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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这两股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今日中国，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也是整体改革的十字路口。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后，依然实现了预定的增长目标，但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驱动的增长，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一方面，中国为确保就业和稳定，要求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由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一方面，中国社会累积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行政性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滞后和权力寻租问题，正在加剧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变革必须同步推进。但迈向现代国家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制约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何在？中国经济转型出路何在？各个领域的改革究竟如何突破？这不仅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与每一个公民直接相关。
终结人口红利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过去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数量增加，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过去30年，不但投资增加使得经济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效率提高，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我们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地消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创新了。
中等收入陷阱
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政府在动员资源并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时，需要依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大，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决定的。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多久就发现这方面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的报告。报告认为，“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表述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述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改革推进增长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再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进行，有很多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这两股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需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今日中国，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也是整体改革的十字路口。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后，依然实现了预定的增长目标，但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驱动的增长，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一方面，中国为确保就业和稳定，要求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由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一方面，中国社会累积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行政性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滞后和权力寻租问题，正在加剧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变革必须同步推进。但迈向现代国家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制约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何在？中国经济转型出路何在？各个领域的改革究竟如何突破？这不仅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与每一个公民直接相关。
终结人口红利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过去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数量增加，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过去30年，不但投资增加使得经济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效率提高，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我们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地消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
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创新了。
中等收入陷阱
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政府在动员资源并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时，需要依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大，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决定的。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多久就发现这方面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的报告。报告认为，“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表述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述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改革推进增长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再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进行，有很多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这两股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需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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