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收稿日期] 2015-03-28
[作者简介] 田庆立（1975-），男，内蒙古赤峰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志艳（1975-），女，辽宁凌源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对于日本保守势力而言，自1945年二战结束直至今日，所谓“战后”时代似乎远未结束。日本政界人士通常认为，战后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依然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束缚”和“困扰”着日本。日本之所以难于实现终结“战后”的梦想，一方面固然受日美同盟体制的有形“枷锁”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不愿认真坦诚地面对战败的历史，从而在精神上背负无形的沉重遗产，并时时受到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拷问。
[关键词] “战后”;日本;对美从属;日美基轴;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 K3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46-07
尽管自1945年二战结束迄今已近70年，但对日本保守势力而言，所谓“战后”似乎远未结束，由“战胜者”对“战败者”强加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象征着“胜者对败者之裁”的东京审判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依然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束缚”和“困扰”着日本。面对接受战败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和历史遗产，日本保守势力始终怀有尽快摆脱“战后”状态的“悲情”。2007年，安倍晋三宣称“摆脱战后体制”，充分体现了其力争与“战后”诀别，重拾大国自信心的执政信念。然而，尽管这一愿望十分迫切，但最终成效却未必尽如人意。
一、挣脱“战后”束缚的尝试及两难
一般而言，“战后”一词主要用来描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持续的时间状态，时间起点大体定位在1945年，其下迄段限往往暧昧不清，在使用上也较为含混和随意。对于日本而言，所谓“战后”一语则承载着远远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意蕴和丰富内涵。日本学者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对日本政治家试图终结“战后”、“否认战败”的精神病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解读，对于深入理解战后日本缘何不时突破“战后体制”颇多助益。白井认为，所谓“永久战败”，是指一方面作为战败的结果，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直接对美从属构造永久化;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中，巧妙地遮蔽战败本身（也即否认）的意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因为否认战败，才会永无止境地继续对美从属，只要持续深化对美从属，就持续地否认战败。白井将这种不断循环往复的“二重构造”概括为“永久战败”[1]47-48。
自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日本保守政治家始终难以真正面对战败的“残酷”现实，而是使用“终战”一词予以回避和搪塞。触及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所谓“战后”，是与痛苦的战败记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历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主体性发生动摇，精神上呈现出颓废和虚脱的状态，随之而来的由美国为首的盟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长达七年的被占领状态，始终追随美国并在其后亦步亦趋的“半独立状态”，对于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和普通国民来说，美国这一“巨大的他者”始终如影随形地掌控和主导着日本国家战略的航向。美国既是帮扶日本进行战后“重建”和走上经济大国之路的“恩人”，也是横亘在日本人面前，谋求实现真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最大“障碍”。
战后日本长时期走“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依托日美同盟体制的庇护，在冷战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调整与起飞，日本国民沐浴着以“和平与繁荣”为象征的战后经济大国的荣光，“一亿总中流”是日本国民自信满满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在右翼保守势力看来，由“战胜者”对“战败者”强加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体现了所谓“胜者对败者之裁”的东京审判，进而让保守势力愤愤不平，不时品味着战败带来的“隐痛”和苦涩。面对这一系列由战败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和历史遗产，日本保守势力始终怀有尽快摆脱“战后”状态的“情结”。
譬如，从1956年在《经济白皮书》中明确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1965年8月佐藤荣作发表的“只要还未实现冲绳归还，对于我国来说，战后就还没有结束”的著名演讲;到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及2007年安倍晋三倡导的脱离“战后体制”。尽早脱离“战后”状态，成为一代又一代保守政治家念念在兹的夙愿和梦想;摆脱“战后体制”的规制和束缚，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矢志不渝的诉求和“担当”。然而，尽管他们早日挣脱“战后”束缚的愿望十分迫切，摆脱“战后体制”的行动也从未终止，但其最终效果却难以尽如人意。这种脱离“战后”的言行宛如“西西弗斯推石”一般，一次次将“战后”这块石头推至山顶，而“战后”这块“巨石”又一次次紧随日本人滚落而来。终结“战后”这一两难命题始终困扰着日本，导致其难以成为“正常国家”而阔步前行。质言之，日本之所以难以实现终结“战后”的梦想，一方面是受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和日美同盟体制的有形“枷锁”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不愿认真坦诚地面对战败的历史，从而在精神上背负无形的沉重遗产，并时时受到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拷问。
二、战败的精神病理及遗产
日本保守政治家缘何视“战后”为洪水猛兽而必欲及早摆脱之而后快呢？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面对“战败”的遗产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精神病理以及难以有效反省的复杂心理。战败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的屈辱、痛苦、焦虑、迷惘及彷徨，五味杂陈，难以言表。长期以来，如何总结战败的经验教训，面对战败的现实，日本政界的革新阵营和保守阵营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并形成“护宪派”及“修宪派”的意识形态对立。由于自民党在战后大多数时期居于执政党地位，其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偏重于保守主义，因此，在有关国家战略走向上，保守势力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有效地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决策。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为了尽快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早日拂去战败国的阴影，重新确立大国地位，与永无休止的“战后”进行诀别，大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和突破。 （一）修改和平宪法，制定自主宪法。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是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法律性规范和制度性保障，日本人通常以“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自居，并将其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正如白井聪所言，“日本右派将宪法第九条视为对战后日本最大的‘桎梏’，而护宪左派则将其作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屈指可数值得称道的业绩。在宪法问题上，亲美右派极为厌恶其一直钟爱的美国为何抛给自己这样一件‘礼物’，反美左派则对于这一‘美国制造’的产物爱得着迷。”[1]128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一直拥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饱受战争之苦的日本国民深刻地体认到和平的可贵，日本社会也活跃着一支维护和平宪法的民间力量，对右翼保守势力的修宪举动进行抵制和抗争。
