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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蔡小兰，在见到周生之前，我得认真地忆一忆这个女人。
因为周生在电话中说，张继，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我们是老同学，很久没聚了，顺便呢你也跟我说说蔡小兰……嗨，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不用有什么隐瞒了。
我问，我和蔡小兰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你都听到些什么了？
周生说，好了张继，你总不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吧？要是实在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我可以提示一下。请你想一想，你给蔡小兰打过多少次电话、发过多少条短信，再请你回忆一下，你在蔡小兰面前说了我哥多少坏话，你多次对蔡小兰表白，纠缠不休，有一次你还拉着她的手，问她可不可以做你的情人。蔡小兰正色告诉你，你们最多是“闺蜜”，不可能成为情人。你想想，有这事吗？蔡小兰做我嫂子七年多，不是说我对她印象有多好，但有一点我是了解的，她这个人高傲、自信，从来不屑于撒谎。你说蔡小兰会撒谎吗？不会。你说我哥周加会撒谎吗？绝对不会。那你说，你会撒谎吗？……喂！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告诉你张继，他们俩说的话是一致的……你的这种做法，实在让朋友寒心，也让我这个老同学心寒。他们离婚当天，蔡小兰还扔出一句特别让我哥纠结的话，她说，要是早知道你周加是这样的人，我当初还不如嫁给张继呢。你听听，蔡小兰说“还不如嫁给张继”，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她为什么不说嫁给别的什么人？
这个电话一下就把我打蒙了。我顿时感觉环境缥缈起来，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虚幻感。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喜欢胡思乱想，有时会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想得错综复杂，血肉丰满。偶尔我还会出现小小的幻听。有一次我正在专注地看书，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张继。我吃了一惊，四顾无人，这才发现声音是从自己的心里发出来的。
——我是叫张继，不过那时候我还在酒厂，没有人会叫我的大名。
我必须见一见周生，因为他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里历数我的罪行罄竹难书，我淫荡妄语两面三刀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岂只是对不起朋友那么简单，我如今大小也是宣传部的一名科长，一旦流言传开，其影响之恶劣难以想象。但我的解释也绝不仅是为了“影响”，我是在陈述事实。
一颗会跳动的美人痣
我只有初中文化，在东海舰队当过轮机兵，学过开车，退伍后进了酒厂，分配在酿酒车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工友们一起，用粉碎机将大米碾碎、煮熟、挑煮米入窖、酿造、装埕，再用黄泥、荷叶给酒埕封口。这些都是重体力活，每天都把我累得跟一条狗似的。我每天都在做着脱离酒厂底层的梦，希望能像蔡小兰一样进入企业管理层。蔡小兰大学毕业，分配在酒厂化验室工作。我整天一身酒气，两腿黄泥;而她却是衣衫整洁，清丽脱俗，走起路来不看人，仰面朝天，好像她是从天上下来的仙女。这么说吧，虽然我和蔡小兰同在酒厂工作，但在我的心目中，她却不属于我的尘世。
我对蔡小兰的“表白”是在七年前的一个上午。前一天，我把刚出的酒胚采样送到化验室检验。化验室里除了蔡小兰还有另外两人，一是锅炉工礼聘，我们都叫他“礼品”，还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机修工马文——我们背后都叫他外号“马粪”——他们坐在长长的铺着瓷砖的工作台边上，就着花生，喝着蔡小兰用前一天的酒胚在化验室里自己烧制出的50度白干。蔡小兰慢悠悠地做着手头的活，对他们二人的存在显得有点爱理不理。我进去，把酒胚采样放在工作台上，刚要转身离开，老马叫住了我。
“白斩鸡，别走别走，喝一杯，你也来听听礼品说梦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雅的外号，除了蔡小兰。可能因为蔡小兰是厂里唯一的大学生的缘故吧，我们所有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叫她“蔡小兰”。我很讨厌别人给我起外号。我说过我有个特别好的名字——张继，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枫桥夜泊》。不知道《枫桥夜泊》也就罢了，竟然还给我起了个如此俗气的外号。我本来不想理睬老马，但他是厂里唯一的一个八级工，平时跟厂领导互相取笑、骂娘或者称兄道弟的。我不敢轻易得罪他，只是在心里回敬了他一声“马粪”。
见我坐下来，礼品又把他那个简短的梦说了一遍。礼品说，他梦见自己正在烧锅炉，锅炉出了故障，温度表上的刻度显示直线上升，他吓坏了，急忙往老锅炉工家跑，要向他求援，才跑出大约五百多米吧，也就是快到老锅炉工家的那个桥头时，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锅炉爆炸了。只见烈焰腾空，浓烟滚滚，空中飞舞着锅炉残片、煤渣以及酒埕、酱油缸、玻璃、水泥管等各种碎片，最恐怖的是，这些碎片中还夹杂着不知是哪个工友的胳膊腿，血肉飞溅……
礼品显然被梦里的情景吓着了，说这话时声音还透着恐惧，脸色煞白。这人长得有点猥琐，三十出头，原先在酱油车间。酱油只是酒厂的一个配套产品，本身并不赚钱，所以每月的奖金都比不上别的车间，为此礼品平时也没少发牢骚，要求换岗。烧锅炉虽然是个力气活，但拿的钱多，除了正常工资，还有加班费、冷饮费、高温补贴、节煤奖等。一个多月前，老锅炉工称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要求换个轻松的岗位，厂领导做个顺水人情，把他和礼品的岗位进行对调。礼品在这之前从没烧过锅炉，只在交接班时老锅炉工带了他半天，给他讲了讲基本常识。五六十人的小厂本来也没那么多规矩，厂领导的意思，让礼品先上岗，等下一期行业举办锅炉工培训去参加一下，拿个证书回来，也就齐了。
听了这话，马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最近得离锅炉房远点，免得被你小子炸得死无全尸。”
“这个梦真真的。”礼品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去跟领导说说，让我回酱油车间算了。”
这时我已经喝了半杯白酒，吃了几颗花生，也有了些许表达欲望。
“你有不懂的地方向老锅炉工请教便是了。”我说，“至于梦，用不着当真的。”
“谁说的，”蔡小兰回过头来，“有的梦是真的。”
马粪站起来，朝锅炉房看看，说：“蔡小兰你放心，化验室跟锅炉房这个距离，炸不到你的。”
蔡小兰不屑地睥了一眼马粪：“切，这是什么话！”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说：“你们听我说嘛！礼品业务不熟，担心出事，怕死是人的本能，万一真的锅炉爆炸，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就做了这样的梦了。”
“咦！你会解梦？”蔡小兰奇异地看我一眼。
马粪说：“蔡小兰你说得没错，这小子是有点邪门。”
蔡小兰真是慧眼。我就曾经给马粪解过一个梦。有一天我坐在酿酒车间的长凳子上，一边等着烧酒出炉，一边在看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马粪走过来，也不打招呼，在我身边坐下，看了一眼我的书皮，也像蔡小兰一样问我：“咦！你会解梦？”我谦虚谨慎地说：“没有没有，学习学习。”马粪说：“那我跟你说个梦，看你能不能解？”我说：“马师傅请说。”马粪说：“大约半个月前吧，我梦见自己死了。虽然死了，我却飘浮在空中，看见自己死了的样子。我飘浮着，却回不到我的身体，老婆和15岁的儿子守在我边上，哭得死去活来，伤心极了。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也感到很伤心。梦醒后，梦里的情景还是非常非常清晰……”
我想了想：“冒昧问一句，师娘还有你儿子，平时和你感情可好？”马粪说：“儿子么，没什么好不好的，父子关系嘛！至于老婆，怎么说呢？用你们这些文化人的话说，就叫‘相敬如宾’吧！”马粪称我为“文化人”，这让我暗自得意：“那我就瞎说几句？”“说，说，没关系的，不就是一个梦么！”马粪说得似乎轻描淡写，但我还是看出了他怕死的神色，就跟方才礼品说锅炉爆炸时一样。于是我就瞎说开了，但我事先说明：“说得不对你可不能怪我。以我看，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许很爱你，或许并不那么爱你，对此你心里怀有些许疑惑。但你希望他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于是你梦见你死了，你的妻子和儿子悲痛欲绝。在梦里，你见证了或者说‘实现’了，他们都非常爱你这一‘事实’。就是这样。”我又安慰他说，“马师傅，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凶兆。”马粪出神地想了想，而后回过神来：“你小子，看不出来呀！”
但我看得出来，马粪挺开心，他释怀了。那以后，马粪虽然还是很不礼貌地喊我“白斩鸡”，但他看我时的眼神却多了一份嘉许。或许，这也是他叫我坐下来陪他们一起喝酒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蔡小兰。我每天都要送酒胚采样到化验室交给蔡小兰，“锅炉爆炸”的第二天，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送去采样。这一次，蔡小兰竟然叫我坐下。
“坐吧！”她不容置疑地说，“跟我说说话！”
我坐下，忐忑地瞟她一眼。而此时，她也极为难得地转过身来，正面朝着我，让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眉间的一颗黑痣。不知怎么地，那颗黑痣竟然神奇地一下就窜入了我的胸腔，在我的心里活蹦乱跳了好几下。但我故作镇定地调侃道：
“蔡小兰小姐请我坐，敢不从命？”
蔡小兰开门见山地说：“前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走着走着，走到一个桥头，桥突然断了。我只能站在断桥上，看着流水潺潺……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我陷入思考。
“不用想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蔡小兰说，“第二天我的前男友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分手。所以我说，梦有时候是真的。”
“那，你们分手了？”我颇有点幸灾乐祸地问。
蔡小兰高傲地仰起头来，“当然！”
我顺着她的话再来一句：“那就再找一个呗！想找怎样的？”
“反正周围也没有合适的人。怎么，你想给我介绍一个？”
我的“表白”就这样无疾而终。我忽然期期艾艾起来：“唔……也许……有合适的话……我想是这样的……”
蔡小兰锐利地睥了我一眼。我想也许在她的这一眼里，我像极了一只癞蛤蟆。我也马上就意识到，我应该有自知之明，千万不可再自取其辱，想入非非了。况且她叫蔡小兰，也不叫“非非”，想入也入不了啊！我颇怀意淫地想。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猛然想起了一个或许适合蔡小兰的人，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周生的哥哥，现任雾城县电视台台长周加。
摸摸手算不算爱情
