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腾讯网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位于海淀区的希格玛大厦，大厦四层的一张办公桌前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照片，这些都是王崴最喜欢的。她是腾讯网原创图片视觉栏目《活着》的创办者、责任编辑，这些照片是她自《活着》创办以来，从每期挑选出最精彩的一张，慢慢积累起来的。
《活着》创办至今，已与上百名国内优秀摄影师成功合作，每期近300万的浏览人数，让它的创办者王崴，一个80后女孩渐渐为人所知。
自由地成长
王崴是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的，父母都是西北大学的教职工，自幼喜欢自由的她从来不服管束。不过，王崴的父母也很乐于让这个不太听话的女儿自由发展，极少干涉或阻止她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王崴说，“不干涉就是最好的支持！”
她开始自由自在地成长，上大学、考研，在南京大学读研二时，她对视觉有了浅显而模糊的兴趣，于是买了她人生的第一部单反相机——尼康D80。也是从那时起，王崴有了用影像记录生活的冲动。
于是，她开始扛起相机，不放过任何一个她觉得精彩的瞬间。王崴认为，自己的故事充满了巧合。
南京大学的校园建筑颇具特色，很多教学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坐在教室里，望着窗外，王崴顺手涂鸦画下了窗外的楼顶，她左手举起了自己刚刚创作的作品，对比着窗外的建筑，右手从书包里掏出随时随地跟着她的D80，按下了快门。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信手拈来的照片，竟获得了南京大学《吾爱吾校》摄影大赛一等奖。
王崴是个积极的怀疑者，她最恐惧的事情就是无知地死去。本科、研究生都学习管理专业的她，在读研的最后一年里，开始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产生怀疑。毕业后，短暂的工作经历更无法让她找到未来的方向，现实令她失望透顶，她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王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沉淀自己。
“妈妈说，既然喜欢摄影就报个班学学吧！”王崴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父母很开通，甚至会在别人看来有些不靠谱的事情上给出一些推波助澜的建议。
她开始搜索国内比较专业的摄影培训机构，最终锁定了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进修班。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日子，是王崴最快乐的时光。完全没有课业压力的生活，让这群对摄影有着单纯爱好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则已经退休。
直到现在，进修班的同学们都保持着当年的友情，而王崴在进修班的结业作品也成为她进入腾讯的敲门砖。
敲开腾讯的门
北京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很近，每天都有很多“趴活儿”的群众演员在北影厂门口等待出镜机会。王崴经常路过那里，但有一次她停住了脚步。
当时正值冬天，王崴记得那是北京最冷的几天。一位50岁上下、满脸络腮胡子、裹着棉大衣的人瑟缩在人群中，王崴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两个信息：他很特别，一定会是个有故事的人；我不能错过。
于是，王崴举起了相机，开始记录这位群众演员的生活。“络腮胡子”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野狼，王崴跟着野狼去剧组，看他怎么扮演一位蒙古大夫；她跟着野狼回他在北京的临时住所，拍他破烂的房屋和摆设，还有他插在墙上布袋里的一束花……
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记录的。似乎从那时起，《活着》所确定的“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的宗旨已经隐约呈现。
在北影2009届图片摄影进修班的结业仪式上，播放了同学们的结业作品，讨论异常热烈。当大屏幕播放王崴的作品《野狼》时，热闹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整整5分钟鸦雀无声，直到《野狼》的最后一张图片播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正是这组作品引起了时任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李玉霄（下文称老李，记者注）的关注，王崴的《野狼》被选为当时图片频道刚刚上线的《中国人的一天》栏目的第一期，王崴也被腾讯网新闻中心招聘进图片频道，开始酝酿《活着》。