然而，对于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们而言，和平宪法则是“眼中钉”、“肉中刺”，试图对其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认为，1951年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之后，日本仅仅是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战后日本的组织架构，无论是宪法，还是体现教育方针根干的《教育基本法》，都是占领时代所赋予的[2]28。尽管宪法起草者们怀有理想主义的热情，但美国最初的意图还是防止日本再次崛起危及世界和平，因此通过立法的方式束缚日本的手足。在安倍看来，体现一个国家灵魂的根本大法应该由日本国民亲手制定，唯其如此，才意味着真正地恢复独立。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时，结党精神的重要方针之一就是讴歌“制定自主宪法”，认为只有修改宪法，才象征着“恢复独立”[2]29。自民党长期执掌政权后，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遂将修宪目标延后。安倍认为，长期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日本国民，暴露出仅仅依靠利益得失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弊端，对家庭、地域乃至国家的热爱之情日趋淡薄。由此，安倍在第一任期内的2006年12月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将所谓“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了这些传统与文化的祖国与乡土”的“爱国心”突出强化起来，从而以“爱国主义”取代“个人尊严和价值”，其复古和保守的价值取向逐步向教育领域渗透。
以安倍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一方面挖空心思地力争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声称应该坚决地捍卫战后以来的自由与民主体制。安倍的政治理念和外交主张往往呈现前后矛盾和顾此失彼的漏洞。须知，战后日本正是由于拥有和平宪法的保障，才走上了所谓自由与民主的道路，大多数日本国民才能享受和平时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安倍以谋求自主、恢复独立为名，罔顾民意，试图从根基上瓦解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基础，旨在脱离“战后体制”，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梦想。安倍通过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国民的爱国心，力争将日本国民拖上战车的一系列强军、复古的举措，绝非日本国民之福，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国民的抵制和反对。
（二）摆脱“对美从属”，谋求“对美自立”。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反复申明的核心概念是日本政治家已经坠入“对美从属”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使日本始终处于“永久战败”的状态。无论是梳理战后长达60多年的历史脉络，还是关照当前日美关系的现实，日本政治家实现摆脱“对美从属”、谋求“对美自立”的梦想似乎依然是遥遥无期、难以企及。毋庸赘言，战后日本的方方面面深受美国的影响和制约，谋求国家主体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和独立，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摆脱战败的阴影，成为“正常国家”日本跨越的每一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和挑战美国主导安排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多大程度上允许日本进行一定幅度而又不触及美国核心利益的修正，完全取决于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谋算。安倍晋三脱离“战后体制”的核心，大多与美国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诸如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东京审判问题以及对太平洋战争的认识问题等，俱都剑指和挑战美国主导安排的“战后秩序”，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美国可以对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放纵和宽宥，但在涉及关乎美国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断不会任由日本为所欲为。
显然，并不能轻易断言日本并无追求与美国成为“对等伙伴关系”的愿望，只是基于目前日美两国国家实力的对比，日本的这一政治诉求还难以具备实现的条件。日本文艺评论家、作为“反美”思想家而知名的江藤淳的观点，可谓表达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心声，江藤梦想的日本通过排斥“强加的宪法”，恢复交战权，由此确立本来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才会真正地屹立在与美国保持“对等”关系的位置上[3]。实际上，日本政治家也确实为此付出过努力，只是收效甚微而已。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上台执政时期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不久即遭遇美国打压即是其中显著一例，其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旋即推行一边倒的“亲美路线”。根据曾任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的孙崎享的粗略统计，战后大体有8任首相奉行相对自主的外交路线，任期都不是很长，下台原因均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干涉有关，而推行“亲美路线”的首相往往能够坐稳江山，实现长期执政[4]。可见，美国对于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态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潜在影响力。
日本口口声声力争实现“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而作为正常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决不会容忍外国的军队驻扎在本国国土。同时，在外交上理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而不是察看外国脸色，仰人鼻息。战后日本的政治家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依赖美国的“体制惰性”，离开美国的监护和关照，日本似乎步履维艰。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非但没有解体，反而得以进一步强化，其战略目标无疑是针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显然，日本不应忽视和忘记的是，日美同盟体制无疑具有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防控日本再次重整军备并将枪口对准自身，也是美国设计日美安保体制的初衷，旨在使其发挥“瓶塞”作用，从而对日本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看管对于笔者提出的这一看法加以印证的是最近明治大学教授新井一二三的观点。新井也认为，“安倍不懂美军留在日本的目的之一，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燃，换句话说，《日美安保条约》的头号假想敌其实就是日本。”参阅新井一二三：《〈日美安保条约〉的假想敌是日本》，《环球时报》2015年4月28日。。因此，对于日本而言，谋求确立国家主体性，力争实现日美对等的伙伴关系，却一味地奉行“对美追随外交路线”，这明显体现了在“对美自立”与“对美从属”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两难之境”。 无疑，只要日本政治家固执于“对美从属”的构造而无法自拔，日本就无法摆脱“美主日从”的隶属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梦想就会遥不可及。白井聪在其书中阐释得十分清楚，基于国家作为“恶”的存在，考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基于道德情感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加以判断，譬如战后美国保留了天皇制，因此深得亲美右翼的激赏;美国对战犯的宽宥及对战争责任轻描淡写的追究，也让右翼保守势力欣喜不已。美国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绝非是顾及日本的情感或道德因素形成的，实际上主要体现了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如何不断审视变动不居的现实，进而做出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决断。由是观之，对于一味投入美国“怀抱”难以自拔的日本而言，不免蕴含着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计最终抛弃日本的战略风险。
