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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声应气求的挚友
陈吕，湖南浏阳人，1894年出生于广西梧州，8岁随父母回到故乡，17岁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翌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
1914年春，毛泽东来到一师。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英姿勃发的进取精神以及他不平凡的才具、胆略，陈昌非常敬佩。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成为声应气求的挚友。他们时或同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家中讲求治学或为人处世之道;或时聚于岳麓山畔、爱晚亭中，纵论天下大事，臧否人物。毛泽东纵横捭阖的雄论和深刻精辟的见解，使陈昌受益甚多。
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图谋恢复帝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圈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侵略;湖南则处于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的黑暗统治之下。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等志士满怀忧愤。中国如何能富强起来？如何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他们对明末乃至近代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家学说，无不网罗，认真研读，从中撷取有益的东西。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他们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跨进一步。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各地所谓劝进声中宣布次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定于元旦正式即皇帝位。《中共党史人物传·陈吕》载，1915年12月31日，陈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日记：“今日是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乃共和之末日。今日可恋，今日可悲。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上帝王徽。”袁世凯在称帝前后，为了装潢门面，玩弄所谓收揽名流的把戏。一时反动官僚政客、无耻文人争相趋附，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变节在袁世凯的帐下。陈吕对此非常鄙视，写下“处乱世，贵独善其身”的誓言。
为“以待有时”，陈昌认真读书、锻炼身体。据《中共党史人物传·陈吕》，他在1916年5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非有强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体育先焉，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攻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这一时期，陈昌读了不少书，特别认真研读《通鉴辑览》。他每天去“北溪草堂读书，朝去暮归……自朝至昃，未尝释卷，夜辄近三更”。他还写不少抒发爱国情怀的诗，如“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枕一戈？”“唯有强权是自豪，兴邦雪耻在吾曹。挥戈直渡朝鲜峡，爱围头颅等弁毛。”
1916年，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同：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结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对学生进行爱困主义教育。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此后的中国军阀割据。面对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混乱局面，陈昌偶尔也感到悲观失望，“愧无击楫匡时略，极目遥天空白悲”。所幸他有毛泽东这位良师益友，他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只要一接到润之兄的信，心情就会立刻开朗起来。
與毛泽东的思想十分契合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新民学会。陈昌成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早在两年前，毛泽东就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联合许多有为的、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的青年，共同奋斗，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暑假后，毛泽东发出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征友启事，这一征友活动的联系人便是陈昌。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也在长沙城门口和通衢要道上张贴出来，一位女校校长收到这张启事，怀疑征友者是想藉此找女学生谈恋爱，于是按启事上所写联系人的姓名地址，来到一师附小找到陈昌。经陈昌再三解释，说明二十八画生是一位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青年，女校长方放心而去。
这种征友方式，效果并不很理想，毛泽东转而考虑组织团体。他和他的朋友一一其中有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陈昌等约15人，经过为时两年、上百次的讨论，终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1917年决定发起组织学会，取名“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陈昌是这个核心的重要骨干之一。学会曾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困运动、驱张运动（“张”指张敬尧）、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新民学会会员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为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但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和学会的巩同与发展，希望陈昌留在长沙。从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商之于他。蔡和森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表示，希望毛泽东在湖南时，陈昌不要外出，留在长沙办小学。陈昌听从他们的意见，放弃自己的出国计划，直到1925年底，他始终坚守教育这块阵地，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会员分散到各地后，为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讯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通讯按内容编印成册，发给会员和少数读者阅读，对其中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在会员中间用通讯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如一面旗帜，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一步，逐渐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研究会成员的陈昌，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得到进一步转化。1921年1月I日至5日，新民学会会员关于学会宗旨的讨论，则是陈昌重大思想变化的标志。 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蔡和森主持下，在蒙达尼连开5天会，就会务方针展开热烈辩论。对会务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家基本同意，但在革命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一种意见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另一种意见以肖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以俄式一一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
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决定邀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上述问题。会上，毛泽东批判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社会政策，认为这些都是办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昌赞成毛泽东的见解，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以前单从贫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
和毛泽东一起传播新文化
