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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的需要，我近来读的几本书，都是与义和团有关的。谈义和团的书，大都有绘声绘色、情境毕至的特点，很容易吸引人进入一种特定的阅读氛围，并引发出一些深长的思考。因为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紧接着跨海而至的八国联军，几乎把北京掀了个底儿朝天，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上新的一页；还因为以义和团掀起的“灭洋”大风暴开始，又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终的庚子事变，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始终是一个耻痛交加的结。如今，一个世纪已忽忽走过，把百年创痛，特别是将当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置于加快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格局里来观照，当有复杂的、深厚的意味。几本书里，止庵著《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似乎更具有这样的魅力。
祭庚子事变，反思义和团，当然要从方方面面的资料入手。止庵的做法是远离今人乃至晚近学人的著述，借助史料直接地与义和团的当事者和目击者对话。他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差不多都是庚子事变当年和其后不久的有关记载，花了半年工夫反复研读，其间还做了大约十万字的摘录。他自说自话，辨析史实，排比资料，拼贴出了义和团的一副本真面目给我们看。这一面目或者形象也许可以用本书封面上的那幅装饰画概而括之——那是一个演练中的义和团“兑”字八卦之一团民，装束为黑色短打扮，俨如戏剧中的武生；他正举着饰以红飘带的单刀，口中念着“义和团，神助拳，只因鬼子闹中原”的乩语，朝着假想中的洋人狠狠砍去……他砍着了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一片虚妄的氛围中冲杀？
从义和团与神、神话及其它民间文化和仪式的关系中，止庵找到了深入这一段史实并与之对话的突破口。在他看来，神的观念是义和团的重要思想起源，义和团在山东称“神拳”时就具备了这种观念比较完整的形态，如作为体现人—神之间交流形式的“降神”，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等。后来，他们也是带着这几样看家本领来北京大显身手的，同时又运用乡村文化的一些基本仪式，如多神崇拜、装弄神鬼、戏剧的念白、作派、行头等，在现实中进一步加以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正常情况下，这会被看作一点即破的把戏。只是，当时国是危急，联军兵临城下，朝廷无救国之策，百姓则悲观愤懑，于是义和团就成了应劫而生的救命稻草，它的关于神的观念，它并未拥有的“神奇力量”逐渐扩展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绝对认同，及至它进一步发展壮大，神的观念已演绎成为几乎包容一切的逻辑系统，又贯穿于它的忌讳系统、仪式系统和想象系统之中。朝廷信之，百姓服之，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对于义和团的“应劫而生”，书中征引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对此也有不少有趣的议论，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思索的空间。谈到义和团的起源，从历史背景方面，止庵固然注意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割地狂潮导致的国人对外国和洋人的普遍愤懑情绪，１８９９至１９００年华北地区的旱灾等诸多诱因，这是义和团应运而生的一面。相比之下，他更关心有关文字记载中在讲到烧教堂、拆铁道和毁洋货之类举动时，所强调的一些“非人间原因”。譬如烧教堂，在义和团那里，是因为教堂对神造成了冒犯，而团民们是奉神旨对它们施行报复。但是在止庵看来，当旱灾等“人间原因”一旦被纳入这个超自然的系统之中，便重新获得了解释；教堂，旱灾，以及越来越多的义和团焚烧教堂的行动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密不可分，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天灾、人祸、民气乃至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悲观，都归结为一个“劫”字，谁能消除这个劫难呢﹖按照这种逻辑，当然是神的化身义和团了。这种别出心裁的分析说出了一件事情的两面，比起大而化之地把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归于反帝爱国云云，显然更深了一层。有了这样一个起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义和团所充当的角色，以及他们演出的一系列仪式化了的叙事故事的意味了。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自不待言，凭着血肉之躯、掐诀念咒去抵挡近代化的坚船利炮，靠一纸“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的诏书来自欺欺人，全国上下果然一条心，一股劲，却把一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演成了仿佛要以真人真事来阐释什么是虚妄、愚蛮、昏聩的活生生闹剧。我们民族意识里的怠惰，缺乏理性、责任感的一面被原样揭示出来，并不是要让人悲哀，而是要达到警钟长鸣之目的。