（三）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民族记忆。日本在竭力脱离“战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继承“战败”遗产，除了谋求国家的自主性，以及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认识和面对曾经在亚洲诸国实施的殖民统治和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涉及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作为同为战败国的德国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并对纳粹战争罪犯进行了彻底的追究，而反观日本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白井聪认为，“永久战败”的构造在纯粹意义上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是在面对美国时，由于战败确立的从属构造予以永无止境地认可，并使之永久持续化;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付出代价性的行为——面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诸国绝对不承认战败的事实。为使这种“否认战败”的构造持续下去，就会愈发地臣服于美国[1]76。由此演绎成为“臣属支撑否认，否认成为臣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逻辑。白井针对日本面对美国和亚洲表现的“两面性”的论述，可谓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白井指出，日本是美国的属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政治家们往往仅在口头上声称日美政治关系的对等性（至少近乎对等），由此不免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一方面宣称“我国是优秀的主权国家”，且对这一真实的谎言毫无意识;另一方面在涉及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领土问题上，每当提及“对我国主权的侵害”的观念时，就会表现出群情激昂的亢奋状态。实际上，日本对中韩的挑衅姿态，是因为长期对美臣服所形成的“主权上的欲求不满”，从而不免将在面对美国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郁积起来的不满发泄给亚洲国家，通过针对中韩的强硬姿态体现出来，这种呈现病态的精神构造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1]140。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白井聪于2013年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一直有‘对中国和韩国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不满，对此的解释是‘日本必须继承遗产’，遗产自然包括资产和负债，对战争并无直接责任的日本人享受着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也必须继承负资产。但是如今，繁荣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遗产迟早只会剩下负债。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遗产的呼声变高了。”[5]可见，这正是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急于摆脱“战败状态”，力争从“战后”解放出来的真实心理写照，从而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方面进一步肆无忌惮地予以否认和颠覆。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旨在描绘更容易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近代史[6]。
同时，日本在面对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认识上，表现出“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的特征，淡化加害者意识，强化受害者意识。对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往往突出和强调受害的惨烈程度，却不愿反省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何在。在中国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要么干脆否认事件本身的存在，要么纠缠于死伤人数的细枝末节以混淆视听。关于朝鲜绑架事件，更多地宣传绑架被害者的惨痛经历，对于日本在朝鲜实施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却置若罔闻。无疑，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面对历史问题时所体现的内在逻辑为，“选择性地记忆”于己有利的历史片段，“选择性地遗忘”有碍所谓“民族自豪感”的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日本的右翼保守政治家通过反复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力图从事实上否认殖民统治，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旨在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豪感”，以期强化民族记忆。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方式以撇开那场战争，使之不再成为国家的耻辱和窘迫之源，重新回到崇奉战争亡灵的传统。日本还通过制定《国旗国歌法案》，推行靖国神社的国营化运动，加强自卫队的皇军化教育，在修宪过程中试图重新确立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等，上述的一系列举措具有鲜明的复归战前“国家主义”的迹象，不能不引起亚洲诸国的关注和警惕。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每每在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民族记忆方面有所动作，就会毫无疑问地遭到亚洲邻国的严厉批判。因此，背负着这一沉重精神遗产的日本，走出“战后”之旅注定举步维艰。战后的日本持续否认对亚洲邻国的战败，同时忘却美国对其进行的“实质性占领”，这就是日本难以摆脱战败的精神病理和遗产，从而也就形成了“永久战败”的思想根源。
三、“富国强兵”还是“日美基轴”
