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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晁中辰先生关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有二十余年之久，在这个领域已发表二十多篇论文，《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是晁先生这二十多年对该领域研究的系统化和精华提炼。
关键词：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倭患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93-01
晁中辰先生是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发表过《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2001.5）等论文66篇。出版过《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改革通史•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多部著作。《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是晁中辰先生多年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又一最新成果。
晁中辰先生关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有二十余年之久，《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正是晁先生这二十多年对该领域研究的系统化和精华提炼。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明代以前，要么是官方派船出海，要么是经官方许可后出海贸易，也不许外国商船随便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非常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反动。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正德年间开始实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再加上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发生后，嘉靖帝再次申严海禁，使迅速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海商们组成大大小小的海商集团，进行走私贸易，对明廷的海禁政策进行激烈的反抗。
纵观全书，作者的个性思维在多处体现：如关于海禁原因的探讨，作者把政治原因——海彊不靖作为重中之重，把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也作为明初实行海禁的重要原因，而传统认为的明朝商品经济水平低，晁先生认为并不是实行海禁的重要原因，至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实际上不是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
“海彊不靖”最初表现为张士诚、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再有就是日本倭寇的入侵。自从唐末到明初，日本一直未通中国。嘉靖时发生“争贡事件”，宗设与宋素卿为争夺正宗贡使地位，最后变成了一场对沿海人民的屠杀、抢掠和侵犯，明王朝深深地感到海疆的安全遭遇到了严重的威胁。嘉靖皇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认为加严海禁是政府能采取的有效办法。海禁趋于严厉更多仍是考虑海疆的安全。这一政策显然是消极的。
再如作者关于嘉靖时期“倭寇之患”的论述。作者认为“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真倭只是极少数。”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实际上“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与一般观点认为的“倭寇之患”是以日本浪人为主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抢劫与骚扰，中国海商只是其帮凶的观点截然不同。
作者的有些见解，对于明代经济史的其他相关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如作者认为，明后期开放海禁之后，白银流入现象显著，这既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也因此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认为永乐时期虽然有一些宽待外国贡使的政策，但并没有废除海禁，称不上“永乐开放”。即使隆庆开海以后，一方面限制只能取漳州月港一地，出海地点必须确定，经营的物品及其数量也有限制。明王朝贯彻始终的依然是海禁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有的皇帝执行得较为灵活，因而海外贸易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有的皇帝从政权维持的角度出发，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有的皇帝想把海外贸易限制在官方控制的范围内，但事实上官方海上贸易发展之际，民间海上贸易往往也有所发展，当官方海外贸易停息之时，往往是民间海外贸易来填补空白。
到崇祯帝时，国内危机四伏，海外贸易已无暇顾及，它只能再度被动地使用禁海的祖宗政策，但是实施的效果很差，郑芝龙以民间力量统合起各支海上力量，竟形成为一支巨大的海上商业集团。
作者认为：“明中期以后，尤其是隆庆开放以后，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才真正形成了华侨出国高潮，但这个重大历史现象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原因在于隆庆以前海外没有较大的劳务需求，中国人普遍对海外有“蛮夷”之地的想法，即使出去了，也多不愿久留，多数仍找机会回到国内，只有到隆庆之后，有的去海外种植胡椒，有的经营糖厂，有的从事城市建筑，也有一些从事农艺耕作。这些领域可以容纳较多的移民。隆庆开海使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蓬勃发展，华侨出国的人数也迅速增多。隆庆开海后海外华人社会呈现出一些变化：一是出国谋生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逐渐取代商人而成为主体，他们不仅集中于商埠，而且分布到更广阔的区域。形成一个个华人聚居区。殖民者对华侨的态度是两面的，既要利用华侨，以得到中国商品和开发当地资源，又害怕华侨势力太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往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样的认识丰富了华侨史的内容，某种程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该书在使用语言方面也非常简洁明快，行文如流水，自然天成，丝毫不会有读某些历史书籍那种枯燥乏味之感。
