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谐相处，以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为总路径，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顺应人类进步发展趋势，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弘扬了“和而不同”的包容观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也强调和推崇“合”。“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合”是结合、合作。“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征，一直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文化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观表达了追求“人和、家和、国和、天下和”的美好憧憬。“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协商合作，而不是崇尚武力。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等不同，各个国家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文明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互鉴、文化互通、开放包容、长久共生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并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已经贮存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始终崇尚和平、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一律平等相待，坚决摒弃和抵制霸权主义、傲慢主义与中心主义，国家之间坚持不冲突、不对抗、不结盟，主张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战争与恐怖主义，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交流对话，相互消除误解，不断达成共识，坚持互赏互鉴，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建设开放包容的人类社会。 人类命運共同体思想践行了“义利相兼”的义利观
“义利相兼”是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品格。“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先秦时期众多思想家对义利有集中论述：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 ，“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七则》）;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的“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 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这些思想视“重义”为“君子”，“重利”为“小人”，在“利”与“义”的关系处理上，“义”和“利”具有统一性，“道义”优先于“私利”。这样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被历代中国人所接受，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
习近平在国际场合阐述外交立场时，多次运用古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中说·礼乐》）。他强调在对外交往中要秉承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原则，奉行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道义基础，为打破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外交思想所主导形成的极端思维模式、利己和金钱至上的陈腐思想观念，提供了先进价值理念的鲜明时代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的理念。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所以“自然之天”是道家的“天”，即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而“仁义之天”是儒家的“天”，主张以仁爱之心爱他人，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天人合一”之“天”主要包括“五义”，“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②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中国哲学各流派和历代思想家的论述和认识各有不同，但各种观点都强调遵循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规律，都推崇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些具有深厚自然生态意识的生态保护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6]“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7]“和谐共生”是自然赋予生命万物的生存本能和共同遵守的生存法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遵循这一理念，坚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像敬畏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生态环境，构筑绿色美丽、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约因素
霸权主义的阻碍
在国际交往中，霸权主义将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控制与干涉，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权政治则是霸权主义作用在现实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要产物，主要表现为无视国际交往中的道义、法律、民主等原则，利用所谓的“民主”“人权”干涉他国内政，试图由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宰全球事务，用各种手段建立和维持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国际秩序。强权政治的主要变种是对发展中国家无端发起经济制裁、技术限制、人权外交等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权国家，固执“美国利益至上”狭隘理念，动辄以“退群”相威胁，对中国的发展抱持敌视态度、陷入冷战思维，通过制裁、围堵等恶劣手段来破坏和遏制中国发展，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博弈，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散播种族歧视谬论，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这说明致力于推进平等交往、包容发展、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霸权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严重威胁，对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国际关系平等交往原则共识带来严重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超级大国和少数几个国家联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裁、专制和蛮横，是当前国际关系敌对冲突甚至发生战争灾难的主要根源。习近平多次强调反对冷战思维、单边主义，反对零和博弈。他鲜明主张：世界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自我选择发展道路与模式，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之间平等互助，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共享安全保障，共同应对挑战，反对单打独斗和崇尚武力，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经济强权的控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倡导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共同利益，使得一些既得利益的国家难以接受。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积聚的经济实力，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长期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凭借“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暴力”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谋取不公正、不合理的霸权利益。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便凭空想象捏造并持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威逼利诱论”等随意污名化中国的不实论断。他们肆意扭曲诬蔑“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翻版，并大肆宣扬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目的是要统治世界人民。他们相互串通勾结、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和国际道义原则，制定各种阴暗战略和抵制破坏政策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挑动南海冲突，就反映了一种狭隘的“修昔底德心态”。
由于经济强权的控制，一部分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西方某些国家言论和行为参与附和，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现出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以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难以被部分国家和地区接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各种无形的阻碍。
