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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化解过剩产能，除了要做好“规定动作”，地方政府还应重视“自选动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任务，去产能排在首位。
去产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控制新增产能，其中，化解产能过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何避免化解产能过剩中“计划经济”倾向？钢铁、煤炭回暖之下，去产能该走向何方？
针对以上问题，《支点》记者对话多位权威专家。
产能过剩，政企都有责任
《支点》：导致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稻葵：长期以来，中国往往在经济较热、增速较快时，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则强调稳增长、保就业。
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了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的冲击，但带来的问题是，一些过剩产能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秦尊文：我认为产能过剩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
一是地方发展理念的问题。
从经济结构来讲，没有必要再搞“大而全”“小而全”。但受“万事不求人”思想和“GDP至上”观念影响，不少地方仍尽量多上项目、打造所有工业门类以完善结构，结果导致产能过剩。
二是企业的非理性因素。
以钢铁为例，过去几年钢铁行业的周期性变化给大家一种错觉，觉得这次咬咬牙就能撑到赚钱那天。其实，我国钢铁产能已到达顶峰，类似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状况，如果到现在还不转型升级，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刘海民：国内钢厂的弊端，就是听到哪有铁矿石资源，就扎堆去建钢厂，于是造成了钢厂越建越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继而开始打价格战互相消耗。
过去，真正落实国家产能淘汰和结构调整政策的项目很少，即便是淘汰，也是拆掉小高炉，新建大高炉，这样下去，产能怎能不扩张呢？
《支点》：为什么称化解产能过剩关系到经济转型与长远发展？
劉海民：在过去，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大量存在。这些企业是过剩产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严重挤占正常企业的信贷、市场、原料、能源等资源。
养“僵尸企业”的典型案例，是西部地区一家大型钢铁公司。2011年，该钢铁公司搬迁新址后连年巨额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被ST戴帽，面临退市。但在2011-2016年的6年中，该公司累计获得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高达76.5亿元。因此，去除产能有利于形成公平市场环境，提高盈利水平，使企业有能力进行技术和产品开发。
《支点》：现在钢铁、煤炭价格已出现上升趋势，这两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基本面是否已有改变？
刘海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钢铁、煤炭价格开始反弹，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仍然没有改变，没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全行业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去产能。
应更多使用市场化手段
《支点》：目前，地方政府化解过剩产能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刘海民：在我看来，当前各地在去产能过程中，主要出了三类问题。
第一，产能大、任务多的地区，政府有时会把一些合法、盈利的企业列入去产能名单；第二，任务较少的地区，部分亏损大户、“僵尸企业”则没被列入；第三，有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能给企业以合理补偿。
比如华北地区一个地级市有家环保达标、利润率也不错的民营钢企被强制关闭，且补偿金一直没到位，这是违背法治化、市场化手段精神的。
削减产能不能只是一个数字，关键看削减按什么标准、执行能否落地，是否有更详细的惩罚措施，否则可能欲速不达或导致滥用行政权力。
李稻葵：当前，各地都将去产能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实行改革，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障碍。
《支点》：未来，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要形成怎样的长效机制？
刘海民：国家层面的长效机制主要是以下几点。
最主要也是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以及完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在环保排放方面，对不同企业应采取相同标准，严格监控。
同时，应限制并禁止财政补贴救助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把公共资金用于理顺产能退出通道，例如解决地方财政因企业关闭产生的收入缺口等。
对国有大型企业应重启内部改革，重视跨所有制、跨层级（如中央与地方国企）、跨省市兼并重组，强化利润导向，杜绝不计盈亏“亏着干”现象。
此外，要给民营钢企以公平市场地位，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它们加强自我约束，改进经营管理，把它们打造成钢铁行业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力军。
在各省市层面，要以环保是否达标为手段迫使一批产能退出，在用环保手段还不足以淘汰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市场化“指标交易”方法——仍生存的企业竞买指标，筹集资金给退出企业做补偿。
秦尊文：对于去产能，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依靠市场调节，政府有意识引导即可。
