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学家回顾二○○八年,会把它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有四个我们过去习以为常,或者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现存历史结构,在这一年都出现了转折,或者是结构松动。
这四个历史趋势,第一个是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所谓以美国为轴心的单极体系,里面包含着它对全球的安全结构、生产和贸易、金融和货币,还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支配地位。现在这个支配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松动,甚至是一个崩解的过程。这种崩解一个最清楚的表现,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三十六国元首的第一届高峰会,没有美国参加。所以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蒙罗总统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哭泣。这是美国后院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元霸权,正逐步走向崩解的过程。最近中国和韩国的换汇、日本和韩国的换汇,中国香港和内地很多的贸易以后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形势演变的可能性。
第二个历史趋势,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用亨廷顿的讲法,有第一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有第二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倒退。这意味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趋势开始反转。尤其在东亚,新兴民主化国家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倒退。我并不是说民主本身的倒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的理念还将是指导人类去思考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它的内涵、它的程序,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第三个历史趋势,我把它称为整个战后六十年的一个周期,现在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化,这个秩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是不是一个崩解性的危机,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未来即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慢慢复苏,它整个的指导国内经济制度的思想模式也会做出巨大调整。全世界会重新看待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四个历史趋势,我觉得是最深刻、最深层的,就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而且是在所谓全球的权力结构上,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将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而且有能力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话语权。这也意味着,过去的那种所谓一元的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一定会被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取代。
我所讲的四个大趋势,多少都跟中国的崛起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加速了这四个结构的弱化和颓势。举个例子,当中国参与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就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工业化国家跟以农业、天然资源为主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换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代表整个财富的分配,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重组,过去那种必须用高昂的代价去换取所谓稀有的、只有西方国家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不过,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地调试、学习,只有既经济增长,又能照顾到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不断改善、协调局部利益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与影响。
西方政制是将民治摆在第一位,而且基本假定,只要一个政治体制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序,就自然会导致民享的实质结果,甚至不必再去追究民享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了。西方观察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不具备西方国家典型的民治程序,却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面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们确实无法否认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最近几年也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局部的优越性。
未来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据自己的理论蓝图以及实际运作经验逐步改良,是否有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有一定合理性与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命题。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温铁军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张 静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
这四个历史趋势,第一个是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所谓以美国为轴心的单极体系,里面包含着它对全球的安全结构、生产和贸易、金融和货币,还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支配地位。现在这个支配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松动,甚至是一个崩解的过程。这种崩解一个最清楚的表现,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三十六国元首的第一届高峰会,没有美国参加。所以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蒙罗总统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哭泣。这是美国后院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元霸权,正逐步走向崩解的过程。最近中国和韩国的换汇、日本和韩国的换汇,中国香港和内地很多的贸易以后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形势演变的可能性。
第二个历史趋势,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用亨廷顿的讲法,有第一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有第二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倒退。这意味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趋势开始反转。尤其在东亚,新兴民主化国家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倒退。我并不是说民主本身的倒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的理念还将是指导人类去思考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它的内涵、它的程序,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第三个历史趋势,我把它称为整个战后六十年的一个周期,现在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化,这个秩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是不是一个崩解性的危机,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未来即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慢慢复苏,它整个的指导国内经济制度的思想模式也会做出巨大调整。全世界会重新看待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四个历史趋势,我觉得是最深刻、最深层的,就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而且是在所谓全球的权力结构上,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将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而且有能力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话语权。这也意味着,过去的那种所谓一元的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一定会被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取代。
我所讲的四个大趋势,多少都跟中国的崛起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加速了这四个结构的弱化和颓势。举个例子,当中国参与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就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工业化国家跟以农业、天然资源为主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换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代表整个财富的分配,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重组,过去那种必须用高昂的代价去换取所谓稀有的、只有西方国家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不过,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地调试、学习,只有既经济增长,又能照顾到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不断改善、协调局部利益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与影响。
西方政制是将民治摆在第一位,而且基本假定,只要一个政治体制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序,就自然会导致民享的实质结果,甚至不必再去追究民享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了。西方观察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不具备西方国家典型的民治程序,却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面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们确实无法否认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最近几年也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局部的优越性。
未来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据自己的理论蓝图以及实际运作经验逐步改良,是否有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有一定合理性与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命题。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温铁军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张 静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