不同价值观的隔阂
西方某些国家长期抱守“西方中心论”，对西方模式抱有强烈的优越感并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长期以贬低打压非西方文明来渲染西方文明，自满地将其模式化、高大化、神圣化，并自我衍生推导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二元论”的伪命题。全球“抗疫”中，疫情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各国应当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承担起疫情防控的应尽责任，但某些天天声称“自由平等”的国家将与中国的合作协同抗疫扭曲丑化成“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对华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明、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逻辑，实在是荒诞不经、令人不齿。 中国强调和谐发展，与人交往上讲求以和为贵，讲求“利他”的精神，追求天、地、人的世界圆融和谐。西方文明是在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下运行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和”这一概念，其主流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装扮成所谓“普世价值”，并以“普世价值”的旗号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主导的价值观二元对立下的文化殖民化进程。因此，中西方价值观上的反差并非偶然的个别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须面对由西方价值观长期主导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文化生态演变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难以理解和积极响应“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模式”。
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6]也是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素。
三、发挥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的文化力量，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华文化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华文明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并对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的文化品格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越来越显现其可贵的文化力量，也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深厚的文化力量。
坚持文明互鉴，达到“美美与共”的新境界
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地区都有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自我选择的权利。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共存有着天然的合理性：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先进压制落后。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平等对等、多元多向，而非强制强迫、单一单向。平等和尊重可以产生机遇、创造财富，傲慢和偏见只会制造灾难、产生误解。
当今世界，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8]世界各个角落里那些已经发生过以及正在演绎着的文明交流的生动故事，都在用不争的事实证明：分歧不可避免地存在，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可经由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取长补短、美美与共，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新中国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在文明互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愿意将这一宝贵经验分享给世界，在推进构建一个更加平等交流、开放合作、包容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让世界达到“美美与共”的新境界。
坚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形成“融突和合”的新格局
“融突而和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新的“和合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长时段的高峰领先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为世界送去了中国风，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中国热潮。当下，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成效显著，世界范围内出现“中国热”，这正是推送中华文化良好契机。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盲目的，而应系统性地提升文化外交力，需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来加强各国文化沟通和交流。同时，在国家经济社会活动中，企业文化、商业项目和商品文化中都折射着中华文化理念与价值观，这些产品及活动正是让其他国家民众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的最好载体，更有利于用文化的力量促进各个国家达成基于经济共同体的利益共识。要在关涉全球利益的全球问题治理中树立全球治理的文化理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共识，增强中华文化融通力，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
坚持提升话语权，消除“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
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话语内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我国话语权在国际上虽有了一席之地，但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仍处于劣势，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的广泛深入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面对“西方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9]的被动局面，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
习近平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对西方话语的研究和借鉴，深入分析西方话语的语境，考察西方话语的价值立场，详细比较中西方话语的思维方式，实现中外两个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超越文明界别的关乎各国根本利益的普遍通识性的话语。我们要在这些议题上增强话语魅力，厚植话语根基，展现话语自信，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坚持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借他国之口宣传中国，改善中国形象，以此不断修正中国长期被“他塑”造成的形象偏差，促进民心相通，在与国际话语的交互传导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风格，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塑造成引领时代发展的国际主导型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空中楼阁，也非“中国专利”，其构建过程不是在国际秩序上另起炉灶，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轨迹趋势中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6]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传播责任重大。
关键词：中华文化;中国故事;冷战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125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20.05.006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命运相依，整个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共赢成为时代最强音，世界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但另一方面，国际关系正出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保护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全球化逆流泛起，网络安全、环境恶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爆发等全球性问题尚未解决，分配不公日益扩大，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世界和平发展呈现出复杂、易变、模糊等不确定性特征，二元对立文化长期存在，加剧了人类利益分歧甚至对抗，导致局部冲突不断。世界向何处去，是世界有识之士一直探讨的问题。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随后，他在多种重要场合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目标和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论述，其主要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2]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拍脑袋”产生的，它是由当今世界存在的现实问题引发的，来源于中华文明智慧的历史积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一、中华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形态纷繁多样，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富矿。习近平指出：優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大同世界”的理想
