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主任编辑）
　　人物简介：
　　康震，1970年生于陕西榆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百家讲坛》等节目担任讲师，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担任评委。
　　陈更，1992年生于陕西咸阳，北京大学工科博士，因在《中华好诗词》《中国诗词大会》上表现出色而受到关注。
　　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先生旅居美国，在纽约买了一套小公寓，终日沉迷写作，“发高烧40度写作，发热发到不倒下，好开心”。1989年至1994年，他为一群旅美的中国艺术家讲授世界文学史。有次上课，天气非常好，他一进门就对学生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以原谅。”那天回家，他写下诗作《杰克逊高地》：“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30多年后，20岁出头的北京大学学生陈更看到这句话，怦然心动。她说：“因为读过这样的诗，所以特别理解人生百态，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这种感觉就像把文字放进时空胶囊，把某种精神从一个时代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位老者转移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
　　“90后”的陈更如此，“70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也有同感。有时心情很差，他觉得痛苦与困难连绵不绝，体会了什么叫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有时坐在快艇上，心情又极好，真有些苏轼所说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一位是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拿生命抢答，玩各种秒杀”的才女，一位是“讲得了历史，说得出段子”的明星教授。在3月的北京，他们与《环球人物》进行了一次有关诗情画意的对谈，谈他们眼里的唐诗宋词，他们心中的传统文化。
　　两人所经历的时代不同，拥有的人生阅历不同，甚至连所学的专业都相隔十万八千里——康震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科男”，陈更是成天和机器人打交道的“工科女”。在诗词古文中，大叔遇上少女，这样的对话显得格外有趣。
　　《环球人物》：两位说说对彼此的印象吧？
　　陈更：康震老师是一位很可亲的学者，录节目时他会充分利用讲解的十几秒，把激情传递给观众。如果要我用一个形容词，应该是“可爱”，我奶奶快80岁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就喜欢听康老师说话。他很像苏轼，高情商、高才华。
　　康震：听到有人这样评价我很高兴，但我觉得自己离苏轼有十万八千里（笑）。在我印象里，陈更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年轻人，知识储备量很大。在《中国诗词大会》里经常因为没听完题抢答错误而扣分。北大的硕博连读，挺优秀的年轻人。
　　《环球人物》：两位是怎样与诗词结缘的呢？
　　陈更：我真正开始接触唐诗是在21岁。我一直和别人说我是三更半夜出生的所以叫陈更，但细想可能是我爸希望我重振家风吧——我们家以前是书香门第，后来没落了。所以我读大学前一直在“刷分”，直到研究生第一年才开始“大规模”看诗词，启蒙讀物是《蒋勋说唐诗》。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能让读者看到诗与生活的关系。我学的是自动化，整天和机器人打交道，读诗词被我当作给自己的犒赏，是休息和换脑子之用。
　　康震：我父母是大学老师，小时候家里啥都没有，就是书多，读书对于我而言就像现在的孩子沉迷手机游戏一样。真正喜欢诗词并开始研究应该是在高中，偶然读到了一些诗词故事，觉得里面的哲学、道理很吸引人。诗词不仅仅是美，它们还有着很丰富的生活内涵。我当大学老师也是因为喜欢读书，我觉得一个人能把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环球人物》：你们读书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陈更：我偏爱言情小说、温婉散文、煽情类散文，或者像刘震云那种风趣幽默类的。我基本抽出所有可能的时间看书，梳妆台上铺开一本书，然后拿着一瓶饮料压住页面，每天早上涂脸、梳头的时候看。我不允许自己一目十行，一定要做笔记，钱锺书先生说，“读书不做笔记、不思考，时间久了，大半就付之东风了”。如果一本书翻完脑子里空空如也，就会觉得失落和惆怅。
　　康震：除了上课和一些必要的行政工作之外，我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读书，每天至少保证两三个小时全力读——不是说那种鸡零狗碎的累计起来的时间，这个读书要有完整的时间。还有就是寒暑假的时间，集中力量来读书、写书和写文章。
　　《环球人物》：你们读诗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理解多深刻才叫读懂一首诗？
　　陈更：我读诗其实更注重情感的共鸣，不太追求考究学。我喜欢诗词里的意境，比方说孟浩然写“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讲一个人在日暮时抱着一张琴，站在茫茫山野里，像一首大地之歌，这种画面特别打动我。还有像李商隐《题僧壁》，“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感觉时间被无限延长，钟声“Duang Duang”地在空寂回响，我心也就不那么浮躁了。