自明治维新以来，追赶和超越西方国家成为日本国家的战略目标，甚至不惜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旨在彰显学习西方的热情和决心。明治政府通过大刀阔斧地推进“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在亚洲地区率先实现了近代化，并迈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由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末期迈向了覆亡的深渊。战败之后，日本政治家痛定思痛，以吉田茂为首的领导层通过牺牲“强兵”来达到“富国”的战略目标，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定位是结合自身所处的战败国地位、战败初期衰败的经济条件、国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以及冷战对峙的格局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实际上，战后日本保守本流的政治家大多拥有浓厚的“明治情结”，始终怀有视“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连续性”的信念。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最终实现了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梦想，对欧美文明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和融合，明治时代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构想大体上已经实现，但是由于和平宪法的制约，唯独残缺“强兵”一角，这不免成为日本政治家施展“明治抱负”而时时引以为憾之事。为实现“强兵”梦想，最大障碍即是如何突破和跨越和平宪法的束缚，安倍晋三承袭了岸信介等自民党前辈政治家的“遗志”，不遗余力地试图加以突破。 在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看来，显然无法满足于日本的“和平国家”的身份定位，构建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的“强大日本”才是其国家战略定位的归宿。对于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领导层近乎歇斯底里式地在修宪、强军的路上一路狂飙，白井聪予以严厉的批判，认为一方面永无止境地在“对美从属”的惯性之下，致使日本国民饱受侮辱;另一方面则极有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的边缘。殷鉴不远，战后初期，饱受战乱之苦的日本国民积极支持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随着具有战争体验的老一代的逝去，年轻一代的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破坏力和危害性匮乏认知，因此对安倍之流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警惕，从而导致国民层面对安倍等领导层向战争体制迈进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约束。
在白井聪看来，日本以“3·11大地震”为契机，正式宣告了“战后”时代的终结。“战后”这一“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直接后果即意味着“和平与繁荣”时代的完全结束，而同时又不得不拉开了“战争与衰退”的序幕[1]21。从2011年以来日本的国家动向来看，白井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野田佳彦担任首相期间在向自卫队训话时进行的“忘战必危”的“教诲”和“告诫”，旨在唤起自卫队军人的“战争信念”，力争重振昔日帝国的“荣光”，释放了在解决争端时即便是“兵戎相向”也在所不惜的不祥信号。安倍晋三二度组阁以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实质上抽空了和平宪法的精髓和实质，为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扫清了障碍。安倍打着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实际上开始在奔向战争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不能不引起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洲诸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
本来，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富国强兵”与“日美基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则是涉及有关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的重大问题。前已述及，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政治家在实现了日本的“富国”之后，势必将“强兵”提上议事日程，并紧锣密鼓地予以推进。长期以来，日本和中国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国家战略”[7]，事实上远非如此简单。从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可能是对国家抱有恨铁不成钢之撼，故而发出如此喟叹;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而言，切不可轻信这种既无现实可能性，又易形成低估日本国家战略意志的误判。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将日本推行的外交路线概括为“一味寻求强权的机会主义”[8]，这种总结无疑是深得要领和切中肯綮的精辟分析。始终追随强者，与强者为伍，是沉积于日本文化深层中的民族性格。战后日本追随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甘当美国的“附属国”，甚至将“日美基轴”这一手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目标加以不懈追求。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外交官中岛敏次郎在接受何为“日美关系应该达成的目标”的询问时，明确回答是“日美基轴”[9]。从逻辑的起点上而言，无疑存在着理应达成的外交目标，“日美基轴”仅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中岛显然并未充分关注到这种自明的事实，而这恰恰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误将手段自我目的化。
无疑，对于以安倍为代表的政治家而言，可能并不关心“日美基轴”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在其内心深处是如何有效地依托和利用日美同盟体制，为达成且实现其“富国”与“强兵”两者并驾齐驱的“正常国家”梦想服务，至于暂时甚或长时期地向美国“俯首称臣”，并未干扰其复归战前“明治时代信念”的终极目标。可见，“日美基轴”只不过是日本实现明治以来“富国强兵”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结 语
一言以蔽之，日本难以终结“战后”的两难之境为，安倍所谓脱离“战后体制”，无论是和平宪法，还是日美安保体制，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安倍试图对此予以彻底性的颠覆，美国方面是难以认可和容忍的，而同时日本又声称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依托美国的庇护施展其构建“强大日本”的国家构想，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是日本政府无法加以解决和克服的。同时，在面对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不断加以否认，挑战人类的良知和底线，还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不时刺激中韩等邻国。只要日本不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且持续不断地对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就不会得到亚洲邻国人民的宽宥和谅解，从而不得不接受来自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批判。始终背负这一沉重的无形精神遗产的重负，日本终结“战后”的臆想不啻为“镜花水月”。
尽管白井聪在其著作中宣称以“3·11大地震”为分界线，意味着“战后”的终结，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并不会自动地终止一个时代。长期以来约束日本人意识和感觉的所谓“战后”，无异于一个“牢狱”，对其进行突破，有必要通过自我觉悟在智识上不断努力。唯其如此，只有通过面对国家现实，进行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扬弃，才能摸索到未来国家的出路。
[参 考 文 献]
[1] 白井聡.永続敗戦論：戦後日本の核心[M].東京：太田出版，2014.
[2]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M].東京：文藝春秋，2006.
[3] 江藤淳.平和憲法は「新興宗教」[J].SAPIO，1991-03-28.
[4] 孫崎享，木村朗編.終わらない〈占領〉[M].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2013：19.
[5] 白井聡.「敗けた」ということ「永続敗戦」を提起している[N].朝日新聞，2013-07-02.
[6]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M].東京：岩波書店，2006：173.
[7] 読売新聞部.検証 国家戦略なき日本[M].東京：新潮社，2006：8.
[8] 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胡利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64-311.
[9] 豊下楢彦.「尖閣問題」とは何か[M].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12：251.