周加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我跟蔡小兰的关系像周生说的那样，一旦流传开来，不但周加头上顶了一团莫名其妙的绿汪汪的雾气，我更成了一个滥情的恐怖分子，到那时，谁家的老婆也不肯让我多看一眼，也不敢跟我多说一句话，譬如在一些朋友聚餐的场合，有夫妻或男女朋友一同参加时——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吗——如果她跟我多说几句俏皮话，她的男人就会投去一个警戒或怀疑的目光。如果出于礼节我需要与他们一一握手呢？男人也就罢了，女人一旦被我握了手，她身边的男人一定极不舒坦，在散场后回家的路上或回到家后，男人一定会怪怪地责问：“你怎么会让张继那东西摸你的手？”而那个女人为了讨好男人或许就会这样回答：“实出无奈，我现在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呢。”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外号叫“白斩鸡”，所以他们最多只会说“张继那东西”。
这些年来，人们有的叫我大名张继，有的叫老张，更多的人则叫我张科长或张科。就算遇到酒厂的那些个同事，也都叫我老张或者张科长，连张继都很少有人叫了。要知道，我早就不是那个一身酒气、两脚黄泥的酒厂工人了。所以我想，必须把我跟蔡小兰的“故事”扼杀在萌芽状态，至少得让所有的女人都愿意跟我调侃或让我握她们的手。还别说，有的女人的手柔若无骨，握一握还是蛮不错的。譬如蔡小兰，就有一双这样的手。有一次我和周加、蔡小兰在江边散步——那时他们已经结婚三年多，而我已经在宣传部给部长开车了。凉风习习，蔡小兰忽然说，我现在的手冰凉冰凉的，张继你摸一下看，是不是很凉？说着这只手就伸到了我的眼前。我握了一下蔡小兰的手，说，是啊有点冰凉，那我们回去吧！
当时周加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好有感慨似的说了一句，是啊是啊，看样子，天要变了！
现在想来，那只手还是不摸为好。
有点扯远了。
话说那时周加比蔡小兰大8岁，32岁——当然他现在也是大蔡小兰8岁，这一点是不变的。周加结过一次婚，半年就离了，没有生育。一开始说是二婚，蔡小兰脸上有点挂不住，她说张继——全厂只有蔡小兰不叫我外号，对此我当然心存感激。她说张继，你把我蔡小兰当什么了！我说见一面再说嘛，就一起吃个饭，我请客。蔡小兰也就一笑，行，那就吃个饭。 那时周加与我也不怎么熟——我是通过周生把蔡小兰介绍给周加的。饭桌上，他问我以前做过些什么，现在酒厂是个什么状况，等等，听上去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套话。但我还是极为认真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在部队学过开车，领过驾驶证，但这个驾驶证没一点用处，从训练团出来后分配在军舰，是个轮机兵，更是无聊透顶，出海时一整天围着12个气缸来回打转、遛达，活像一只找窝下蛋的母鸡。周加笑了，说你这个比喻生动有趣。我受到电视台台长的鼓舞，表达更加流畅。至于酒厂的现状么，我说，蔡小兰也是知道的，这个地方国营企业很快就要改制了，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了，现在厂里人心浮动，对未来充满焦虑，他们的心里似乎都充满了戾气，整天拉着个死人脸，说起话来比茅坑里的粪还臭，不是说下流话粗话就是骂娘，还无缘无故给人起最难听的外号，比如我叫张继……
蔡小兰向我使了个眼色，制止我说下去。
“比如我叫张继，可他们谁也不知道《枫桥夜泊》。”我改口道。
“哦，是吗？”周加欣赏有加地瞅我一眼，笑道，“姑苏城外寒山寺，我去过那里。”
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大致如此。基本上是我在说话，蔡小兰只是文文静静坐着，有礼有节，始终面带微笑，偶尔恰到好处地插上几句，让我们的交谈锦上添花。她喜欢看天，但小酒馆里没有天，于是她不时抬头看看天花板，眉间的黑痣闪耀着青春和自信的光芒。这让我更加意识到，这颗迷人的黑痣绝不是为我而长的，虽然她端端正正地叫我张继，我端端正正地叫她蔡小兰。
饭后，周加开着电视台的车送我们回厂。车上他还问我，张继你会开车，还有驾驶证？我说是啊！他说，下次你来开，怎么样？我说好啊！
的确，台长周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台长开车送我们回厂的事，在厂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那几天天天有人问我，那个开车送我们的人是谁？我说是电视台一朋友？那为什么还有蔡小兰呢？我说两个人吃饭冷清，叫上蔡小兰的。那辆车放着“新闻采访”的牌子，是个记者？我说，是台长。可以呀张继，还台长，还蔡小兰，你小子看不出来呀！
从我有外号以来，除了蔡小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工友叫我大名——张继。
应该也有不少人去探蔡小兰的口风。次日我送酒胚采样刚到化验室门口，就听到里面的对话。礼品问蔡小兰：“那个什么台长，你真的不认识？”“不认识。”“那怎么一起吃饭了？”“他就是来看我的。怎么，你有意见？”
蔡小兰真是坦率，不像我，明明跟台长没什么关系，偏说是“朋友”。蔡小兰又漂亮，又高傲，又坦率，让我自惭形秽。
我这个人，确实有很多缺点，厂里从厂长到每一个工友，几乎所有的人都批评过我，其中以马粪为最，几乎见一次批评一次。马粪的批评总是以“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这一句固定的语式开头。“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不爽快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萎萎缩缩吞吞吐吐的，像个娘们。”“你呀！什么都好，就是一副流氓相不好，一看见女人两眼发绿，口水都下来了，多恶心！”“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像个小白脸了，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你白斩鸡吗？生得白白净净，说话虚文假醋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什么都不会，俗话怎么说来着……反正我也想不起了，总之就是一身的臭毛病！”“你呀……”
马粪的话句句属实，我只能干瞪着一双死鱼眼，作声不得。不过，自从我给马粪解释了那个关于他死了的梦，以及台长周加的到来，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有所改观，不再动不动就教训我了——我真是希望他能在自己的梦里多死几次，好让我在每次解梦时都给他一个“不死”的承诺，以博取他的好感。
周加后来又开着电视台的车来了两次。那个时候公车私用很普遍，大家好像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周加言而有信，每次吃过饭，他都让我开车，把我和蔡小兰送到厂门口。有一次他还跟我们进了厂里，让我和蔡小兰陪他参观了酿酒车间和酱油车间，向我们详细了解了两个车间不同的生产流程。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在县里当领导的——他们是这么说的——朋友，也知道那个领导是蔡小兰的男朋友。有一次马粪甚至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我就说嘛，你小子不像是我们这地儿出产的，说不准哪一天，这只鸡拍拍翅膀就飞喽！”
我心头窃喜，但还是装出一副单纯无知的样子，自嘲道：“这怎么可能？要飞也是蔡小兰这只凤凰，怎么会是鸡呢？”
果然，接下来周加三天两头往牛里镇跑，有时叫上我一起吃个饭，有时也没有叫我。后来蔡小兰也常往县城跑。如此这般跑来跑去，没多久就不跑了。有一天一大早蔡小兰给我打电话说：
“老周昨晚在我家喝高了，张继你开车送他回去吧！”
他们结婚时，请我当了媒人，双方都给了我一个红包。
鸡伴凤凰一起飞
周生的意思我很明白。前面的事都不算什么，就算有什么也没什么。重点是蔡小兰跟周加结婚之后，你们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蔡小兰不是个会撒谎的女人，或者说，她对撒谎这类的事根本不屑一顾，而你张继就不一样了。记得读初中时，你旷了半天课，却跟班主任老师说肚子疼，又跟你妈说学校放了半天假，事实上呢？你跟我说，你跑到山上掏鸟窝去了。掏鸟窝的事还好说，但你怎么可以掏朋友老婆的墙脚呢？
我慢慢发现，这件事还真有点说不清楚了。七年的时间本不算长，但要解释这件事，未免枝节横生，千头万绪。但这事又不能置若罔闻，否则和默认又有什么区别？但问题是，正如周生所说，高傲自信的蔡小兰不撒谎，周加又是个忠厚老实人，自然也不撒谎，剩下一个会撒谎的就只有我了。难道说，我自己撒了谎自己竟然不知道？
周加是个业务型领导，工作踏踏实实，我确实没听他撒过谎。不但我没听过，别人也都说他不会撒谎。他们说，周加这个人太忠厚老实了，太实话实说了，当领导的哪个不说点空话假话？不需要有别的什么本事，周加平时只要肯随便说说空话假话，说不定早就从台长说成局长了。说这话的人可能有点仇官情绪，我们自然可以不必较真，但周加不说假话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这又扯远了。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运气就像随风飘撒的种子，要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完全是个意外。而我绝对就是种子中那一粒幸运的种子。周加和那蔡小兰就像两股互相激荡的春风，把我吹到县城一块肥沃的土地上。
蔡小兰和周加婚后不久，也就两三个月吧，有一天周加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电视台当司机，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开车，有时也要开开采访车。我说愿意啊！太愿意了！周加又特地说明，进来是临时工，以后能不能转正，现在不好说。我说不管怎样，我都很想去。周加说那行，这边已经给你说好了，你可以跟厂方办个停薪留职，先办一年吧，办好了就来上班。
我立马就跟厂里办了停薪留职。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去电视台了，都来问长问短的。有不少工友开始叫我“张继”。他们说：“张继，以后有机会别忘了我们哦！”“张继你小子行啊！我们可是好朋友，今后有什么好事你可得介绍我，我是个好电工呢！”“张继，以后到县城找你喝酒，你小子不会装作不认识吧？”
我听出来了，都是些“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
我说：“这是怎么说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怎么能忘呢？”
但也有个别不知死活的货，说话还是那么剌耳。“我说白斩鸡啊！”机修车间有个叫向阳的老家伙说，“你瞧你那点出息！司机是什么？不就是端痰盂倒尿壶的奴才吗？瞧把你给得意的，啧啧！”
幸好，这时马粪——在这里我很应该尊称他马文马师傅——力挺了我，马师傅对向阳说：“你懂个屁！宰相的奴才比得上七品官，你就嫉妒吧你。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张继本来就不是这个小水池里的鱼。”
闲话少叙。我办好停薪留职手续，带上两件在我来说算是最好的半新不旧的衣服，到雾城县电视台报到后，又马上请了三天假，利用三个月前蔡小兰夫妻分别给我的两个红包共1800元钱——幸好这个钱我一直舍不得花，要不然，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向谁借钱去——在电视台附近的民房里租下一个小房间，用剩余的钱买了一套西装，又跟电视台签了一年的聘用合同，就正式上班了。
这一年里，说到底，周加跟我就是领导跟司机的关系，蔡小兰跟我就是领导夫人跟司机的关系。当然，也不单纯是这样的关系。很快，蔡小兰也成了电视台的临时工，我们就从酒厂的工友变成了电视台的同事。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给台长和几个副台长开车，由于工作上的交集，电视台上面是广电局，广电局上面是宣传部，所以我也偶尔给局长和部长开车——当时雾城宣传部还没有部长，由张副部长主持工作。我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敢偷懒，更重要的是，我这人嘴巴甜，能哄领导开心，所以每个领导都喜欢我。给张副部长开过几次车后，副部长口头上认我是本家，小张小张地叫我，很是亲切。
