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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机械化大生产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社会，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们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于以前生活相对封闭而言的赣南客家围屋居民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正经历着从封闭转为开放，从稳定转为剧变的变迁。这就导致了每个围屋居民和他原来所在的围屋居民群体不是天然的重合，同时，每个围屋居民群体面对更多的不同的群体。换句话说，社会变化与社会开放导致了围屋居民对原有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的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文化认同的变迁。人们位育新的处境，而在原来的基础上制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规范和价值标准，接纳吸收社会主流的内容。围屋居民为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改变传统的居住模式和交往方式及范围，他们对于传统的一些风俗习惯和观念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我们提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围屋文化认同变迁状况的设想[1]。
关键词：集体记忆 围屋 文化认同变迁
围屋在赣南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围屋建立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远居他乡的客家人为了保护自身和家庭的安全，设计创建了这种防御力极强的城堡式民居建筑[2]。一般而言，一个围屋内一般就生活着一个家族。在围屋这一巨大的封闭性的建筑里，围屋居民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范和文化观念，因此围屋居民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群体”，同时，围屋居民与围屋外部的居民行为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存在着很大差异，围屋居民与其外部居民就区分开来。这样围屋居民就对围屋文化这一共同文化进行了确认，由此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结束，社会趋于安定。围屋外面的威胁少了，其防御功能也渐渐弱化。从围屋以前的的建制来看，围屋的房间几乎没有对外的窗户。这种对外的封闭性，也导致了对内的凝聚力。围屋讲求的是一种围屋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压制个体的差异性，限制人的自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生活在围屋中的居民，他们集体的文化认同的同质性强并且其共同的文化认同程度也是相对而言是高的。但当受到外部巨大刺激时，虽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其表现出来的，却显得格外的突出，极具特殊性。
一、简介
关西围屋群是位于江西省龙南县关西镇里的客家民居，由关西新围（简称关西围）、西昌围、田心围、鹏皋围等八座不同风格的客家围屋构成。关西围整体结构如巨大的“回”字，围屋的核心建筑就在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在客家民居三进三开”特征基础上扩大为“三进六开”，从而形成“九栋十八厅”大型客家民居的典型建筑，共有主房124间。[3] 关西新围开基祖徐老四，名名均，字韵彬，号渠园。关西新围始建于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 竣工，历时29年，系关西名绅徐名钧所建，后人为与其祖辈所建老围（西昌围）区别，称之为“新围”。围屋坐西南朝东北，平面呈“国”字形，面阔92.2米，进深83.5米，占地面积7426平方米，建筑面积11477平方米。围墙高约8米，墙厚1米，围屋四角各建有一座10米高的炮楼。新围依山傍水，整体布局良好，集“家、祠、堡”为一体，与大宅配套的还有花园、戏台、书院等建筑。围屋中轴线是祠堂，前后三进，五组并列，是客家地区传颂的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建筑。关西新围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为齐全、工艺最精良的客家方形民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汉晋坞堡的活化石”和“散落在民间的皇宫”。
关西新围开基祖徐老四，名名均，字韵彬，号渠园。因他姐姐嫁在燕翼围，常到姐姐家做客，时常为燕翼围的雄伟高大所神迷，内心暗藏競争意识。姐夫赖世樟资助精明肯干的徐老四做木头生意，他天生聪慧，生意竟渐渐做大。有一回，他从赣州发排往南昌时，顺路搭了省府税官之公子返省，公子的父亲有感于徐老四慷慨助人，遂给了他一块免税牌。从此，徐老四做生意如鱼得水，呼风有风，唤雨有雨，一时间，许多排贩纷纷依附徐老四，也求他给打上其“西昌”火印商号，徐老四则收商号费，从而盈利滚滚。
二、围屋建筑设计及其反映的社会思想
当地宗族的姓氏为徐，关西围是目前最大的围屋，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围”。由于此地居民基本都属于汉族，所以宗族观念特别强烈，这也体现在了围屋的设计上，每个围屋内空间最大的、设计最繁杂的都必定是祠堂，也就是当地居民供奉祖先的地方，当地有三进厅堂之说，具体而言，厅堂一共是有三个部分，每个厅都有门槛相区隔。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们一阶厅堂是前厅，主要就是平常一些杂事小事处理的地方，在这个厅稍微外面一点有一个小房间是当时佣人休息的地方。到了第二庭有一个类似于小池塘的凹陷地区，这块区域是露天的，没有屋顶，平常阳光或者雨水都正好落在那块凹陷区域，当地居民说这是“聚宝盆”，顾名思义也就是祈求上天降福于此地，这反映了儒学思想里“天人感应”的思想。而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阶，这里才是真正供奉祖先的地方，同样也是举行围屋内部各种红白喜丧事的地方，一般像是七月半、清明、春节等一些隆重的节日都要来祠堂祭拜祖先，但各个围屋的情况在时间上也有所不同，像是关西围，当地的老人说以前每月十五都要去烧香，而在不远的燕翼围则是清明时是要上山去祭祖而不在围屋内部。在第三阶厅堂之后有设立离场的小道，当地老人特地强调祭祖活动完成之后一定不能从原来的门出去，只能从这两旁的小道出去，否则是对祖宗的不敬，而这两变的通道连接的是原来居民的住所，这样他们就能在祭祖完之后回到他们住所继续日常的生活了。
