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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日经济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30年。长年从事中日经济交流的原驻日大使肖向前对本刊记者说：“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是彼此谁也搬不走的邻居。”这两个永久的邻居当然也会再处30年，乃至永远地相邻下去。
30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趋于成熟、成立家庭、奠定生活基础的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30年则是一个能够让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段。总结欧洲战后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黄金30年”，说的是欧洲战后持续30年的发展期。而在这30年中，国际社会、国与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30年前的1978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届统招大学生开始走进校园。如果当时让他们设想一下30年后的中国，即便那时能够借鉴欧洲30年发展期，估计也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的中国能实现如此繁荣。
《人民中国》主编，长年从事中日传播方面的专家王众一，向本刊记者谈中日关系时，用了非常简明的“四个30年”一词。1978年前后有几件大事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日关系：8月12日，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0月，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也是在1978年，日本基本上决定了自1979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如果从2008年往后再走30年，到2038年中日关系将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像在1978年我们难以预测到现在的中日关系一样，现在预测30年后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预期的是，中日政治关系将更加稳定，经济交流更为频繁，文化交流将上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感情上的纠纷可能还会出现，但和平发展将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资金及技术涌入中国的30年
我们评价1978年以后的中日30年，自然能看到大量的日本资本、技术在这个时期涌入中国。虽然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已经开始有日本企业进入到了中国，但真正能来中国拓展市场、建设工厂、转让技术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而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和平发展30年的基础，而最先为此进程打下基础的，应该说是日本的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京瓷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所长山田正晴，大学毕业后在东京银行工作。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时，山田刚刚在香港大学进修完中文，属于日本各银行中少有的会中文的职员，很快被借调到“海外经济协力基金”（1999年改称“国际协力银行”），负责相关业务的翻译工作。
1980年，山田先生首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出了首都国际机场后，只有一条能走两辆汽车的公路通往城里，汽车不断从马车旁边驶过。”山田先生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北京。
“第一次和中方谈了6个项目，我还记得有湖南的五强溪发电站、山西至秦皇岛的铁路、山东的石臼所港口等等。”山田先生回忆说。特别是湖南五强溪，日方代表团去现场观看工程地质状况等时，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山田先生也一同去了现场。“日方专家对日本河流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到了五强溪现场一看，情况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中国的河流非常的宽，建电站需要新的技术。”
ODA项目大都是这样开始的。从6项目开始，以后一做就是20。当年那些来洽谈的日本官方代表、来工地负责施工的技术专家，如今大多已经退居二线了，山田先生也从银行转到了生产企业。熟知ODA最初是如何推进的日本人已经不多，山田先生差不多是在北京的唯一的一位专家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少量香港企业进入到中国外，欧美资本、技术并没有进来，韩国在当时还处于自顾不暇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只能查到截止到2004年的日本对华ODA方面的数字，总额为34293亿日元（含无偿资金援助1457亿日元、技术合作1505亿日元、有偿资金援助31331亿日元，约合1799亿人民币）。
ODA项目的最大特点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道路、港湾、机场的建设上。“要想富，先修路”是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的一句致富口号，而早在30年前，中国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时，日本政府主要在社会基础设施上，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当然也为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中国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社会基础设施之后，日本企业开始进入到了中国。30年来日本企业对中国有过几次投资热潮。先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组装产品，向世界销售这些产品。在中国经济发展上来以后，开始开拓中国市场，具有了日本及美欧以外的最大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研发新产品、新软件。生产、销售、研发三个阶段的循序进展，让中日成为彼此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不仅超过了日美的贸易额，今后进一步扩大的余地还很大。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中日贸易的发展势头很好，这个势头与30年来日本资金、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有着重要的关联。
从中央到地方，扩大着的中日经济交流
在东京，日中经济协会清川佑二理事长参加完日中东北经济交流会后，非常愉快地对本刊记者说：“中日经济交流的范围，已经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流，扩大到了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这种交流汇合成了一支洪流。”
