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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某类似中国“知乎”的提问网站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世界强国除了分布在欧美，就是在东亚？
一些高质量的回答谈到地理气候因素，落脚点也必然会提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的精神与现代制度结合后，创造出了井然有条的社会秩序和持续不息的经济奇迹。英国哲学家罗素将东亚理解为以儒学为底色的“文明实体”;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同样指出，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继承了儒教传统。
说到儒学大规模的系统性外传，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便是有“朝鲜朱熹”之称的李退溪（1501年—1570年）。他所在的李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派系斗殴，官员甚至在开会现场上演兵刃相接的流血事件，即“士祸”。对混乱的官场失去信心后，李退溪弃官从儒，在朱子哲学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
到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军人打进朝鲜，抢回来一些朝鲜士人的著作，当时，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僧人山崎暗斋（1618年—1682年）在书堆里淘到了李退溪与其门生的著作，读后醐醍灌顶，和尚也不当了，立马还俗开始研究儒学，牵强附会地把神道跟儒教撮合在一起而开创神儒“妙契”说。山崎暗斋及其门生的思想在狭长的岛国维系起天皇的“万世一系”，到明治维新后又为军国主义者利用。
因而，儒学的两名学生，冥冥之中萌生出两国家不同的“耻感意识”。
有一天，山崎暗斋给学生上儒学课，提出一个“穿越”假设：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有一天，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他们领军打到了日本，我们该怎么办？
全场弟子不知如何作答。只见山崎暗斋斩钉截铁地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披起甲胄，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擒孔孟以报国恩”，即后人所谓的“山崎命题”。由此可窥见日本人对国家和集体的绝对服从，哪怕把自己尊崇的圣贤抓起来作为俘虏，也不是羞耻的事情;软弱无能、对社稷无功，是为羞耻。这样的耻感意识，在现代日本仍普遍存在。
关于公共交通上要不要给老弱孕妇病残让座的话题，至今在日本尚有争议。旅日作家唐辛子刚到日本时，看到电车里年轻人大大咧咧地坐着，老年人规规矩矩地站着，心中不免疑惑：“日本人那么讲礼貌，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她才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一名60岁的大学老师满头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性格开朗，极少以低能量状态示人。一次，唐辛子看到他闷闷不乐、唉声叹气，不解地问其缘由。这名老师告诉她，早晨乘电车时，居然有人给自己让座！
在《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的这种“耻感文化”归结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强调自律不同，日本的“耻感文化”重视他律，“要求外人在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
“47浪人”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说的是幕府统治时期，主君浅野侯受吉良侯羞辱后自杀，他的47名家臣誓死要为他报仇，他們卧薪尝胆，为了行动隐秘，有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父;为筹集刺杀活动的资金，有人竟将妻子卖到妓院做妓女。47武士最后杀死了吉良侯，他们因此被日本人视为民族精神象征。
在此，日本与中国的耻感文化也分道扬镳。战国时期齐国的王族田横，趁秦末大乱复兴故国，秉承战国养士之遗风，史称“齐人贤者多附焉”。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担心刘邦报复，便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连云港市前云台山田横岗）。刘邦敬仰田横，只希望他归降，不然就派大兵至岛上诛杀田横的五百名追随者。
为了让门下从客免遭屠戮，田横带着两名随从去见刘邦。走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地方，田横跟随的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你们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拔剑自刎。岛上五百士听闻噩耗，悲愤至极，纷纷自刎。
