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国时期，结义的并非只有蜀汉刘、关、张，还有孙策、周瑜、张昭。然而，名闻天下者惟刘、关、张，而非孙策等，何也？
所谓“结义”，就是将个体政治伦理——“义气”一体化，化为国家正义——“结义政治”，而非立法的政治。
“结义”的底蕴：张昭的倔
东汉末年，曹丕、刘备、孙权将天下一分为三，各自称帝，相互之间打得乐此不彼。公孙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三国已经到了后续阶段，曹操孙子魏明帝执掌魏国，而公孙渊被魏明帝封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公孙渊是典型的脚踩两只船的人，他一边为魏国大臣，另一边又与东吴孙权你来我往，他派使者到吴国，求吴封赐，得到孙吴的支持，孙权封他为“燕王”。
孙权此举，张昭带头反对，说：那公孙渊想背叛魏国，又怕被讨伐，所以远来求援，并非真心。当你真的封他为燕王时，他若不敢接受，就会出卖吴国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话，我们派去的两位使者就回不来了——“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但孙权还是派人携金玉珍宝，率精兵万人，渡海辽东去册封“燕王”。
张昭眼见吴军扬帆而去，顿时泪崩，气得闭门不出，称病不朝。《三国志·张昭传》说孙权用“土塞其门”，也就是从外面用泥土封了张昭家门，张昭不屈，反过来，“又于内以土封之”。
结果，正如张昭所料，公孙渊变了脸，取了东吴使者的首级向魏明帝邀赏。孙权悔悟，连忙向张昭赔礼，昭却依然称病卧床，不受礼。孙权上门去，他照样以病重为由躺在那里。于是，“权烧其门，欲以恐之”，其实孙权是想以放火烧门逼他出来，谁知张昭把门闭得更严了。
张昭的倔，并非只是个性使然，还有其制度因素。东吴创业，始于孙策，创业之初，策与周瑜、张昭共事，内事托张昭，外事委周瑜，正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那么一种共和的精神。
创业者，欲成就帝业，当具共和初心，与天下英雄共事。而一旦帝业有成，就会发生转变。
开创时的“共和”局面，乃“结义”使之然。三国时期，结义的并非只有蜀汉刘、关、张，还有孙策、周瑜、张昭。然而，名闻天下者惟刘、关、张，而非孙策等，何也？蜀汉政治，不但以“结义”始，更以“结义”终也。蜀汉虽称帝而治，但帝制未成已崩，至诸葛亮作《出师表》，其欲与后主阿斗“结义”之心昭然，却未推动蜀汉向王朝制转化，“结义”贯穿始终，直至“死而后已”，故亦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而孙吴政权，则完成了从开创时期带有民间草根气质的共和制向王朝制度的转变。而张昭，则成了捍卫“结义政治”的代表。当时，也就张昭还敢对孙权这么倔一下，而此前的孙权，哪敢放火烧张昭的家门？在“结义政治”里，孙权面对张昭很有压力，他本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喜欢说大话，可他在张昭面前不敢说，他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孙权称帝，要立个宰相来为自己辅政，本来，都以为论资历、论才干非张昭莫属，可孙权以“张昭个性太‘刚’”为由，称其不宜做宰相。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还在制度里，制度要转型，原来的士人领袖怎能做王朝的宰相？
转型的代价：陆逊的忍
“倔”，是“结义”的政治遗产，是“结义”的政治资本进入帝制时代以贬值的方式兑现期权。陆逊没这“结义”的资本，他虽然也反对赐封公孙渊，但有“结义”老人在，他不能抢话。
帝制时代的精神标配，是要能忍辱负重，陆逊能“忍”。若谓东吴立国乃凭着周郎赤壁一战，那孙权称帝则有待于陆逊打败刘备，这位“忍”少年，除了以“忍”用兵，后发制人，还以“忍”从政，顾全大局。
当孙权因公孙渊背盟，而欲渡海远征辽东时，张昭已经闭嘴。于是，陆逊开口了。他说，何以要为了辽东而“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此言一出，孙权“忍”了。
孙权何以要“忍”？因为帝国的扩张要服从王朝国家的利益需求，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是世袭制，其根本，则是立太子。所以，论国之轻重，帝国为轻，帝制为重，外患为轻，内忧为重。而重之重者，便是于深宫之中择立太子、辅佐太子，完成世袭。于是，孙权开始收缩海权扩张，转向帝制建设，聚焦于太子。
