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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设想。日本是亚洲发展都市圈最早的国家，其首都圈的发展长达半个世纪、共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和修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特征及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从其具备的一定的普适性的视角探讨其对目前我国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首都圈；京津冀一体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6.23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首都圈的规划及发展长达半个世纪、共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和修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探讨日本首都圈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及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对打造以京津为核心、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及合理构建我国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
一、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特征
1. 制度为基础、组织为载体、规划为依托。即首先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框架，并通过法律形式约束，再制定出详细的规划，为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成立专门的行政组织负责管理。
1956年，日本效仿英国伦敦都市计划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成为发展都市圈的制度基础。《首都圈整备法》首先界定了首都圈的范围，修改了1950年提出的由东京都中心向外延伸50公里为首都圈的规定，重新确认首都圈范围是从东京都心向外延伸100至120公里、总面积为2.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首都圈整备法》颁布实施后，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行政组织——“首都圈整备委员会”，负责全面实施和协调、管理首都圈的区域建设和良序发展。从1958年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编制以来，到1999年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的制定，日本大约每隔十年就要对首都圈规划进行修改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体现了日本及时顺应国内经济发展、甚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市化进程需求的具体要求，也体现出日本不断应对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挑战，以构建国际型都市圈、不断提高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与实践。
2.“都心”的稀释与“共同体”开发。二战后形成的以首都东京为中心的都市圈，成为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始于1958年的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第一次规划——“首都圈整备规划”以“都心”为中心将首都圈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围绕“都心”的“建成城区”、“近郊地带”和“城镇开发区”[1]。建成城区从都心开始10到15公里范围内，其周边8至10公里为近郊地带，近郊的外围划分为城镇开发区，规划规定近郊地带不得大规模兴建住宅并保留出部分绿地，城镇开发区是新工业城市的培育地区，吸纳圈外工业投资及人口以减少建成城区的压力。1968年日本首都圈的第二次规划将“近郊地带”调整为“近郊整备地带”，拓宽了近郊地带的面积[2]。日本经济在实现了快速增长之后，东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但仅凭“都心”的作用远远不能满足多功能、全方位的城市发展需求，其原有的“都心”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打造“近郊整备地带”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东京周边的功能经济区，使其承担东京的部分功能与人口，与东京作为“共同体”进行综合开发。
3.由“一极共同体”到“多核广域的城市复合体”
1975年的首都圈第三次规划进一步改善了“一极”为中心的“共同体”布局，通过整合“建成城区”与“近郊整备地带”，形成“东京都广域圈”，为打造“广域多核”的城市复合体奠定了基础。1986年日本政府又开始了首都圈建设的第四次规划，明确提出了将东京都心部的“一极集中”向“多域多核”的广域城市复合体的发展目标，并提出“次中心城市”的概念，强调其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担与相互提携。21世纪初，日本的城市发展面临全球化与老龄化的挑战，首都圈的第五次规划指出了“重振”首都圈的计划，提出打造“多极分散型网状结构”的构想，[3]更加重视广域范围的城市群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注重提升文化等软实力以及提高城市圈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据点城市”的概念，强调城市的自立以及城市间的互补。
二、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1.由“点”向“圈”促进“共同体”开发，解决人口膨胀制约。北京作为国际性大城市，承载容量大、辐射场范围广、经济实力强，这是首都圈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构建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由“点”的外延扩大至“圈”，可吸收日本都市圈的“共同体”开发模式的经验，将近郊发展成为北京的功能经济区，与首都相结合作为统一整体综合开发，以承担北京部分功能和人口,可以解决北京的人口膨胀问题。