[作者简介] 田庆立（1975-），男，内蒙古赤峰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志艳（1975-），女，辽宁凌源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对于日本保守势力而言，自1945年二战结束直至今日，所谓“战后”时代似乎远未结束。日本政界人士通常认为，战后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依然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束缚”和“困扰”着日本。日本之所以难于实现终结“战后”的梦想，一方面固然受日美同盟体制的有形“枷锁”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不愿认真坦诚地面对战败的历史，从而在精神上背负无形的沉重遗产，并时时受到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拷问。
[关键词] “战后”;日本;对美从属;日美基轴;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 K3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2-0046-07
尽管自1945年二战结束迄今已近70年，但对日本保守势力而言，所谓“战后”似乎远未结束，由“战胜者”对“战败者”强加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象征着“胜者对败者之裁”的东京审判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依然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束缚”和“困扰”着日本。面对接受战败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和历史遗产，日本保守势力始终怀有尽快摆脱“战后”状态的“悲情”。2007年，安倍晋三宣称“摆脱战后体制”，充分体现了其力争与“战后”诀别，重拾大国自信心的执政信念。然而，尽管这一愿望十分迫切，但最终成效却未必尽如人意。
一、挣脱“战后”束缚的尝试及两难
一般而言，“战后”一词主要用来描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持续的时间状态，时间起点大体定位在1945年，其下迄段限往往暧昧不清，在使用上也较为含混和随意。对于日本而言，所谓“战后”一语则承载着远远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意蕴和丰富内涵。日本学者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对日本政治家试图终结“战后”、“否认战败”的精神病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解读，对于深入理解战后日本缘何不时突破“战后体制”颇多助益。白井认为，所谓“永久战败”，是指一方面作为战败的结果，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直接对美从属构造永久化;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意识中，巧妙地遮蔽战败本身（也即否认）的意识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因为否认战败，才会永无止境地继续对美从属，只要持续深化对美从属，就持续地否认战败。白井将这种不断循环往复的“二重构造”概括为“永久战败”[1]47-48。
自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日本保守政治家始终难以真正面对战败的“残酷”现实，而是使用“终战”一词予以回避和搪塞。触及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所谓“战后”，是与痛苦的战败记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历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主体性发生动摇，精神上呈现出颓废和虚脱的状态，随之而来的由美国为首的盟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长达七年的被占领状态，始终追随美国并在其后亦步亦趋的“半独立状态”，对于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和普通国民来说，美国这一“巨大的他者”始终如影随形地掌控和主导着日本国家战略的航向。美国既是帮扶日本进行战后“重建”和走上经济大国之路的“恩人”，也是横亘在日本人面前，谋求实现真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最大“障碍”。
战后日本长时期走“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依托日美同盟体制的庇护，在冷战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战后日本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调整与起飞，日本国民沐浴着以“和平与繁荣”为象征的战后经济大国的荣光，“一亿总中流”是日本国民自信满满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在右翼保守势力看来，由“战胜者”对“战败者”强加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体现了所谓“胜者对败者之裁”的东京审判，进而让保守势力愤愤不平，不时品味着战败带来的“隐痛”和苦涩。面对这一系列由战败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和历史遗产，日本保守势力始终怀有尽快摆脱“战后”状态的“情结”。
譬如，从1956年在《经济白皮书》中明确宣称“已经不再是战后”，1965年8月佐藤荣作发表的“只要还未实现冲绳归还，对于我国来说，战后就还没有结束”的著名演讲;到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及2007年安倍晋三倡导的脱离“战后体制”。尽早脱离“战后”状态，成为一代又一代保守政治家念念在兹的夙愿和梦想;摆脱“战后体制”的规制和束缚，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矢志不渝的诉求和“担当”。然而，尽管他们早日挣脱“战后”束缚的愿望十分迫切，摆脱“战后体制”的行动也从未终止，但其最终效果却难以尽如人意。这种脱离“战后”的言行宛如“西西弗斯推石”一般，一次次将“战后”这块石头推至山顶，而“战后”这块“巨石”又一次次紧随日本人滚落而来。终结“战后”这一两难命题始终困扰着日本，导致其难以成为“正常国家”而阔步前行。质言之，日本之所以难以实现终结“战后”的梦想，一方面是受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和日美同盟体制的有形“枷锁”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不愿认真坦诚地面对战败的历史，从而在精神上背负无形的沉重遗产，并时时受到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拷问。
二、战败的精神病理及遗产
日本保守政治家缘何视“战后”为洪水猛兽而必欲及早摆脱之而后快呢？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面对“战败”的遗产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精神病理以及难以有效反省的复杂心理。战败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的屈辱、痛苦、焦虑、迷惘及彷徨，五味杂陈，难以言表。长期以来，如何总结战败的经验教训，面对战败的现实，日本政界的革新阵营和保守阵营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并形成“护宪派”及“修宪派”的意识形态对立。由于自民党在战后大多数时期居于执政党地位，其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偏重于保守主义，因此，在有关国家战略走向上，保守势力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有效地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决策。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为了尽快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早日拂去战败国的阴影，重新确立大国地位，与永无休止的“战后”进行诀别，大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和突破。 （一）修改和平宪法，制定自主宪法。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是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法律性规范和制度性保障，日本人通常以“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自居，并将其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正如白井聪所言，“日本右派将宪法第九条视为对战后日本最大的‘桎梏’，而护宪左派则将其作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中屈指可数值得称道的业绩。在宪法问题上，亲美右派极为厌恶其一直钟爱的美国为何抛给自己这样一件‘礼物’，反美左派则对于这一‘美国制造’的产物爱得着迷。”[1]128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一直拥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饱受战争之苦的日本国民深刻地体认到和平的可贵，日本社会也活跃着一支维护和平宪法的民间力量，对右翼保守势力的修宪举动进行抵制和抗争。
