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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灏珠，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和上海市心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博士生导师。他率先尝试了许多“中国第一”，是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人生离不开一根细长的导管。导管的一头，是一双阅历无数但仍时刻找寻的眼睛，另一头则是千万颗被病痛折磨的心。导管于他，既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亦是连接医患之间的一座心桥。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陈灏珠--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之父”。
率先尝试“向左走”
准确地说，陈灏珠是一名心内科医生，本应坐在办公室依靠听诊器、心电图和X光片诊断病情。可他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病灶“对话”--将一根管子顺着病人的血管插入心脏，到病变现场一探究竟。尽管插管处创面很小，但毕竟也算一场小手术。
内科医生做手术，能行吗？30岁出头的陈灏珠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导师陶寿淇的鼓励下，他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心导管室。那时，已有专家在京沪两地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即从手上的静脉插入导管，顺着血流的方向，一直到达患者右心室。
在大量实践右心导管检查的基础上，陈灏珠与心外科医生搭档，参照国外文献，率先在国内尝试“向左走”--经大腿上的股动脉插管，逆着血流的方向，顶着动脉血的高压，直达病人左心室。
心导管检查让许多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获得了精确诊断，但这一检查方法却无法看清主动脉的第一对分支--冠状动脉。1972年，陈灏珠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冠状动脉造影。
1973年，一位胸痛病人疑似得了冠心病，尚无法确诊，陈灏珠决定为他做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虽说胸有成竹，但他又不免紧张--动脉血中携带大量氧气，而造影剂是不带氧的，万一注入血管的造影剂过多，就有可能引起心肌缺血和缺氧。
手术需要一台特殊的X光机，其球管装在一只C形臂上，可左右旋转从不同角度拍照。但医院里的X光机，其球管被死死固定在一个姿势，怎么办？陈灏珠和同事灵机一动，用木板做了张酷似独木舟的船形床，病人躺在上面，机器不动，床可以动。
1973年4月23日，我国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在中山医院进行，插管、造影、显影、摄片，不到1小时，一张张清晰的冠状动脉X光片开创了我国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冷静是“防短路装置”
在人体狭窄的血管中操纵心导管--前进、后退、旋转，每一步都好似“游走”于生死之间。在陈灏珠的记忆里，珍藏着不少起死回生的病例，有些虽未冠以“首创”，可回想起来，仍是惊心动魄。
1976年，一位28岁的母亲在成功接受了心脏二尖瓣膜分离手术后，突发心房颤动，被转到陈灏珠负责的内科病房。在一种叫做“奎尼丁”的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作用下，病人逐步恢复了正常心跳。孰料，1小时后，患者先是恶心、呕吐，随即抽搐不止，失去了神志。陈灏珠当即判断，患者出现了奎尼丁最严重的不良反应--“奎尼丁昏厥”（严重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如不及时处理，死神将步步逼近。
果然，在随后的10小时内，患者先后发作29次，虽然每次都被抢救了过来，但两次昏厥的间隔越来越短。这样的险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陈灏珠并没有慌乱。趁着病人发作间隙，他仔细分析之前的每一次抢救过程。
突然，一条“历时200分钟没有发作”的病案记录在他眼前一亮。这是偶然，还是另有原因？陈灏珠反复询问自己。经过仔细讨论，大家推断，此前注射过的异丙肾上腺素很可能具有“回天之力”。
很快，药效逐渐显现，而用量也在一点点加大。最后，当异丙肾上腺素的用量达到正常剂量的15倍时，患者病情才逐渐趋稳。那次抢救不仅“清空”了药房里异丙肾上腺素的所有库存，也创造了逆转“奎尼丁昏厥”的世界奇迹。
陈灏珠的学生们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并问他为何总能在危机关头处变不惊。陈灏珠会心一笑，谈起一段在香港读书时的童年往事。
10岁那年，陈灏珠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到慈云山秋游，陈灏珠和3个小伙伴因贪玩迷了路。正当大家慌作一团时，陈灏珠在一片荒草丛中发现一条排水沟。于是，他提议沿水沟，顺着水流的方向走。夕阳收起最后一抹嫣红时，他们总算到家了。