荆轲刺秦王，重的是国家大义;豫让刺杀赵襄子，维系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气节;田横五百士守义不辱，可谓两者兼顾。而引发47武士复仇的“赤穗事件”，却是诸侯内部贵族的私人恩怨和主仆“雇佣关系”的义理，日本死士的价值追求和彼岸世界还是狭义了一点。强人思维与狭隘的民族心理，造就了日本在某些历史事件上的“知耻不知罪”。
朝鲜高宗时代的一本史志《海东续小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宣祖（1552年-1608年）时期，一名朝鲜使者到日本出差，到对马岛时，宴请他的岛主却自己迟到，而且“乘轿入门，至阶方下。”使者大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来这里，你们没有礼数，这饭不吃也罢。”遂拂袖而去，对马岛主吓得魂飞魄散，杀了轿夫斩其首谢罪。从此以后，“倭人敬惮，待之加礼，望见下马。”
古代相当一段时间，韩国对日本的蔑视都是赤裸裸的，称其为“夷狄”。李退溪写过一篇《甲辰乞勿绝倭使疏》，劝告朝鲜国王不要与日本一般见识，如果与夷狄“辩是非，争曲直”，就好比“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
当时的朝鲜如此牛气，是有点国家实力在撑腰的。985年，日本藩国还在拼刀时，朝鲜已经效法中华实行科举制，高句丽转向文治主义，爱上了“圣人之学”。知礼法方有廉耻，所以李退溪把“居敬”放在首位，认为要保持对圣贤之学的虔诚之心，因此而建立“敬哲学”。儒家耻感文化的两种不同输出，如果说日本是“私舍”，韩国就可谓“公家”。当代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最典型的儒家文明继承者，对于“小中华”的称谓颇有微词却也感到骄傲。对于耻辱的承受，现代韩国人仍旧保留着一丝春秋侠士的风范。
2004年6月，韩国一家被证实制作劣质饺子的公司总经理投江自杀，之前他写下遗书向国民谢罪，以“尽快洗清污点，恢复声誉”。2009年4月22日，深陷受贿丑闻的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最后一篇博客中写道：“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一个月后，他在老家金海市峰下村的山崖边纵身跃下。
这样的“面子自杀者”名单很长：现代峨山前总裁郑梦宪、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光州大学前董事长金仁坤、前国脚郑宗官……如此“要面子”也催生了三星、现代、LG、韩国足球这些在国际社会上实实在在为韩国人挽回面子的事物。
南开大学教授马德勇分析说，韩国人做事比较刚烈，他们不是不懂得“来日方长显身手”，更习惯立刻“甘洒热血写春秋”。朝鲜半岛在战时没有回旋余地，韩国人历来有一种危机和焦虑，遇到事情比较“急性子”“一根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半岛性格”。韩国学者李元烨曾剖析说，从朴正熙到卢泰愚，长期的军人政府统治下形成的军人作风，对韩国国民性格也有影响。
“如果回到韩国，哪怕是出门买罐可乐，都得打扮好才能出门。如果随便穿件运动衣出去，店员会看不起你，被朋友碰到，是很失身份的事。”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韩国人李周美表示，韩国的“面子社会”亦有其不便之处。韩国大部分人的收入中都有笔专门的费用，叫“维持面子费”。开豪车和开便宜车的，所受的待遇绝对不一样。80%的人为了找到好工作，不得不去整容。
南宋学者陆九渊认为：“人之患莫大乎无耻。”“耻感意识”作为儒家传统道德典范，不仅在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性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的日益加剧，东亚文化圈有幸能在传统价值中寻求对应的良策，比如新加坡已经在学校开设耻感教育课程。这凸显出，儒家优秀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的良性结合，仍然可以激发出社会的新活力。
一些高质量的回答谈到地理气候因素，落脚点也必然会提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的精神与现代制度结合后，创造出了井然有条的社会秩序和持续不息的经济奇迹。英国哲学家罗素将东亚理解为以儒学为底色的“文明实体”;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同样指出，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继承了儒教传统。
说到儒学大规模的系统性外传，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便是有“朝鲜朱熹”之称的李退溪（1501年—1570年）。他所在的李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派系斗殴，官员甚至在开会现场上演兵刃相接的流血事件，即“士祸”。对混乱的官场失去信心后，李退溪弃官从儒，在朱子哲学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
