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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6日上午，我受邀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在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启功遗墨展》开幕式。我认真地观看了启老的每件展品，还两次去世纪坛分展馆欣赏了启老的墨宝。回到阜阳，几天来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与启老在一起“共患难”的往事油然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与启老的患难因缘颇有些传奇色彩。1965年我一个农民的孩子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1966年底因为为北京农大附中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鸣不平，在本班同学敦进甜写的《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上署名，支持伊、涤批评林彪1966年9月6日在军事院校讲话中的“顶峰论”，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北京监狱。半年后出狱回校，与当时“反动学术权威”启功等曾在一块劳动改造。1969年我回班接受群众监督，中文系的“牛鬼蛇神”也被分到各班接受群众监督，恰巧启功分到我们班（当时称一连二排），因此有缘与启老朝夕相处了一年多。
我自幼喜欢毛笔字，小学、中学时为学校誊写专栏，高中时参加过校方举办的师生书法展。1969年探家时，我求得阜阳名家的一些墨宝，用图钉钉在我床头上欣赏。可能是这个在当时少见的举动，使启先生发现我对书法的兴趣，所以他常借机到我宿舍来叙话。我已闻名启先生是中国一流的书法家，心下十分仰慕，故而每次见启先生到我的宿舍，我都欣喜不已，请先生坐，给先生倒开水，气氛十分和谐。那时，启先生是群众监督对象，革命“左派”皆直呼其名，叫他干这干那，似乎这样才表明自己与“牛鬼蛇神”划清了界线。我当时是打破头不怕扇子掮，心想你们反正把我看成黑的了，我再在黑堆里打打滚又怎么样呢！何况我是打心眼里敬佩、崇拜他们呢！也许就是我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赢得了启先生的好感和认同，使我们之间的情感亲切起来。没想到的是，从此先生把我领进了书法的艺术天地。
1969年秋的一天，启先生第一次在我宿舍（西北楼106室）给我讲书法。他说，写字最讲究的是字的结构，或说间架。他拿起学生抄大字报的笔，问我家是哪里的，我说安徽行流集，他给我作示范，写了安徽行流四个字。并说，汉字除少数字如口、国等外，绝大多数字形呈正△或倒▽，这样写出来才好看。又说，赵孟頫讲用笔第一，结构其次。我的观点是结构第一，用笔其次。比如“安”字，我同时写两个，一个宝盖头小，一个宝盖头大，说罢两个“安”字写就，然后说，用笔是一样的，都是我认真写的，你说哪个好看？我答说当然是宝盖头小的好看。启老说，写出的字好看与否，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你看受检阅的士兵，一个个立正站直，抬头挺胸，多精神啊，如果弓着腰歪着身子，那就难看了。字也要像人一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就要求写者研究字的结构，笔画的长短和位置的高低。这些箴言让我受用一生。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些字老是写不好，这就说明你对这些字的结构没有吃透。我常常惊叹启先生笔下的字，字字得体稳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个个神采飞扬，如龙振动，似花烂漫。
1970年夏的一天，还是在西北楼106我的宿舍里，启先生和我聊书法，他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王羲之是书圣，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也有中国人不知道或没说出的事实是，后来人有不少是超过王羲之的，如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以后的赵孟頫、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艺术均有超过王羲之之处，但中国要打书法的旗号，还是要打王羲之。这石破天惊之语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在此之前，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现在想想启老40多年前的说法，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辩证地看待古人，不必妄自菲薄、迷信古人；激励后人要超越前人，也是可以超越前人的。
1970年寒冷的冬季，我和敦进甜同学迎着凛冽的北风，在北海公园的亭柱上拓乾隆的字，拿回宿舍请启先生过目，启先生一一作了点评。第二天启先生避开“左派”耳目，偷偷送我一些散页字帖，并跟我说，学习书法多临帖，不要单一地临某家，要博采众家之长，譬如人吃饭吃菜，不能吃单一的饭菜，鸡鱼肉蛋是好，老吃这些，不吃萝卜白菜豆芽黄瓜，也会吃出毛病的。对胃口的多吃些，不对胃口的少吃些，临帖也是这个道理，喜欢的帖多临，不喜欢的帖也可一临，就如吃东两一样，不伤胃就有益处。以后才知道，这是启先生的经验之谈，甘苦之言。
1972年初，我分回家乡在阜阳县农村中学任教，或给启老写信求教，或晋京面聆教诲，启老的教导让我一生受益。更难忘的是，恩师为我的书作展、书法选多次题签，这是多大的鼓励呀！多年来，先生赠我墨宝近百件，1976年我在宁老庄中学任教时，先生一次给我寄了十一件作品。1978年北京师大中文系为我平反，借此机会我和敦进甜等三人到小乘巷86号拜望先生，先生那天“三开箱”为我们挥毫书写，并执意邀我们与他在饭店共进晚餐。启老虽驾鹤两行已七年多了，但他的音容会永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教诲已铭刻在我的心田上。