关西围内部还有很多小的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比如每个门入口处都会有类似于狗洞的设计，有招财进宝的寓意;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绘画，尤其在祠堂里居多。在门梁上，还画有龙腾飞的景象，左边门梁为公龙，右边为母龙，阴阳结合，体现了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有些画分布在房梁和天花板，画的内容是龙和凤，这不仅体现了龙凤呈祥的吉祥寓意，同样也表明在当时的时代下，关西围屋的主人的反动之心，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龙象征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敢用龙做装饰的人，必定是有要取代原有君主的权威的想法。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 三、围屋文化认同变迁现状
1.建筑认同
由于围屋空间狭小，基础生活设施不完备等原因，大多数居民更喜欢现在的居住场所，而不是以前的围屋。但多数居民认为围屋建筑独居地方和时代特色，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并且十分支持围屋旅游的发展。由此可见，围屋居民现在不再将围屋看做是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不再将其当做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地方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建筑。也就是说，围屋居民对于围屋的建筑认同实际上发生了由安全保障到历史文化的内容上的转变。而由于围屋已经逐渐不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因此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围屋基础设施，创新围屋旅游发展模式，以此来提高居民对于围屋的建筑认同。
2.地方特色语言认同
从研究结果的分析来看，绝大多数围屋居民都会说客家话，在日常的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客家话与人进行交流沟通。同时他们愿意教后代学习客家话，他们认为客家话是对客家文化的一种传承，是客家人的标志，更是一种优秀的地方性文化，因此客家话应该被传承下去。同时，现实中存在一小部分人客家话认为比较俗气，也不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年轻一代不应该学习客家话。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多数围屋居民对于客家话这一地方特色语言的认同度很高。
3.宗族文化认同
就现在而言，一方面，围屋的宗族管理的事务减少，宗族管理权力也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围屋宗族文化方面的功能凸显，围屋宗族文化现在更多地发挥着慰藉心灵和信仰依托方面的作用。虽然大多数围屋的祖祠还在围屋之内，但是由于乡村人口的外流，人们每年的敬宗祭祖活动不如从前频繁了，参与人数和举行规模也日以缩减。总而言之，围屋的宗族文化认同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围屋宗族文化功能由以管理围屋社会事务为主，转变为信仰和心灵慰藉功能为主;一定程度上围屋的宗族文化认同也降低了。
4.传统邻里交往方式，
围屋居民的传统交往方式认同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就围屋居民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因资源不足而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减少，因此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就围屋居民与围屋外居民的关系而言，由于如今围屋的“对外”开放，围屋居民与周边居民交往的频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也就是说，围屋居民更加认同现在的邻里交往方式，即围屋居民对传统交往方式的认同度变低。
5.价值规范认同
因为村规民约大多是口口相传的，没有正式成文，而且在改革开放大部分围屋居民搬离围屋后，居民远离了集中居住的围屋文化环境，其受村规民约和围屋规范的约束作用也日益减少。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例如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盛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规范，如崇尚自由等，与之前的价值规范相对抗。因此居民对于围屋传统价值规范的认同感下降，这从居民参加社会公共事务与家族事务的积极性降低的现状中就可见一斑了。
四、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随着集体记忆的流变与重构，尤其是针对：围屋建筑、地方特色性语言、宗族文化、传统邻里交往方式、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对当地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原住民对围屋的文化认同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这种社会大潮下，当地人面临居住结构，外部文化传入等主客观性多重影响，虽然由于地域性、建筑結构的特殊性和宗族因素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并且这个文化早已根植于当地人心中，这种文化认同对于当地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明显的，平时是难以察觉的，但其深刻性、久远性都是其他认同所难以企及的，但人们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变化，也感觉到了他们正在经历着一种认同变迁。围屋居民对围屋文化认同目前处于一种“传统为体，现在为用”的状态中，这种变迁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给了传统以适当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李春宴，试论赣南客家围屋文化[J] 思想战线 2008（34）;154-155