2.构建多极多核的首都圈空间结构。目前北京的空间结构也是“单极”格局，城内六区承载了大约60%的城市人口和70%的经济产出，城市功能过于集中，这与日本首都圈建设初期的以“都心”为中心的“一极”结构十分相似，日本首都圈建设曾经积累了教训，即随着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以“都心”为中心的单一结构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打造功能强大、生活质量高、宜居性好、辐射力强的首都经济圈，必须跳出北京行政区限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构建“多极多核”的城市新区，以缓解首都压力，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为此，日本“多极分散型网状结构”的首都圈构想具有参考价值。
3.交通一体化带动区域发展。北京首都圈总面积达4.6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东京圈的3.7万平方公里。但北京作为首都的辐射力远不如东京，其中交通一体化滞后是重要原因。东京首都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十分发达和便捷的“多层次立体交通网”，且铁道网十分发达，仅就东京都内就有有6条高铁、12条轻轨、13条地铁、27条私铁和4条其他铁道线路共计62条线路。由居住区横滨市到著名的商务区品川的距离相当于北京东郊的燕郊到市中心国贸的距离，在日本可以确保30分钟的顺畅通勤，但就目前北京首都圈的交通网布局尚不能做到这一点。为推动实现京津冀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的构建必不可少，现阶段应加强和完善铁道网建设，整合城际公路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积极推进大运量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为核心城市有机疏散和区域重新集中创造条件。
4.项目带动首都职能转移。日本在首都圈建设中通过国家级首都职能转移项目的先导，成功地打造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通过首都的城市功能转移项目促进了以办公职能为主的琦玉新都心的形成。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经验表明，几次主要的首都职能转移的成果促成了首都周边地区的几个大城市功能核心城市的形成。
5.结对模式促进城市间互补与区域一体化。日本的首都圈建设通过政策引导限制在现有首都工业区内增设工厂，通过新城承接从老工业区搬迁出来的工业，达到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目的。主要策略是促进中心城市与相邻的工业开发城市结对发展，使得两个城市通过共享信息资源而达到优势互补，进而获得共同发展，例如日本的狭山市和川越市即为结对互补城市，“结对”模式促进了首都圈區域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肖金成、刘保奎：《首都经济圈规划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2013年第3期。
[2]冯建超、朱显平：《日本首都圈规划调整及对我国的启示》，《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6期。
[3]赵城琦、后藤秀昭、田中滋夫：《东京首都圈规划修订过程及其成果评价——以第1-3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为对象》，《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2年第1期。
【关键词】日本；首都圈；京津冀一体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6.23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首都圈的规划及发展长达半个世纪、共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和修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探讨日本首都圈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及其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对打造以京津为核心、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及合理构建我国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意义重大。
一、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特征
1. 制度为基础、组织为载体、规划为依托。即首先制定了详细的制度框架，并通过法律形式约束，再制定出详细的规划，为保证规划的顺利实施成立专门的行政组织负责管理。
1956年，日本效仿英国伦敦都市计划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成为发展都市圈的制度基础。《首都圈整备法》首先界定了首都圈的范围，修改了1950年提出的由东京都中心向外延伸50公里为首都圈的规定，重新确认首都圈范围是从东京都心向外延伸100至120公里、总面积为2.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首都圈整备法》颁布实施后，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行政组织——“首都圈整备委员会”，负责全面实施和协调、管理首都圈的区域建设和良序发展。从1958年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编制以来，到1999年的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的制定，日本大约每隔十年就要对首都圈规划进行修改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体现了日本及时顺应国内经济发展、甚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市化进程需求的具体要求，也体现出日本不断应对全球化与国际化的挑战，以构建国际型都市圈、不断提高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与实践。