王崴说：“《中国人的一天》主要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当时老李想做一个更专业、新闻性更强的栏目，大家就开始想这个栏目的名字，讨论来讨论去，说要不就叫‘生活着’，最后，老李一拍桌子：把‘生’去掉，就叫‘活着’。”
就这样，2010年5月，《活着》诞生，从《活着》出生起，王崴就担任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负责栏目的选题策划、编辑制作等工作。
创作与再创作
对于这个栏目，王崴也一直在摸索。在《活着》之前，国内大型门户新闻网站都没有成形的原创图片故事栏目，当时王崴能想到的就是向网友征集作品。
征集来的照片，经过初选后，还需要进行“再创作”。王崴会根据讲述故事的逻辑顺序搭建结构，对这些照片进行筛选。她会考虑摒弃那些功能性强，但视觉效果一般的图片，尽量精确地保留能呈现事件关键节点的图片。
将图片故事编辑得好看，开篇和结尾很重要。“这两张的功能性可能不是很强，但一定要好看，有较强的隐喻作用。开头要能呼吸，有留白；结尾则要压得住，可以戛然而止也可以意味深长，像一把拳头突然攥住。”王崴有时会参考电影的逻辑结构，在里面设置一些悬念。
渐渐地，王崴对栏目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要求也越来越高，投稿的作品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王崴开始自己寻找题材。
除了摄影师们在创作，王崴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发现某个新闻点后，找摄影记者去拍，我会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样的图片，哪些细节不能漏掉，如何从个体的生存状况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个新闻事实，但尽可能做到引导而不控制。”也有些摄影师会把自己长期拍摄的作品给她看，“但这类图片故事，是摄影师时间、体力、智力的结晶，可遇不可求。”
2012年年初，王崴看到一条关于卖肾的新闻，当时外界对卖肾一事还仅停留在猎奇层面，鲜有记者真正调查过“卖肾网络”。凭直觉，王崴认为，这个新闻如果能拍成一组图片，肯定是组好故事。
想要摸清“卖肾产业链”的来龙去脉，必须有记者去卧底。这些摄影记者都是王崴的朋友，于公于私，她都不想他们出事。就在她犹豫之时，摄影师山姆哥表示愿意去拍。 2012年5月14日，山姆哥以卖肾者的身份，抵达杭州，在一个非法肾源供应基地，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卧底拍摄，这也是王崴最紧张的15天。山姆哥被安排在卖肾者的一个集体宿舍，一旦配型成功，就会被安排做切肾手术。“他每天只有在傍晚放风的时候，才能偷偷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担心，还好他是AB型血，配型成功率相对低一些。”
为了以防万一，山姆哥将每天拍摄的图片随时传给王崴，看着每天传回来的消息和图片——那些卖肾的小伙子比较愿意聊天，“马仔”（在卖肾产业链中，负责卖肾者简单管理工作的称为“马仔”）是什么样的人，卖肾的“标准化”流程如何操作等，王崴知道，这个图片故事拍成了。
半个月后，山姆哥趁着一次放风的机会逃了出来，还顺带解救了一位卖肾者。随后，王崴从拍回的照片中筛选了26张，并特意挑出一张意味深长的图片作为整组故事的结尾。
“卖肾车间”这个名字王崴一下子就想了出来，叫车间，是因为卖肾网络已渗透全国，如流水线般高效运转。
《卖肾车间》上线之后，立即引起了轰动，迄今都是《活着》创办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报道。“这些卖肾的小伙子，在他们无法后悔之前，必须有人阻止。”王崴说。
寻找人性之美
创办至今，《活着》经历过两次改版，不过改变的只是表达内容的形式，栏目的宗旨一直很明确：用专业影像关注普罗大众，反映社会现实，不回避真实存在的苦难。王崴说，这个宗旨给了《活着》很明确的选题范围。
在她看来，有余华的同名小说做铺垫，“活着”两个字，本就披覆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我并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如果故事偏重于悲情，那正是现今生活的倒影。影像的责任在于：不煽情，不冷漠，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
也许正如《野狼》中破烂房屋里的那一束花，王崴更希望读者透过苦难寻找生活中最本真的美好。
仔细翻看《活着》每一期图片故事的评论，可以发现事实正如王崴所愿。
有一位读者在评论中说：“我是一个曾经想放弃自己生命，但又因为看到《活着》而继续活着的人。”
王崴说：“纪实的篇章并没有令观者沉溺于痛苦中无法自拔，反而使他们在窥视到最隐匿的角落之后，自然而然地与自身生活作对比，进而懂得珍惜，更加热烈地去‘爱’。”
有人说王崴很冷，在《活着》的读者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之时，她却从没有为《活着》流过泪。即使在操作《卖肾车间》这样的暗黑题材时，她也在留意把握情感导向的平衡。
