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君何需众诤臣，魏征一人已嫌多
李世民与魏征，千年以来一直被视为明君和诤臣的典范。这诚然符合史实，但李世民和魏征真实关系，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加复杂。
在读唐史的时候，不难发现，李世民一听说魏征有不检点地方，就马上派官员去查；我们还不难发现，在魏征死去才6个月，李世民就下令，解除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姻，摧毁魏征墓碑；我们更不难发现，魏征并不是最敢于说话的大臣。
李世民的苦心和代价
李世民，这个人确实不错，很多问题上看得准，看得深，在诤臣问题上也是如此。李世民知道，要成为明君，要国泰民安，朝廷上必须要有敢说话的人，要有诤臣；但李世民毕竟也有七情六欲，如果诤臣们在各个方面都会提出谏议，必定会丧失很多人生乐趣，这时候需要极大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诤臣们有时候提出错误谏议，而又不好拒绝，那后果更是严重。
用一个常人眼光看，魏征的存在对任何人都是极大麻烦，需要极大心理承受能力。据史料上讲，魏征光上书谏言给李世民就有二百多条，数十万言，还不用说大量的口头谏言呢？这些谏议，不仅是有关国家大事，更多是在生活上、道德上的。
《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好的鹞子，有次正在逗弄的时候，见魏征进来，忙将它藏在怀中。魏征这次向太宗奏事，時间特别长，等魏征离开，鹞已经闷死了。李世民为什么藏起鹞来呢？李世民害怕魏征？这当然不可能，李世民这种强势君主怎么可能去害怕魏征这么一个臣子呢？这主要担心魏征会借助玩鸟啰嗦起来，从安邦治国到修身养性说个半天，会很烦。这也侧面反映了魏征等诤臣所谏议方面无所不包，包括对君主的生活。
李世民深知，作为诤臣们的为难。魏征，就为了让大臣们能够敢于说话，李世民苦心树立的棋子。为了这颗棋子能实实在在发挥作用，李世民对于魏征各方面建议，几乎都全盘接受，即使有时候明知魏征建议是错误的。
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李世民和众大臣在商议朝鲜问题。李世民说：“渊盖苏文（注：高句丽王国实际最高统治者），谋杀他的君王，虐待他的人民，现在又违抗我的命令，侵略邻国，不可以不对他进行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手指一挥，中原就太平了；向四方转头察看，四方蛮夷就全都臣服；声威德望达到巅峰。如果现在要渡海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如果马上攻克，当然很好。但万一挫折，就会伤害威望，迫使中国出动愤怒之师。国家安危，就难以预测了。”李世勣说：“薛延陀侵入的时候，陛下打算出军穷追猛打，但被魏征劝阻了，以至留到今天，仍然在边疆制造灾难。当时如果用陛下的策略，北方早已平安无事了，也就没有今天朝鲜问题了。”李世民说：“确实如此，这是魏征的失算，我听从他的谏议之后不久就感到后悔，但不愿出口，恐怕阻吓别人呈献良谋。”
后来，李世民还是决定讨伐朝鲜（高句丽王国），但是李世民三次讨伐（644年、648年、655年）朝鲜都没有成功。讨伐朝鲜的三次失败，或许是李世民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经历，也大大损伤了唐朝的国力。李世民为了不阻吓别人呈献良谋，为了树立魏征这个诤臣榜样，对于魏征的错误违心采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魏征的幸运和代价
魏征是幸运的，因为李世民选择了他。每朝每代都有诤臣，独魏征令人羡慕，不仅大量谏议被采纳，而且能善终，能名垂千古。
魏征的特殊身份，是他被李世民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魏征属山东庶族，又是李世民敌人李建成的近臣。李世民执政时候，有个明显特征就是极力打压山东士族，除了提拔陇西人士，就是利用山东庶族打压山东士族。魏征曾是李建成的近臣，而李世民敢用他，能用他，除了李世民胸襟宽广外，树立起魏征的诤臣榜样更能有说服力。
魏征敢言，善言，也是成就魏征幸运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不多说了。
荣耀背后是代价。李世民接纳魏征各个方面大量谏言，包括道德方面的谏言，作为心理补偿，李世民肯定对魏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对魏征的道德要求几乎苛刻。
曾经有人控告魏征用人不公，包庇亲戚。李世民马上派人去调查，结果没有这回事情。但李世民不放过魏征，责备他不知道回避嫌疑，虽然没有私心，但还是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看到，李世民是容不得魏征的私心，哪怕私心的嫌疑。
