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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于1907#-，杂志主编燕斌以“炼石”为笔名，寄寓她试图在危难之时拯救国族，唤醒女性参与开创新世界的愿景。《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立及其传播的女权思想，与国族革命息息相关，虽然最后因办刊经费不济停刊，但该刊以国家富强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并以其立意、论述和较为广泛的发行而影响一时。关键词：《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编辑出版；国族革命
1907年2月5日，有“女学门界之大王”美誉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燕斌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刊（图1）。清末民初知名报人陈志群在《神州女报》发刊词中，将《中国新女界杂志》与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刘师培、何震夫妇主办的《天义报》形容为“鼎立而为三”，可见其重要性。杂志倡导女性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文明、开办印刷所，月发行杂志约五千余册，是研究晚清女权思想传播和女报出版历史较为重要的文献。本文以新发现的第六期孤本和已经公开出版的第一期至第五期杂志为研究对象，勾勒《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并简述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以探究晚清女报出版和女界革命
一、国族革命：杂志创办的时代景观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之时，清廷正处于日薄西山、风雨飘摇的境地，国内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学生群起留洋，时代风向瞬息万变，各种宣介新思想的报刊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有学者赞道：“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生活尤其卑下扭曲，1894年甲午战败后，有识之士呼唤改革妇女命运、促进民族整体强盛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史家陈东原在其专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
“妇者伏也”，妇女不但是第二性的，她们有时甚至是无人格的，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大抵如此。于是，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往往承受着奴役、贞操和缠足等有形或无形的束缚，而且这种束缚到了有清一代，积弊日深，表现得更为剧烈。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就和国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大失败，再次警示了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意识到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男子且不保”，妇女哪可凭依？！只有女性和男性一道奋起，不但使二万万女性同胞成长为“新国民”，更可以推动全体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妇女运动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于国家倾覆、民族衰亡之际，发起妇女运动，希望救国家民族于水火，才是20世纪初女界革命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发其先声的报刊宣传则往往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日本和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口岸，西方思想密集传布，现代报刊杂志林立，各种新兴思潮含蕴涌动；另一方面东京和上海是20世纪初期中国留洋学生的集散地，有许多排满革命或者女权革新的机构、组织。
有数据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出版前夕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近8000名。在这期间，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经笔者统计，从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主笔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这十年间，各地陆续出版的中文女性报刊约有18种之多（详见表1），其中在东京和上海创刊的最多，各有6种，其他如北京、广州、番禺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各有若干。
这些报刊有些开风气之先，影响海内外，如1898年诞生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其主办方为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的中国女学会，主笔包括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以及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创办《女报》（后易名为《女学报》）并在日本加入横滨“三合会”；1904年，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希望借此伸张女权、普及女学；秋瑾先后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共爱会，190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又出版《神州女报》；1906年，李元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燕斌、唐群英任书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翌年燕斌等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