对我最好的当然还是周加夫妇。我每天接他们上下班。由于和他们接触时间最多，彼此之间也慢慢随便起来，私下里就难免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周加跟我说，蔡小兰爱耍小性子，钻牛角尖，经常说着说着就不高兴了。蔡小兰跟我说，老周——蔡小兰一直这么称呼周加——这个人缺乏生活情趣，还有点小自私，不太懂得体贴女人。我两边说好话，说耍点小性子是女人的特权，也是女人的可爱之处嘛！又对蔡小兰说，周台长是个文人，文人难免有点内向和拘谨，这不算什么缺点。至于说不懂得体贴女人，这也说明他对女人没什么经验不是？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呀！蔡小兰妩媚一笑，说，好像你很懂女人似的。
后来，他们只要一有点小吵小闹，都找我倾诉，好像都把我当成了好朋友的样子，这让我很是欣慰，虽然那时他们是领导和领导夫人，我是司机，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自称是他们的朋友。但在三年后，我调到宣传部工作，我就敢把他们当朋友了，而我和周加的相处，也日渐自然和亲密起来。有一次周加来我家喝酒——那时我已改租了一套120平米的套房。周加说蔡小兰最近又跟他吵了一次。
“本来什么事也没有，就是说说闲话，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结婚三年没有生育这件事，我问她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她竟然大发脾气，这简直莫名其妙嘛！”周加跟我碰了碰杯，眼神在眼镜片后变得深沉起来，逼视着我问，“你说，这能怪我吗？”
咦！我想，听这意思，蔡小兰不怀孕这事好像应该怪我似的。我被自己这一奇思妙想逗乐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周加被我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恼了，脸色一沉：“你笑什么？”
也怪我一时乐得忘乎所以，竟然脑残地嘻皮笑脸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
周加把酒杯往桌上“砰”地一放，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还是从容地说：“开玩笑开玩笑，周兄千万别介意！”
蔡小兰说得没错，周加的确不是个风趣之人。当然了，我也应该自我批评一下，如果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周加还是我的领导，我想我断不敢如此放肆，我也没资格称他“周兄”。
大家都来油嘴滑舌
我想跟周加说，这是个误会。但是周加竟然不接我的电话。我又打电话给周生，周生说，你最好还是先跟我解释一下，我是说，如果你们之间确实没什么的话。我哥现在很纠结，不仅仅是纠结离婚，你也知道他没什么朋友，本来你是他最信任的朋友，如果你都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还能信任谁呢？
听周生这么一说，我似乎也感觉到事态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我想，我还是不要疾口否认，先让自己静下心来，仔细回忆我与蔡小兰发生交集的每一个环节，找出其中可能导致误会的蛛丝马迹，再条分缕析，还原这个误会产生的全过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周加——也包括周生——确信这是个误会，从而与我冰释前嫌。
那么，沿着故事的轨迹，还是从我的工作转正说起吧。
前面说过，我们的酒厂面临改制，一旦改制成功，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是全民职工的身份，我也就成了一个股份制企业工人，我的工作也就无法调动到全民事业单位的电视台。所以在这期间，我是不可能打蔡小兰主意的，更不敢在蔡小兰面前说周加许多坏话，那不是自己作死吗？这不合常理呀！是不是？
我是聘用一年又三个月转正的。蔡小兰比我早三个月，先把工作关系转到一个乡镇广电站，人在县城电视台采编组上班。蔡小兰转正后，我心里着实着急，眼看着酒厂改制工作如火如荼，如果我不能在短时间内调动成功，到头来还得回到酒厂，做回我的“白斩鸡”，而且还是个“体制外”的白斩鸡，到那时更加抬不起头来，或许人们会想到给我改一改外号，叫我“鸡爪”或“鸡屎”也未可知。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像猫挠一样难受。这时候别说让我去勾引蔡小兰，就算是蔡小兰来勾引我，只怕我也没有那样的闲情不是吗？就算我有那样的色心，也没有那样的色胆不是吗？再说了，蔡小兰那时对我也是有一眼没一眼的，没怎么把我当回事。只是在她和周加争吵后，她会找我倾诉，有时打电话，有时发信息，有时则是在我单独送她回家或去单位的路上，翻来覆去地问我，老周到底懂不懂女人？他懂女人吗？他怎么一点也不懂女人呢？我说，女人心海底针，我也不懂呢。蔡小兰瞟了我一眼，你比他懂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懂我就好了。 但那时候，我哪有心思琢磨这些话语，为了工作转正的事，我已经急得火烧屁股了。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张副部长半年前就以部委的名义，在申调表上签字，同意接收了，可这份申调表却卡在了人事局下不来，为了打通这个环节，我到处借钱，而后去做人事局长的“工作”。最后局长只给了我半句话：“有点遗留问题……”就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了。
遗留问题？这四个字让我伤透了脑筋。那个双休日，我几乎不食不眠，一个人待在家里，焦头烂额地想着“遗留问题”。这四个字变得如此的神秘和深不可测。如果我过不了人事局这一关，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毫无意义，就好比几千斤的大米投放到一个大酒窖里却不能发酵，不但酿酒的愿望成空，大米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成了一堆烂米。这么一想，我的心变得决绝无比，我对自己说，张继你一定要想通，不仅仅因为你要生存，还因为你绝不能像一只鸡一样地生存！
人有时候确有“福至心灵”这回事。就在我想到山穷水尽之时，我的心里突然灵光一现，一下就明白了“遗留问题”的问题所在——问题一定出在张副部长身上。在申调表上签字的是张副部长，但在签字后，张副部长不再主持工作，宣传部来了个新的部长，章部长。立早章和弓长张，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给章部长开过几回车，有一次在机场举行一个航班开通仪式，我把自己在现场得到的礼品直接送给了章部长，所以章部长对我有着较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章部长和张副部长背地里都互相拆台，说着对方的坏话，张否定章的工作能力，章否定张的为人处世。都是我亲耳听到的。那么，我便断定，我的工作转正，关键并不在人事局，而是在这位县委常委章部长的手上。章针对的人不是我张继，而是张副部长。这不就是所谓的“遗留问题”吗？至此，我不能不佩服人事局长对汉语的运用，真可谓神鬼莫测。
次日，我跑到章部长办公室，向他正式提出请求，恳请他伸出援手，帮助我正式调入电视台工作。章部长哈哈大笑，那爽朗的笑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笑声似乎告诉我——善哉善哉，你张继慧根深厚，终于悟透了禅机！笑声一落，章部长当着我的面马上就给人事局长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就告诉我，好了，张继，你就等消息吧！
几天后我到人事局办了调动手续，局长意味深长地对我点点头，笑道，哈，同志们悟性很高嘛！
就这样，我终于跳出了酒厂这个深坑，摆脱了工人身份和“白斩鸡”这个讨厌的外号。从此，人人都端端正正地喊我张继。两个多月后，酒厂改制成功，成了股份制企业。如果不是我一时“福至心灵”，及时调动成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每念及此，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好险！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县城交了一些各个部门的酒肉朋友，其中有几位也是像我一样，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喝酒、喝茶、打牌、聊天了。这些人跟我酒厂的同事很不一样，他们出手大方，语言流丽，尤其谈论男女之事，句句妙趣横生，好像天生都是情种，个个都是风月场中的高手。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未必有多少情场经验，只不过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譬如说我们当司机的，都陪着领导经历过无数次饭局，我们就受了这些饭局的影响。那么充其量，我们流丽的话语中，很可能绝大多数不是原创，而只是抄袭。领导的话语自是比我们精妙许多，而我们或许取其形似而失其神韵，机智的语言到了我们嘴里就成了油嘴滑舌。
既然坐到一起，总归要有些内容，于是，我们都来油嘴滑舌。
我想，很有可能，关于我跟蔡小兰的那些事，与我的油嘴滑舌有关。我又想起我跟周加说过要帮助蔡小兰怀孕的话，关于这件事，我倒十分希望周加把我看成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但问题在于我并没有跟周加说过我与蔡小兰之间的其他事，那一定是周加听信了诚实的蔡小兰所说的话。那么在蔡小兰心里，她与我究竟发生过哪些事呢？
其实我们都是凡人
如果这事放在七年前，我是完全用不着解释的——说我跟蔡小兰有什么风流韵事，鬼才相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先是正式调入了电视台，后来又调到宣传部给部长开车，再后来又当上了文化艺术科的科长。这时我就发现，我和蔡小兰同在这凡尘俗世，彼此有了更多的相知，虽然她喜欢仰望星空，但她有时看我比看天空还要认真，看天只是随便看一眼，看我偶尔还有凝眸。于是我就想，其实我们都是凡人，就算蔡小兰真的是天仙下凡，既然到了凡间，也只能遵循凡人的生活规则。
我与周加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酒友。我去周加家喝酒，蔡小兰有时也陪着喝一杯，有时不陪。我们喝好了，蔡小兰开车送我回家——这时我已经在县城买了一套按揭房，准备将来当婚房用。可以说，除了夫妻床笫间的那点事，周加跟我什么都说。他说他的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那个男人竟然还是他的表弟，而且奸情就发生在自己家里，那天他出差提前回来，两个人赤身裸体不堪入目。他说现在蔡小兰不生育，其实他们都应该去检查一下，但他害怕出现他不愿面对的可能的结果——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他还说，虽然蔡小兰爱耍小性子，但他自己也不够宽容。
我跟周加说了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如何在紧要关头参透“遗留问题”，如何讨好、迎合领导，打通各个环节，甚至告诉他我都给哪个领导送了哪些礼物。我告诉他自从调到电视台后，除了工作，我刻苦学习，背下了很多像《枫桥夜泊》这样的辞章，常常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卖弄才情，炫耀于同事之间，取悦于领导之前。我为了取悦章部长，有一次当着他和张副部长的面，不惜得罪张副部长，当面尖锐批评了张副部长，从而与最先同意接收我的张副部长成了“政敌”，而章部长对我却大为赏识，最终让我脱离了司机身份，当上了文化艺术科的科长。
周加对我既佩服又讨厌，他说：“我从不干这些事，我也干不来。”