关键词：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倭患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93-01
晁中辰先生是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发表过《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2001.5）等论文66篇。出版过《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改革通史•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多部著作。《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是晁中辰先生多年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又一最新成果。
晁中辰先生关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有二十余年之久，《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正是晁先生这二十多年对该领域研究的系统化和精华提炼。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明代以前，要么是官方派船出海，要么是经官方许可后出海贸易，也不许外国商船随便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非常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反动。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正德年间开始实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再加上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发生后，嘉靖帝再次申严海禁，使迅速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海商们组成大大小小的海商集团，进行走私贸易，对明廷的海禁政策进行激烈的反抗。
纵观全书，作者的个性思维在多处体现：如关于海禁原因的探讨，作者把政治原因——海彊不靖作为重中之重，把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也作为明初实行海禁的重要原因，而传统认为的明朝商品经济水平低，晁先生认为并不是实行海禁的重要原因，至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实际上不是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
“海彊不靖”最初表现为张士诚、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再有就是日本倭寇的入侵。自从唐末到明初，日本一直未通中国。嘉靖时发生“争贡事件”，宗设与宋素卿为争夺正宗贡使地位，最后变成了一场对沿海人民的屠杀、抢掠和侵犯，明王朝深深地感到海疆的安全遭遇到了严重的威胁。嘉靖皇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认为加严海禁是政府能采取的有效办法。海禁趋于严厉更多仍是考虑海疆的安全。这一政策显然是消极的。
再如作者关于嘉靖时期“倭寇之患”的论述。作者认为“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绝大多数是中国人，真倭只是极少数。”嘉靖时期的“倭寇之患”实际上“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与一般观点认为的“倭寇之患”是以日本浪人为主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抢劫与骚扰，中国海商只是其帮凶的观点截然不同。
作者的有些见解，对于明代经济史的其他相关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如作者认为，明后期开放海禁之后，白银流入现象显著，这既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也因此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认为永乐时期虽然有一些宽待外国贡使的政策，但并没有废除海禁，称不上“永乐开放”。即使隆庆开海以后，一方面限制只能取漳州月港一地，出海地点必须确定，经营的物品及其数量也有限制。明王朝贯彻始终的依然是海禁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有的皇帝执行得较为灵活，因而海外贸易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有的皇帝从政权维持的角度出发，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有的皇帝想把海外贸易限制在官方控制的范围内，但事实上官方海上贸易发展之际，民间海上贸易往往也有所发展，当官方海外贸易停息之时，往往是民间海外贸易来填补空白。
到崇祯帝时，国内危机四伏，海外贸易已无暇顾及，它只能再度被动地使用禁海的祖宗政策，但是实施的效果很差，郑芝龙以民间力量统合起各支海上力量，竟形成为一支巨大的海上商业集团。
作者认为：“明中期以后，尤其是隆庆开放以后，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才真正形成了华侨出国高潮，但这个重大历史现象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原因在于隆庆以前海外没有较大的劳务需求，中国人普遍对海外有“蛮夷”之地的想法，即使出去了，也多不愿久留，多数仍找机会回到国内，只有到隆庆之后，有的去海外种植胡椒，有的经营糖厂，有的从事城市建筑，也有一些从事农艺耕作。这些领域可以容纳较多的移民。隆庆开海使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蓬勃发展，华侨出国的人数也迅速增多。隆庆开海后海外华人社会呈现出一些变化：一是出国谋生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逐渐取代商人而成为主体，他们不仅集中于商埠，而且分布到更广阔的区域。形成一个个华人聚居区。殖民者对华侨的态度是两面的，既要利用华侨，以得到中国商品和开发当地资源，又害怕华侨势力太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往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样的认识丰富了华侨史的内容，某种程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该书在使用语言方面也非常简洁明快，行文如流水，自然天成，丝毫不会有读某些历史书籍那种枯燥乏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