1920年7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开展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国语注音回来，在一师附小教书兼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同住在天鹅塘青山裥一所房屋内，还有两位教员也住在那里。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称毛秉琴为大姐，陈昌女儿称毛泽东为舅舅，相处如同家人。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文化书社，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到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散发。毛泽东知道后，特地送了一副梨木刻版。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如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开辟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劳动生产。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竖立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亲率学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原是一片荒地，乱石堆积，杂草丛生，遇有雨雪，泥泞难行。陈昌率领学生修筑一条环校马路，自编一支修路歌，教同学们边劳动边唱：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大家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等先后来校执教。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同学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对提高同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一定的影響。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1923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金江高小同学曾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积极参加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等。
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组建浏西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陈吕等还把浏阳在省城读书的数百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浏阳驻省同学会，创办《浏阳旬刊》，由陈昌等担任首届主编。《浏阳旬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以驻省学友和小学教师为对象，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马列主义介绍、学术讨论及文艺小品等，曾经转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及李维汉纪念俄困十月革命的演讲词等。由于刊物反映时代精神，不仅为浏阳驻省同学和小学教师所欢迎，且销到醴陵、平江等县。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另委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黄甫生被迫辞职。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也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1923年，陈昌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长沙，他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锡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领导下，重新组建湘江中学，陈吕积极参加筹办工作。首先成立湘江学会（即校董会），毛泽东（名誉校董）、李维汉、何叔衡、陈昌等12人为校董，当时，经费极为困难，校董每人出洋50元，凑合补习学校剩余之款，作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橱书连同书橱一起捐赠给学校。
和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性质一样，湘江中学主要任务是培训革命干部，1924年增设农村师范，为农民运动准备干部。因此，它除了一般文化课，更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当时，赵恒惕有所谓“四斩令（即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新，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派军警特务日夜在学校周围侦查，陈昌就住在湘江中学校内，但他毫无惧色，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革命一定会成功，
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1926年夏，中共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几山矿，重建中共党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的水口山矿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矿，有3000多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1922年，共产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水口山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困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更加凶残地摧残水口山工人运动，派军队一营进驻水口山，封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1000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追离开水口山，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吕等来到水口山后，首先重建中共党组织，着手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1922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矿局当局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收买工贼朱科益、戴子，组织所谓“同乐会”与工会相对抗，同时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陈吕等在群众中的威信。陈吕、刘汉之等领导全矿工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他们的工贼面日。继之，矿局当局又指使朱科益等率领一批歹徒手持钢钎、斧头至陈昌住处，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成立工会，胁迫陈吕等离开，甚至派人暗杀陈吕等。但暗杀者被在暗中保护的工人秘密组织的义勇队拿获，押送至正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处理。由于工人的坚决斗争和革命形势所迫，矿局当局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三十八条，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斗争。10月l3日，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12月1日，在湖南区委领导下，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应邀参加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
此后，陈昌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轰轰烈烈地展开减租减息退押、阻运禁柴，打击团防，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运动，实现“一切政权归农会”。凡是成立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中共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同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矿区工人和18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全部参加。公审开始，农民争先恐后上台控诉两犯罪行，当陈昌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两犯死刑时，全场掌声雷动。
1927年5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同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5月21日，反动军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网网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数被摧毁，中共党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极度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后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其间，他一面设法寻找组织一面读书，有时作诗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如1928年除夕有感：“壮志未酬身尚健，豺狼当道志弥坚。鸡鸣起舞迎新岁，披衣秉剑划长天。”
1928年春，陈昌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曾在一所湖南人辦的群治大学教书作为掩护，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这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李季庸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被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敌人用尽种种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共产党的秘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又把陈昌爱人毛秉琴找来，企图软化他，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3个女儿继承父志。
两个多月过去，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1930年2月23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外。临刑时，陈昌奋然高呼：“革命一定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毛泽东对陈昌家属非常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困成立后曾多次亲笔写信给陈昌的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还从自己的工资中寄数百元给她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