二、补天之志：主编燕斌及其编辑思想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发行人兼主笔燕斌原籍河南，生于1870年。创立杂志是在她去日本留学的第三年，当时她37岁。关于她的生平故事，现存资料不多，不过就她自述可知，她也许出身官宦家庭，幼年随父在桂林长大，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燕斌还自述了一件她十几岁上学时发生的小事：“十余岁时同窗课读，每披阅史鉴，同概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或谬乎？以质悖德公，每遭呵责，谓小女子竟诽谤古人，遂不敢明言。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自此已盘结于脑际矣”。改良积俗、还权于女性，这样的志向和抱负深藏在燕斌心中凡二十年，她终于在主笔杂志时一抒胸襟。
1895年，25岁的燕斌离开桂林。那个时代的女性在这样的年纪远行，多数是婚后随丈夫迁居。尽管具体的故事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燕斌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追随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廖太夫人邱彬忻学医。邱彬忻于1904年在北京宣武门外珠朝街寓所开办凉师女学卫生医院，1906年组织成立中国妇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性质的近代女性救济团体，其宗旨为“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现”，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在上海设立南洋分会，1907年由燕斌在日本组织东瀛分会。
1905年，燕斌35岁，她在一个并不年轻的年纪远赴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医学。同仁医院由日本同仁会于1906年2月开设于早稻田大学，办学主旨为“为清国留学生之将来，愿充医师、军医、药剂官、药剂师，教授医学以期速成”，开始只招收中国留学生，自1908年夏增招日本学生，并修订“学校规则”为“本校直接的事业是医学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以协助母会推进东亚的文明为己任……定能协助我帝国的发展”。实际上，这所学校已经由一个向中国传输医学知识和教育的民间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协助日军对外扩张侵略的医疗团体。 当然，燕斌等留日学生也借此机会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留日女学生会”，以普及女权、振兴民族。据燕斌自述，这一组织成立的宗旨是“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壮丽无上之位置，勿使至廿世纪之中，尤不人世界优胜民族之列也”。为了还自由平等给中国女性，推动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燕斌还表达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多以“炼石”为笔名，此处有深意。“炼石”一词出于女娲炼石补天这一中国妇孺皆知的古代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中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中可以读解出燕斌自许的几个方面：女性身份认同，创造新世界以及危难之时拯救世界、化育万物。这些正是在民族危难、女权沦丧的时代背景下，一位女性和一份杂志的主要诉求。
除“炼石”以外，燕斌在杂志中应该还使用另一个笔名“娲魂”。@原因在于：其一，“娲魂”与“炼石”的所指相同；其二，两个笔名绝无仅有出现在杂志的所有期数之上；其三，文章笔风和内容相似，比如“炼石”著有《补天斋丛话二则》《美国女界之势力》，而“娲魂”则写有《补天石卷》《欧美之女子教育》等。燕斌各期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学说的申论与发明；第二，国外女界状况介绍；第三，留日女学界近况；第四，医学科普以及诗文。作为主编和主笔的燕斌，应该说发布了杂志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女性学说，在这些文章中引领着杂志的主题和方向。她发表的文章数量多、篇幅长，多篇连载，凭借杂志发行量的提高，在中日女界和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女界先锋：杂志的出版、发行及停刊
晚清女报集中出版，刊名的重复率也很高。如前所示，刊名无非《女报》《女学报》《神州女报》《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等，与之相似的还有1903年金一出版的名著《女界钟》。典型的“如《女学报》《女报》都有三次以上的使用机会”，其希望戮力建立的“女界”“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谓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
尽管目标类似，但每份刊物的出发点和为之实现的途径迥异。《中国新女界杂志》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而况女界黑暗者其男界必无独能开明之理”。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度里，女性徒有“形质”而无国民之精神，所以“有民等于无民”。一半国民如此，有碍国运进步和国家强盛，效仿西方和日本为女子开设新教育，培养新道德，开发新思想，养成新国民精神，如此这般才能造就新国民，并最终建成“新女界”。这既是燕斌本人的女权主义理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以贯之的办刊思路。
《中国新女界杂志》于1907年2月5日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期的封底注明：“全年十二册”，是为月刊；零售每册二角五分，邮资一分，以零售价和邮资比看来，杂志卖得颇不便宜；广告一期半页六元一页十元，“惠登广告以皆半页起算刻费先惠长期酌减”，杂志一开始就有经营的理念，但从所出版的几期来看，广告寥寥，效果不彰；编辑兼发行人为“炼石女士”燕斌，两个名字在此并举，一定程度上寄托了燕斌对于振兴女权的期许；发行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牛込区马场下町廿番地；印刷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发行和印刷场地所在多变，反映了这本杂志的出版运营并不容易，也更见出燕斌等人建设中国新女界的决心和毅力。一百年过去了，笔者再次翻阅这些泛黄的卷册，杂志主办者的殷殷之心依然历历在目。百年前中国女性推动女界革命和国族强盛的努力与抗争，令人感佩。