举个例子，在美国，当政府预判小麦产量按照现有面积会增长过快、冲击市场时，就会划定只长草、不种粮食的农田保护区，圈入部分会给农场补贴。
此外，很多行业可以跟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转移到海外去，利用当地巨大的市场需求，把已经固化的产能变成新的投资。
不同国家有不同需求，有些产品在国内是过剩的，但在国外是紧俏的。比如湖北黄石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走到海外在塔吉克斯坦建厂，填补了当地产业空白。
李稻葵：对地方政府而言，要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包括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在银行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等等。
此外，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如何合理分担；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确实难以偿还，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算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地方政府应加强“自选动作”
《支点》：未来，化解产能过剩的范围还会扩大吗？
吴传清：《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2016》讲到，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煤炭、化工、建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汽车。
目前，国家只针对钢铁、煤炭制订了化解产能过剩硬性任务，但可以预见，有一些产能利用率很低的、过剩产能比较严重的领域也会纳入去产能之中。
《支点》：下一阶段湖北化解产能过剩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吴传清：我建议，湖北在做去产能方案时，不仅要强化钢铁、煤炭方面的“规定动作”，还要重视其他“自选动作”。
所谓“自选动作”，就是结合地方特点，制定其他领域的化解任务。
其中，广东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时，除列入了钢铁、煤炭任务外，还将造船、水泥、造纸、平板玻璃等领域也列入计划之中。
而重庆，则将烟花炮竹、粮食库存、船舶、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小火电等也列入计划。
下一步，湖北应重点关注建材、有色金属、化工和家用电器等传统优势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在重点行业、高端产品及关键环节，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传统优势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秦尊文：近年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大量补贴，各地产能上得比较快，我担心这一领域是否会像光伏产业一样也会遇到产能过剩问题。
湖北可以考虑在高端化方面做文章，比如目前的新能源汽车一次充电只能跑300公里，那么湖北应鼓励生产、研发能跑500-800公里的高端产品。（支点杂志2017年7月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任务，去产能排在首位。
去产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控制新增产能，其中，化解产能过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何避免化解产能过剩中“计划经济”倾向？钢铁、煤炭回暖之下，去产能该走向何方？
针对以上问题，《支点》记者对话多位权威专家。
产能过剩，政企都有责任
《支点》：导致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稻葵：长期以来，中国往往在经济较热、增速较快时，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则强调稳增长、保就业。
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了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的冲击，但带来的问题是，一些过剩产能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秦尊文：我认为产能过剩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
一是地方发展理念的问题。
从经济结构来讲，没有必要再搞“大而全”“小而全”。但受“万事不求人”思想和“GDP至上”观念影响，不少地方仍尽量多上项目、打造所有工业门类以完善结构，结果导致产能过剩。
二是企业的非理性因素。
以钢铁为例，过去几年钢铁行业的周期性变化给大家一种错觉，觉得这次咬咬牙就能撑到赚钱那天。其实，我国钢铁产能已到达顶峰，类似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状况，如果到现在还不转型升级，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刘海民：国内钢厂的弊端，就是听到哪有铁矿石资源，就扎堆去建钢厂，于是造成了钢厂越建越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继而开始打价格战互相消耗。
过去，真正落实国家产能淘汰和结构调整政策的项目很少，即便是淘汰，也是拆掉小高炉，新建大高炉，这样下去，产能怎能不扩张呢？
《支点》：为什么称化解产能过剩关系到经济转型与长远发展？
劉海民：在过去，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大量存在。这些企业是过剩产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严重挤占正常企业的信贷、市场、原料、能源等资源。
养“僵尸企业”的典型案例，是西部地区一家大型钢铁公司。2011年，该钢铁公司搬迁新址后连年巨额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被ST戴帽，面临退市。但在2011-2016年的6年中，该公司累计获得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高达76.5亿元。因此，去除产能有利于形成公平市场环境，提高盈利水平，使企业有能力进行技术和产品开发。
《支点》：现在钢铁、煤炭价格已出现上升趋势，这两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基本面是否已有改变？