[3]闫俊文，刘庭风，多维视角下的赣南客家围屋美学内涵研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8）;137-140
关键词：集体记忆 围屋 文化认同变迁
围屋在赣南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围屋建立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远居他乡的客家人为了保护自身和家庭的安全，设计创建了这种防御力极强的城堡式民居建筑[2]。一般而言，一个围屋内一般就生活着一个家族。在围屋这一巨大的封闭性的建筑里，围屋居民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范和文化观念，因此围屋居民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群体”，同时，围屋居民与围屋外部的居民行为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存在着很大差异，围屋居民与其外部居民就区分开来。这样围屋居民就对围屋文化这一共同文化进行了确认，由此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结束，社会趋于安定。围屋外面的威胁少了，其防御功能也渐渐弱化。从围屋以前的的建制来看，围屋的房间几乎没有对外的窗户。这种对外的封闭性，也导致了对内的凝聚力。围屋讲求的是一种围屋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压制个体的差异性，限制人的自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生活在围屋中的居民，他们集体的文化认同的同质性强并且其共同的文化认同程度也是相对而言是高的。但当受到外部巨大刺激时，虽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其表现出来的，却显得格外的突出，极具特殊性。
一、简介
关西围屋群是位于江西省龙南县关西镇里的客家民居，由关西新围（简称关西围）、西昌围、田心围、鹏皋围等八座不同风格的客家围屋构成。关西围整体结构如巨大的“回”字，围屋的核心建筑就在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在客家民居三进三开”特征基础上扩大为“三进六开”，从而形成“九栋十八厅”大型客家民居的典型建筑，共有主房124间。[3] 关西新围开基祖徐老四，名名均，字韵彬，号渠园。关西新围始建于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 竣工，历时29年，系关西名绅徐名钧所建，后人为与其祖辈所建老围（西昌围）区别，称之为“新围”。围屋坐西南朝东北，平面呈“国”字形，面阔92.2米，进深83.5米，占地面积7426平方米，建筑面积11477平方米。围墙高约8米，墙厚1米，围屋四角各建有一座10米高的炮楼。新围依山傍水，整体布局良好，集“家、祠、堡”为一体，与大宅配套的还有花园、戏台、书院等建筑。围屋中轴线是祠堂，前后三进，五组并列，是客家地区传颂的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建筑。关西新围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为齐全、工艺最精良的客家方形民居，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汉晋坞堡的活化石”和“散落在民间的皇宫”。
关西新围开基祖徐老四，名名均，字韵彬，号渠园。因他姐姐嫁在燕翼围，常到姐姐家做客，时常为燕翼围的雄伟高大所神迷，内心暗藏競争意识。姐夫赖世樟资助精明肯干的徐老四做木头生意，他天生聪慧，生意竟渐渐做大。有一回，他从赣州发排往南昌时，顺路搭了省府税官之公子返省，公子的父亲有感于徐老四慷慨助人，遂给了他一块免税牌。从此，徐老四做生意如鱼得水，呼风有风，唤雨有雨，一时间，许多排贩纷纷依附徐老四，也求他给打上其“西昌”火印商号，徐老四则收商号费，从而盈利滚滚。
二、围屋建筑设计及其反映的社会思想
当地宗族的姓氏为徐，关西围是目前最大的围屋，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围”。由于此地居民基本都属于汉族，所以宗族观念特别强烈，这也体现在了围屋的设计上，每个围屋内空间最大的、设计最繁杂的都必定是祠堂，也就是当地居民供奉祖先的地方，当地有三进厅堂之说，具体而言，厅堂一共是有三个部分，每个厅都有门槛相区隔。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们一阶厅堂是前厅，主要就是平常一些杂事小事处理的地方，在这个厅稍微外面一点有一个小房间是当时佣人休息的地方。到了第二庭有一个类似于小池塘的凹陷地区，这块区域是露天的，没有屋顶，平常阳光或者雨水都正好落在那块凹陷区域，当地居民说这是“聚宝盆”，顾名思义也就是祈求上天降福于此地，这反映了儒学思想里“天人感应”的思想。而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阶，这里才是真正供奉祖先的地方，同样也是举行围屋内部各种红白喜丧事的地方，一般像是七月半、清明、春节等一些隆重的节日都要来祠堂祭拜祖先，但各个围屋的情况在时间上也有所不同，像是关西围，当地的老人说以前每月十五都要去烧香，而在不远的燕翼围则是清明时是要上山去祭祖而不在围屋内部。在第三阶厅堂之后有设立离场的小道，当地老人特地强调祭祖活动完成之后一定不能从原来的门出去，只能从这两旁的小道出去，否则是对祖宗的不敬，而这两变的通道连接的是原来居民的住所，这样他们就能在祭祖完之后回到他们住所继续日常的生活了。