止庵在表达以上几层意思时，当然都是以史料为据的。他运用资料的手法颇有特色，不是常见的那种主题先行，材料辅之，为我所用的路子；在他那里，原始材料始终居于首位，他笔下庚子事变期间各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各类人的想法和心态，乃至自己一系列观点的确立，都是跟在原始材料后面的行伴，时而亦步亦趋，时而并肩前进。通过这种方法，他悉心考订，严谨辨析，从而自成一家之言。
也许是义和团运动波及面广、影响重大的缘故，从上世纪初它爆发伊始，有关义和团的记述和研究就以报刊评论和各种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百年中，民间亲历者的笔记、回忆、野史，官方编辑的正史、档案等更是层出不穷，浩浩可观。止庵所做的事，一方面是结合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叙述，引出大量史实并让它们自己说话，而他只是把这些指给人们看。他就像是一个向导，在为一些杂乱无章的材料排队，编号，然后一一注明自己的观感，大部分评价及结论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完成。
止庵是一个坚定的“疑古派”。他对于义和团与神话之关系的解剖、分析，是建立在“另类”史料文本上，尽管得出了不少与正史不尽相同的结论，但是由于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又不能不重视他的意见。正是这种学问方法，使止庵对史实的辨析，对物事的理解，对虚幻的把握，对实在的判断等等，都有了一个牢固的着落，观点与材料紧紧地附着在一起，史实就是神话，神话又成了史实，它们互相照映，水乳交融，形成了这一部结实、干净同时震撼人心的作品。
大量的插图是这本书的另一特色。据止庵说，起手时，他本来是想结合史料，为搜集到的一大堆有关义和团的图片写一些说明文字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图片说明没有写成，倒是促成了一本学术著述的出世。我看这并非憾事，因为坊间已有《庚子之变图志》一书稍先出版，这本图志的立意、构思与止庵先前的想法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只是两书在图片的遴选上各有侧重，几可互为补充。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这样的结果都是一件幸事。这年头，无论国家大事还是人之间的交往，都讲究“双赢”，这也是现成的一例。
《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止庵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８月版，１５．００元；《庚子之变图志》，赵健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１５．８０元
祭庚子事变，反思义和团，当然要从方方面面的资料入手。止庵的做法是远离今人乃至晚近学人的著述，借助史料直接地与义和团的当事者和目击者对话。他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差不多都是庚子事变当年和其后不久的有关记载，花了半年工夫反复研读，其间还做了大约十万字的摘录。他自说自话，辨析史实，排比资料，拼贴出了义和团的一副本真面目给我们看。这一面目或者形象也许可以用本书封面上的那幅装饰画概而括之——那是一个演练中的义和团“兑”字八卦之一团民，装束为黑色短打扮，俨如戏剧中的武生；他正举着饰以红飘带的单刀，口中念着“义和团，神助拳，只因鬼子闹中原”的乩语，朝着假想中的洋人狠狠砍去……他砍着了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一片虚妄的氛围中冲杀？
从义和团与神、神话及其它民间文化和仪式的关系中，止庵找到了深入这一段史实并与之对话的突破口。在他看来，神的观念是义和团的重要思想起源，义和团在山东称“神拳”时就具备了这种观念比较完整的形态，如作为体现人—神之间交流形式的“降神”，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等。后来，他们也是带着这几样看家本领来北京大显身手的，同时又运用乡村文化的一些基本仪式，如多神崇拜、装弄神鬼、戏剧的念白、作派、行头等，在现实中进一步加以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在正常情况下，这会被看作一点即破的把戏。只是，当时国是危急，联军兵临城下，朝廷无救国之策，百姓则悲观愤懑，于是义和团就成了应劫而生的救命稻草，它的关于神的观念，它并未拥有的“神奇力量”逐渐扩展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绝对认同，及至它进一步发展壮大，神的观念已演绎成为几乎包容一切的逻辑系统，又贯穿于它的忌讳系统、仪式系统和想象系统之中。