中国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与日本东北六县的对口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年。松花江的石油炼油厂、三江平原的大米种植等项目，双方已经合作多年。清水理事长说：“通过这次东北对东北的交流会，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东北有1.3亿人，在人口数量上与日本基本一样，今后中国东北经济10%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清川理事长做过日本专利厅长官，熟悉国际事务，他很形象地打了个比方：“现在日本海周边有日本、俄国、中国、朝鲜、韩国等等。如果日本海像美国5大湖那样成为一个内湖，这个地区的经济交往会更加频繁，通过海路、铁路等交通手段，日本海周边的国家能取得更快地发展。”看一下地图，这里有日本仙台的丰田汽车、中国吉林的第一汽车等汽车产业，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互补关系很强，从人口规模上看，中国东北加日本全国的2.7亿人口，加上朝鲜半岛的7千万人，俄国东部的人口，3亿多的规模，正好适于经济发展。
中日在地方上的经济交流实际上非常频繁，这是中日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基础。
今后30年“对等”的中日关系
在古代，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在近现代，日本的军事经济力量长期超过中国，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力量。到来当代，日本又成为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京经济大学平田信正客座教授，曾经长年在东芝（中国）公司任总代表，他对本刊记者说：“我在企业里工作了三十余年，从我工作那时起，日本的经济规模就在世界上排第二，我从企业退出时，日本保持了这个纪录。以日本的人口、国土面积，能四十余年稳居世界第二，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这个纪录可能要被中国打破了。但也只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也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按日本学界的估测是，2013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样一来，尽管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超越日本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但今后的30年，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在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彼此对等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交流正在全面展开，民间的交流也在两国关系的形成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的全面展开，在促进着两国的相互了解。对等的中日关系的形成，是这些交流的最终归宿。
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曾经对本刊记者详细介绍过福田康夫首相在任期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谈到的他对30年后日本的一些展望。福田首相说，30年后的太平洋将成为一个内海，亚洲、美洲、澳洲等各大洲的国民将能在这里自由平等地往来。
30年后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使国民经济规模出现巨大的变化。日本依旧会在很多领域保有世界上的顶尖生产技术，具有丰厚的技术开发底蕴。中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文化水平将大大地超过现在，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中国的持续成长需要日本，日本的发展同样不能离开中国。
30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趋于成熟、成立家庭、奠定生活基础的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30年则是一个能够让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段。总结欧洲战后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黄金30年”，说的是欧洲战后持续30年的发展期。而在这30年中，国际社会、国与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30年前的1978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届统招大学生开始走进校园。如果当时让他们设想一下30年后的中国，即便那时能够借鉴欧洲30年发展期，估计也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的中国能实现如此繁荣。
《人民中国》主编，长年从事中日传播方面的专家王众一，向本刊记者谈中日关系时，用了非常简明的“四个30年”一词。1978年前后有几件大事深刻影响了其后的中日关系：8月12日，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0月，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也是在1978年，日本基本上决定了自1979年开始对中国实施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如果从2008年往后再走30年，到2038年中日关系将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像在1978年我们难以预测到现在的中日关系一样，现在预测30年后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有一点可以预期的是，中日政治关系将更加稳定，经济交流更为频繁，文化交流将上一个新的台阶。民间感情上的纠纷可能还会出现，但和平发展将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资金及技术涌入中国的30年
我们评价1978年以后的中日30年，自然能看到大量的日本资本、技术在这个时期涌入中国。虽然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已经开始有日本企业进入到了中国，但真正能来中国拓展市场、建设工厂、转让技术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而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和平发展30年的基础，而最先为此进程打下基础的，应该说是日本的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DA）。
京瓷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所长山田正晴，大学毕业后在东京银行工作。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时，山田刚刚在香港大学进修完中文，属于日本各银行中少有的会中文的职员，很快被借调到“海外经济协力基金”（1999年改称“国际协力银行”），负责相关业务的翻译工作。
