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以来，我在家的时间特别少。慈济志工的8·8水灾救援工作记录以及自己的展览事宜，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时间，只有在广东美术馆展览结束后前往河南，才稍微有了喘息的空档。我只不过是应河南的摄影界朋友之邀，到“越秀学术讲座”讲了一场“观看之道”，就被他们盛情招待了5天，经历了一趟难忘的河洛文化之旅。
　　小时候就经常从村人口中听到“阮是河洛人”这样的话。本以为“河洛人”就是闽南人的俗称，长大后才知道，我们的祖先来自大陆中原。因此，这趟旅行对我来说，也算是返乡了。宋陵、龙门石窟、白马寺、嵩阳书院、观星楼、天子驾六等古迹让我一下子回到了祖先的家园。千年仿佛只有隔日之遥；高仿真的唐三彩作坊让我有得闯官窑之感，杜甫故居、范仲淹墓园以及散落田园间的古代墓丘更是让人觉得，历代的伟人们从不曾离开我们。
　　广东美术馆这次举行的“阮义忠，转折点——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展览是我这辈子一路走来的工作总回顾。因记录台湾农业社会的民情风俗景象，而被美术馆如此重视并典藏全部的展品，真是何其有幸!只因写了两本介绍西方摄影大师的书、办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摄影杂志，就被肯定为一个年代的摄影启蒙人、把中国摄影介绍到国际舞台的推手：除了前生前世做过什么好事，我也想不出其它更好的缘由了。不用说，这样的厚爱，也让我有如得到浓浓乡情的慰藉。
　　到了郑州，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大陆的知音也不少。河南省各地的摄影人士纷纷赶来和我会面；很多人都开心地说着同一句话：“没到过河南，就不算到过中国。”这不是河南人的自夸，而是河洛人的自觉。
　　9月6日下午，飛机一登陆台湾，我便直奔台北家中，换上慈济志工制服，赶搭夜车南下高雄向师父证严法师报到。师父已经出门行脚两个星期了，天天在为灾民的家园重建劳心费神；本应随侍在侧的我却远在大陆，心中时感歉疚。对她老人家来说，有关个人的都是小事，有关天下福祉的才是大事。
　　7日一早，师父前往高雄、屏东的重灾区巡察。不少区块依旧泥泞，曾经是一亩亩的良田，如今被山上冲下来的漂流木杂乱地、重重地覆盖着。失去家园的居民们被暂时安置在几个军营里，孩子们则是集中到一个校园里上课、生活。尽管村落已被淹埋，有些原住民还是想回到山上重建家园，认为在山里才能保留原民文化。孰不知山林需要养息，民众需要能够世代安居的处所。文化是跟着人走而不是跟着山走；人在哪里，文化就在哪里。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跟着师父从南到北，看着师父如何要群众保持警惕，如何为将来的灾难设想应对之道。比如说，师父要慈济国际人道援助会的成员即刻制作防水、防寒的连身救灾工作服，必要时还能让救难人员浮在水上，以免发生危险。若是能研发出可携带的小型动力挖泥机，方便铲除室内污泥，那就更好了。
　　13日一早，师父打道回花莲静思精舍，我也立即赶往故乡宜兰县，出席一个展览的开幕茶会。展览的规模虽然不大，意义却不小，因为这是我首次回家乡展览，而且是在一家著名的五星级观光饭店，观众与从前的大不相同。
　　我特地挑选了一些30多年前在故乡所拍的照片，那时我才刚学会摄影不久，照片中的景象在今天看起来特别令人感慨。那是人人勤奋知足时才有的面貌，那是人人谦让、互信时才有的表情，那是人与自然共生息才有的和谐啊!
　　我为展览定的题目是“回家的路上”，还写了一小段感言：
　　“在一篇文章，我这么开头：每一次旅行，都是离乡与返家的过程；每一次旅行都让人对家有新的体认。
　　“在另一篇文章，我这么结尾：有情的地方就是故乡，相机使我接近土地，接近人，接近故乡。
　　“家与故乡，并不一定是同一个空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家，故乡却只有一个。家也许是爱人的胸膛，也许是亲友的肩膀，也许是旅店中的一个角落；当情感有依归时，那个所在就是家。
　　“然而，故乡在哪儿呢?它已变得没有半点童年的痕迹，变得让自己不敢相认。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不变的；故乡会变，家也随时再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与亲人、好友的共同记忆，，
　　“记忆是永远的故乡，照片是记忆的永存，而我所有的摄影作品正是回家路上的一步步脚印。”
　　那是家位于著名温泉区的饭店，我与众好友在饭店的招待下住了一晚，不但没有轻松之感，还直想回家。不只是截稿迫在眉睫，也因为强烈地思念每天例行的晨间河边快走。
　　从乌来山上流下的新店溪在我家附近形成水色浓绿的碧潭，又往北流入淡水河。搬来这里已经7年多了，眼看着一片荒野被整治为优美的亲水河畔。久违了一个月，来晨间运动的人更多了。河畔出现了许多大树，绿油油的草坪中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池塘，处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花圃。
　　我从家里走到台北县市的交会点，再从那里走回家，来回足足要一个半钟头。当自己的呼吸、心跳与行进速度达到同样的频率时，四周的一切都会光亮起来。每天早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全心全意地享受着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一位平凡河洛人的单纯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