“文革”中我是不幸的，身陷囹圄，受尽煎熬；但因祸得福，患难中有缘认识了恩师启功先生，我又是幸运的。我的人生因此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认识启老，我才能在书法的艺苑里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纸短情长，浩荡师恩实在让我用语言和文字所难以表达啊！
我与启老的患难因缘颇有些传奇色彩。1965年我一个农民的孩子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1966年底因为为北京农大附中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鸣不平，在本班同学敦进甜写的《也致林彪同志一封公开信》上署名，支持伊、涤批评林彪1966年9月6日在军事院校讲话中的“顶峰论”，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北京监狱。半年后出狱回校，与当时“反动学术权威”启功等曾在一块劳动改造。1969年我回班接受群众监督，中文系的“牛鬼蛇神”也被分到各班接受群众监督，恰巧启功分到我们班（当时称一连二排），因此有缘与启老朝夕相处了一年多。
我自幼喜欢毛笔字，小学、中学时为学校誊写专栏，高中时参加过校方举办的师生书法展。1969年探家时，我求得阜阳名家的一些墨宝，用图钉钉在我床头上欣赏。可能是这个在当时少见的举动，使启先生发现我对书法的兴趣，所以他常借机到我宿舍来叙话。我已闻名启先生是中国一流的书法家，心下十分仰慕，故而每次见启先生到我的宿舍，我都欣喜不已，请先生坐，给先生倒开水，气氛十分和谐。那时，启先生是群众监督对象，革命“左派”皆直呼其名，叫他干这干那，似乎这样才表明自己与“牛鬼蛇神”划清了界线。我当时是打破头不怕扇子掮，心想你们反正把我看成黑的了，我再在黑堆里打打滚又怎么样呢！何况我是打心眼里敬佩、崇拜他们呢！也许就是我这种宠辱不惊的态度，赢得了启先生的好感和认同，使我们之间的情感亲切起来。没想到的是，从此先生把我领进了书法的艺术天地。
1969年秋的一天，启先生第一次在我宿舍（西北楼106室）给我讲书法。他说，写字最讲究的是字的结构，或说间架。他拿起学生抄大字报的笔，问我家是哪里的，我说安徽行流集，他给我作示范，写了安徽行流四个字。并说，汉字除少数字如口、国等外，绝大多数字形呈正△或倒▽，这样写出来才好看。又说，赵孟頫讲用笔第一，结构其次。我的观点是结构第一，用笔其次。比如“安”字，我同时写两个，一个宝盖头小，一个宝盖头大，说罢两个“安”字写就，然后说，用笔是一样的，都是我认真写的，你说哪个好看？我答说当然是宝盖头小的好看。启老说，写出的字好看与否，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你看受检阅的士兵，一个个立正站直，抬头挺胸，多精神啊，如果弓着腰歪着身子，那就难看了。字也要像人一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就要求写者研究字的结构，笔画的长短和位置的高低。这些箴言让我受用一生。每个人可能都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些字老是写不好，这就说明你对这些字的结构没有吃透。我常常惊叹启先生笔下的字，字字得体稳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个个神采飞扬，如龙振动，似花烂漫。
1970年夏的一天，还是在西北楼106我的宿舍里，启先生和我聊书法，他的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王羲之是书圣，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也有中国人不知道或没说出的事实是，后来人有不少是超过王羲之的，如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以后的赵孟頫、董其昌等等，他们的书法艺术均有超过王羲之之处，但中国要打书法的旗号，还是要打王羲之。这石破天惊之语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在此之前，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现在想想启老40多年前的说法，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辩证地看待古人，不必妄自菲薄、迷信古人；激励后人要超越前人，也是可以超越前人的。
1970年寒冷的冬季，我和敦进甜同学迎着凛冽的北风，在北海公园的亭柱上拓乾隆的字，拿回宿舍请启先生过目，启先生一一作了点评。第二天启先生避开“左派”耳目，偷偷送我一些散页字帖，并跟我说，学习书法多临帖，不要单一地临某家，要博采众家之长，譬如人吃饭吃菜，不能吃单一的饭菜，鸡鱼肉蛋是好，老吃这些，不吃萝卜白菜豆芽黄瓜，也会吃出毛病的。对胃口的多吃些，不对胃口的少吃些，临帖也是这个道理，喜欢的帖多临，不喜欢的帖也可一临，就如吃东两一样，不伤胃就有益处。以后才知道，这是启先生的经验之谈，甘苦之言。
1972年初，我分回家乡在阜阳县农村中学任教，或给启老写信求教，或晋京面聆教诲，启老的教导让我一生受益。更难忘的是，恩师为我的书作展、书法选多次题签，这是多大的鼓励呀！多年来，先生赠我墨宝近百件，1976年我在宁老庄中学任教时，先生一次给我寄了十一件作品。1978年北京师大中文系为我平反，借此机会我和敦进甜等三人到小乘巷86号拜望先生，先生那天“三开箱”为我们挥毫书写，并执意邀我们与他在饭店共进晚餐。启老虽驾鹤两行已七年多了，但他的音容会永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教诲已铭刻在我的心田上。
“文革”中我是不幸的，身陷囹圄，受尽煎熬；但因祸得福，患难中有缘认识了恩师启功先生，我又是幸运的。我的人生因此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认识启老，我才能在书法的艺苑里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纸短情长，浩荡师恩实在让我用语言和文字所难以表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