然而，对于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们而言，和平宪法则是“眼中钉”、“肉中刺”，试图对其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安倍晋三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认为，1951年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之后，日本仅仅是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战后日本的组织架构，无论是宪法，还是体现教育方针根干的《教育基本法》，都是占领时代所赋予的[2]28。尽管宪法起草者们怀有理想主义的热情，但美国最初的意图还是防止日本再次崛起危及世界和平，因此通过立法的方式束缚日本的手足。在安倍看来，体现一个国家灵魂的根本大法应该由日本国民亲手制定，唯其如此，才意味着真正地恢复独立。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时，结党精神的重要方针之一就是讴歌“制定自主宪法”，认为只有修改宪法，才象征着“恢复独立”[2]29。自民党长期执掌政权后，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遂将修宪目标延后。安倍认为，长期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日本国民，暴露出仅仅依靠利益得失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弊端，对家庭、地域乃至国家的热爱之情日趋淡薄。由此，安倍在第一任期内的2006年12月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将所谓“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了这些传统与文化的祖国与乡土”的“爱国心”突出强化起来，从而以“爱国主义”取代“个人尊严和价值”，其复古和保守的价值取向逐步向教育领域渗透。
以安倍为首的右翼保守政治家，一方面挖空心思地力争修改和平宪法，另一方面则声称应该坚决地捍卫战后以来的自由与民主体制。安倍的政治理念和外交主张往往呈现前后矛盾和顾此失彼的漏洞。须知，战后日本正是由于拥有和平宪法的保障，才走上了所谓自由与民主的道路，大多数日本国民才能享受和平时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安倍以谋求自主、恢复独立为名，罔顾民意，试图从根基上瓦解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基础，旨在脱离“战后体制”，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梦想。安倍通过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国民的爱国心，力争将日本国民拖上战车的一系列强军、复古的举措，绝非日本国民之福，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国民的抵制和反对。
（二）摆脱“对美从属”，谋求“对美自立”。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反复申明的核心概念是日本政治家已经坠入“对美从属”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使日本始终处于“永久战败”的状态。无论是梳理战后长达60多年的历史脉络，还是关照当前日美关系的现实，日本政治家实现摆脱“对美从属”、谋求“对美自立”的梦想似乎依然是遥遥无期、难以企及。毋庸赘言，战后日本的方方面面深受美国的影响和制约，谋求国家主体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和独立，脱离“战后体制”的束缚，摆脱战败的阴影，成为“正常国家”日本跨越的每一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和挑战美国主导安排的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多大程度上允许日本进行一定幅度而又不触及美国核心利益的修正，完全取决于美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谋算。安倍晋三脱离“战后体制”的核心，大多与美国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诸如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东京审判问题以及对太平洋战争的认识问题等，俱都剑指和挑战美国主导安排的“战后秩序”，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美国可以对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放纵和宽宥，但在涉及关乎美国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美国断不会任由日本为所欲为。
显然，并不能轻易断言日本并无追求与美国成为“对等伙伴关系”的愿望，只是基于目前日美两国国家实力的对比，日本的这一政治诉求还难以具备实现的条件。日本文艺评论家、作为“反美”思想家而知名的江藤淳的观点，可谓表达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心声，江藤梦想的日本通过排斥“强加的宪法”，恢复交战权，由此确立本来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才会真正地屹立在与美国保持“对等”关系的位置上[3]。实际上，日本政治家也确实为此付出过努力，只是收效甚微而已。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上台执政时期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不久即遭遇美国打压即是其中显著一例，其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旋即推行一边倒的“亲美路线”。根据曾任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局长的孙崎享的粗略统计，战后大体有8任首相奉行相对自主的外交路线，任期都不是很长，下台原因均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干涉有关，而推行“亲美路线”的首相往往能够坐稳江山，实现长期执政[4]。可见，美国对于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态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潜在影响力。
日本口口声声力争实现“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而作为正常的主权国家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决不会容忍外国的军队驻扎在本国国土。同时，在外交上理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而不是察看外国脸色，仰人鼻息。战后日本的政治家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依赖美国的“体制惰性”，离开美国的监护和关照，日本似乎步履维艰。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非但没有解体，反而得以进一步强化，其战略目标无疑是针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显然，日本不应忽视和忘记的是，日美同盟体制无疑具有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防控日本再次重整军备并将枪口对准自身，也是美国设计日美安保体制的初衷，旨在使其发挥“瓶塞”作用，从而对日本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看管对于笔者提出的这一看法加以印证的是最近明治大学教授新井一二三的观点。新井也认为，“安倍不懂美军留在日本的目的之一，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燃，换句话说，《日美安保条约》的头号假想敌其实就是日本。”参阅新井一二三：《〈日美安保条约〉的假想敌是日本》，《环球时报》2015年4月28日。。因此，对于日本而言，谋求确立国家主体性，力争实现日美对等的伙伴关系，却一味地奉行“对美追随外交路线”，这明显体现了在“对美自立”与“对美从属”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两难之境”。 无疑，只要日本政治家固执于“对美从属”的构造而无法自拔，日本就无法摆脱“美主日从”的隶属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梦想就会遥不可及。白井聪在其书中阐释得十分清楚，基于国家作为“恶”的存在，考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基于道德情感的“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加以判断，譬如战后美国保留了天皇制，因此深得亲美右翼的激赏;美国对战犯的宽宥及对战争责任轻描淡写的追究，也让右翼保守势力欣喜不已。美国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绝非是顾及日本的情感或道德因素形成的，实际上主要体现了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如何不断审视变动不居的现实，进而做出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决断。由是观之，对于一味投入美国“怀抱”难以自拔的日本而言，不免蕴含着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计最终抛弃日本的战略风险。