2.“都心”的稀释与“共同体”开发。二战后形成的以首都东京为中心的都市圈，成为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始于1958年的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第一次规划——“首都圈整备规划”以“都心”为中心将首都圈划分为三个同心圆——围绕“都心”的“建成城区”、“近郊地带”和“城镇开发区”[1]。建成城区从都心开始10到15公里范围内，其周边8至10公里为近郊地带，近郊的外围划分为城镇开发区，规划规定近郊地带不得大规模兴建住宅并保留出部分绿地，城镇开发区是新工业城市的培育地区，吸纳圈外工业投资及人口以减少建成城区的压力。1968年日本首都圈的第二次规划将“近郊地带”调整为“近郊整备地带”，拓宽了近郊地带的面积[2]。日本经济在实现了快速增长之后，东京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但仅凭“都心”的作用远远不能满足多功能、全方位的城市发展需求，其原有的“都心”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打造“近郊整备地带”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东京周边的功能经济区，使其承担东京的部分功能与人口，与东京作为“共同体”进行综合开发。
3.由“一极共同体”到“多核广域的城市复合体”
1975年的首都圈第三次规划进一步改善了“一极”为中心的“共同体”布局，通过整合“建成城区”与“近郊整备地带”，形成“东京都广域圈”，为打造“广域多核”的城市复合体奠定了基础。1986年日本政府又开始了首都圈建设的第四次规划，明确提出了将东京都心部的“一极集中”向“多域多核”的广域城市复合体的发展目标，并提出“次中心城市”的概念，强调其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功能分担与相互提携。21世纪初，日本的城市发展面临全球化与老龄化的挑战，首都圈的第五次规划指出了“重振”首都圈的计划，提出打造“多极分散型网状结构”的构想，[3]更加重视广域范围的城市群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注重提升文化等软实力以及提高城市圈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据点城市”的概念，强调城市的自立以及城市间的互补。
二、日本首都圈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1.由“点”向“圈”促进“共同体”开发，解决人口膨胀制约。北京作为国际性大城市，承载容量大、辐射场范围广、经济实力强，这是首都圈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构建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由“点”的外延扩大至“圈”，可吸收日本都市圈的“共同体”开发模式的经验，将近郊发展成为北京的功能经济区，与首都相结合作为统一整体综合开发，以承担北京部分功能和人口,可以解决北京的人口膨胀问题。
2.构建多极多核的首都圈空间结构。目前北京的空间结构也是“单极”格局，城内六区承载了大约60%的城市人口和70%的经济产出，城市功能过于集中，这与日本首都圈建设初期的以“都心”为中心的“一极”结构十分相似，日本首都圈建设曾经积累了教训，即随着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以“都心”为中心的单一结构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打造功能强大、生活质量高、宜居性好、辐射力强的首都经济圈，必须跳出北京行政区限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构建“多极多核”的城市新区，以缓解首都压力，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为此，日本“多极分散型网状结构”的首都圈构想具有参考价值。
3.交通一体化带动区域发展。北京首都圈总面积达4.6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东京圈的3.7万平方公里。但北京作为首都的辐射力远不如东京，其中交通一体化滞后是重要原因。东京首都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十分发达和便捷的“多层次立体交通网”，且铁道网十分发达，仅就东京都内就有有6条高铁、12条轻轨、13条地铁、27条私铁和4条其他铁道线路共计62条线路。由居住区横滨市到著名的商务区品川的距离相当于北京东郊的燕郊到市中心国贸的距离，在日本可以确保30分钟的顺畅通勤，但就目前北京首都圈的交通网布局尚不能做到这一点。为推动实现京津冀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的构建必不可少，现阶段应加强和完善铁道网建设，整合城际公路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积极推进大运量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为核心城市有机疏散和区域重新集中创造条件。
4.项目带动首都职能转移。日本在首都圈建设中通过国家级首都职能转移项目的先导，成功地打造了筑波研究学园城市，通过首都的城市功能转移项目促进了以办公职能为主的琦玉新都心的形成。日本首都圈建设的经验表明，几次主要的首都职能转移的成果促成了首都周边地区的几个大城市功能核心城市的形成。
5.结对模式促进城市间互补与区域一体化。日本的首都圈建设通过政策引导限制在现有首都工业区内增设工厂，通过新城承接从老工业区搬迁出来的工业，达到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目的。主要策略是促进中心城市与相邻的工业开发城市结对发展，使得两个城市通过共享信息资源而达到优势互补，进而获得共同发展，例如日本的狭山市和川越市即为结对互补城市，“结对”模式促进了首都圈區域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肖金成、刘保奎：《首都经济圈规划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2013年第3期。
[2]冯建超、朱显平：《日本首都圈规划调整及对我国的启示》，《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6期。
[3]赵城琦、后藤秀昭、田中滋夫：《东京首都圈规划修订过程及其成果评价——以第1-3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为对象》，《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