那次迷路，让陈灏珠悟出一个道理：遇到突发事情，最重要的是冷静；恐惧会摧毁人的意志并引发不测，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冷静，犹如嵌在陈灏珠大脑中的“防短路装置”，情况越危急，他思路越清晰。
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病专家巴茨教授来华访问期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由陈灏珠带领的医疗组婉拒了美方“派专家来华抢救”的建议，沉着应战，陪伴病人三闯“鬼门关”。1个月后，巴茨痊愈回国了。此后，劫后余生的巴茨又健康地生活了26年，并与当年日夜相伴的中国医生成了生死之交。每年，他都会给陈灏珠寄来一张全家福，直到2001年去世。
“24小时住院医师”
陈灏珠的办公桌上有一只塑料筐，框里装着剪刀、胶水以及一打用过的文稿纸和旧信封。这些是他的记事工具，每次他想到重要的事儿就会写在废纸背面，事后或剪或贴。而他转交学术秘书打印的文稿也总装在“几易其主”的旧信封里。
2004年是陈灏珠从事医、教、研的第55年，又恰逢他80寿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本打算为他庆祝一番，谁知，陈灏珠手一摆称，上海人习惯过虚岁，去年家人已为他庆祝过，搞庆典太奢侈浪费了。后来，庆典改为一场心血管疾病研讨会，陈灏珠不但亲自作报告，而且从头听到尾。
陈灏珠外表平和淡然，可心里却时刻紧绷着一根弦。学生眼中的陈灏珠就像一台停不了的机器，无论外界环境如何，一旦启动，它总是按照原有的轨迹向前。于是，飞机、火车、汽车都成了移动办公室，旅途恰恰是他为学生改论文的最佳时间。即便是“文革”期间科研被迫中断，他也常是图书馆里唯一的读者。
86岁时的陈灏珠，还指导着8个关门弟子，照旧每天去医院，每周至少一次手执病历卡，出现在一间间普通的病室，以“中文问患者、英文问学生”的形式查房。年轻时，“24小时住院医师”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做了医生就是24小时工作制，病人如有危险，不会只在工作的8小时内发生。
以管窥心的“中国第一”
心肌梗死、心脏搭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心血管疾病和治疗方法，几乎都来自陈灏珠在医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在国内，陈灏珠是最早一批以管窥心的人，顺着这根不起眼的导管，他率先尝试了许多“中国第一”，将造影剂、心电图和起搏器电极、微型心音拾音器、超声探头等“异物”一一送达心脏，使众多心脏病患者得以精确诊断，重拾健康的生命脉搏。
区区几毫米直径的导管寄托着陈灏珠“悬壶济世”的少年理想，却框不住他“兼济天下”的拳拳之心。陈灏珠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年轻一代的成长。他时常告诫弟子，行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待生命，要时刻怀有敬畏之心。（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责任编辑/和恩馨）
他的人生离不开一根细长的导管。导管的一头，是一双阅历无数但仍时刻找寻的眼睛，另一头则是千万颗被病痛折磨的心。导管于他，既是治病救人的工具，亦是连接医患之间的一座心桥。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陈灏珠--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之父”。
率先尝试“向左走”
准确地说，陈灏珠是一名心内科医生，本应坐在办公室依靠听诊器、心电图和X光片诊断病情。可他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病灶“对话”--将一根管子顺着病人的血管插入心脏，到病变现场一探究竟。尽管插管处创面很小，但毕竟也算一场小手术。
内科医生做手术，能行吗？30岁出头的陈灏珠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导师陶寿淇的鼓励下，他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心导管室。那时，已有专家在京沪两地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即从手上的静脉插入导管，顺着血流的方向，一直到达患者右心室。
在大量实践右心导管检查的基础上，陈灏珠与心外科医生搭档，参照国外文献，率先在国内尝试“向左走”--经大腿上的股动脉插管，逆着血流的方向，顶着动脉血的高压，直达病人左心室。
心导管检查让许多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获得了精确诊断，但这一检查方法却无法看清主动脉的第一对分支--冠状动脉。1972年，陈灏珠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冠状动脉造影。
1973年，一位胸痛病人疑似得了冠心病，尚无法确诊，陈灏珠决定为他做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虽说胸有成竹，但他又不免紧张--动脉血中携带大量氧气，而造影剂是不带氧的，万一注入血管的造影剂过多，就有可能引起心肌缺血和缺氧。
手术需要一台特殊的X光机，其球管装在一只C形臂上，可左右旋转从不同角度拍照。但医院里的X光机，其球管被死死固定在一个姿势，怎么办？陈灏珠和同事灵机一动，用木板做了张酷似独木舟的船形床，病人躺在上面，机器不动，床可以动。