中国人历来尊崇“天下为公”，“讲求‘天下一家’，憧憬民胞物与、协和万邦 、天下大同，追求‘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1]太平天国曾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①的理想社会愿景，孙中山则提出构建“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以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世界”理想包含富足、安宁、平等、共享等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社会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的差异，坚持平等互助、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谐相处，以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为总路径，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顺应人类进步发展趋势，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弘扬了“和而不同”的包容观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也强调和推崇“合”。“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合”是结合、合作。“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征，一直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始终。“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文化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观表达了追求“人和、家和、国和、天下和”的美好憧憬。“和为贵”“和而不同”主张协商合作，而不是崇尚武力。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制度等不同，各个国家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文明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互鉴、文化互通、开放包容、长久共生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并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已经贮存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之中。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始终崇尚和平、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一律平等相待，坚决摒弃和抵制霸权主义、傲慢主义与中心主义，国家之间坚持不冲突、不对抗、不结盟，主张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战争与恐怖主义，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交流对话，相互消除误解，不断达成共识，坚持互赏互鉴，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建设开放包容的人类社会。 人类命運共同体思想践行了“义利相兼”的义利观
“义利相兼”是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品格。“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先秦时期众多思想家对义利有集中论述：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 ，“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七则》）;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的“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 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这些思想视“重义”为“君子”，“重利”为“小人”，在“利”与“义”的关系处理上，“义”和“利”具有统一性，“道义”优先于“私利”。这样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被历代中国人所接受，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
习近平在国际场合阐述外交立场时，多次运用古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中说·礼乐》）。他强调在对外交往中要秉承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原则，奉行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道义基础，为打破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外交思想所主导形成的极端思维模式、利己和金钱至上的陈腐思想观念，提供了先进价值理念的鲜明时代导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的理念。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所以“自然之天”是道家的“天”，即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而“仁义之天”是儒家的“天”，主张以仁爱之心爱他人，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天人合一”之“天”主要包括“五义”，“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②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中国哲学各流派和历代思想家的论述和认识各有不同，但各种观点都强调遵循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规律，都推崇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些具有深厚自然生态意识的生态保护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6]“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7]“和谐共生”是自然赋予生命万物的生存本能和共同遵守的生存法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遵循这一理念，坚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像敬畏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生态环境，构筑绿色美丽、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约因素
霸权主义的阻碍
在国际交往中，霸权主义将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控制与干涉，强迫别国接受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权政治则是霸权主义作用在现实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主要产物，主要表现为无视国际交往中的道义、法律、民主等原则，利用所谓的“民主”“人权”干涉他国内政，试图由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宰全球事务，用各种手段建立和维持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国际秩序。强权政治的主要变种是对发展中国家无端发起经济制裁、技术限制、人权外交等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权国家，固执“美国利益至上”狭隘理念，动辄以“退群”相威胁，对中国的发展抱持敌视态度、陷入冷战思维，通过制裁、围堵等恶劣手段来破坏和遏制中国发展，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博弈，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散播种族歧视谬论，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这说明致力于推进平等交往、包容发展、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霸权主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严重威胁，对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的国际关系平等交往原则共识带来严重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超级大国和少数几个国家联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裁、专制和蛮横，是当前国际关系敌对冲突甚至发生战争灾难的主要根源。习近平多次强调反对冷战思维、单边主义，反对零和博弈。他鲜明主张：世界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自我选择发展道路与模式，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之间平等互助，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共享安全保障，共同应对挑战，反对单打独斗和崇尚武力，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经济强权的控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倡导的整体意识、大局观念、共同利益，使得一些既得利益的国家难以接受。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积聚的经济实力，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长期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凭借“狐狸般的狡诈”“狮子般的暴力”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谋取不公正、不合理的霸权利益。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严重威胁，便凭空想象捏造并持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威逼利诱论”等随意污名化中国的不实论断。他们肆意扭曲诬蔑“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翻版，并大肆宣扬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目的是要统治世界人民。他们相互串通勾结、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和国际道义原则，制定各种阴暗战略和抵制破坏政策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挑动南海冲突，就反映了一种狭隘的“修昔底德心态”。
