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研究》，作为学术性期刊，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能够顽强地生存并阔步前行，历时30个春秋，出到100期，实属不易。我们只要与同类刊物横向比较一下就可以了然了：现在还有哪几家能坚持办下去的？30年来，经过主编和编辑的不懈努力，从半年刊到季刊，将32开本改为16开本，不断扩大容量，增添栏目，如今的《蒲松龄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学术期刊中的精品，成为蒲学研究的中心阵地，正引领蒲学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当此纪念时刻，值得人们额手称庆。
　　这里我想从往事说起。
　　南京师大曾有一个小刊物，即创刊于1972年的《文教资料》（刊名是由茅盾先生题写的），是一个学术资料性刊物。因为所披露资料比较少见，又产生在文化荒漠的“文革”时期，因此颇受学界珍爱。改革开放以后，被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刊物。凭借此刊，我们与国内外不少刊物多有交流，《蒲松龄研究》便是最为紧密的一家。1998年，《文教资料》荣获第三届江苏省期刊评优封面一等奖，设计者是我校的朱迎春先生。当时《蒲松龄研究》编辑部很欣赏这个封面的别致、大方，嘱我请朱迎春先生也为其设计新封面，我记得曾向编辑部寄去两份设计稿。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蒲松龄研究》与《文教资料》虽然同属学术性刊物，但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兴旺发达，一个半途而废。《文教资料》在出到257期之际的2002年，为了单位的“创收”，便改辙更张，放弃了办刊的宗旨，从此便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回顾这段历史，在徒增惋惜之情的同时，也更增加了我们对《蒲松龄研究》这个刊物中的佼佼者的敬慕。
　　30年来，承蒙编辑部的厚爱，从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惠寄赠阅，直到今年的98期，一期不缺，整齐地陈列在我的书橱中，心里十分珍惜。对于这样无功受禄，常常感到不安。几次要求出钱订阅，也曾寄出订费，都被婉拒。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些有关蒲学的重要活动，比如《聊斋》邮票设计座谈会、《山东省志·蒲松龄》卷的书稿评议等等，都邀我参加，使我得以聆听专家的高论，受益甚多。
　　经过长期的交往，我与蒲松龄纪念馆、研究所以及编辑部的许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去淄博，倍感亲切。纪念馆对蒲氏资料的收藏十分丰富，令人羡慕，我曾打算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认真查看资料，还准备带着学生一起去向当地的专家学者拜师求教，盛伟先生那时听说后还慨允届时由他作妥善安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成为平生的一件憾事。
　　那些年的交通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我每次从南京到淄博都是夜半到达，站台上灯光暗淡，人很少，总是杨海儒先生守候接站。海儒先生热情厚道，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现在我们还常互通信息，牵挂着对方的生活晚景。
　　编辑部的年轻一代常把我作知心朋友，向我诉说他们办刊的艰辛和未来的计划。刘玉湘先生新任副主编时，欣喜地告诉我，经他们向市领导多方争取，专门为刊物拨款，用以清欠过去多年积攒下的七、八万稿费。之外，办刊经费也增加了不少，加上大家的支持，对于办好刊物信心十足。玉湘君在来信中对我信任有加，特别希望我“多注意发现一些在蒲学方面有成就的新人，培养并不断扩大刊物的作者群”，“以保证稿源的质量从而保证刊物的质量”。为此，我曾推荐浙江德清市政协的朱睦卿先生，介绍他研究青柯亭刻本的成绩，受到了编辑部的重视。2005年9月，编辑部邀请睦卿出席了在江苏高邮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蒲学讨论会。
　　早在20年前，我就结识了年轻的王清平女士，此后刊物多是由她与我联系。每到年节，都会寄来贺卡，并亲笔写上问候、祝福，使我這个老人倍感温馨。
　　说不完的友情只能打住。借此机会，再说说我与蒲学的渊源关系。多年来，我虽然留意蒲学的进展，但未能专心致志地下功夫研究，读书不求甚解，作文浅尝辄止。说来惭愧，我接触《聊斋》为时很晚。1960年秋天，我考取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吴组缃先生和吴小如先生攻读宋元明清文学，重点在戏曲和小说方面。时在而立之年才开始在吴组缃先生指导下阅读《聊斋志异》，并且最终选定《聊斋》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撰写了一篇题为《试论蒲松龄的思想》的论文，约35000字。但因时代政治的原因，研究也就此中断。直到1979年，我发表第一篇研究《聊斋》的论文（载《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时距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6个年头。1980年9月，为出席在山东淄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学术讨论会，我带去了论文《浅谈〈聊斋志异〉的时代气息》，后收入山东大学主办的《蒲松龄研究集刊》1981年出版的第二辑上。此后还写过两三篇有关《聊斋》的论文。1990年初，应北大侯忠义先生之约，为“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研究的焦点和悬案》，写于2003年，是应萧相恺先生之约而撰稿的，约三万多字，因相恺先生主编的全书未出，因之至今也未能出版。之外，对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写了几篇评论文字，大多数都登在《蒲松龄研究》杂志上了。
　　这里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在《蒲松龄研究》上刊出的几组札记文字。这些文字，是多年来我读书看报随手记下的有关蒲氏与其作品的资料，都记在“三会本”的相关篇目的书页上。盛伟先生看到后颇觉有用，建议我发表。应他的盛情约稿，从1991年出版的《蒲松龄研究》第4期起，将这些零碎的记录加以整理，分4组陆续刊出，共有四、五万字。要知道，像我写的所谓“札记”这样琐琐碎碎的文字，如果没有专业刊物这个平台，根本是不可能发表的；即使有这样的专门刊物，如果没有编者的赏识和关照，恐怕也难以与读者见面，为此常感幸运并心存感激，由此可见，一个专业刊物的存在，对于它的读者和作者是多么得重要。
　　《蒲松龄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命力，绝不是偶然的，从大的方面说，它是伟大时代的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它扎根于历史文化名城淄博，深受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的滋养和培育，这里高校和研究机构林立，人才济济，加上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众星拱月，后盾坚强，底气十足。刊物的诞生，虽然是筚路蓝缕，却是形势的需要，事物发展的必然。古往今来，提倡一种理念，创立一门学科，没有不从创办自己的刊物着手的。一个专业刊物，它不是某一领域的外在附加物，相反，它是某种专门研究的有机组成部件，是建立某一专业或学派的不可或缺的平台和中心，起到凝聚、传播和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它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统揽全局，规划未来，适时地引导、推动研究的健康发展。三十年来，《蒲松龄研究》正是发挥了这种作用。我们研读它刊载的近两千篇各类文章，不仅可以窥知蒲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还欣喜地发现，它对办刊宗旨实地践行，其成就远远超出创刊的预期，名副其实地成为蒲学研究的旗帜和中心，为蒲学成为显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我坚信这样的刊物会越办越好，一定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在它出满100期的时刻，祝愿它兴旺发达，永葆学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