更大的代价是，魏征不能取得李世民的绝对信任。如果说李世民对魏征有憎恨之心有些过分，但内心深处必然有些不喜欢他，嫌弃他。
杜正伦、侯君集，是魏征向李世民推荐的两个人，魏征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宰相之才。但杜正伦、侯君集辜负了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李世民派去教管太子，但杜正伦没能很好履行责任，加上泄露李世民交待的一些机密，被李世民一贬再贬；而侯君集更是谋反，被李世民所杀。李世民就怀疑魏征私结党羽。
魏征荐人不当，被李世民怀疑，这算正常；但是当初房玄龄同样荐人不当，却没有被李世民怀疑，就可以看出李世民对魏征不是特别信任。张亮，郑州人，房玄龄认为他果断有谋略，把他向李世民推荐。后来张亮“养子五百人”，谋反，被李世民诛杀，但却没有影响到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态度。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之一，可能就是房玄龄了，李世民让他当了15年宰相。
魏征另一个不当举措，更令他付出代价。据说，魏征把规劝李世民的话，自己特意记录下来，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后来有人把这事情，报告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特别愤怒，认为魏征这是在沽名钓誉，愤怒之下，解除了公主和魏叔玉（魏征的儿子）婚约，摧毁了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的墓碑。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魏征，一方面李世民需要魏征这样的诤臣，另一方面李世民不会绝对信任这样的诤臣，不会从内心喜欢这样的诤臣。
李世民造就魏征千古名声，魏征也衬托出李世民英明，但他们都付出了代价。李世民面对魏征这样的诤臣，很多个人生活情趣必然受到限制，很多时候要违背自己的想法，屈从魏征的建议。魏征，他在李世民心中，不可能取得像房玄龄那样的地位，也不可能取得绝对信任，但这个比起他千古的名声算不了什么。
魏征就是李世民所能容忍诤臣的底线，他不会容忍比魏征还敢说话的人，比如萧瑀。
(摘自《楚天都市报》08.05.07）B12
李世民与魏征，千年以来一直被视为明君和诤臣的典范。这诚然符合史实，但李世民和魏征真实关系，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加复杂。
在读唐史的时候，不难发现，李世民一听说魏征有不检点地方，就马上派官员去查；我们还不难发现，在魏征死去才6个月，李世民就下令，解除公主与魏征儿子的婚姻，摧毁魏征墓碑；我们更不难发现，魏征并不是最敢于说话的大臣。
李世民的苦心和代价
李世民，这个人确实不错，很多问题上看得准，看得深，在诤臣问题上也是如此。李世民知道，要成为明君，要国泰民安，朝廷上必须要有敢说话的人，要有诤臣；但李世民毕竟也有七情六欲，如果诤臣们在各个方面都会提出谏议，必定会丧失很多人生乐趣，这时候需要极大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诤臣们有时候提出错误谏议，而又不好拒绝，那后果更是严重。
用一个常人眼光看，魏征的存在对任何人都是极大麻烦，需要极大心理承受能力。据史料上讲，魏征光上书谏言给李世民就有二百多条，数十万言，还不用说大量的口头谏言呢？这些谏议，不仅是有关国家大事，更多是在生活上、道德上的。
《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好的鹞子，有次正在逗弄的时候，见魏征进来，忙将它藏在怀中。魏征这次向太宗奏事，時间特别长，等魏征离开，鹞已经闷死了。李世民为什么藏起鹞来呢？李世民害怕魏征？这当然不可能，李世民这种强势君主怎么可能去害怕魏征这么一个臣子呢？这主要担心魏征会借助玩鸟啰嗦起来，从安邦治国到修身养性说个半天，会很烦。这也侧面反映了魏征等诤臣所谏议方面无所不包，包括对君主的生活。
李世民深知，作为诤臣们的为难。魏征，就为了让大臣们能够敢于说话，李世民苦心树立的棋子。为了这颗棋子能实实在在发挥作用，李世民对于魏征各方面建议，几乎都全盘接受，即使有时候明知魏征建议是错误的。