《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行以来，销售情况在当时尚属不错。出版第二期时，杂志封底注明了中日所有代售所的地址和名称，其中日本东京有6家固定的代售所，中国国内的代售所分布于12省共19家，方便读者订阅、购买。到第三期时，《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国内的代售所已经增加至18省26家。在晚清民初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新女界杂志》能够拥有如此的发展速度，说明杂志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同时表明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国人亟需从这些海外信息中汲取营养，推动男女平等，振兴衰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第四期《本社特别广告》特别说明，“本社杂志自经炼石女士燕斌创办以来，颇蒙海内外学界欢迎，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1907ff年底，新加坡《中兴日本》有统计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10000份，远多于同期著名的《复报》《天义报》等，仅次于《民报》的12000份。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先后由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主持，是当时著名的大型月刊，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而柳亚子主持的《复报》1904年创刊，取“光复中华”之意，进行反清宣传，在当时也颇具影响。通过发行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影响，说明杂志思想新锐，受到读者喜欢；同时，其文白兼容的文体适合传播，且男女皆宜；更为重要的是，它切中了社会思潮的要害，普及了男女平权的学说，扬奋了国族复兴的精神，为国民重铸了一个崭新的“女子世界”。
虽然发行广泛、影响日益扩大，但由于在日印刷成本较大，加之中日之间邮发代购等造成的资金延宕，杂志的生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杂志在出版完前三期以后就开始脱期：本来应该五月出版的第四期事实上在是年七月出版，而杂志的第五期面市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当年的十月了。
由此，《中国新女界杂志》第六期的出版延宕到了十一月。期间，燕斌等人办刊的资金已经紧张到了极致，故九月十五开会归还股金的约定只能是付诸东流。因此，第六期杂志只得再一次发布《本社借股诸君公鉴》：
本社前借股金时，原定于从第六期发行起，分期偿股。今为维持久远计，创办印刷所，除蒙同国数人，出资相助外，所有本社资本，悉以加入，方得成立。以故社中经济异常困难，如必即刻偿二千余元之股金，力实难支，谅为诸君所公鉴矣！今除第一期股金业已偿过者不计外，其余未偿各款敬请诸君为始终扶持本社事业起见，特别展限。俟至阳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四月，望前各持券到本社核算，一律偿清，决不有误。特此谨告！
文中充满愧疚与无奈：“社中经济异常困难”“力实难支”，对已经延宕的清偿需求则几近哀求：“敬请诸君为始终扶持本社事业起见，特别展限”。即便这样，燕斌等人仍只能把本应九月偿还的款项推迟到来年的四月。股东是否接受，后人已无从知晓。但确定的是，杂志又一次没有完成“十一月十二月以内必可赶出至第十一期”的承诺，于第六期完成后即停刊。
冯自由在1948年初版的《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提到，“此月刊……出版至第六期，以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被日警厅禁止出版”。但翻看第六期全部文章，并无相关内容。笔者判断该文或者出于可能的第七期以后（因按燕斌的计划，十月将连续出版包括第六期在内的好几期），或者可能如上面分析的：杂志因资金断裂，宣告破产。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于国家民族危亡、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它一开始就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并以其深刻而平实的女权主义论述被视为女报之表率。杂志的主编及其同仁，在短短的六期刊物中以“女娲炼石补天”精神自许，传播女界新学说、鼓吹女子教育、倡导女子国民，推动了男女平等、平权的历史进程。虽然杂志最后因办刊经费不济等原因停刊，但仍在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7年2月5日，有“女学门界之大王”美誉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燕斌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刊（图1）。清末民初知名报人陈志群在《神州女报》发刊词中，将《中国新女界杂志》与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刘师培、何震夫妇主办的《天义报》形容为“鼎立而为三”，可见其重要性。杂志倡导女性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文明、开办印刷所，月发行杂志约五千余册，是研究晚清女权思想传播和女报出版历史较为重要的文献。本文以新发现的第六期孤本和已经公开出版的第一期至第五期杂志为研究对象，勾勒《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并简述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以探究晚清女报出版和女界革命
一、国族革命：杂志创办的时代景观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之时，清廷正处于日薄西山、风雨飘摇的境地，国内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学生群起留洋，时代风向瞬息万变，各种宣介新思想的报刊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有学者赞道：“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生活尤其卑下扭曲，1894年甲午战败后，有识之士呼唤改革妇女命运、促进民族整体强盛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史家陈东原在其专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
“妇者伏也”，妇女不但是第二性的，她们有时甚至是无人格的，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大抵如此。于是，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往往承受着奴役、贞操和缠足等有形或无形的束缚，而且这种束缚到了有清一代，积弊日深，表现得更为剧烈。中国的女权运动一开始就和国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大失败，再次警示了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意识到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男子且不保”，妇女哪可凭依？！只有女性和男性一道奋起，不但使二万万女性同胞成长为“新国民”，更可以推动全体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新妇女运动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于国家倾覆、民族衰亡之际，发起妇女运动，希望救国家民族于水火，才是20世纪初女界革命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发其先声的报刊宣传则往往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日本和中国对外开放最大的口岸，西方思想密集传布，现代报刊杂志林立，各种新兴思潮含蕴涌动；另一方面东京和上海是20世纪初期中国留洋学生的集散地，有许多排满革命或者女权革新的机构、组织。