1980年，山田先生首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出了首都国际机场后，只有一条能走两辆汽车的公路通往城里，汽车不断从马车旁边驶过。”山田先生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北京。
“第一次和中方谈了6个项目，我还记得有湖南的五强溪发电站、山西至秦皇岛的铁路、山东的石臼所港口等等。”山田先生回忆说。特别是湖南五强溪，日方代表团去现场观看工程地质状况等时，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山田先生也一同去了现场。“日方专家对日本河流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到了五强溪现场一看，情况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中国的河流非常的宽，建电站需要新的技术。”
ODA项目大都是这样开始的。从6项目开始，以后一做就是20。当年那些来洽谈的日本官方代表、来工地负责施工的技术专家，如今大多已经退居二线了，山田先生也从银行转到了生产企业。熟知ODA最初是如何推进的日本人已经不多，山田先生差不多是在北京的唯一的一位专家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少量香港企业进入到中国外，欧美资本、技术并没有进来，韩国在当时还处于自顾不暇的阶段。我们目前还只能查到截止到2004年的日本对华ODA方面的数字，总额为34293亿日元（含无偿资金援助1457亿日元、技术合作1505亿日元、有偿资金援助31331亿日元，约合1799亿人民币）。
ODA项目的最大特点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道路、港湾、机场的建设上。“要想富，先修路”是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的一句致富口号，而早在30年前，中国开始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时，日本政府主要在社会基础设施上，为后来中国的发展，当然也为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中国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社会基础设施之后，日本企业开始进入到了中国。30年来日本企业对中国有过几次投资热潮。先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组装产品，向世界销售这些产品。在中国经济发展上来以后，开始开拓中国市场，具有了日本及美欧以外的最大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研发新产品、新软件。生产、销售、研发三个阶段的循序进展，让中日成为彼此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不仅超过了日美的贸易额，今后进一步扩大的余地还很大。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中日贸易的发展势头很好，这个势头与30年来日本资金、技术进入中国市场有着重要的关联。
从中央到地方，扩大着的中日经济交流
在东京，日中经济协会清川佑二理事长参加完日中东北经济交流会后，非常愉快地对本刊记者说：“中日经济交流的范围，已经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流，扩大到了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这种交流汇合成了一支洪流。”
中国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与日本东北六县的对口交流已经进行了数年。松花江的石油炼油厂、三江平原的大米种植等项目，双方已经合作多年。清水理事长说：“通过这次东北对东北的交流会，我的一个感觉是，中国东北有1.3亿人，在人口数量上与日本基本一样，今后中国东北经济10%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清川理事长做过日本专利厅长官，熟悉国际事务，他很形象地打了个比方：“现在日本海周边有日本、俄国、中国、朝鲜、韩国等等。如果日本海像美国5大湖那样成为一个内湖，这个地区的经济交往会更加频繁，通过海路、铁路等交通手段，日本海周边的国家能取得更快地发展。”看一下地图，这里有日本仙台的丰田汽车、中国吉林的第一汽车等汽车产业，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互补关系很强，从人口规模上看，中国东北加日本全国的2.7亿人口，加上朝鲜半岛的7千万人，俄国东部的人口，3亿多的规模，正好适于经济发展。
中日在地方上的经济交流实际上非常频繁，这是中日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基础。
今后30年“对等”的中日关系
在古代，中国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在近现代，日本的军事经济力量长期超过中国，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力量。到来当代，日本又成为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京经济大学平田信正客座教授，曾经长年在东芝（中国）公司任总代表，他对本刊记者说：“我在企业里工作了三十余年，从我工作那时起，日本的经济规模就在世界上排第二，我从企业退出时，日本保持了这个纪录。以日本的人口、国土面积，能四十余年稳居世界第二，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这个纪录可能要被中国打破了。但也只有中国的崛起，日本也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按日本学界的估测是，2013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样一来，尽管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超越日本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但今后的30年，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在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彼此对等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交流正在全面展开，民间的交流也在两国关系的形成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的全面展开，在促进着两国的相互了解。对等的中日关系的形成，是这些交流的最终归宿。
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曾经对本刊记者详细介绍过福田康夫首相在任期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谈到的他对30年后日本的一些展望。福田首相说，30年后的太平洋将成为一个内海，亚洲、美洲、澳洲等各大洲的国民将能在这里自由平等地往来。
30年后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使国民经济规模出现巨大的变化。日本依旧会在很多领域保有世界上的顶尖生产技术，具有丰厚的技术开发底蕴。中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文化水平将大大地超过现在，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中国的持续成长需要日本，日本的发展同样不能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