为了让周加能够理解我，我又跟他说了我在酒厂的情况。你知道吗？我说，在酒厂，人人都瞧不起我。为什么瞧不起我，有很多很多原因。譬如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当兵退伍后分配在那里的，而那个小地方的人很排外，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都很顽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接纳外乡人。再譬如我体力差。体力在那个地方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劳动，二是打架，那地方弱肉强食，没什么道理可说。再譬如我没钱又没家。他们在那里除了酒厂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田地，还有家庭和家族，那是他们的王国，而我呢？什么都没有，就靠那点吃不饱饿不死的工资，连个家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说，有个叫马粪的家伙把教训、羞辱我当成他生活中的一个休闲娱乐项目，每次见到他必先被他羞辱一番;就连那个长得无比猥琐的礼品也完全不把我当回事，每次无论我说什么，他根本不听我把一句话说完整，说到半句就被他打断，每次他都说“白斩鸡你这么说不对……”，而后说上一通他自己的愚蠢透顶的屁话。他那副又贱又蠢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欠揍的货，可我却揍不过他，也不敢揍他。酒厂里每个人都对我居高临下，而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个侏儒。你知道吗？我说，我早就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我迟早得惨死在那里，死得都不如一条狗，不如一只鸡。当然他们也都很想摆脱底层，走出来就意味着身份、生活和整个人生的改变，谁不想呢？只是他们远没有我这么迫切，这么决绝。你知道吗？我说，我正式调动之后，厂里好几个年轻人都去学了开车，前不久就有两个先后找到了我，要求我在哪个部门给他们谋个帮领导开车的司机的差事。马粪的儿子也学会了开车，就在几天前，也找我说事。说实话我帮不上这个忙。你知道吗？我说，也不是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我不愿意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每一个线头都牵动了我最不堪的记忆。 周加还是那样，在眼镜片后深深地逼视着我，尖刻地说：“说到底，你无法面对你曾经的丑陋。”沉思有顷，他再加一句，“也许，每个人都有他不能面对的过往吧！”
批评也好，理解也罢，我与周加总是相谈甚欢。我们谈论这么深入的话题时，蔡小兰都不曾参与，一般情况下，她关了门，在卧室看书或者看电视剧。而在蔡小兰参与时，我们就聊些更生活化的比较轻松的话题。
喝完了酒，如果这时候蔡小兰在卧室里，周加就会喊一声：“蔡小兰！”
蔡小兰就应声而出。
我说，不用送了，我打个的就行。
蔡小兰说，反正我也想出去透透气。说着不由分说，自己先开了门出去，在门外等我。
我不想让蔡小兰开车送我，主要是不想听她老是说他们夫妻间的事。她每次总是告诉我，她和周加又拌嘴了，为了哪一句闲话或某一件小事。然后她就一个劲问我，老周怎么就一点也不懂女人呢？我跟老周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怎么反而越来越无话可说了呢？张继你说，这难道是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吗——跟一个不懂女人的男人永远在一起？我问，那你懂他吗？只有你懂他了，你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不懂你，你不是也不懂他吗？蔡小兰说，你们每次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你一定比我懂他，那你给我剖析剖析。我就以我对周加的了解，剖析了他的优点和缺点——现在想来，我不应该说他那么多缺点，很可能我对他缺点的剖析现在都成了我说他坏话的罪证，成了我的污点。但最后我总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
“他在乎你，这很重要，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有时他们闹得比较厉害，蔡小兰就会打电话给我，一讲讲半个来小时。我知道她不是找我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只不过想借此释放一下，排遣一下苦恼而已，所以我也就没必要认真应对。这些年来我练就了油嘴滑舌、胡说八道的本领，这本领用来宽慰一个女人绰绰有余。蔡小兰电话中说，我过不下去了张继，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张继，每次吵架后我什么想法都会产生，我想过离婚，我想过即便不离婚，也应该找个贴心的男人，他能懂我，能安慰我，能跟我之间有许多许多话说。我说，有，肯定有！老周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的，到时候我给你们一人找一个，你的到韩剧里找，老周的到日剧里找，那里面都是这一款的男人和女人。我说，你们就耐心等待吧！
蔡小兰笑了。而我知道，至少在这个时候，她是开心的。
有时候，我也不知是个什么状况，会收到蔡小兰的一条信息，记得有一条信息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有女朋友了吗？你这家伙女人缘不错，一定有不少女人喜欢你吧？”
我回道：“你知道女人最喜欢我什么吗？是我对女人好;你知道女人最不喜欢我什么吗？是我对女人都好。”
除了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我想不起我跟蔡小兰还有哪些事情。也许，蔡小兰能想得起来。况且蔡小兰跟周加离婚半个多月了，一个人待在家里也肯定无聊得要死。我忽然想，我应该在这个时候给蔡小兰打个电话，一来对她的离婚表示慰问，二来请她帮我回忆一下，我与她之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之后结合蔡小兰的说法，我也好给周加周生兄弟俩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别碰坏了我的梦
“我跟蔡小兰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说。
此时我与周生坐在一个叫“苗家山寨”的酒店角落里，吃着一盘很大的剁椒鱼头，喝着店家自酿的状元红。周生跟我碰了一下杯，而后就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显得有点阴阳怪气。他越一言不发，我就越想说点什么。但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我就把上面那句话一字不漏地又说了一遍：
“我跟蔡小兰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这样一来，我说话的样子就更像是在背一句台词，而周生就更像一个不动声色的观众、一个看戏的人。那意思，他知道戏文都是假的，就看我怎么演了。
我发觉上当，立马缄口不语。这时，周生才慢悠悠地点上一根烟，吐出烟雾，而后字斟句酌、居心叵测地说：“我哥不好意思问，但他想知道真相。”
这可把我难住了。不错，在这之前，我是给蔡小兰打过一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面临的误会，而这个误会足以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我并没有逼问蔡小兰，七年来我暗恋她、追求她、对她苦苦纠缠的事从何说起？我想蔡小兰离婚才半个多月，现在一定心灰意懒，我再也不能给她增添烦恼。所以我并不追问，而只是把周生电话里跟我说的内容向她复述了一遍。我原想蔡小兰一定会给出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一定是四个字：无中生有。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讲述的过程中，蔡小兰只是“嗯、嗯”地作着回应，从头到尾，连一个“是”或“否”的表示都没有。我等待着她的表示。最后，她竟然反问我：“那么，你追求过我吗，还是没有追求过我呢？我也不明白呀！”
我一时语塞。蔡小兰最后那句“我也不明白呀”说得缠绵悱恻，那语气细若游丝，却又余韵缭绕，听上去让人肝肠寸断，从而让我确信，她的话里绝没有半点撒谎的成分，有的只是悠长的回忆，以及比回忆还悠长的丝丝缕缕的情愫。
这时，周生又追过来一句：“你有问过蔡小兰吗？她是怎么说的呢？”
我正不知如何作答，忽然灵光一闪，鬼使神差地，竟然偏偏想起了我在部队时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缓解了我哑口无言的尴尬境地。
那年我18岁。我是军舰上的一名轮机兵。每次出海，我的任务就是看着那12个硕大无朋的气缸。我们轮流值班。每班五六个小时，我就围着12个气缸头转圈子，听着机器没完没了的轰鸣声。可机器从来也不出故障。不管机器出不出故障，我都得围着气缸头转圈;也不管机器出不出故障，军舰都必须按时检修。
造船厂有个女子，我们都叫她小王。小王是个漂亮的女孩，她和大多数上海的女孩子一样，长得白白净净的。我每次看见她，她都面带微笑，盯着我看。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从她前面走过，她居然喊住了我。她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张继。她就说，张继，你能把杂志借我看看吗？我心里慌慌的，把杂志递给了她，转身离开。几天后，我从造船厂的值班室经过，小王又一次把我叫住，她让我进了值班室，把杂志还给了我，又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几本书来。她说张继，我知道你喜欢看书，我从家里带了几本书来，你看看喜不喜欢？我说喜欢。我连书名都没看，我说我喜欢。小王“扑哧”一声笑了：“你喜欢什么？”
不知有多少次的五六个小时，我就这样不停地绕着气缸头转圈，长篇累牍地想着我和小王的故事。
后来，我天天看小王借给我的书，每看完一本就还给她一本，每次还书，小王都要和我讨论书中的内容，因为这几本书，她都是事先看熟了的。待到几本书看完，我和小王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小王告诉我，她住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并且约我，星期日在外滩公园见面。我知道在部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小王既然约我，我怎么可能不赴约呢？约会多次之后，有一次我和小王在外滩散步，迎面碰到了我的班长。班长明明看见了我，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第二日，政委就找我谈话了。在政委的办公室里，我跟政委解释，说我和小王只不过是散散步而已。政委和蔼可亲地说，小张你别紧张，我只是提醒你，一是要注意分寸，二是不要影响工作，小张你能保证做到吗？我说，我能做到，政委！我在心里快乐地想，我跟小王只是亲了亲嘴，已经很有分寸了。政委拍拍我的肩膀送我出了他的办公室，出门前他又跟我调侃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军民鱼水情嘛！我一听心花怒放，充满了感动，我想，政委真是我的好政委啊！
后来当然是个圆满的结局。我退伍时，带着漂亮的上海姑娘小王回了家，邻居诧异赞叹，父母欢天喜地。
周生听我一路讲下来，越听越是一脸茫然。
我说，周生，我没有撒谎，对我来说，这就是非常真实的故事。虽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小王叫什么名字。
周生想了想，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曾经认识一个叫小王的上海姑娘，仅此而已。或者连一个叫小王的上海姑娘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一切只不过是个臆想？
我点了点头。
