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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万泉和》《蛙》这两部出现于新世纪头十年的小说不约而同将乡村医生及其活动作为乡村历史叙述的支点,医疗史、生育史开始取代以往我们熟悉的社会史为乡村历史叙述提供资源。由于叙事主体性别身份的差异,又导致两部小说对乡村历史的叙述呈现全然不同的形态。《蛙》中姑姑这么一个雄性化的乡村女医生的形象显然象征着20世纪后半叶,现代性向乡村日常生活暴风骤雨般的渗透、推进;而《赤脚医生万泉和》中万泉和这么一个阴性化的乡村男医生形象则意味着对这种渗透、推进的弱化与缓冲,从而在有限程度上保留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自在和自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