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北人》是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书中塑造了一大批身在外地的异乡人。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白先勇对大陆——台湾的变动有着极其强烈的体验。因此，《台北人》中的一系列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今昔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时，白先勇赋予了这些人物另一个特征——“流亡”。本文将探讨《台北人》中的“流亡”主题以及失家—寻家—再失家的模式。
　　关键词：异乡人 流亡 寻家 无家
　　中国作家执着于对“原乡”与“异乡”的书写，从古代的诗词歌赋到现代的话剧小说，“乡”这个话题一直炙手可热。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学者中，留学外洋是一大现象，海外的异域风情以及弱国子民的心理落差便造成了对于“原乡”的殷切追求。白先勇所书写的原乡大都带着大陆的情节。
　　主人公在大陆的生活状况是白先勇对原乡书写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书写大多通过主人公的回忆以及今昔之比体现出来。《游园惊梦》中钱夫人穿的是从南京带来的杭绸做的旗袍，听的戏玩的乐也都与大陆如出一辙，宴会上的钩心斗角也都与在大陆时差不多，只是事情的主人换了角色。可以说白先勇小说中对原乡的书写涉及大陆的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但白先勇的原乡却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回不去”。白先勇所追求的所回忆的原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与鲁迅先生对故乡有着重复性体验的模式不同，白先勇笔下的原乡已经经历了颠覆性的变化，早已物是人非的情境下不仅仅感慨回不去的故乡，更是失望于当下，深感回不去的痛楚与绝望。在这一层面，白先勇把更多着力点放在了对比下的绝望。
　　白先勇论述短篇小说时，认为很多台湾小说都蕴含着流浪主题，而先生把自己定位成流亡者，这也是出自作家内心创作的深切感受。作为一个身在异乡的人，政治环境的变动以及自身的求学经历都使得白先勇特别关注“流亡”的异乡人。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在其丈夫洪处长丢官、破产之后在台北住下來，身份经历着歌女到夫人的转变，过着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文章通篇没有一丝的尹雪艳的心理描写，却处处体现着心死。尹雪艳“八字带有重煞”，洪处长丢官、破产，徐壮图遇害身亡，自己也由上海转居到台北，感情以及生活上都在“流亡”。《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有着与尹雪艳相似的经历，钱夫人在大陆时也是歌女出身，因钱将军赏识其唱腔，而达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为钱夫人。
　　“流亡”首先体现在主人公生活地点的转变。大陆到台湾，这在大部分台湾作家来看就是一种流亡的体验。到达台湾后的主人公基本上抛弃原来的身份，过着X夫人的生活。其次，“流亡”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心理感情的“流亡”上，心灵上的无依无靠。白先勇笔下的人物，自身带有这一种“流亡”的特点，“流亡”意味着“无家”。这些人都走在“寻”的道路上，寻找着归属。
　　《台北人》中处处有着对于爱情、权势、往昔、亲情的追寻。关于爱情，《台北人》中较多的是关于女性的爱情，对于感情的追寻看似是寻找一个替代品，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依托。这些都是通过对往昔人物的追忆中体现出来，更有着一种沧桑变动之感。这种对于时代的追寻既有大到国家的政治变动，又有个人生活层面的追寻，可谓面面俱到。《台北人》对于“寻”刻画很足，无论是对感情上的追寻还是对过去种种的追寻，白先勇通过今昔之比的表现手法，去寻找遗失在时代洪流中的种种。
　　纵观《台北人》，其中大多数人的经历以悲剧收尾，“寻家”的结果是“无家”，梦醒的时候充满了悲凉与无奈。在这个“家”里发生的，在大陆时也时常发生，尹雪艳新公馆里的麻将局，《孤恋花》中“我”和五宝、娟娟特殊的感情，《游园惊梦》中窦夫人的宴会等都与大陆时相差无几。小说的主人公初入此种环境时，会出现“回家”的错觉。尹雪艳的醉生梦死、“我”对娟娟的感情寄托、钱夫人宴会上对唱戏的期待，甚至赖鸣升对丽儿扭曲的感情都是这种错觉的体现。
　　但人与事已经不似从前，一切早已经历过变化。台湾终究不是大陆，物是人非事不休。繁华热闹的台湾，爱情、亲情严重缺失，处处写情又处处无情。“家”看似存在，却又不存在。爱情和亲情缺失、扭曲，最终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尹雪艳纸醉金迷，朱青同样找不到归属，王雄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追寻的结果依然是无家。《台北人》中的“有情人”深陷轮回的悲剧命运中无法逃离。“流亡”是其不变的主题，“失家—寻家—再失家”的循环式体验构成了这种悲剧的深刻表达。白先勇曾不止一次说，他之所以写小说，是想把移居台湾的大陆人不能说的话说出来，不能诉的苦诉出来。在白先勇看来，“台北人”一直在“流亡”，一直在“寻家”，但结果只能是“无家”般地“流亡”。
　　（作者简介：王姚，女，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