随后，我跟周生一起走出了苗家山寨。路上，我们一起回顾了学生时代的快乐时光，然后我对周生在我困苦时期的帮助再次表示感激，如果不是通过他，我无法给周加介绍蔡小兰，如果没有蔡小兰，也就没有我张继的今天。周生说对呀！我当时还问你蔡小兰究竟靠不靠谱？跟周加合不合适？你说什么来着？
这又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因缘际会，似乎一切都是顺势而为，但仔细想想，所有的结果又仿佛顺理成章，在所难免。有一句话到了嘴边我终究还是没说出来：生活着实不易，谁不想人五人六？！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学蔡小兰的样子，抬头看了看天。云淡风轻，只见满天星斗。
蔡小兰，在见到周生之前，我得认真地忆一忆这个女人。
因为周生在电话中说，张继，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我们是老同学，很久没聚了，顺便呢你也跟我说说蔡小兰……嗨，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不用有什么隐瞒了。
我问，我和蔡小兰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呢？你都听到些什么了？
周生说，好了张继，你总不可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吧？要是实在想不起来也没关系，我可以提示一下。请你想一想，你给蔡小兰打过多少次电话、发过多少条短信，再请你回忆一下，你在蔡小兰面前说了我哥多少坏话，你多次对蔡小兰表白，纠缠不休，有一次你还拉着她的手，问她可不可以做你的情人。蔡小兰正色告诉你，你们最多是“闺蜜”，不可能成为情人。你想想，有这事吗？蔡小兰做我嫂子七年多，不是说我对她印象有多好，但有一点我是了解的，她这个人高傲、自信，从来不屑于撒谎。你说蔡小兰会撒谎吗？不会。你说我哥周加会撒谎吗？绝对不会。那你说，你会撒谎吗？……喂！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告诉你张继，他们俩说的话是一致的……你的这种做法，实在让朋友寒心，也让我这个老同学心寒。他们离婚当天，蔡小兰还扔出一句特别让我哥纠结的话，她说，要是早知道你周加是这样的人，我当初还不如嫁给张继呢。你听听，蔡小兰说“还不如嫁给张继”，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她为什么不说嫁给别的什么人？
这个电话一下就把我打蒙了。我顿时感觉环境缥缈起来，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虚幻感。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喜欢胡思乱想，有时会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想得错综复杂，血肉丰满。偶尔我还会出现小小的幻听。有一次我正在专注地看书，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张继。我吃了一惊，四顾无人，这才发现声音是从自己的心里发出来的。
——我是叫张继，不过那时候我还在酒厂，没有人会叫我的大名。
我必须见一见周生，因为他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里历数我的罪行罄竹难书，我淫荡妄语两面三刀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岂只是对不起朋友那么简单，我如今大小也是宣传部的一名科长，一旦流言传开，其影响之恶劣难以想象。但我的解释也绝不仅是为了“影响”，我是在陈述事实。
一颗会跳动的美人痣
我只有初中文化，在东海舰队当过轮机兵，学过开车，退伍后进了酒厂，分配在酿酒车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工友们一起，用粉碎机将大米碾碎、煮熟、挑煮米入窖、酿造、装埕，再用黄泥、荷叶给酒埕封口。这些都是重体力活，每天都把我累得跟一条狗似的。我每天都在做着脱离酒厂底层的梦，希望能像蔡小兰一样进入企业管理层。蔡小兰大学毕业，分配在酒厂化验室工作。我整天一身酒气，两腿黄泥;而她却是衣衫整洁，清丽脱俗，走起路来不看人，仰面朝天，好像她是从天上下来的仙女。这么说吧，虽然我和蔡小兰同在酒厂工作，但在我的心目中，她却不属于我的尘世。
我对蔡小兰的“表白”是在七年前的一个上午。前一天，我把刚出的酒胚采样送到化验室检验。化验室里除了蔡小兰还有另外两人，一是锅炉工礼聘，我们都叫他“礼品”，还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机修工马文——我们背后都叫他外号“马粪”——他们坐在长长的铺着瓷砖的工作台边上，就着花生，喝着蔡小兰用前一天的酒胚在化验室里自己烧制出的50度白干。蔡小兰慢悠悠地做着手头的活，对他们二人的存在显得有点爱理不理。我进去，把酒胚采样放在工作台上，刚要转身离开，老马叫住了我。
“白斩鸡，别走别走，喝一杯，你也来听听礼品说梦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雅的外号，除了蔡小兰。可能因为蔡小兰是厂里唯一的大学生的缘故吧，我们所有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叫她“蔡小兰”。我很讨厌别人给我起外号。我说过我有个特别好的名字——张继，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枫桥夜泊》。不知道《枫桥夜泊》也就罢了，竟然还给我起了个如此俗气的外号。我本来不想理睬老马，但他是厂里唯一的一个八级工，平时跟厂领导互相取笑、骂娘或者称兄道弟的。我不敢轻易得罪他，只是在心里回敬了他一声“马粪”。
见我坐下来，礼品又把他那个简短的梦说了一遍。礼品说，他梦见自己正在烧锅炉，锅炉出了故障，温度表上的刻度显示直线上升，他吓坏了，急忙往老锅炉工家跑，要向他求援，才跑出大约五百多米吧，也就是快到老锅炉工家的那个桥头时，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锅炉爆炸了。只见烈焰腾空，浓烟滚滚，空中飞舞着锅炉残片、煤渣以及酒埕、酱油缸、玻璃、水泥管等各种碎片，最恐怖的是，这些碎片中还夹杂着不知是哪个工友的胳膊腿，血肉飞溅……
礼品显然被梦里的情景吓着了，说这话时声音还透着恐惧，脸色煞白。这人长得有点猥琐，三十出头，原先在酱油车间。酱油只是酒厂的一个配套产品，本身并不赚钱，所以每月的奖金都比不上别的车间，为此礼品平时也没少发牢骚，要求换岗。烧锅炉虽然是个力气活，但拿的钱多，除了正常工资，还有加班费、冷饮费、高温补贴、节煤奖等。一个多月前，老锅炉工称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要求换个轻松的岗位，厂领导做个顺水人情，把他和礼品的岗位进行对调。礼品在这之前从没烧过锅炉，只在交接班时老锅炉工带了他半天，给他讲了讲基本常识。五六十人的小厂本来也没那么多规矩，厂领导的意思，让礼品先上岗，等下一期行业举办锅炉工培训去参加一下，拿个证书回来，也就齐了。
听了这话，马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最近得离锅炉房远点，免得被你小子炸得死无全尸。”
“这个梦真真的。”礼品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去跟领导说说，让我回酱油车间算了。”
这时我已经喝了半杯白酒，吃了几颗花生，也有了些许表达欲望。
“你有不懂的地方向老锅炉工请教便是了。”我说，“至于梦，用不着当真的。”
“谁说的，”蔡小兰回过头来，“有的梦是真的。”
马粪站起来，朝锅炉房看看，说：“蔡小兰你放心，化验室跟锅炉房这个距离，炸不到你的。”
蔡小兰不屑地睥了一眼马粪：“切，这是什么话！” 我又喝了一大口酒，说：“你们听我说嘛！礼品业务不熟，担心出事，怕死是人的本能，万一真的锅炉爆炸，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就做了这样的梦了。”
“咦！你会解梦？”蔡小兰奇异地看我一眼。
马粪说：“蔡小兰你说得没错，这小子是有点邪门。”
蔡小兰真是慧眼。我就曾经给马粪解过一个梦。有一天我坐在酿酒车间的长凳子上，一边等着烧酒出炉，一边在看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马粪走过来，也不打招呼，在我身边坐下，看了一眼我的书皮，也像蔡小兰一样问我：“咦！你会解梦？”我谦虚谨慎地说：“没有没有，学习学习。”马粪说：“那我跟你说个梦，看你能不能解？”我说：“马师傅请说。”马粪说：“大约半个月前吧，我梦见自己死了。虽然死了，我却飘浮在空中，看见自己死了的样子。我飘浮着，却回不到我的身体，老婆和15岁的儿子守在我边上，哭得死去活来，伤心极了。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也感到很伤心。梦醒后，梦里的情景还是非常非常清晰……”
我想了想：“冒昧问一句，师娘还有你儿子，平时和你感情可好？”马粪说：“儿子么，没什么好不好的，父子关系嘛！至于老婆，怎么说呢？用你们这些文化人的话说，就叫‘相敬如宾’吧！”马粪称我为“文化人”，这让我暗自得意：“那我就瞎说几句？”“说，说，没关系的，不就是一个梦么！”马粪说得似乎轻描淡写，但我还是看出了他怕死的神色，就跟方才礼品说锅炉爆炸时一样。于是我就瞎说开了，但我事先说明：“说得不对你可不能怪我。以我看，你觉得你的家人或许很爱你，或许并不那么爱你，对此你心里怀有些许疑惑。但你希望他们都非常非常爱你，于是你梦见你死了，你的妻子和儿子悲痛欲绝。在梦里，你见证了或者说‘实现’了，他们都非常爱你这一‘事实’。就是这样。”我又安慰他说，“马师傅，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凶兆。”马粪出神地想了想，而后回过神来：“你小子，看不出来呀！”
但我看得出来，马粪挺开心，他释怀了。那以后，马粪虽然还是很不礼貌地喊我“白斩鸡”，但他看我时的眼神却多了一份嘉许。或许，这也是他叫我坐下来陪他们一起喝酒的原因之一吧。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蔡小兰。我每天都要送酒胚采样到化验室交给蔡小兰，“锅炉爆炸”的第二天，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送去采样。这一次，蔡小兰竟然叫我坐下。
“坐吧！”她不容置疑地说，“跟我说说话！”
我坐下，忐忑地瞟她一眼。而此时，她也极为难得地转过身来，正面朝着我，让我一眼就看到了她眉间的一颗黑痣。不知怎么地，那颗黑痣竟然神奇地一下就窜入了我的胸腔，在我的心里活蹦乱跳了好几下。但我故作镇定地调侃道：
“蔡小兰小姐请我坐，敢不从命？”
蔡小兰开门见山地说：“前不久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走着走着，走到一个桥头，桥突然断了。我只能站在断桥上，看着流水潺潺……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我陷入思考。
“不用想了，还是我来告诉你吧！”蔡小兰说，“第二天我的前男友打电话给我，说要跟我分手。所以我说，梦有时候是真的。”
“那，你们分手了？”我颇有点幸灾乐祸地问。
蔡小兰高傲地仰起头来，“当然！”
我顺着她的话再来一句：“那就再找一个呗！想找怎样的？”
“反正周围也没有合适的人。怎么，你想给我介绍一个？”
我的“表白”就这样无疾而终。我忽然期期艾艾起来：“唔……也许……有合适的话……我想是这样的……”
蔡小兰锐利地睥了我一眼。我想也许在她的这一眼里，我像极了一只癞蛤蟆。我也马上就意识到，我应该有自知之明，千万不可再自取其辱，想入非非了。况且她叫蔡小兰，也不叫“非非”，想入也入不了啊！我颇怀意淫地想。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猛然想起了一个或许适合蔡小兰的人，他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周生的哥哥，现任雾城县电视台台长周加。
摸摸手算不算爱情