（三）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民族记忆。日本在竭力脱离“战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继承“战败”遗产，除了谋求国家的自主性，以及追求与美国的“对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认识和面对曾经在亚洲诸国实施的殖民统治和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涉及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作为同为战败国的德国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并对纳粹战争罪犯进行了彻底的追究，而反观日本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白井聪认为，“永久战败”的构造在纯粹意义上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是在面对美国时，由于战败确立的从属构造予以永无止境地认可，并使之永久持续化;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付出代价性的行为——面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诸国绝对不承认战败的事实。为使这种“否认战败”的构造持续下去，就会愈发地臣服于美国[1]76。由此演绎成为“臣属支撑否认，否认成为臣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逻辑。白井针对日本面对美国和亚洲表现的“两面性”的论述，可谓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白井指出，日本是美国的属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政治家们往往仅在口头上声称日美政治关系的对等性（至少近乎对等），由此不免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一方面宣称“我国是优秀的主权国家”，且对这一真实的谎言毫无意识;另一方面在涉及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领土问题上，每当提及“对我国主权的侵害”的观念时，就会表现出群情激昂的亢奋状态。实际上，日本对中韩的挑衅姿态，是因为长期对美臣服所形成的“主权上的欲求不满”，从而不免将在面对美国的过程中无意识地郁积起来的不满发泄给亚洲国家，通过针对中韩的强硬姿态体现出来，这种呈现病态的精神构造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1]140。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白井聪于2013年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一直有‘对中国和韩国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不满，对此的解释是‘日本必须继承遗产’，遗产自然包括资产和负债，对战争并无直接责任的日本人享受着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也必须继承负资产。但是如今，繁荣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遗产迟早只会剩下负债。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遗产的呼声变高了。”[5]可见，这正是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急于摆脱“战败状态”，力争从“战后”解放出来的真实心理写照，从而在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方面进一步肆无忌惮地予以否认和颠覆。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新民族主义尝试通过回归民族和传统来重建日本的认同感，为此就需要“对历史加以修正”，把正视日本侵略事实的历史观斥之为“自虐史观”，旨在描绘更容易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近代史[6]。
同时，日本在面对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认识上，表现出“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的特征，淡化加害者意识，强化受害者意识。对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往往突出和强调受害的惨烈程度，却不愿反省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何在。在中国实施的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要么干脆否认事件本身的存在，要么纠缠于死伤人数的细枝末节以混淆视听。关于朝鲜绑架事件，更多地宣传绑架被害者的惨痛经历，对于日本在朝鲜实施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却置若罔闻。无疑，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面对历史问题时所体现的内在逻辑为，“选择性地记忆”于己有利的历史片段，“选择性地遗忘”有碍所谓“民族自豪感”的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日本的右翼保守政治家通过反复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力图从事实上否认殖民统治，美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旨在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豪感”，以期强化民族记忆。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方式以撇开那场战争，使之不再成为国家的耻辱和窘迫之源，重新回到崇奉战争亡灵的传统。日本还通过制定《国旗国歌法案》，推行靖国神社的国营化运动，加强自卫队的皇军化教育，在修宪过程中试图重新确立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等，上述的一系列举措具有鲜明的复归战前“国家主义”的迹象，不能不引起亚洲诸国的关注和警惕。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每每在否认侵略历史、强化民族记忆方面有所动作，就会毫无疑问地遭到亚洲邻国的严厉批判。因此，背负着这一沉重精神遗产的日本，走出“战后”之旅注定举步维艰。战后的日本持续否认对亚洲邻国的战败，同时忘却美国对其进行的“实质性占领”，这就是日本难以摆脱战败的精神病理和遗产，从而也就形成了“永久战败”的思想根源。
三、“富国强兵”还是“日美基轴”