陈吕，湖南浏阳人，1894年出生于广西梧州，8岁随父母回到故乡，17岁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翌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
1914年春，毛泽东来到一师。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英姿勃发的进取精神以及他不平凡的才具、胆略，陈昌非常敬佩。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成为声应气求的挚友。他们时或同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家中讲求治学或为人处世之道;或时聚于岳麓山畔、爱晚亭中，纵论天下大事，臧否人物。毛泽东纵横捭阖的雄论和深刻精辟的见解，使陈昌受益甚多。
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图谋恢复帝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圈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侵略;湖南则处于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的黑暗统治之下。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等志士满怀忧愤。中国如何能富强起来？如何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他们对明末乃至近代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家学说，无不网罗，认真研读，从中撷取有益的东西。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他们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跨进一步。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各地所谓劝进声中宣布次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定于元旦正式即皇帝位。《中共党史人物传·陈吕》载，1915年12月31日，陈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日记：“今日是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乃共和之末日。今日可恋，今日可悲。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上帝王徽。”袁世凯在称帝前后，为了装潢门面，玩弄所谓收揽名流的把戏。一时反动官僚政客、无耻文人争相趋附，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变节在袁世凯的帐下。陈吕对此非常鄙视，写下“处乱世，贵独善其身”的誓言。
为“以待有时”，陈昌认真读书、锻炼身体。据《中共党史人物传·陈吕》，他在1916年5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非有强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体育先焉，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攻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这一时期，陈昌读了不少书，特别认真研读《通鉴辑览》。他每天去“北溪草堂读书，朝去暮归……自朝至昃，未尝释卷，夜辄近三更”。他还写不少抒发爱国情怀的诗，如“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枕一戈？”“唯有强权是自豪，兴邦雪耻在吾曹。挥戈直渡朝鲜峡，爱围头颅等弁毛。”
1916年，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同：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结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对学生进行爱困主义教育。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此后的中国军阀割据。面对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混乱局面，陈昌偶尔也感到悲观失望，“愧无击楫匡时略，极目遥天空白悲”。所幸他有毛泽东这位良师益友，他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只要一接到润之兄的信，心情就会立刻开朗起来。
與毛泽东的思想十分契合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新民学会。陈昌成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
早在两年前，毛泽东就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联合许多有为的、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的青年，共同奋斗，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暑假后，毛泽东发出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征友启事，这一征友活动的联系人便是陈昌。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也在长沙城门口和通衢要道上张贴出来，一位女校校长收到这张启事，怀疑征友者是想藉此找女学生谈恋爱，于是按启事上所写联系人的姓名地址，来到一师附小找到陈昌。经陈昌再三解释，说明二十八画生是一位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青年，女校长方放心而去。
这种征友方式，效果并不很理想，毛泽东转而考虑组织团体。他和他的朋友一一其中有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陈昌等约15人，经过为时两年、上百次的讨论，终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1917年决定发起组织学会，取名“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陈昌是这个核心的重要骨干之一。学会曾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困运动、驱张运动（“张”指张敬尧）、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新民学会会员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
为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但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和学会的巩同与发展，希望陈昌留在长沙。从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商之于他。蔡和森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表示，希望毛泽东在湖南时，陈昌不要外出，留在长沙办小学。陈昌听从他们的意见，放弃自己的出国计划，直到1925年底，他始终坚守教育这块阵地，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会员分散到各地后，为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讯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通讯按内容编印成册，发给会员和少数读者阅读，对其中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在会员中间用通讯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如一面旗帜，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一步，逐渐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研究会成员的陈昌，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得到进一步转化。1921年1月I日至5日，新民学会会员关于学会宗旨的讨论，则是陈昌重大思想变化的标志。 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蔡和森主持下，在蒙达尼连开5天会，就会务方针展开热烈辩论。对会务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家基本同意，但在革命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一种意见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另一种意见以肖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以俄式一一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
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决定邀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上述问题。会上，毛泽东批判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社会政策，认为这些都是办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昌赞成毛泽东的见解，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以前单从贫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
和毛泽东一起传播新文化