关西围内部还有很多小的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比如每个门入口处都会有类似于狗洞的设计，有招财进宝的寓意;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绘画，尤其在祠堂里居多。在门梁上，还画有龙腾飞的景象，左边门梁为公龙，右边为母龙，阴阳结合，体现了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有些画分布在房梁和天花板，画的内容是龙和凤，这不仅体现了龙凤呈祥的吉祥寓意，同样也表明在当时的时代下，关西围屋的主人的反动之心，因为在封建社会中，龙象征的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敢用龙做装饰的人，必定是有要取代原有君主的权威的想法。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 三、围屋文化认同变迁现状
1.建筑认同
由于围屋空间狭小，基础生活设施不完备等原因，大多数居民更喜欢现在的居住场所，而不是以前的围屋。但多数居民认为围屋建筑独居地方和时代特色，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并且十分支持围屋旅游的发展。由此可见，围屋居民现在不再将围屋看做是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不再将其当做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地方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建筑。也就是说，围屋居民对于围屋的建筑认同实际上发生了由安全保障到历史文化的内容上的转变。而由于围屋已经逐渐不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因此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围屋基础设施，创新围屋旅游发展模式，以此来提高居民对于围屋的建筑认同。
2.地方特色语言认同
从研究结果的分析来看，绝大多数围屋居民都会说客家话，在日常的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客家话与人进行交流沟通。同时他们愿意教后代学习客家话，他们认为客家话是对客家文化的一种传承，是客家人的标志，更是一种优秀的地方性文化，因此客家话应该被传承下去。同时，现实中存在一小部分人客家话认为比较俗气，也不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年轻一代不应该学习客家话。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多数围屋居民对于客家话这一地方特色语言的认同度很高。
3.宗族文化认同
就现在而言，一方面，围屋的宗族管理的事务减少，宗族管理权力也日益下降;另一方面，围屋宗族文化方面的功能凸显，围屋宗族文化现在更多地发挥着慰藉心灵和信仰依托方面的作用。虽然大多数围屋的祖祠还在围屋之内，但是由于乡村人口的外流，人们每年的敬宗祭祖活动不如从前频繁了，参与人数和举行规模也日以缩减。总而言之，围屋的宗族文化认同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围屋宗族文化功能由以管理围屋社会事务为主，转变为信仰和心灵慰藉功能为主;一定程度上围屋的宗族文化认同也降低了。
4.传统邻里交往方式，
围屋居民的传统交往方式认同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就围屋居民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因资源不足而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减少，因此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就围屋居民与围屋外居民的关系而言，由于如今围屋的“对外”开放，围屋居民与周边居民交往的频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也就是说，围屋居民更加认同现在的邻里交往方式，即围屋居民对传统交往方式的认同度变低。
5.价值规范认同
因为村规民约大多是口口相传的，没有正式成文，而且在改革开放大部分围屋居民搬离围屋后，居民远离了集中居住的围屋文化环境，其受村规民约和围屋规范的约束作用也日益减少。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例如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盛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规范，如崇尚自由等，与之前的价值规范相对抗。因此居民对于围屋传统价值规范的认同感下降，这从居民参加社会公共事务与家族事务的积极性降低的现状中就可见一斑了。
四、反思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随着集体记忆的流变与重构，尤其是针对：围屋建筑、地方特色性语言、宗族文化、传统邻里交往方式、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对当地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原住民对围屋的文化认同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这种社会大潮下，当地人面临居住结构，外部文化传入等主客观性多重影响，虽然由于地域性、建筑結构的特殊性和宗族因素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并且这个文化早已根植于当地人心中，这种文化认同对于当地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明显的，平时是难以察觉的，但其深刻性、久远性都是其他认同所难以企及的，但人们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变化，也感觉到了他们正在经历着一种认同变迁。围屋居民对围屋文化认同目前处于一种“传统为体，现在为用”的状态中，这种变迁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给了传统以适当的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李春宴，试论赣南客家围屋文化[J] 思想战线 2008（34）;154-155
[3]闫俊文，刘庭风，多维视角下的赣南客家围屋美学内涵研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14，（8）;137-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