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一批新教材应运而生,苏教版的教材在继承人教版传统教材的基础上,采用读本和课本并举,基础与发展并重,构建了立体化的教材体系。然而,根据调查读本的使用往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么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学生无暇顾及;要么因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束之高阁;要么因为教材没有具体要求,致使教师对如何使用读本认识不清、指导乏力。
　　那么,怎样发挥读本的资源作用,怎样较好地使用好教本与读本,使两本有机结合起来呢?
　　
　　第一,课内精读课外
　　
　　讀本中有很多文质兼美的文化经典,在教学时可以把这些有选择性地引进课堂,使之成为必修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淝水之战》《群英会蒋干中计》《左忠毅公逸事》《与妻书》等诸多传统经典,《雨巷》《雅舍》《清塘荷韵》《受戒》等现代经典都引入课堂教学,传统经典的诵读能给学生以古典的心灵滋养,培养学生儒雅的精神气质,积淀厚重的文化底蕴,形成淡定的人生态度;现代经典的学习也能让学生认识社会百态、透视人生本质、逐渐丰富情感、培养审美情趣。当然,经典往往是一座座矿产丰富的文化宝藏,也许通过一次两次的阅读,学生对经典的解读感悟可能还比较肤浅,但教师教给他们的一把把“文化钥匙”就能帮助他们渐渐推开文化宝藏的大门,去登堂入室,探幽揽胜。
　　
　　第二,课外补充课内
　　
　　有些入选课本的经典之作往往篇幅很长,必修教材不可能全文录入,这样就导致了师生只能窥一斑而不能见全豹,留下很多遗憾。而读本恰恰就弥补了这种不足,如课本中选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前半部分,教师在教完教本之后,就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读本上的后半部分,就能给学生一个整体印象,作出宏观把握。再如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可利用课本下的注释:“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中《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理甚至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这样一来,不但扩展了对人物的理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人生观。
　　
　　第三,课内课外对比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学生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到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重点,这样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课本的价值来。
　　
　　第四,课内拓延课外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教师甚至还可以引伸至《逍遥游》,庄子在《逍遥游》中指出无论是大鹏、蜩与学鸠还是宋荣子和列子,都是“有所待”的,都不能达到所谓“至人”、“神人”和“圣人”的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境界,但是,庄子这种贬抑大鹏、为自己追求绝对精神的主旨张本的做法,并不能减弱我们对大鹏神奇浩大形象的向往,“鹏程万里”绝对是极富正面意义的形象。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显而易见,教本和读本二者的整合势必产生良好的效力。然而,课内有限,课外无限,要充分发挥读本的作用,关键还是要大力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或借鉴吸取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做到教本、读本配合使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周华,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