朝廷信之，百姓服之，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对于义和团的“应劫而生”，书中征引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对此也有不少有趣的议论，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思索的空间。谈到义和团的起源，从历史背景方面，止庵固然注意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割地狂潮导致的国人对外国和洋人的普遍愤懑情绪，１８９９至１９００年华北地区的旱灾等诸多诱因，这是义和团应运而生的一面。相比之下，他更关心有关文字记载中在讲到烧教堂、拆铁道和毁洋货之类举动时，所强调的一些“非人间原因”。譬如烧教堂，在义和团那里，是因为教堂对神造成了冒犯，而团民们是奉神旨对它们施行报复。但是在止庵看来，当旱灾等“人间原因”一旦被纳入这个超自然的系统之中，便重新获得了解释；教堂，旱灾，以及越来越多的义和团焚烧教堂的行动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密不可分，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天灾、人祸、民气乃至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悲观，都归结为一个“劫”字，谁能消除这个劫难呢﹖按照这种逻辑，当然是神的化身义和团了。这种别出心裁的分析说出了一件事情的两面，比起大而化之地把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归于反帝爱国云云，显然更深了一层。有了这样一个起点，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义和团所充当的角色，以及他们演出的一系列仪式化了的叙事故事的意味了。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自不待言，凭着血肉之躯、掐诀念咒去抵挡近代化的坚船利炮，靠一纸“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的诏书来自欺欺人，全国上下果然一条心，一股劲，却把一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演成了仿佛要以真人真事来阐释什么是虚妄、愚蛮、昏聩的活生生闹剧。我们民族意识里的怠惰，缺乏理性、责任感的一面被原样揭示出来，并不是要让人悲哀，而是要达到警钟长鸣之目的。
止庵在表达以上几层意思时，当然都是以史料为据的。他运用资料的手法颇有特色，不是常见的那种主题先行，材料辅之，为我所用的路子；在他那里，原始材料始终居于首位，他笔下庚子事变期间各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各类人的想法和心态，乃至自己一系列观点的确立，都是跟在原始材料后面的行伴，时而亦步亦趋，时而并肩前进。通过这种方法，他悉心考订，严谨辨析，从而自成一家之言。
也许是义和团运动波及面广、影响重大的缘故，从上世纪初它爆发伊始，有关义和团的记述和研究就以报刊评论和各种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百年中，民间亲历者的笔记、回忆、野史，官方编辑的正史、档案等更是层出不穷，浩浩可观。止庵所做的事，一方面是结合对事件发生前后的叙述，引出大量史实并让它们自己说话，而他只是把这些指给人们看。他就像是一个向导，在为一些杂乱无章的材料排队，编号，然后一一注明自己的观感，大部分评价及结论则留给读者自己去完成。
止庵是一个坚定的“疑古派”。他对于义和团与神话之关系的解剖、分析，是建立在“另类”史料文本上，尽管得出了不少与正史不尽相同的结论，但是由于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又不能不重视他的意见。正是这种学问方法，使止庵对史实的辨析，对物事的理解，对虚幻的把握，对实在的判断等等，都有了一个牢固的着落，观点与材料紧紧地附着在一起，史实就是神话，神话又成了史实，它们互相照映，水乳交融，形成了这一部结实、干净同时震撼人心的作品。
大量的插图是这本书的另一特色。据止庵说，起手时，他本来是想结合史料，为搜集到的一大堆有关义和团的图片写一些说明文字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图片说明没有写成，倒是促成了一本学术著述的出世。我看这并非憾事，因为坊间已有《庚子之变图志》一书稍先出版，这本图志的立意、构思与止庵先前的想法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只是两书在图片的遴选上各有侧重，几可互为补充。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这样的结果都是一件幸事。这年头，无论国家大事还是人之间的交往，都讲究“双赢”，这也是现成的一例。
《史实与神话——庚子事变百年祭》，止庵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８月版，１５．００元；《庚子之变图志》，赵健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１５．８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