当时舆论呈压倒性谴责卖肾者“无脑、担不起责任”，王崴却很冷静，在这篇报道的文字中，对卖肾者的苦衷均有详细阐释，她说，“客观是基本准绳，表象背后隐藏着触碰内心的真相。”
目前，与王崴合作过的摄影师已有百余人，林克是其中之一，与王崴的合作已经超过10次。
在林克眼里，王崴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抓住好选题绝不放手。“有一次和王崴聊天，提到了四川大凉山有4000多彝族黑户，此后王崴就一直盯着让我去拍。”林克说，为了这个选题，也因为王崴的严格，他整整在那里拍了18天。
第一次，林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志愿者的工作，统计四川马产平地区的彝族黑户和失学儿童的人数，拍完发图给王崴时，她并不满意。于是林克第二次来到海拔2000多米的马产平再次拍摄，直到他第三次爬上这片土地，“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吧，第三次发的图片她终于满意了，现在腾讯网上看到的《没有身份的群落》这组图片中大部分都是第三次拍摄的。”林克说，虽然严格，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
关于未来
如何编辑好一组图片故事，让读者愿意一张张地翻阅，在“轻阅读”的基础上，瞬间就能感同身受，是王崴一直思考的。
她也在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呈现形式和内容编排更能得到读者认可。为此，她不断地征求业内人士的意见。王崴认为，除了避免图片冗余，文字讲得太满，题材上还要多留意平和、深厚的情感类题材，避免重复吸引眼球的极端题材。
未来，《活着》会更加专业化，会更关注热点事件。也许，未来还会推出动态视频的《活着》，也许还会考虑使用其他媒体渠道传播……王崴对她的栏目充满了各种设想。
王崴习惯将《活着》当作一个人来想象，她希望《活着》是善良的、勇敢的、灵动的。
“善良指的是，我希望这个栏目分分钟都是有人本关怀的，能直面生活中的不公，报道个体遭遇的不幸……能为身处角落的群体说些什么，这个栏目才有意义。”
“勇敢”——王崴希望《活着》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在她看来，那些站在角落里的人群，甚至连“沉默的大多数”都算不上，所谓的“大多数”还有沉默的权利，而他们只是具备语言功能而已，无处发声，无人喝彩，如尘埃般隐匿。“常人可以选择回避这些话题，但《活着》不可以。”王崴说，“《活着》能说服更多人愿意围观真相，若每一位围观者都能如凯撒一般高呼‘我来过，我看到了’，实为《活着》的欣慰。”
“灵动”，则是她对每组图片故事的影像素质的要求，她希望栏目能更专业，影像的视觉感更强，能够使读者更好、更直接地体会图片故事所要传达的内容。
作为一名年轻的图片编辑，王崴有着温暖而善良的理想：“无论生活如何跌宕，我们依然本能地生存下去。这生存本身，足以打动任何人。”
《活着》创办至今，已与上百名国内优秀摄影师成功合作，每期近300万的浏览人数，让它的创办者王崴，一个80后女孩渐渐为人所知。
自由地成长
王崴是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的，父母都是西北大学的教职工，自幼喜欢自由的她从来不服管束。不过，王崴的父母也很乐于让这个不太听话的女儿自由发展，极少干涉或阻止她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王崴说，“不干涉就是最好的支持！”
她开始自由自在地成长，上大学、考研，在南京大学读研二时，她对视觉有了浅显而模糊的兴趣，于是买了她人生的第一部单反相机——尼康D80。也是从那时起，王崴有了用影像记录生活的冲动。
于是，她开始扛起相机，不放过任何一个她觉得精彩的瞬间。王崴认为，自己的故事充满了巧合。
南京大学的校园建筑颇具特色，很多教学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坐在教室里，望着窗外，王崴顺手涂鸦画下了窗外的楼顶，她左手举起了自己刚刚创作的作品，对比着窗外的建筑，右手从书包里掏出随时随地跟着她的D80，按下了快门。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信手拈来的照片，竟获得了南京大学《吾爱吾校》摄影大赛一等奖。
王崴是个积极的怀疑者，她最恐惧的事情就是无知地死去。本科、研究生都学习管理专业的她，在读研的最后一年里，开始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产生怀疑。毕业后，短暂的工作经历更无法让她找到未来的方向，现实令她失望透顶，她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王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沉淀自己。
“妈妈说，既然喜欢摄影就报个班学学吧！”王崴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父母很开通，甚至会在别人看来有些不靠谱的事情上给出一些推波助澜的建议。