太子之重，重如泰山，谁能负此重任？当然是陆逊，孙权将太子交给陆逊，那是期望太子也像陆逊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忍”少年。
太子如漩涡，是福也是祸，福因中心而立，祸由争夺而起。陆逊辅太子，也被卷入漩涡。
其时，“二宫”，太子宫和鲁王宫，朝里朝外的官员们都想让自家子弟参与进去，他们请了个德高望重又是孙权女婿的全琮，来向陆逊要求，结果却被拒绝了。陆逊以为，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为大忌。
随后全琮儿子阿寄投靠鲁王，与太子为敌，而后分歧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太子有不安之议”。陆逊上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可孙权却没有回音，陆逊也不气馁，“书三四上”，还請求面见孙权，“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
孙权在想什么呢？这回他想，太子当然要合我的心思，可他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不来合我的意了，这样下去，还靠得住吗？还有那陆逊，既是宰相，又是大将军，还掌握着我的太子，我能不为自己留一手，做个后备吗？
太子的后备有鲁王，陆逊的后备有全琮，留了这么个心眼后，斗争哲学就开始了。陆逊在千军万马之中不动如山，但却在孙权的心眼里坐不住了。他一味护着太子，却没有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所以，孙权也就不想见他，更不会听他的进言了。
孙权没有动陆逊，却也没放过其他人，陆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还有太子太傅吾粲，因与陆逊有那么几次书信往来，而“下狱死”，还“累遣中使责让逊”，将陆逊活活气死。
陆逊之死，是一场政治转型的代价，宣告了东吴世袭制转型的失败。后来孙权有所悔悟，对陆逊之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孙权没有气死张昭，却气死了陆逊，张昭敢于抗争，而陆逊不能，此非独个性使之然，亦时代使之然。东吴士人精神品格的下降，反映了从“结义政治”向帝制时代转向过程中，东吴士族政治地位的变迁。
所谓“结义”，就是将个体政治伦理——“义气”一体化，化为国家正义——“结义政治”，而非立法的政治。
“结义”的底蕴：张昭的倔
东汉末年，曹丕、刘备、孙权将天下一分为三，各自称帝，相互之间打得乐此不彼。公孙渊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三国已经到了后续阶段，曹操孙子魏明帝执掌魏国，而公孙渊被魏明帝封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公孙渊是典型的脚踩两只船的人，他一边为魏国大臣，另一边又与东吴孙权你来我往，他派使者到吴国，求吴封赐，得到孙吴的支持，孙权封他为“燕王”。
孙权此举，张昭带头反对，说：那公孙渊想背叛魏国，又怕被讨伐，所以远来求援，并非真心。当你真的封他为燕王时，他若不敢接受，就会出卖吴国来为自己牟利，这样的话，我们派去的两位使者就回不来了——“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但孙权还是派人携金玉珍宝，率精兵万人，渡海辽东去册封“燕王”。
张昭眼见吴军扬帆而去，顿时泪崩，气得闭门不出，称病不朝。《三国志·张昭传》说孙权用“土塞其门”，也就是从外面用泥土封了张昭家门，张昭不屈，反过来，“又于内以土封之”。
结果，正如张昭所料，公孙渊变了脸，取了东吴使者的首级向魏明帝邀赏。孙权悔悟，连忙向张昭赔礼，昭却依然称病卧床，不受礼。孙权上门去，他照样以病重为由躺在那里。于是，“权烧其门，欲以恐之”，其实孙权是想以放火烧门逼他出来，谁知张昭把门闭得更严了。
张昭的倔，并非只是个性使然，还有其制度因素。东吴创业，始于孙策，创业之初，策与周瑜、张昭共事，内事托张昭，外事委周瑜，正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那么一种共和的精神。
创业者，欲成就帝业，当具共和初心，与天下英雄共事。而一旦帝业有成，就会发生转变。