刘海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钢铁、煤炭价格开始反弹，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仍然没有改变，没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全行业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去产能。
应更多使用市场化手段
《支点》：目前，地方政府化解过剩产能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刘海民：在我看来，当前各地在去产能过程中，主要出了三类问题。
第一，产能大、任务多的地区，政府有时会把一些合法、盈利的企业列入去产能名单；第二，任务较少的地区，部分亏损大户、“僵尸企业”则没被列入；第三，有些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能给企业以合理补偿。
比如华北地区一个地级市有家环保达标、利润率也不错的民营钢企被强制关闭，且补偿金一直没到位，这是违背法治化、市场化手段精神的。
削减产能不能只是一个数字，关键看削减按什么标准、执行能否落地，是否有更详细的惩罚措施，否则可能欲速不达或导致滥用行政权力。
李稻葵：当前，各地都将去产能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实行改革，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障碍。
《支点》：未来，在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要形成怎样的长效机制？
刘海民：国家层面的长效机制主要是以下几点。
最主要也是最急迫的，是要严格环保监督执法，以及完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和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在环保排放方面，对不同企业应采取相同标准，严格监控。
同时，应限制并禁止财政补贴救助那些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把公共资金用于理顺产能退出通道，例如解决地方财政因企业关闭产生的收入缺口等。
对国有大型企业应重启内部改革，重视跨所有制、跨层级（如中央与地方国企）、跨省市兼并重组，强化利润导向，杜绝不计盈亏“亏着干”现象。
此外，要给民营钢企以公平市场地位，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它们加强自我约束，改进经营管理，把它们打造成钢铁行业最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力军。
在各省市层面，要以环保是否达标为手段迫使一批产能退出，在用环保手段还不足以淘汰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市场化“指标交易”方法——仍生存的企业竞买指标，筹集资金给退出企业做补偿。
秦尊文：对于去产能，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依靠市场调节，政府有意识引导即可。
举个例子，在美国，当政府预判小麦产量按照现有面积会增长过快、冲击市场时，就会划定只长草、不种粮食的农田保护区，圈入部分会给农场补贴。
此外，很多行业可以跟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转移到海外去，利用当地巨大的市场需求，把已经固化的产能变成新的投资。
不同国家有不同需求，有些产品在国内是过剩的，但在国外是紧俏的。比如湖北黄石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走到海外在塔吉克斯坦建厂，填补了当地产业空白。
李稻葵：对地方政府而言，要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包括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在银行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等等。
此外，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如何合理分担；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确实难以偿还，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算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地方政府应加强“自选动作”
《支点》：未来，化解产能过剩的范围还会扩大吗？
吴传清：《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2016》讲到，产能过剩行业包括钢铁、煤炭、化工、建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汽车。
目前，国家只针对钢铁、煤炭制订了化解产能过剩硬性任务，但可以预见，有一些产能利用率很低的、过剩产能比较严重的领域也会纳入去产能之中。
《支点》：下一阶段湖北化解产能过剩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吴传清：我建议，湖北在做去产能方案时，不仅要强化钢铁、煤炭方面的“规定动作”，还要重视其他“自选动作”。
所谓“自选动作”，就是结合地方特点，制定其他领域的化解任务。
其中，广东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时，除列入了钢铁、煤炭任务外，还将造船、水泥、造纸、平板玻璃等领域也列入计划之中。
而重庆，则将烟花炮竹、粮食库存、船舶、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小火电等也列入计划。
下一步，湖北应重点关注建材、有色金属、化工和家用电器等传统优势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在重点行业、高端产品及关键环节，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传统优势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拓展。
秦尊文：近年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大量补贴，各地产能上得比较快，我担心这一领域是否会像光伏产业一样也会遇到产能过剩问题。
湖北可以考虑在高端化方面做文章，比如目前的新能源汽车一次充电只能跑300公里，那么湖北应鼓励生产、研发能跑500-800公里的高端产品。（支点杂志2017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