1920年7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开展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国语注音回来，在一师附小教书兼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同住在天鹅塘青山裥一所房屋内，还有两位教员也住在那里。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称毛秉琴为大姐，陈昌女儿称毛泽东为舅舅，相处如同家人。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文化书社，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到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散发。毛泽东知道后，特地送了一副梨木刻版。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如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开辟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劳动生产。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竖立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亲率学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原是一片荒地，乱石堆积，杂草丛生，遇有雨雪，泥泞难行。陈昌率领学生修筑一条环校马路，自编一支修路歌，教同学们边劳动边唱：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大家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等先后来校执教。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同学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对提高同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一定的影響。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1923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金江高小同学曾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积极参加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等。
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组建浏西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陈吕等还把浏阳在省城读书的数百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浏阳驻省同学会，创办《浏阳旬刊》，由陈昌等担任首届主编。《浏阳旬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以驻省学友和小学教师为对象，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马列主义介绍、学术讨论及文艺小品等，曾经转载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及李维汉纪念俄困十月革命的演讲词等。由于刊物反映时代精神，不仅为浏阳驻省同学和小学教师所欢迎，且销到醴陵、平江等县。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另委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黄甫生被迫辞职。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也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1923年，陈昌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长沙，他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锡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领导下，重新组建湘江中学，陈吕积极参加筹办工作。首先成立湘江学会（即校董会），毛泽东（名誉校董）、李维汉、何叔衡、陈昌等12人为校董，当时，经费极为困难，校董每人出洋50元，凑合补习学校剩余之款，作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橱书连同书橱一起捐赠给学校。
和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性质一样，湘江中学主要任务是培训革命干部，1924年增设农村师范，为农民运动准备干部。因此，它除了一般文化课，更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当时，赵恒惕有所谓“四斩令（即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新，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派军警特务日夜在学校周围侦查，陈昌就住在湘江中学校内，但他毫无惧色，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革命一定会成功，
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1926年夏，中共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几山矿，重建中共党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的水口山矿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矿，有3000多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1922年，共产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水口山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困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更加凶残地摧残水口山工人运动，派军队一营进驻水口山，封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1000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追离开水口山，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吕等来到水口山后，首先重建中共党组织，着手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1922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矿局当局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收买工贼朱科益、戴子，组织所谓“同乐会”与工会相对抗，同时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陈吕等在群众中的威信。陈吕、刘汉之等领导全矿工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他们的工贼面日。继之，矿局当局又指使朱科益等率领一批歹徒手持钢钎、斧头至陈昌住处，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成立工会，胁迫陈吕等离开，甚至派人暗杀陈吕等。但暗杀者被在暗中保护的工人秘密组织的义勇队拿获，押送至正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处理。由于工人的坚决斗争和革命形势所迫，矿局当局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三十八条，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斗争。10月l3日，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12月1日，在湖南区委领导下，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应邀参加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
此后，陈昌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如轰轰烈烈地展开减租减息退押、阻运禁柴，打击团防，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运动，实现“一切政权归农会”。凡是成立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中共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同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矿区工人和18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全部参加。公审开始，农民争先恐后上台控诉两犯罪行，当陈昌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两犯死刑时，全场掌声雷动。
1927年5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同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5月21日，反动军官、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网网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数被摧毁，中共党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极度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后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其间，他一面设法寻找组织一面读书，有时作诗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如1928年除夕有感：“壮志未酬身尚健，豺狼当道志弥坚。鸡鸣起舞迎新岁，披衣秉剑划长天。”
1928年春，陈昌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曾在一所湖南人辦的群治大学教书作为掩护，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这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李季庸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被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敌人用尽种种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共产党的秘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又把陈昌爱人毛秉琴找来，企图软化他，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3个女儿继承父志。
两个多月过去，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1930年2月23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外。临刑时，陈昌奋然高呼：“革命一定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
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毛泽东对陈昌家属非常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困成立后曾多次亲笔写信给陈昌的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还从自己的工资中寄数百元给她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