她开始搜索国内比较专业的摄影培训机构，最终锁定了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进修班。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日子，是王崴最快乐的时光。完全没有课业压力的生活，让这群对摄影有着单纯爱好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则已经退休。
直到现在，进修班的同学们都保持着当年的友情，而王崴在进修班的结业作品也成为她进入腾讯的敲门砖。
敲开腾讯的门
北京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很近，每天都有很多“趴活儿”的群众演员在北影厂门口等待出镜机会。王崴经常路过那里，但有一次她停住了脚步。
当时正值冬天，王崴记得那是北京最冷的几天。一位50岁上下、满脸络腮胡子、裹着棉大衣的人瑟缩在人群中，王崴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两个信息：他很特别，一定会是个有故事的人；我不能错过。
于是，王崴举起了相机，开始记录这位群众演员的生活。“络腮胡子”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野狼，王崴跟着野狼去剧组，看他怎么扮演一位蒙古大夫；她跟着野狼回他在北京的临时住所，拍他破烂的房屋和摆设，还有他插在墙上布袋里的一束花……
她知道，这就是她想要记录的。似乎从那时起，《活着》所确定的“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的宗旨已经隐约呈现。
在北影2009届图片摄影进修班的结业仪式上，播放了同学们的结业作品，讨论异常热烈。当大屏幕播放王崴的作品《野狼》时，热闹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整整5分钟鸦雀无声，直到《野狼》的最后一张图片播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正是这组作品引起了时任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李玉霄（下文称老李，记者注）的关注，王崴的《野狼》被选为当时图片频道刚刚上线的《中国人的一天》栏目的第一期，王崴也被腾讯网新闻中心招聘进图片频道，开始酝酿《活着》。
王崴说：“《中国人的一天》主要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当时老李想做一个更专业、新闻性更强的栏目，大家就开始想这个栏目的名字，讨论来讨论去，说要不就叫‘生活着’，最后，老李一拍桌子：把‘生’去掉，就叫‘活着’。”
就这样，2010年5月，《活着》诞生，从《活着》出生起，王崴就担任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负责栏目的选题策划、编辑制作等工作。
创作与再创作
对于这个栏目，王崴也一直在摸索。在《活着》之前，国内大型门户新闻网站都没有成形的原创图片故事栏目，当时王崴能想到的就是向网友征集作品。
征集来的照片，经过初选后，还需要进行“再创作”。王崴会根据讲述故事的逻辑顺序搭建结构，对这些照片进行筛选。她会考虑摒弃那些功能性强，但视觉效果一般的图片，尽量精确地保留能呈现事件关键节点的图片。
将图片故事编辑得好看，开篇和结尾很重要。“这两张的功能性可能不是很强，但一定要好看，有较强的隐喻作用。开头要能呼吸，有留白；结尾则要压得住，可以戛然而止也可以意味深长，像一把拳头突然攥住。”王崴有时会参考电影的逻辑结构，在里面设置一些悬念。
渐渐地，王崴对栏目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要求也越来越高，投稿的作品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王崴开始自己寻找题材。
除了摄影师们在创作，王崴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发现某个新闻点后，找摄影记者去拍，我会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样的图片，哪些细节不能漏掉，如何从个体的生存状况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个新闻事实，但尽可能做到引导而不控制。”也有些摄影师会把自己长期拍摄的作品给她看，“但这类图片故事，是摄影师时间、体力、智力的结晶，可遇不可求。”
2012年年初，王崴看到一条关于卖肾的新闻，当时外界对卖肾一事还仅停留在猎奇层面，鲜有记者真正调查过“卖肾网络”。凭直觉，王崴认为，这个新闻如果能拍成一组图片，肯定是组好故事。
想要摸清“卖肾产业链”的来龙去脉，必须有记者去卧底。这些摄影记者都是王崴的朋友，于公于私，她都不想他们出事。就在她犹豫之时，摄影师山姆哥表示愿意去拍。 2012年5月14日，山姆哥以卖肾者的身份，抵达杭州，在一个非法肾源供应基地，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卧底拍摄，这也是王崴最紧张的15天。山姆哥被安排在卖肾者的一个集体宿舍，一旦配型成功，就会被安排做切肾手术。“他每天只有在傍晚放风的时候，才能偷偷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担心，还好他是AB型血，配型成功率相对低一些。”