　　康震：我们作为研究者，读诗就不仅仅是审美的角度了，而是要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思想、人格、风范，还有他和别人的交往，他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陈更：我记得节目里康教授说过柳宗元的诗，让我对读诗的精细程度有了新的认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天地间什么都没有，一个老头在那儿“钓雪”，其实表现的是柳宗元的绝望，他被贬后全家老小住在寺庙，老母亲去世。听完康老师说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心疼柳宗元。
　　康震：我也是慢慢理解了这首诗。以前就觉得画面很美，一定是作者虚构的美好世界，但读了大量柳宗元的作品后，才知道怎么可能。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被贬到了湖南永州，哪里来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美？看的东西多了，人的阅历丰富了，对诗的理解深度也就不一样了。
　　《环球人物》：每日与诗词相处，会对人的性格产生什么影响？
　　康震：严格来讲，恰恰是因为我的性格，我才能和诗词接近。我们陕西历史积淀深厚，人的性格又比较豪放、厚重，这些特点让我比较容易接近诗歌。而这些诗人往往也是大学问家，天天读他们的作品，理解传统文化，就会生出敬畏之心。所以古典诗词和古代散文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让人变得率真，二是让人变得持重。 　　陈更：我也是陕西人（笑）。我们咸阳虽然古城的痕迹已经很少了，但是写诗词、写书法、好古的人很多。诗词对我的影响主要是面对挫折时的哲学。国家不幸诗家幸，大多诗人都是命运坎坷的，你看苏轼巢倾卵破时还能写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我能体会到他对于“做自己”的坚持。我小时候很自卑，从农村进入城市读中学，又从小城市到了上海同济读大学，现在在北大读书，常常会对自己有怀疑。但读到那样的诗句后就明白，面对人生的坎坷，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干净。
　　《环球人物》：现在《中国诗词大会》火了，《朗读者》火了，大家对于文化类节目有了空前的热情，这种热情有多少能转化为行动？
　　康震：中国青少年2亿多，只要有10%的人对诗词产生兴趣，就很好了。况且我觉得这个行动力不一定是读诗念词，而是对傳统文化的关注。周末给爸妈打电话，过年过节回家看望爸妈，这些都是行动。这些行动比念诗更实际也更有用。
　　陈更：能不能转化为行动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大家意识到了古典之美、诗词之美。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诗词当成必需品，而是当成爱好更好。诗词于我而言就是课外读物，我常在手机上用App刷诗，有一次刷到陆游的“驿路梨花处处开”，马上就热血沸腾。他听到捷报传来，特别得意，骄傲地对敌人说，“你们还想霸占中原千年，我让你们一天就回去！”那是何等气魄！
　　《环球人物》：你们觉得两代人对诗词的感情会有不一样吗？
　　陈更：我觉得，上一辈人好像一直在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见面都讨论“我对于诗词怎么怎么看”，诗词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小众的事儿。但现在我们这一代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关注传统诗词了，我希望明年诗词就不小众了。
　　康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年轻人的说法，其实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代代相传的，否则无法解释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屹立不倒。我们的父辈温饱没有解决，但他们照样孝顺父母，生活再困难也供孩子读书。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办节目，但这种思想、根底和土壤从来没有消失。
　　陈更：对，我觉得诗更广阔的延展是中国人的根和精神。你读它的时候会变得情感充沛，对父母淡漠的感情可以活起来，那些萎靡的上进心也可以活起来。像北岛说的，诗其实都像核裂变一样，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穿越几千年。
　　康震：就我观察，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诗比我们这一代更执着、更热爱。我们那个时代，因为刚刚改革开放，所以对一些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现在的孩子眼界更开阔了，能够经常出去体验，和国内相比较，他们就会更深刻感觉到自己传统文化的优秀所在。所以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反而比我们更加理性、更加深沉，也可能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