自明治维新以来，追赶和超越西方国家成为日本国家的战略目标，甚至不惜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旨在彰显学习西方的热情和决心。明治政府通过大刀阔斧地推进“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在亚洲地区率先实现了近代化，并迈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由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末期迈向了覆亡的深渊。战败之后，日本政治家痛定思痛，以吉田茂为首的领导层通过牺牲“强兵”来达到“富国”的战略目标，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定位是结合自身所处的战败国地位、战败初期衰败的经济条件、国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以及冷战对峙的格局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实际上，战后日本保守本流的政治家大多拥有浓厚的“明治情结”，始终怀有视“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连续性”的信念。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最终实现了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梦想，对欧美文明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和融合，明治时代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构想大体上已经实现，但是由于和平宪法的制约，唯独残缺“强兵”一角，这不免成为日本政治家施展“明治抱负”而时时引以为憾之事。为实现“强兵”梦想，最大障碍即是如何突破和跨越和平宪法的束缚，安倍晋三承袭了岸信介等自民党前辈政治家的“遗志”，不遗余力地试图加以突破。 在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看来，显然无法满足于日本的“和平国家”的身份定位，构建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的“强大日本”才是其国家战略定位的归宿。对于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领导层近乎歇斯底里式地在修宪、强军的路上一路狂飙，白井聪予以严厉的批判，认为一方面永无止境地在“对美从属”的惯性之下，致使日本国民饱受侮辱;另一方面则极有可能将日本拖入战争的边缘。殷鉴不远，战后初期，饱受战乱之苦的日本国民积极支持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随着具有战争体验的老一代的逝去，年轻一代的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破坏力和危害性匮乏认知，因此对安倍之流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缺乏应有的敏感和警惕，从而导致国民层面对安倍等领导层向战争体制迈进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约束。
在白井聪看来，日本以“3·11大地震”为契机，正式宣告了“战后”时代的终结。“战后”这一“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直接后果即意味着“和平与繁荣”时代的完全结束，而同时又不得不拉开了“战争与衰退”的序幕[1]21。从2011年以来日本的国家动向来看，白井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野田佳彦担任首相期间在向自卫队训话时进行的“忘战必危”的“教诲”和“告诫”，旨在唤起自卫队军人的“战争信念”，力争重振昔日帝国的“荣光”，释放了在解决争端时即便是“兵戎相向”也在所不惜的不祥信号。安倍晋三二度组阁以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实质上抽空了和平宪法的精髓和实质，为自卫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扫清了障碍。安倍打着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实际上开始在奔向战争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不能不引起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洲诸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
本来，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富国强兵”与“日美基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则是涉及有关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的重大问题。前已述及，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政治家在实现了日本的“富国”之后，势必将“强兵”提上议事日程，并紧锣密鼓地予以推进。长期以来，日本和中国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国家战略”[7]，事实上远非如此简单。从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可能是对国家抱有恨铁不成钢之撼，故而发出如此喟叹;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而言，切不可轻信这种既无现实可能性，又易形成低估日本国家战略意志的误判。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将日本推行的外交路线概括为“一味寻求强权的机会主义”[8]，这种总结无疑是深得要领和切中肯綮的精辟分析。始终追随强者，与强者为伍，是沉积于日本文化深层中的民族性格。战后日本追随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甘当美国的“附属国”，甚至将“日美基轴”这一手段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目标加以不懈追求。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外交官中岛敏次郎在接受何为“日美关系应该达成的目标”的询问时，明确回答是“日美基轴”[9]。从逻辑的起点上而言，无疑存在着理应达成的外交目标，“日美基轴”仅仅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中岛显然并未充分关注到这种自明的事实，而这恰恰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误将手段自我目的化。
无疑，对于以安倍为代表的政治家而言，可能并不关心“日美基轴”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在其内心深处是如何有效地依托和利用日美同盟体制，为达成且实现其“富国”与“强兵”两者并驾齐驱的“正常国家”梦想服务，至于暂时甚或长时期地向美国“俯首称臣”，并未干扰其复归战前“明治时代信念”的终极目标。可见，“日美基轴”只不过是日本实现明治以来“富国强兵”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结 语
一言以蔽之，日本难以终结“战后”的两难之境为，安倍所谓脱离“战后体制”，无论是和平宪法，还是日美安保体制，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安倍试图对此予以彻底性的颠覆，美国方面是难以认可和容忍的，而同时日本又声称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依托美国的庇护施展其构建“强大日本”的国家构想，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是日本政府无法加以解决和克服的。同时，在面对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不断加以否认，挑战人类的良知和底线，还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不时刺激中韩等邻国。只要日本不对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且持续不断地对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就不会得到亚洲邻国人民的宽宥和谅解，从而不得不接受来自亚洲邻国的严厉审视和批判。始终背负这一沉重的无形精神遗产的重负，日本终结“战后”的臆想不啻为“镜花水月”。
尽管白井聪在其著作中宣称以“3·11大地震”为分界线，意味着“战后”的终结，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并不会自动地终止一个时代。长期以来约束日本人意识和感觉的所谓“战后”，无异于一个“牢狱”，对其进行突破，有必要通过自我觉悟在智识上不断努力。唯其如此，只有通过面对国家现实，进行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扬弃，才能摸索到未来国家的出路。
[参 考 文 献]
[1] 白井聡.永続敗戦論：戦後日本の核心[M].東京：太田出版，2014.
[2]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M].東京：文藝春秋，2006.
[3] 江藤淳.平和憲法は「新興宗教」[J].SAPIO，1991-03-28.
[4] 孫崎享，木村朗編.終わらない〈占領〉[M].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2013：19.
[5] 白井聡.「敗けた」ということ「永続敗戦」を提起している[N].朝日新聞，2013-07-02.
[6] 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M].東京：岩波書店，2006：173.
[7] 読売新聞部.検証 国家戦略なき日本[M].東京：新潮社，2006：8.
[8] 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世界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M].胡利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64-311.
[9] 豊下楢彦.「尖閣問題」とは何か[M].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1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