周加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我跟蔡小兰的关系像周生说的那样，一旦流传开来，不但周加头上顶了一团莫名其妙的绿汪汪的雾气，我更成了一个滥情的恐怖分子，到那时，谁家的老婆也不肯让我多看一眼，也不敢跟我多说一句话，譬如在一些朋友聚餐的场合，有夫妻或男女朋友一同参加时——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吗——如果她跟我多说几句俏皮话，她的男人就会投去一个警戒或怀疑的目光。如果出于礼节我需要与他们一一握手呢？男人也就罢了，女人一旦被我握了手，她身边的男人一定极不舒坦，在散场后回家的路上或回到家后，男人一定会怪怪地责问：“你怎么会让张继那东西摸你的手？”而那个女人为了讨好男人或许就会这样回答：“实出无奈，我现在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呢。”当然，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有一个外号叫“白斩鸡”，所以他们最多只会说“张继那东西”。
这些年来，人们有的叫我大名张继，有的叫老张，更多的人则叫我张科长或张科。就算遇到酒厂的那些个同事，也都叫我老张或者张科长，连张继都很少有人叫了。要知道，我早就不是那个一身酒气、两脚黄泥的酒厂工人了。所以我想，必须把我跟蔡小兰的“故事”扼杀在萌芽状态，至少得让所有的女人都愿意跟我调侃或让我握她们的手。还别说，有的女人的手柔若无骨，握一握还是蛮不错的。譬如蔡小兰，就有一双这样的手。有一次我和周加、蔡小兰在江边散步——那时他们已经结婚三年多，而我已经在宣传部给部长开车了。凉风习习，蔡小兰忽然说，我现在的手冰凉冰凉的，张继你摸一下看，是不是很凉？说着这只手就伸到了我的眼前。我握了一下蔡小兰的手，说，是啊有点冰凉，那我们回去吧！
当时周加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好有感慨似的说了一句，是啊是啊，看样子，天要变了！
现在想来，那只手还是不摸为好。
有点扯远了。
话说那时周加比蔡小兰大8岁，32岁——当然他现在也是大蔡小兰8岁，这一点是不变的。周加结过一次婚，半年就离了，没有生育。一开始说是二婚，蔡小兰脸上有点挂不住，她说张继——全厂只有蔡小兰不叫我外号，对此我当然心存感激。她说张继，你把我蔡小兰当什么了！我说见一面再说嘛，就一起吃个饭，我请客。蔡小兰也就一笑，行，那就吃个饭。 那时周加与我也不怎么熟——我是通过周生把蔡小兰介绍给周加的。饭桌上，他问我以前做过些什么，现在酒厂是个什么状况，等等，听上去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套话。但我还是极为认真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在部队学过开车，领过驾驶证，但这个驾驶证没一点用处，从训练团出来后分配在军舰，是个轮机兵，更是无聊透顶，出海时一整天围着12个气缸来回打转、遛达，活像一只找窝下蛋的母鸡。周加笑了，说你这个比喻生动有趣。我受到电视台台长的鼓舞，表达更加流畅。至于酒厂的现状么，我说，蔡小兰也是知道的，这个地方国营企业很快就要改制了，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了，现在厂里人心浮动，对未来充满焦虑，他们的心里似乎都充满了戾气，整天拉着个死人脸，说起话来比茅坑里的粪还臭，不是说下流话粗话就是骂娘，还无缘无故给人起最难听的外号，比如我叫张继……
蔡小兰向我使了个眼色，制止我说下去。
“比如我叫张继，可他们谁也不知道《枫桥夜泊》。”我改口道。
“哦，是吗？”周加欣赏有加地瞅我一眼，笑道，“姑苏城外寒山寺，我去过那里。”
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大致如此。基本上是我在说话，蔡小兰只是文文静静坐着，有礼有节，始终面带微笑，偶尔恰到好处地插上几句，让我们的交谈锦上添花。她喜欢看天，但小酒馆里没有天，于是她不时抬头看看天花板，眉间的黑痣闪耀着青春和自信的光芒。这让我更加意识到，这颗迷人的黑痣绝不是为我而长的，虽然她端端正正地叫我张继，我端端正正地叫她蔡小兰。
饭后，周加开着电视台的车送我们回厂。车上他还问我，张继你会开车，还有驾驶证？我说是啊！他说，下次你来开，怎么样？我说好啊！
的确，台长周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台长开车送我们回厂的事，在厂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那几天天天有人问我，那个开车送我们的人是谁？我说是电视台一朋友？那为什么还有蔡小兰呢？我说两个人吃饭冷清，叫上蔡小兰的。那辆车放着“新闻采访”的牌子，是个记者？我说，是台长。可以呀张继，还台长，还蔡小兰，你小子看不出来呀！
从我有外号以来，除了蔡小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工友叫我大名——张继。
应该也有不少人去探蔡小兰的口风。次日我送酒胚采样刚到化验室门口，就听到里面的对话。礼品问蔡小兰：“那个什么台长，你真的不认识？”“不认识。”“那怎么一起吃饭了？”“他就是来看我的。怎么，你有意见？”
蔡小兰真是坦率，不像我，明明跟台长没什么关系，偏说是“朋友”。蔡小兰又漂亮，又高傲，又坦率，让我自惭形秽。
我这个人，确实有很多缺点，厂里从厂长到每一个工友，几乎所有的人都批评过我，其中以马粪为最，几乎见一次批评一次。马粪的批评总是以“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这一句固定的语式开头。“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不爽快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萎萎缩缩吞吞吐吐的，像个娘们。”“你呀！什么都好，就是一副流氓相不好，一看见女人两眼发绿，口水都下来了，多恶心！”“你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像个小白脸了，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你白斩鸡吗？生得白白净净，说话虚文假醋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什么都不会，俗话怎么说来着……反正我也想不起了，总之就是一身的臭毛病！”“你呀……”
马粪的话句句属实，我只能干瞪着一双死鱼眼，作声不得。不过，自从我给马粪解释了那个关于他死了的梦，以及台长周加的到来，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有所改观，不再动不动就教训我了——我真是希望他能在自己的梦里多死几次，好让我在每次解梦时都给他一个“不死”的承诺，以博取他的好感。
周加后来又开着电视台的车来了两次。那个时候公车私用很普遍，大家好像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周加言而有信，每次吃过饭，他都让我开车，把我和蔡小兰送到厂门口。有一次他还跟我们进了厂里，让我和蔡小兰陪他参观了酿酒车间和酱油车间，向我们详细了解了两个车间不同的生产流程。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在县里当领导的——他们是这么说的——朋友，也知道那个领导是蔡小兰的男朋友。有一次马粪甚至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
“我就说嘛，你小子不像是我们这地儿出产的，说不准哪一天，这只鸡拍拍翅膀就飞喽！”
我心头窃喜，但还是装出一副单纯无知的样子，自嘲道：“这怎么可能？要飞也是蔡小兰这只凤凰，怎么会是鸡呢？”
果然，接下来周加三天两头往牛里镇跑，有时叫上我一起吃个饭，有时也没有叫我。后来蔡小兰也常往县城跑。如此这般跑来跑去，没多久就不跑了。有一天一大早蔡小兰给我打电话说：
“老周昨晚在我家喝高了，张继你开车送他回去吧！”
他们结婚时，请我当了媒人，双方都给了我一个红包。
鸡伴凤凰一起飞
周生的意思我很明白。前面的事都不算什么，就算有什么也没什么。重点是蔡小兰跟周加结婚之后，你们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蔡小兰不是个会撒谎的女人，或者说，她对撒谎这类的事根本不屑一顾，而你张继就不一样了。记得读初中时，你旷了半天课，却跟班主任老师说肚子疼，又跟你妈说学校放了半天假，事实上呢？你跟我说，你跑到山上掏鸟窝去了。掏鸟窝的事还好说，但你怎么可以掏朋友老婆的墙脚呢？
我慢慢发现，这件事还真有点说不清楚了。七年的时间本不算长，但要解释这件事，未免枝节横生，千头万绪。但这事又不能置若罔闻，否则和默认又有什么区别？但问题是，正如周生所说，高傲自信的蔡小兰不撒谎，周加又是个忠厚老实人，自然也不撒谎，剩下一个会撒谎的就只有我了。难道说，我自己撒了谎自己竟然不知道？
周加是个业务型领导，工作踏踏实实，我确实没听他撒过谎。不但我没听过，别人也都说他不会撒谎。他们说，周加这个人太忠厚老实了，太实话实说了，当领导的哪个不说点空话假话？不需要有别的什么本事，周加平时只要肯随便说说空话假话，说不定早就从台长说成局长了。说这话的人可能有点仇官情绪，我们自然可以不必较真，但周加不说假话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这又扯远了。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运气就像随风飘撒的种子，要在什么地方落地生根，完全是个意外。而我绝对就是种子中那一粒幸运的种子。周加和那蔡小兰就像两股互相激荡的春风，把我吹到县城一块肥沃的土地上。
蔡小兰和周加婚后不久，也就两三个月吧，有一天周加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电视台当司机，主要工作是给领导开车，有时也要开开采访车。我说愿意啊！太愿意了！周加又特地说明，进来是临时工，以后能不能转正，现在不好说。我说不管怎样，我都很想去。周加说那行，这边已经给你说好了，你可以跟厂方办个停薪留职，先办一年吧，办好了就来上班。
我立马就跟厂里办了停薪留职。全厂的人都知道我要去电视台了，都来问长问短的。有不少工友开始叫我“张继”。他们说：“张继，以后有机会别忘了我们哦！”“张继你小子行啊！我们可是好朋友，今后有什么好事你可得介绍我，我是个好电工呢！”“张继，以后到县城找你喝酒，你小子不会装作不认识吧？”
我听出来了，都是些“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
我说：“这是怎么说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怎么能忘呢？”
但也有个别不知死活的货，说话还是那么剌耳。“我说白斩鸡啊！”机修车间有个叫向阳的老家伙说，“你瞧你那点出息！司机是什么？不就是端痰盂倒尿壶的奴才吗？瞧把你给得意的，啧啧！”
幸好，这时马粪——在这里我很应该尊称他马文马师傅——力挺了我，马师傅对向阳说：“你懂个屁！宰相的奴才比得上七品官，你就嫉妒吧你。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张继本来就不是这个小水池里的鱼。”
闲话少叙。我办好停薪留职手续，带上两件在我来说算是最好的半新不旧的衣服，到雾城县电视台报到后，又马上请了三天假，利用三个月前蔡小兰夫妻分别给我的两个红包共1800元钱——幸好这个钱我一直舍不得花，要不然，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向谁借钱去——在电视台附近的民房里租下一个小房间，用剩余的钱买了一套西装，又跟电视台签了一年的聘用合同，就正式上班了。
这一年里，说到底，周加跟我就是领导跟司机的关系，蔡小兰跟我就是领导夫人跟司机的关系。当然，也不单纯是这样的关系。很快，蔡小兰也成了电视台的临时工，我们就从酒厂的工友变成了电视台的同事。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给台长和几个副台长开车，由于工作上的交集，电视台上面是广电局，广电局上面是宣传部，所以我也偶尔给局长和部长开车——当时雾城宣传部还没有部长，由张副部长主持工作。我工作勤勤恳恳，从不敢偷懒，更重要的是，我这人嘴巴甜，能哄领导开心，所以每个领导都喜欢我。给张副部长开过几次车后，副部长口头上认我是本家，小张小张地叫我，很是亲切。