由于经济强权的控制，一部分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西方某些国家言论和行为参与附和，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现出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以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难以被部分国家和地区接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各种无形的阻碍。
不同价值观的隔阂
西方某些国家长期抱守“西方中心论”，对西方模式抱有强烈的优越感并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终极模式”，长期以贬低打压非西方文明来渲染西方文明，自满地将其模式化、高大化、神圣化，并自我衍生推导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二元论”的伪命题。全球“抗疫”中，疫情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各国应当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承担起疫情防控的应尽责任，但某些天天声称“自由平等”的国家将与中国的合作协同抗疫扭曲丑化成“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对华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明、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逻辑，实在是荒诞不经、令人不齿。 中国强调和谐发展，与人交往上讲求以和为贵，讲求“利他”的精神，追求天、地、人的世界圆融和谐。西方文明是在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下运行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和”这一概念，其主流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装扮成所谓“普世价值”，并以“普世价值”的旗号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主导的价值观二元对立下的文化殖民化进程。因此，中西方价值观上的反差并非偶然的个别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须面对由西方价值观长期主导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文化生态演变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国家难以理解和积极响应“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模式”。
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6]也是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因素。
三、发挥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的文化力量，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华文化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华文明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并对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化包容共生的文化品格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越来越显现其可贵的文化力量，也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深厚的文化力量。
坚持文明互鉴，达到“美美与共”的新境界
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地区都有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自我选择的权利。坚持“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共存有着天然的合理性：承认多元价值的合理性，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先进压制落后。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平等对等、多元多向，而非强制强迫、单一单向。平等和尊重可以产生机遇、创造财富，傲慢和偏见只会制造灾难、产生误解。
当今世界，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8]世界各个角落里那些已经发生过以及正在演绎着的文明交流的生动故事，都在用不争的事实证明：分歧不可避免地存在，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可经由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取长补短、美美与共，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新中国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就是在文明互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愿意将这一宝贵经验分享给世界，在推进构建一个更加平等交流、开放合作、包容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让世界达到“美美与共”的新境界。
坚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形成“融突和合”的新格局
“融突而和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新的“和合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长时段的高峰领先地位，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为世界送去了中国风，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中国热潮。当下，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成效显著，世界范围内出现“中国热”，这正是推送中华文化良好契机。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是盲目的，而应系统性地提升文化外交力，需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来加强各国文化沟通和交流。同时，在国家经济社会活动中，企业文化、商业项目和商品文化中都折射着中华文化理念与价值观，这些产品及活动正是让其他国家民众理解和欣赏中华文化的最好载体，更有利于用文化的力量促进各个国家达成基于经济共同体的利益共识。要在关涉全球利益的全球问题治理中树立全球治理的文化理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共识，增强中华文化融通力，促进民心相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
坚持提升话语权，消除“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
国际话语权是主权国家话语内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我国话语权在国际上虽有了一席之地，但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仍处于劣势，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的广泛深入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面对“西方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9]的被动局面，习近平指出：“要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
习近平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对西方话语的研究和借鉴，深入分析西方话语的语境，考察西方话语的价值立场，详细比较中西方话语的思维方式，实现中外两个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超越文明界别的关乎各国根本利益的普遍通识性的话语。我们要在这些议题上增强话语魅力，厚植话语根基，展现话语自信，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坚持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借他国之口宣传中国，改善中国形象，以此不断修正中国长期被“他塑”造成的形象偏差，促进民心相通，在与国际话语的交互传导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风格，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塑造成引领时代发展的国际主导型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空中楼阁，也非“中国专利”，其构建过程不是在国际秩序上另起炉灶，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轨迹趋势中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6]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传播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