有数据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出版前夕的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近8000名。在这期间，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经笔者统计，从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主笔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这十年间，各地陆续出版的中文女性报刊约有18种之多（详见表1），其中在东京和上海创刊的最多，各有6种，其他如北京、广州、番禺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各有若干。
这些报刊有些开风气之先，影响海内外，如1898年诞生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其主办方为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的中国女学会，主笔包括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以及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创办《女报》（后易名为《女学报》）并在日本加入横滨“三合会”；1904年，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希望借此伸张女权、普及女学；秋瑾先后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共爱会，190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又出版《神州女报》；1906年，李元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燕斌、唐群英任书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翌年燕斌等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
二、补天之志：主编燕斌及其编辑思想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发行人兼主笔燕斌原籍河南，生于1870年。创立杂志是在她去日本留学的第三年，当时她37岁。关于她的生平故事，现存资料不多，不过就她自述可知，她也许出身官宦家庭，幼年随父在桂林长大，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燕斌还自述了一件她十几岁上学时发生的小事：“十余岁时同窗课读，每披阅史鉴，同概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或谬乎？以质悖德公，每遭呵责，谓小女子竟诽谤古人，遂不敢明言。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自此已盘结于脑际矣”。改良积俗、还权于女性，这样的志向和抱负深藏在燕斌心中凡二十年，她终于在主笔杂志时一抒胸襟。
1895年，25岁的燕斌离开桂林。那个时代的女性在这样的年纪远行，多数是婚后随丈夫迁居。尽管具体的故事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燕斌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追随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廖太夫人邱彬忻学医。邱彬忻于1904年在北京宣武门外珠朝街寓所开办凉师女学卫生医院，1906年组织成立中国妇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性质的近代女性救济团体，其宗旨为“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现”，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在上海设立南洋分会，1907年由燕斌在日本组织东瀛分会。
1905年，燕斌35岁，她在一个并不年轻的年纪远赴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医学。同仁医院由日本同仁会于1906年2月开设于早稻田大学，办学主旨为“为清国留学生之将来，愿充医师、军医、药剂官、药剂师，教授医学以期速成”，开始只招收中国留学生，自1908年夏增招日本学生，并修订“学校规则”为“本校直接的事业是医学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以协助母会推进东亚的文明为己任……定能协助我帝国的发展”。实际上，这所学校已经由一个向中国传输医学知识和教育的民间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协助日军对外扩张侵略的医疗团体。 当然，燕斌等留日学生也借此机会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留日女学生会”，以普及女权、振兴民族。据燕斌自述，这一组织成立的宗旨是“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壮丽无上之位置，勿使至廿世纪之中，尤不人世界优胜民族之列也”。为了还自由平等给中国女性，推动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燕斌还表达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多以“炼石”为笔名，此处有深意。“炼石”一词出于女娲炼石补天这一中国妇孺皆知的古代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中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中可以读解出燕斌自许的几个方面：女性身份认同，创造新世界以及危难之时拯救世界、化育万物。这些正是在民族危难、女权沦丧的时代背景下，一位女性和一份杂志的主要诉求。
除“炼石”以外，燕斌在杂志中应该还使用另一个笔名“娲魂”。@原因在于：其一，“娲魂”与“炼石”的所指相同；其二，两个笔名绝无仅有出现在杂志的所有期数之上；其三，文章笔风和内容相似，比如“炼石”著有《补天斋丛话二则》《美国女界之势力》，而“娲魂”则写有《补天石卷》《欧美之女子教育》等。燕斌各期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女性学说的申论与发明；第二，国外女界状况介绍；第三，留日女学界近况；第四，医学科普以及诗文。作为主编和主笔的燕斌，应该说发布了杂志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女性学说，在这些文章中引领着杂志的主题和方向。她发表的文章数量多、篇幅长，多篇连载，凭借杂志发行量的提高，在中日女界和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女界先锋：杂志的出版、发行及停刊