对我最好的当然还是周加夫妇。我每天接他们上下班。由于和他们接触时间最多，彼此之间也慢慢随便起来，私下里就难免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周加跟我说，蔡小兰爱耍小性子，钻牛角尖，经常说着说着就不高兴了。蔡小兰跟我说，老周——蔡小兰一直这么称呼周加——这个人缺乏生活情趣，还有点小自私，不太懂得体贴女人。我两边说好话，说耍点小性子是女人的特权，也是女人的可爱之处嘛！又对蔡小兰说，周台长是个文人，文人难免有点内向和拘谨，这不算什么缺点。至于说不懂得体贴女人，这也说明他对女人没什么经验不是？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呀！蔡小兰妩媚一笑，说，好像你很懂女人似的。
后来，他们只要一有点小吵小闹，都找我倾诉，好像都把我当成了好朋友的样子，这让我很是欣慰，虽然那时他们是领导和领导夫人，我是司机，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自称是他们的朋友。但在三年后，我调到宣传部工作，我就敢把他们当朋友了，而我和周加的相处，也日渐自然和亲密起来。有一次周加来我家喝酒——那时我已改租了一套120平米的套房。周加说蔡小兰最近又跟他吵了一次。
“本来什么事也没有，就是说说闲话，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结婚三年没有生育这件事，我问她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她竟然大发脾气，这简直莫名其妙嘛！”周加跟我碰了碰杯，眼神在眼镜片后变得深沉起来，逼视着我问，“你说，这能怪我吗？”
咦！我想，听这意思，蔡小兰不怀孕这事好像应该怪我似的。我被自己这一奇思妙想逗乐了，禁不住哈哈大笑。
周加被我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恼了，脸色一沉：“你笑什么？”
也怪我一时乐得忘乎所以，竟然脑残地嘻皮笑脸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
周加把酒杯往桌上“砰”地一放，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还是从容地说：“开玩笑开玩笑，周兄千万别介意！”
蔡小兰说得没错，周加的确不是个风趣之人。当然了，我也应该自我批评一下，如果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周加还是我的领导，我想我断不敢如此放肆，我也没资格称他“周兄”。
大家都来油嘴滑舌
我想跟周加说，这是个误会。但是周加竟然不接我的电话。我又打电话给周生，周生说，你最好还是先跟我解释一下，我是说，如果你们之间确实没什么的话。我哥现在很纠结，不仅仅是纠结离婚，你也知道他没什么朋友，本来你是他最信任的朋友，如果你都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来，他还能信任谁呢？
听周生这么一说，我似乎也感觉到事态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我想，我还是不要疾口否认，先让自己静下心来，仔细回忆我与蔡小兰发生交集的每一个环节，找出其中可能导致误会的蛛丝马迹，再条分缕析，还原这个误会产生的全过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周加——也包括周生——确信这是个误会，从而与我冰释前嫌。
那么，沿着故事的轨迹，还是从我的工作转正说起吧。
前面说过，我们的酒厂面临改制，一旦改制成功，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是全民职工的身份，我也就成了一个股份制企业工人，我的工作也就无法调动到全民事业单位的电视台。所以在这期间，我是不可能打蔡小兰主意的，更不敢在蔡小兰面前说周加许多坏话，那不是自己作死吗？这不合常理呀！是不是？
我是聘用一年又三个月转正的。蔡小兰比我早三个月，先把工作关系转到一个乡镇广电站，人在县城电视台采编组上班。蔡小兰转正后，我心里着实着急，眼看着酒厂改制工作如火如荼，如果我不能在短时间内调动成功，到头来还得回到酒厂，做回我的“白斩鸡”，而且还是个“体制外”的白斩鸡，到那时更加抬不起头来，或许人们会想到给我改一改外号，叫我“鸡爪”或“鸡屎”也未可知。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像猫挠一样难受。这时候别说让我去勾引蔡小兰，就算是蔡小兰来勾引我，只怕我也没有那样的闲情不是吗？就算我有那样的色心，也没有那样的色胆不是吗？再说了，蔡小兰那时对我也是有一眼没一眼的，没怎么把我当回事。只是在她和周加争吵后，她会找我倾诉，有时打电话，有时发信息，有时则是在我单独送她回家或去单位的路上，翻来覆去地问我，老周到底懂不懂女人？他懂女人吗？他怎么一点也不懂女人呢？我说，女人心海底针，我也不懂呢。蔡小兰瞟了我一眼，你比他懂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懂我就好了。 但那时候，我哪有心思琢磨这些话语，为了工作转正的事，我已经急得火烧屁股了。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张副部长半年前就以部委的名义，在申调表上签字，同意接收了，可这份申调表却卡在了人事局下不来，为了打通这个环节，我到处借钱，而后去做人事局长的“工作”。最后局长只给了我半句话：“有点遗留问题……”就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了。
遗留问题？这四个字让我伤透了脑筋。那个双休日，我几乎不食不眠，一个人待在家里，焦头烂额地想着“遗留问题”。这四个字变得如此的神秘和深不可测。如果我过不了人事局这一关，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毫无意义，就好比几千斤的大米投放到一个大酒窖里却不能发酵，不但酿酒的愿望成空，大米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成了一堆烂米。这么一想，我的心变得决绝无比，我对自己说，张继你一定要想通，不仅仅因为你要生存，还因为你绝不能像一只鸡一样地生存！
人有时候确有“福至心灵”这回事。就在我想到山穷水尽之时，我的心里突然灵光一现，一下就明白了“遗留问题”的问题所在——问题一定出在张副部长身上。在申调表上签字的是张副部长，但在签字后，张副部长不再主持工作，宣传部来了个新的部长，章部长。立早章和弓长张，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给章部长开过几回车，有一次在机场举行一个航班开通仪式，我把自己在现场得到的礼品直接送给了章部长，所以章部长对我有着较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章部长和张副部长背地里都互相拆台，说着对方的坏话，张否定章的工作能力，章否定张的为人处世。都是我亲耳听到的。那么，我便断定，我的工作转正，关键并不在人事局，而是在这位县委常委章部长的手上。章针对的人不是我张继，而是张副部长。这不就是所谓的“遗留问题”吗？至此，我不能不佩服人事局长对汉语的运用，真可谓神鬼莫测。
次日，我跑到章部长办公室，向他正式提出请求，恳请他伸出援手，帮助我正式调入电视台工作。章部长哈哈大笑，那爽朗的笑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笑声似乎告诉我——善哉善哉，你张继慧根深厚，终于悟透了禅机！笑声一落，章部长当着我的面马上就给人事局长打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就告诉我，好了，张继，你就等消息吧！
几天后我到人事局办了调动手续，局长意味深长地对我点点头，笑道，哈，同志们悟性很高嘛！
就这样，我终于跳出了酒厂这个深坑，摆脱了工人身份和“白斩鸡”这个讨厌的外号。从此，人人都端端正正地喊我张继。两个多月后，酒厂改制成功，成了股份制企业。如果不是我一时“福至心灵”，及时调动成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每念及此，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好险！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县城交了一些各个部门的酒肉朋友，其中有几位也是像我一样，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现在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喝酒、喝茶、打牌、聊天了。这些人跟我酒厂的同事很不一样，他们出手大方，语言流丽，尤其谈论男女之事，句句妙趣横生，好像天生都是情种，个个都是风月场中的高手。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未必有多少情场经验，只不过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譬如说我们当司机的，都陪着领导经历过无数次饭局，我们就受了这些饭局的影响。那么充其量，我们流丽的话语中，很可能绝大多数不是原创，而只是抄袭。领导的话语自是比我们精妙许多，而我们或许取其形似而失其神韵，机智的语言到了我们嘴里就成了油嘴滑舌。
既然坐到一起，总归要有些内容，于是，我们都来油嘴滑舌。
我想，很有可能，关于我跟蔡小兰的那些事，与我的油嘴滑舌有关。我又想起我跟周加说过要帮助蔡小兰怀孕的话，关于这件事，我倒十分希望周加把我看成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但问题在于我并没有跟周加说过我与蔡小兰之间的其他事，那一定是周加听信了诚实的蔡小兰所说的话。那么在蔡小兰心里，她与我究竟发生过哪些事呢？
其实我们都是凡人
如果这事放在七年前，我是完全用不着解释的——说我跟蔡小兰有什么风流韵事，鬼才相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先是正式调入了电视台，后来又调到宣传部给部长开车，再后来又当上了文化艺术科的科长。这时我就发现，我和蔡小兰同在这凡尘俗世，彼此有了更多的相知，虽然她喜欢仰望星空，但她有时看我比看天空还要认真，看天只是随便看一眼，看我偶尔还有凝眸。于是我就想，其实我们都是凡人，就算蔡小兰真的是天仙下凡，既然到了凡间，也只能遵循凡人的生活规则。
我与周加的关系也越来越好，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酒友。我去周加家喝酒，蔡小兰有时也陪着喝一杯，有时不陪。我们喝好了，蔡小兰开车送我回家——这时我已经在县城买了一套按揭房，准备将来当婚房用。可以说，除了夫妻床笫间的那点事，周加跟我什么都说。他说他的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那个男人竟然还是他的表弟，而且奸情就发生在自己家里，那天他出差提前回来，两个人赤身裸体不堪入目。他说现在蔡小兰不生育，其实他们都应该去检查一下，但他害怕出现他不愿面对的可能的结果——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说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他还说，虽然蔡小兰爱耍小性子，但他自己也不够宽容。
我跟周加说了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如何在紧要关头参透“遗留问题”，如何讨好、迎合领导，打通各个环节，甚至告诉他我都给哪个领导送了哪些礼物。我告诉他自从调到电视台后，除了工作，我刻苦学习，背下了很多像《枫桥夜泊》这样的辞章，常常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卖弄才情，炫耀于同事之间，取悦于领导之前。我为了取悦章部长，有一次当着他和张副部长的面，不惜得罪张副部长，当面尖锐批评了张副部长，从而与最先同意接收我的张副部长成了“政敌”，而章部长对我却大为赏识，最终让我脱离了司机身份，当上了文化艺术科的科长。
周加对我既佩服又讨厌，他说：“我从不干这些事，我也干不来。”