开创时的“共和”局面，乃“结义”使之然。三国时期，结义的并非只有蜀汉刘、关、张，还有孙策、周瑜、张昭。然而，名闻天下者惟刘、关、张，而非孙策等，何也？蜀汉政治，不但以“结义”始，更以“结义”终也。蜀汉虽称帝而治，但帝制未成已崩，至诸葛亮作《出师表》，其欲与后主阿斗“结义”之心昭然，却未推动蜀汉向王朝制转化，“结义”贯穿始终，直至“死而后已”，故亦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而孙吴政权，则完成了从开创时期带有民间草根气质的共和制向王朝制度的转变。而张昭，则成了捍卫“结义政治”的代表。当时，也就张昭还敢对孙权这么倔一下，而此前的孙权，哪敢放火烧张昭的家门？在“结义政治”里，孙权面对张昭很有压力，他本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这样的人，喜欢说大话，可他在张昭面前不敢说，他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孙权称帝，要立个宰相来为自己辅政，本来，都以为论资历、论才干非张昭莫属，可孙权以“张昭个性太‘刚’”为由，称其不宜做宰相。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还在制度里，制度要转型，原来的士人领袖怎能做王朝的宰相？
转型的代价：陆逊的忍
“倔”，是“结义”的政治遗产，是“结义”的政治资本进入帝制时代以贬值的方式兑现期权。陆逊没这“结义”的资本，他虽然也反对赐封公孙渊，但有“结义”老人在，他不能抢话。
帝制时代的精神标配，是要能忍辱负重，陆逊能“忍”。若谓东吴立国乃凭着周郎赤壁一战，那孙权称帝则有待于陆逊打败刘备，这位“忍”少年，除了以“忍”用兵，后发制人，还以“忍”从政，顾全大局。
当孙权因公孙渊背盟，而欲渡海远征辽东时，张昭已经闭嘴。于是，陆逊开口了。他说，何以要为了辽东而“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此言一出，孙权“忍”了。
孙权何以要“忍”？因为帝国的扩张要服从王朝国家的利益需求，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是世袭制，其根本，则是立太子。所以，论国之轻重，帝国为轻，帝制为重，外患为轻，内忧为重。而重之重者，便是于深宫之中择立太子、辅佐太子，完成世袭。于是，孙权开始收缩海权扩张，转向帝制建设，聚焦于太子。
太子之重，重如泰山，谁能负此重任？当然是陆逊，孙权将太子交给陆逊，那是期望太子也像陆逊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忍”少年。
太子如漩涡，是福也是祸，福因中心而立，祸由争夺而起。陆逊辅太子，也被卷入漩涡。
其时，“二宫”，太子宫和鲁王宫，朝里朝外的官员们都想让自家子弟参与进去，他们请了个德高望重又是孙权女婿的全琮，来向陆逊要求，结果却被拒绝了。陆逊以为，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为大忌。
随后全琮儿子阿寄投靠鲁王，与太子为敌，而后分歧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太子有不安之议”。陆逊上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可孙权却没有回音，陆逊也不气馁，“书三四上”，还請求面见孙权，“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
孙权在想什么呢？这回他想，太子当然要合我的心思，可他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不来合我的意了，这样下去，还靠得住吗？还有那陆逊，既是宰相，又是大将军，还掌握着我的太子，我能不为自己留一手，做个后备吗？
太子的后备有鲁王，陆逊的后备有全琮，留了这么个心眼后，斗争哲学就开始了。陆逊在千军万马之中不动如山，但却在孙权的心眼里坐不住了。他一味护着太子，却没有站在孙权的立场上来考虑。所以，孙权也就不想见他，更不会听他的进言了。
孙权没有动陆逊，却也没放过其他人，陆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还有太子太傅吾粲，因与陆逊有那么几次书信往来，而“下狱死”，还“累遣中使责让逊”，将陆逊活活气死。
陆逊之死，是一场政治转型的代价，宣告了东吴世袭制转型的失败。后来孙权有所悔悟，对陆逊之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
孙权没有气死张昭，却气死了陆逊，张昭敢于抗争，而陆逊不能，此非独个性使之然，亦时代使之然。东吴士人精神品格的下降，反映了从“结义政治”向帝制时代转向过程中，东吴士族政治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