1973年4月23日，我国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在中山医院进行，插管、造影、显影、摄片，不到1小时，一张张清晰的冠状动脉X光片开创了我国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
冷静是“防短路装置”
在人体狭窄的血管中操纵心导管--前进、后退、旋转，每一步都好似“游走”于生死之间。在陈灏珠的记忆里，珍藏着不少起死回生的病例，有些虽未冠以“首创”，可回想起来，仍是惊心动魄。
1976年，一位28岁的母亲在成功接受了心脏二尖瓣膜分离手术后，突发心房颤动，被转到陈灏珠负责的内科病房。在一种叫做“奎尼丁”的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作用下，病人逐步恢复了正常心跳。孰料，1小时后，患者先是恶心、呕吐，随即抽搐不止，失去了神志。陈灏珠当即判断，患者出现了奎尼丁最严重的不良反应--“奎尼丁昏厥”（严重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如不及时处理，死神将步步逼近。
果然，在随后的10小时内，患者先后发作29次，虽然每次都被抢救了过来，但两次昏厥的间隔越来越短。这样的险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陈灏珠并没有慌乱。趁着病人发作间隙，他仔细分析之前的每一次抢救过程。
突然，一条“历时200分钟没有发作”的病案记录在他眼前一亮。这是偶然，还是另有原因？陈灏珠反复询问自己。经过仔细讨论，大家推断，此前注射过的异丙肾上腺素很可能具有“回天之力”。
很快，药效逐渐显现，而用量也在一点点加大。最后，当异丙肾上腺素的用量达到正常剂量的15倍时，患者病情才逐渐趋稳。那次抢救不仅“清空”了药房里异丙肾上腺素的所有库存，也创造了逆转“奎尼丁昏厥”的世界奇迹。
陈灏珠的学生们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并问他为何总能在危机关头处变不惊。陈灏珠会心一笑，谈起一段在香港读书时的童年往事。
10岁那年，陈灏珠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到慈云山秋游，陈灏珠和3个小伙伴因贪玩迷了路。正当大家慌作一团时，陈灏珠在一片荒草丛中发现一条排水沟。于是，他提议沿水沟，顺着水流的方向走。夕阳收起最后一抹嫣红时，他们总算到家了。
那次迷路，让陈灏珠悟出一个道理：遇到突发事情，最重要的是冷静；恐惧会摧毁人的意志并引发不测，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冷静，犹如嵌在陈灏珠大脑中的“防短路装置”，情况越危急，他思路越清晰。
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病专家巴茨教授来华访问期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由陈灏珠带领的医疗组婉拒了美方“派专家来华抢救”的建议，沉着应战，陪伴病人三闯“鬼门关”。1个月后，巴茨痊愈回国了。此后，劫后余生的巴茨又健康地生活了26年，并与当年日夜相伴的中国医生成了生死之交。每年，他都会给陈灏珠寄来一张全家福，直到2001年去世。
“24小时住院医师”
陈灏珠的办公桌上有一只塑料筐，框里装着剪刀、胶水以及一打用过的文稿纸和旧信封。这些是他的记事工具，每次他想到重要的事儿就会写在废纸背面，事后或剪或贴。而他转交学术秘书打印的文稿也总装在“几易其主”的旧信封里。
2004年是陈灏珠从事医、教、研的第55年，又恰逢他80寿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本打算为他庆祝一番，谁知，陈灏珠手一摆称，上海人习惯过虚岁，去年家人已为他庆祝过，搞庆典太奢侈浪费了。后来，庆典改为一场心血管疾病研讨会，陈灏珠不但亲自作报告，而且从头听到尾。
陈灏珠外表平和淡然，可心里却时刻紧绷着一根弦。学生眼中的陈灏珠就像一台停不了的机器，无论外界环境如何，一旦启动，它总是按照原有的轨迹向前。于是，飞机、火车、汽车都成了移动办公室，旅途恰恰是他为学生改论文的最佳时间。即便是“文革”期间科研被迫中断，他也常是图书馆里唯一的读者。
86岁时的陈灏珠，还指导着8个关门弟子，照旧每天去医院，每周至少一次手执病历卡，出现在一间间普通的病室，以“中文问患者、英文问学生”的形式查房。年轻时，“24小时住院医师”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做了医生就是24小时工作制，病人如有危险，不会只在工作的8小时内发生。
以管窥心的“中国第一”
心肌梗死、心脏搭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心血管疾病和治疗方法，几乎都来自陈灏珠在医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在国内，陈灏珠是最早一批以管窥心的人，顺着这根不起眼的导管，他率先尝试了许多“中国第一”，将造影剂、心电图和起搏器电极、微型心音拾音器、超声探头等“异物”一一送达心脏，使众多心脏病患者得以精确诊断，重拾健康的生命脉搏。
区区几毫米直径的导管寄托着陈灏珠“悬壶济世”的少年理想，却框不住他“兼济天下”的拳拳之心。陈灏珠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年轻一代的成长。他时常告诫弟子，行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待生命，要时刻怀有敬畏之心。（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责任编辑/和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