为了让周加能够理解我，我又跟他说了我在酒厂的情况。你知道吗？我说，在酒厂，人人都瞧不起我。为什么瞧不起我，有很多很多原因。譬如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当兵退伍后分配在那里的，而那个小地方的人很排外，地方观念和宗族观念都很顽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接纳外乡人。再譬如我体力差。体力在那个地方只有两个用处，一是劳动，二是打架，那地方弱肉强食，没什么道理可说。再譬如我没钱又没家。他们在那里除了酒厂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田地，还有家庭和家族，那是他们的王国，而我呢？什么都没有，就靠那点吃不饱饿不死的工资，连个家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说，有个叫马粪的家伙把教训、羞辱我当成他生活中的一个休闲娱乐项目，每次见到他必先被他羞辱一番;就连那个长得无比猥琐的礼品也完全不把我当回事，每次无论我说什么，他根本不听我把一句话说完整，说到半句就被他打断，每次他都说“白斩鸡你这么说不对……”，而后说上一通他自己的愚蠢透顶的屁话。他那副又贱又蠢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欠揍的货，可我却揍不过他，也不敢揍他。酒厂里每个人都对我居高临下，而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个侏儒。你知道吗？我说，我早就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我迟早得惨死在那里，死得都不如一条狗，不如一只鸡。当然他们也都很想摆脱底层，走出来就意味着身份、生活和整个人生的改变，谁不想呢？只是他们远没有我这么迫切，这么决绝。你知道吗？我说，我正式调动之后，厂里好几个年轻人都去学了开车，前不久就有两个先后找到了我，要求我在哪个部门给他们谋个帮领导开车的司机的差事。马粪的儿子也学会了开车，就在几天前，也找我说事。说实话我帮不上这个忙。你知道吗？我说，也不是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但我不愿意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每一个线头都牵动了我最不堪的记忆。 周加还是那样，在眼镜片后深深地逼视着我，尖刻地说：“说到底，你无法面对你曾经的丑陋。”沉思有顷，他再加一句，“也许，每个人都有他不能面对的过往吧！”
批评也好，理解也罢，我与周加总是相谈甚欢。我们谈论这么深入的话题时，蔡小兰都不曾参与，一般情况下，她关了门，在卧室看书或者看电视剧。而在蔡小兰参与时，我们就聊些更生活化的比较轻松的话题。
喝完了酒，如果这时候蔡小兰在卧室里，周加就会喊一声：“蔡小兰！”
蔡小兰就应声而出。
我说，不用送了，我打个的就行。
蔡小兰说，反正我也想出去透透气。说着不由分说，自己先开了门出去，在门外等我。
我不想让蔡小兰开车送我，主要是不想听她老是说他们夫妻间的事。她每次总是告诉我，她和周加又拌嘴了，为了哪一句闲话或某一件小事。然后她就一个劲问我，老周怎么就一点也不懂女人呢？我跟老周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怎么反而越来越无话可说了呢？张继你说，这难道是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吗——跟一个不懂女人的男人永远在一起？我问，那你懂他吗？只有你懂他了，你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不懂你，你不是也不懂他吗？蔡小兰说，你们每次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你一定比我懂他，那你给我剖析剖析。我就以我对周加的了解，剖析了他的优点和缺点——现在想来，我不应该说他那么多缺点，很可能我对他缺点的剖析现在都成了我说他坏话的罪证，成了我的污点。但最后我总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
“他在乎你，这很重要，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有时他们闹得比较厉害，蔡小兰就会打电话给我，一讲讲半个来小时。我知道她不是找我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只不过想借此释放一下，排遣一下苦恼而已，所以我也就没必要认真应对。这些年来我练就了油嘴滑舌、胡说八道的本领，这本领用来宽慰一个女人绰绰有余。蔡小兰电话中说，我过不下去了张继，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张继，每次吵架后我什么想法都会产生，我想过离婚，我想过即便不离婚，也应该找个贴心的男人，他能懂我，能安慰我，能跟我之间有许多许多话说。我说，有，肯定有！老周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的，到时候我给你们一人找一个，你的到韩剧里找，老周的到日剧里找，那里面都是这一款的男人和女人。我说，你们就耐心等待吧！
蔡小兰笑了。而我知道，至少在这个时候，她是开心的。
有时候，我也不知是个什么状况，会收到蔡小兰的一条信息，记得有一条信息说：“你也老大不小了，有女朋友了吗？你这家伙女人缘不错，一定有不少女人喜欢你吧？”
我回道：“你知道女人最喜欢我什么吗？是我对女人好;你知道女人最不喜欢我什么吗？是我对女人都好。”
除了诸如此类的细枝末节，我想不起我跟蔡小兰还有哪些事情。也许，蔡小兰能想得起来。况且蔡小兰跟周加离婚半个多月了，一个人待在家里也肯定无聊得要死。我忽然想，我应该在这个时候给蔡小兰打个电话，一来对她的离婚表示慰问，二来请她帮我回忆一下，我与她之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之后结合蔡小兰的说法，我也好给周加周生兄弟俩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别碰坏了我的梦
“我跟蔡小兰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说。
此时我与周生坐在一个叫“苗家山寨”的酒店角落里，吃着一盘很大的剁椒鱼头，喝着店家自酿的状元红。周生跟我碰了一下杯，而后就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显得有点阴阳怪气。他越一言不发，我就越想说点什么。但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我就把上面那句话一字不漏地又说了一遍：
“我跟蔡小兰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这样一来，我说话的样子就更像是在背一句台词，而周生就更像一个不动声色的观众、一个看戏的人。那意思，他知道戏文都是假的，就看我怎么演了。
我发觉上当，立马缄口不语。这时，周生才慢悠悠地点上一根烟，吐出烟雾，而后字斟句酌、居心叵测地说：“我哥不好意思问，但他想知道真相。”
这可把我难住了。不错，在这之前，我是给蔡小兰打过一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面临的误会，而这个误会足以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我并没有逼问蔡小兰，七年来我暗恋她、追求她、对她苦苦纠缠的事从何说起？我想蔡小兰离婚才半个多月，现在一定心灰意懒，我再也不能给她增添烦恼。所以我并不追问，而只是把周生电话里跟我说的内容向她复述了一遍。我原想蔡小兰一定会给出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一定是四个字：无中生有。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讲述的过程中，蔡小兰只是“嗯、嗯”地作着回应，从头到尾，连一个“是”或“否”的表示都没有。我等待着她的表示。最后，她竟然反问我：“那么，你追求过我吗，还是没有追求过我呢？我也不明白呀！”
我一时语塞。蔡小兰最后那句“我也不明白呀”说得缠绵悱恻，那语气细若游丝，却又余韵缭绕，听上去让人肝肠寸断，从而让我确信，她的话里绝没有半点撒谎的成分，有的只是悠长的回忆，以及比回忆还悠长的丝丝缕缕的情愫。
这时，周生又追过来一句：“你有问过蔡小兰吗？她是怎么说的呢？”
我正不知如何作答，忽然灵光一闪，鬼使神差地，竟然偏偏想起了我在部队时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缓解了我哑口无言的尴尬境地。
那年我18岁。我是军舰上的一名轮机兵。每次出海，我的任务就是看着那12个硕大无朋的气缸。我们轮流值班。每班五六个小时，我就围着12个气缸头转圈子，听着机器没完没了的轰鸣声。可机器从来也不出故障。不管机器出不出故障，我都得围着气缸头转圈;也不管机器出不出故障，军舰都必须按时检修。
造船厂有个女子，我们都叫她小王。小王是个漂亮的女孩，她和大多数上海的女孩子一样，长得白白净净的。我每次看见她，她都面带微笑，盯着我看。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从她前面走过，她居然喊住了我。她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张继。她就说，张继，你能把杂志借我看看吗？我心里慌慌的，把杂志递给了她，转身离开。几天后，我从造船厂的值班室经过，小王又一次把我叫住，她让我进了值班室，把杂志还给了我，又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几本书来。她说张继，我知道你喜欢看书，我从家里带了几本书来，你看看喜不喜欢？我说喜欢。我连书名都没看，我说我喜欢。小王“扑哧”一声笑了：“你喜欢什么？”
不知有多少次的五六个小时，我就这样不停地绕着气缸头转圈，长篇累牍地想着我和小王的故事。
后来，我天天看小王借给我的书，每看完一本就还给她一本，每次还书，小王都要和我讨论书中的内容，因为这几本书，她都是事先看熟了的。待到几本书看完，我和小王已经有说不完的话了。小王告诉我，她住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并且约我，星期日在外滩公园见面。我知道在部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小王既然约我，我怎么可能不赴约呢？约会多次之后，有一次我和小王在外滩散步，迎面碰到了我的班长。班长明明看见了我，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第二日，政委就找我谈话了。在政委的办公室里，我跟政委解释，说我和小王只不过是散散步而已。政委和蔼可亲地说，小张你别紧张，我只是提醒你，一是要注意分寸，二是不要影响工作，小张你能保证做到吗？我说，我能做到，政委！我在心里快乐地想，我跟小王只是亲了亲嘴，已经很有分寸了。政委拍拍我的肩膀送我出了他的办公室，出门前他又跟我调侃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军民鱼水情嘛！我一听心花怒放，充满了感动，我想，政委真是我的好政委啊！
后来当然是个圆满的结局。我退伍时，带着漂亮的上海姑娘小王回了家，邻居诧异赞叹，父母欢天喜地。
周生听我一路讲下来，越听越是一脸茫然。
我说，周生，我没有撒谎，对我来说，这就是非常真实的故事。虽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小王叫什么名字。
周生想了想，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曾经认识一个叫小王的上海姑娘，仅此而已。或者连一个叫小王的上海姑娘都没有，更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一切只不过是个臆想？
我点了点头。
随后，我跟周生一起走出了苗家山寨。路上，我们一起回顾了学生时代的快乐时光，然后我对周生在我困苦时期的帮助再次表示感激，如果不是通过他，我无法给周加介绍蔡小兰，如果没有蔡小兰，也就没有我张继的今天。周生说对呀！我当时还问你蔡小兰究竟靠不靠谱？跟周加合不合适？你说什么来着？
这又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因缘际会，似乎一切都是顺势而为，但仔细想想，所有的结果又仿佛顺理成章，在所难免。有一句话到了嘴边我终究还是没说出来：生活着实不易，谁不想人五人六？！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学蔡小兰的样子，抬头看了看天。云淡风轻，只见满天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