晚清女报集中出版，刊名的重复率也很高。如前所示，刊名无非《女报》《女学报》《神州女报》《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等，与之相似的还有1903年金一出版的名著《女界钟》。典型的“如《女学报》《女报》都有三次以上的使用机会”，其希望戮力建立的“女界”“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谓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
尽管目标类似，但每份刊物的出发点和为之实现的途径迥异。《中国新女界杂志》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而况女界黑暗者其男界必无独能开明之理”。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度里，女性徒有“形质”而无国民之精神，所以“有民等于无民”。一半国民如此，有碍国运进步和国家强盛，效仿西方和日本为女子开设新教育，培养新道德，开发新思想，养成新国民精神，如此这般才能造就新国民，并最终建成“新女界”。这既是燕斌本人的女权主义理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以贯之的办刊思路。
《中国新女界杂志》于1907年2月5日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期的封底注明：“全年十二册”，是为月刊；零售每册二角五分，邮资一分，以零售价和邮资比看来，杂志卖得颇不便宜；广告一期半页六元一页十元，“惠登广告以皆半页起算刻费先惠长期酌减”，杂志一开始就有经营的理念，但从所出版的几期来看，广告寥寥，效果不彰；编辑兼发行人为“炼石女士”燕斌，两个名字在此并举，一定程度上寄托了燕斌对于振兴女权的期许；发行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牛込区马场下町廿番地；印刷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发行和印刷场地所在多变，反映了这本杂志的出版运营并不容易，也更见出燕斌等人建设中国新女界的决心和毅力。一百年过去了，笔者再次翻阅这些泛黄的卷册，杂志主办者的殷殷之心依然历历在目。百年前中国女性推动女界革命和国族强盛的努力与抗争，令人感佩。
《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行以来，销售情况在当时尚属不错。出版第二期时，杂志封底注明了中日所有代售所的地址和名称，其中日本东京有6家固定的代售所，中国国内的代售所分布于12省共19家，方便读者订阅、购买。到第三期时，《中国新女界杂志》在国内的代售所已经增加至18省26家。在晚清民初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新女界杂志》能够拥有如此的发展速度，说明杂志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同时表明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国人亟需从这些海外信息中汲取营养，推动男女平等，振兴衰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第四期《本社特别广告》特别说明，“本社杂志自经炼石女士燕斌创办以来，颇蒙海内外学界欢迎，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这在当时实属难得。
1907ff年底，新加坡《中兴日本》有统计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10000份，远多于同期著名的《复报》《天义报》等，仅次于《民报》的12000份。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先后由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主持，是当时著名的大型月刊，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而柳亚子主持的《复报》1904年创刊，取“光复中华”之意，进行反清宣传，在当时也颇具影响。通过发行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影响，说明杂志思想新锐，受到读者喜欢；同时，其文白兼容的文体适合传播，且男女皆宜；更为重要的是，它切中了社会思潮的要害，普及了男女平权的学说，扬奋了国族复兴的精神，为国民重铸了一个崭新的“女子世界”。
虽然发行广泛、影响日益扩大，但由于在日印刷成本较大，加之中日之间邮发代购等造成的资金延宕，杂志的生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杂志在出版完前三期以后就开始脱期：本来应该五月出版的第四期事实上在是年七月出版，而杂志的第五期面市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当年的十月了。
由此，《中国新女界杂志》第六期的出版延宕到了十一月。期间，燕斌等人办刊的资金已经紧张到了极致，故九月十五开会归还股金的约定只能是付诸东流。因此，第六期杂志只得再一次发布《本社借股诸君公鉴》：
本社前借股金时，原定于从第六期发行起，分期偿股。今为维持久远计，创办印刷所，除蒙同国数人，出资相助外，所有本社资本，悉以加入，方得成立。以故社中经济异常困难，如必即刻偿二千余元之股金，力实难支，谅为诸君所公鉴矣！今除第一期股金业已偿过者不计外，其余未偿各款敬请诸君为始终扶持本社事业起见，特别展限。俟至阳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四月，望前各持券到本社核算，一律偿清，决不有误。特此谨告！
文中充满愧疚与无奈：“社中经济异常困难”“力实难支”，对已经延宕的清偿需求则几近哀求：“敬请诸君为始终扶持本社事业起见，特别展限”。即便这样，燕斌等人仍只能把本应九月偿还的款项推迟到来年的四月。股东是否接受，后人已无从知晓。但确定的是，杂志又一次没有完成“十一月十二月以内必可赶出至第十一期”的承诺，于第六期完成后即停刊。
冯自由在1948年初版的《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提到，“此月刊……出版至第六期，以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被日警厅禁止出版”。但翻看第六期全部文章，并无相关内容。笔者判断该文或者出于可能的第七期以后（因按燕斌的计划，十月将连续出版包括第六期在内的好几期），或者可能如上面分析的：杂志因资金断裂，宣告破产。
《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于国家民族危亡、排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它一开始就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国族叙事为特点，并以其深刻而平实的女权主义论述被视为女报之表率。杂志的主编及其同仁，在短短的六期刊物中以“女娲炼石补天”精神自许，传播女界新学说、鼓吹女子教育、倡导女子国民，推动了男女平等、平权的历史进程。虽然杂志最后因办刊经费不济等原因停刊，但仍在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