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李世民和众大臣在商议朝鲜问题。李世民说：“渊盖苏文（注：高句丽王国实际最高统治者），谋杀他的君王，虐待他的人民，现在又违抗我的命令，侵略邻国，不可以不对他进行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手指一挥，中原就太平了；向四方转头察看，四方蛮夷就全都臣服；声威德望达到巅峰。如果现在要渡海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如果马上攻克，当然很好。但万一挫折，就会伤害威望，迫使中国出动愤怒之师。国家安危，就难以预测了。”李世勣说：“薛延陀侵入的时候，陛下打算出军穷追猛打，但被魏征劝阻了，以至留到今天，仍然在边疆制造灾难。当时如果用陛下的策略，北方早已平安无事了，也就没有今天朝鲜问题了。”李世民说：“确实如此，这是魏征的失算，我听从他的谏议之后不久就感到后悔，但不愿出口，恐怕阻吓别人呈献良谋。”
后来，李世民还是决定讨伐朝鲜（高句丽王国），但是李世民三次讨伐（644年、648年、655年）朝鲜都没有成功。讨伐朝鲜的三次失败，或许是李世民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经历，也大大损伤了唐朝的国力。李世民为了不阻吓别人呈献良谋，为了树立魏征这个诤臣榜样，对于魏征的错误违心采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魏征的幸运和代价
魏征是幸运的，因为李世民选择了他。每朝每代都有诤臣，独魏征令人羡慕，不仅大量谏议被采纳，而且能善终，能名垂千古。
魏征的特殊身份，是他被李世民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魏征属山东庶族，又是李世民敌人李建成的近臣。李世民执政时候，有个明显特征就是极力打压山东士族，除了提拔陇西人士，就是利用山东庶族打压山东士族。魏征曾是李建成的近臣，而李世民敢用他，能用他，除了李世民胸襟宽广外，树立起魏征的诤臣榜样更能有说服力。
魏征敢言，善言，也是成就魏征幸运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不多说了。
荣耀背后是代价。李世民接纳魏征各个方面大量谏言，包括道德方面的谏言，作为心理补偿，李世民肯定对魏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对魏征的道德要求几乎苛刻。
曾经有人控告魏征用人不公，包庇亲戚。李世民马上派人去调查，结果没有这回事情。但李世民不放过魏征，责备他不知道回避嫌疑，虽然没有私心，但还是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看到，李世民是容不得魏征的私心，哪怕私心的嫌疑。
更大的代价是，魏征不能取得李世民的绝对信任。如果说李世民对魏征有憎恨之心有些过分，但内心深处必然有些不喜欢他，嫌弃他。
杜正伦、侯君集，是魏征向李世民推荐的两个人，魏征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有宰相之才。但杜正伦、侯君集辜负了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李世民派去教管太子，但杜正伦没能很好履行责任，加上泄露李世民交待的一些机密，被李世民一贬再贬；而侯君集更是谋反，被李世民所杀。李世民就怀疑魏征私结党羽。
魏征荐人不当，被李世民怀疑，这算正常；但是当初房玄龄同样荐人不当，却没有被李世民怀疑，就可以看出李世民对魏征不是特别信任。张亮，郑州人，房玄龄认为他果断有谋略，把他向李世民推荐。后来张亮“养子五百人”，谋反，被李世民诛杀，但却没有影响到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态度。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之一，可能就是房玄龄了，李世民让他当了15年宰相。
魏征另一个不当举措，更令他付出代价。据说，魏征把规劝李世民的话，自己特意记录下来，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后来有人把这事情，报告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特别愤怒，认为魏征这是在沽名钓誉，愤怒之下，解除了公主和魏叔玉（魏征的儿子）婚约，摧毁了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的墓碑。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魏征，一方面李世民需要魏征这样的诤臣，另一方面李世民不会绝对信任这样的诤臣，不会从内心喜欢这样的诤臣。
李世民造就魏征千古名声，魏征也衬托出李世民英明，但他们都付出了代价。李世民面对魏征这样的诤臣，很多个人生活情趣必然受到限制，很多时候要违背自己的想法，屈从魏征的建议。魏征，他在李世民心中，不可能取得像房玄龄那样的地位，也不可能取得绝对信任，但这个比起他千古的名声算不了什么。
魏征就是李世民所能容忍诤臣的底线，他不会容忍比魏征还敢说话的人，比如萧瑀。
(摘自《楚天都市报》08.05.07）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