为了以防万一，山姆哥将每天拍摄的图片随时传给王崴，看着每天传回来的消息和图片——那些卖肾的小伙子比较愿意聊天，“马仔”（在卖肾产业链中，负责卖肾者简单管理工作的称为“马仔”）是什么样的人，卖肾的“标准化”流程如何操作等，王崴知道，这个图片故事拍成了。
半个月后，山姆哥趁着一次放风的机会逃了出来，还顺带解救了一位卖肾者。随后，王崴从拍回的照片中筛选了26张，并特意挑出一张意味深长的图片作为整组故事的结尾。
“卖肾车间”这个名字王崴一下子就想了出来，叫车间，是因为卖肾网络已渗透全国，如流水线般高效运转。
《卖肾车间》上线之后，立即引起了轰动，迄今都是《活着》创办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报道。“这些卖肾的小伙子，在他们无法后悔之前，必须有人阻止。”王崴说。
寻找人性之美
创办至今，《活着》经历过两次改版，不过改变的只是表达内容的形式，栏目的宗旨一直很明确：用专业影像关注普罗大众，反映社会现实，不回避真实存在的苦难。王崴说，这个宗旨给了《活着》很明确的选题范围。
在她看来，有余华的同名小说做铺垫，“活着”两个字，本就披覆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我并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如果故事偏重于悲情，那正是现今生活的倒影。影像的责任在于：不煽情，不冷漠，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
也许正如《野狼》中破烂房屋里的那一束花，王崴更希望读者透过苦难寻找生活中最本真的美好。
仔细翻看《活着》每一期图片故事的评论，可以发现事实正如王崴所愿。
有一位读者在评论中说：“我是一个曾经想放弃自己生命，但又因为看到《活着》而继续活着的人。”
王崴说：“纪实的篇章并没有令观者沉溺于痛苦中无法自拔，反而使他们在窥视到最隐匿的角落之后，自然而然地与自身生活作对比，进而懂得珍惜，更加热烈地去‘爱’。”
有人说王崴很冷，在《活着》的读者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之时，她却从没有为《活着》流过泪。即使在操作《卖肾车间》这样的暗黑题材时，她也在留意把握情感导向的平衡。
当时舆论呈压倒性谴责卖肾者“无脑、担不起责任”，王崴却很冷静，在这篇报道的文字中，对卖肾者的苦衷均有详细阐释，她说，“客观是基本准绳，表象背后隐藏着触碰内心的真相。”
目前，与王崴合作过的摄影师已有百余人，林克是其中之一，与王崴的合作已经超过10次。
在林克眼里，王崴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抓住好选题绝不放手。“有一次和王崴聊天，提到了四川大凉山有4000多彝族黑户，此后王崴就一直盯着让我去拍。”林克说，为了这个选题，也因为王崴的严格，他整整在那里拍了18天。
第一次，林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志愿者的工作，统计四川马产平地区的彝族黑户和失学儿童的人数，拍完发图给王崴时，她并不满意。于是林克第二次来到海拔2000多米的马产平再次拍摄，直到他第三次爬上这片土地，“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吧，第三次发的图片她终于满意了，现在腾讯网上看到的《没有身份的群落》这组图片中大部分都是第三次拍摄的。”林克说，虽然严格，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
关于未来
如何编辑好一组图片故事，让读者愿意一张张地翻阅，在“轻阅读”的基础上，瞬间就能感同身受，是王崴一直思考的。
她也在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呈现形式和内容编排更能得到读者认可。为此，她不断地征求业内人士的意见。王崴认为，除了避免图片冗余，文字讲得太满，题材上还要多留意平和、深厚的情感类题材，避免重复吸引眼球的极端题材。
未来，《活着》会更加专业化，会更关注热点事件。也许，未来还会推出动态视频的《活着》，也许还会考虑使用其他媒体渠道传播……王崴对她的栏目充满了各种设想。
王崴习惯将《活着》当作一个人来想象，她希望《活着》是善良的、勇敢的、灵动的。
“善良指的是，我希望这个栏目分分钟都是有人本关怀的，能直面生活中的不公，报道个体遭遇的不幸……能为身处角落的群体说些什么，这个栏目才有意义。”
“勇敢”——王崴希望《活着》是“一个敢于发声的人”。在她看来，那些站在角落里的人群，甚至连“沉默的大多数”都算不上，所谓的“大多数”还有沉默的权利，而他们只是具备语言功能而已，无处发声，无人喝彩，如尘埃般隐匿。“常人可以选择回避这些话题，但《活着》不可以。”王崴说，“《活着》能说服更多人愿意围观真相，若每一位围观者都能如凯撒一般高呼‘我来过，我看到了’，实为《活着》的欣慰。”
“灵动”，则是她对每组图片故事的影像素质的要求，她希望栏目能更专业，影像的视觉感更强，能够使读者更好、更直接地体会图片故事所要传达的内容。
作为一名年轻的图片编辑，王崴有着温暖而善良的理想：“无论生活如何跌宕，我们依然本能地生存下去。这生存本身，足以打动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