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虽非康有为的入室弟子，但卻私淑于康有为。戊戌时期，谭嗣同与康门、“康学”的关系密切不只是康、梁的事后回忆，也是谭嗣同的身前自白。甲午战后，谭嗣同的学术转向是在“康学”的影响下实现的，他随后完成的《仁学》正显示了其学术思想与“康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随着康门弟子入湘执教时务学堂，谭嗣同不避嫌疑，不仅与康门弟子相从甚密，对康有为褒扬有加，而且在《湘报》大力宣传“康学”，甚至为维护康门弟子及康有为的声誉，不惜与陈三立、邹代钧等湖南变法派官绅决裂，以至于被目为“康党”。戊戌年，谭嗣同进京后，与康门师徒的关系更加亲密，并成为“康党”的核心成员，参与围园密谋。如此看来，梁启超说谭嗣同的《仁学》是“衍绎南海”宗旨之作，并非为了借重烈士盛名抬高其师地位，而是确有所据。
　　自20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发现《杰士上书汇录》后，学界开始怀疑康、梁所书写历史的真实性。近年来，康、梁作伪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出现了凡康、梁之说必大加怀疑的趋向。怀疑无可厚非，但断语似不宜轻下，当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否则，无论相信康、梁还是怀疑康、梁，都无法取信于人。
　　（摘编自《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作者：贾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