到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军人打进朝鲜，抢回来一些朝鲜士人的著作，当时，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僧人山崎暗斋（1618年—1682年）在书堆里淘到了李退溪与其门生的著作，读后醐醍灌顶，和尚也不当了，立马还俗开始研究儒学，牵强附会地把神道跟儒教撮合在一起而开创神儒“妙契”说。山崎暗斋及其门生的思想在狭长的岛国维系起天皇的“万世一系”，到明治维新后又为军国主义者利用。
因而，儒学的两名学生，冥冥之中萌生出两国家不同的“耻感意识”。
日本的“知耻不知罪”
有一天，山崎暗斋给学生上儒学课，提出一个“穿越”假设：我们天天读孔孟之书，学孔孟之道，如果有一天，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他们领军打到了日本，我们该怎么办？
全场弟子不知如何作答。只见山崎暗斋斩钉截铁地说：“万一不幸遇到这种场面，我们要披起甲胄，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战，把孔孟抓起来，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擒孔孟以报国恩”，即后人所谓的“山崎命题”。由此可窥见日本人对国家和集体的绝对服从，哪怕把自己尊崇的圣贤抓起来作为俘虏，也不是羞耻的事情;软弱无能、对社稷无功，是为羞耻。这样的耻感意识，在现代日本仍普遍存在。
关于公共交通上要不要给老弱孕妇病残让座的话题，至今在日本尚有争议。旅日作家唐辛子刚到日本时，看到电车里年轻人大大咧咧地坐着，老年人规规矩矩地站着，心中不免疑惑：“日本人那么讲礼貌，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她才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一名60岁的大学老师满头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性格开朗，极少以低能量状态示人。一次，唐辛子看到他闷闷不乐、唉声叹气，不解地问其缘由。这名老师告诉她，早晨乘电车时，居然有人给自己让座！
在《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的这种“耻感文化”归结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强调自律不同，日本的“耻感文化”重视他律，“要求外人在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
“47浪人”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说的是幕府统治时期，主君浅野侯受吉良侯羞辱后自杀，他的47名家臣誓死要为他报仇，他們卧薪尝胆，为了行动隐秘，有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父;为筹集刺杀活动的资金，有人竟将妻子卖到妓院做妓女。47武士最后杀死了吉良侯，他们因此被日本人视为民族精神象征。
在此，日本与中国的耻感文化也分道扬镳。战国时期齐国的王族田横，趁秦末大乱复兴故国，秉承战国养士之遗风，史称“齐人贤者多附焉”。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担心刘邦报复，便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连云港市前云台山田横岗）。刘邦敬仰田横，只希望他归降，不然就派大兵至岛上诛杀田横的五百名追随者。
为了让门下从客免遭屠戮，田横带着两名随从去见刘邦。走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地方，田横跟随的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你们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拔剑自刎。岛上五百士听闻噩耗，悲愤至极，纷纷自刎。
荆轲刺秦王，重的是国家大义;豫让刺杀赵襄子，维系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气节;田横五百士守义不辱，可谓两者兼顾。而引发47武士复仇的“赤穗事件”，却是诸侯内部贵族的私人恩怨和主仆“雇佣关系”的义理，日本死士的价值追求和彼岸世界还是狭义了一点。强人思维与狭隘的民族心理，造就了日本在某些历史事件上的“知耻不知罪”。
韩国的“半岛性格”与“面子社会”
朝鲜高宗时代的一本史志《海东续小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宣祖（1552年-1608年）时期，一名朝鲜使者到日本出差，到对马岛时，宴请他的岛主却自己迟到，而且“乘轿入门，至阶方下。”使者大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来这里，你们没有礼数，这饭不吃也罢。”遂拂袖而去，对马岛主吓得魂飞魄散，杀了轿夫斩其首谢罪。从此以后，“倭人敬惮，待之加礼，望见下马。”
古代相当一段时间，韩国对日本的蔑视都是赤裸裸的，称其为“夷狄”。李退溪写过一篇《甲辰乞勿绝倭使疏》，劝告朝鲜国王不要与日本一般见识，如果与夷狄“辩是非，争曲直”，就好比“督禽兽以行礼乐之事”。
当时的朝鲜如此牛气，是有点国家实力在撑腰的。985年，日本藩国还在拼刀时，朝鲜已经效法中华实行科举制，高句丽转向文治主义，爱上了“圣人之学”。知礼法方有廉耻，所以李退溪把“居敬”放在首位，认为要保持对圣贤之学的虔诚之心，因此而建立“敬哲学”。儒家耻感文化的两种不同输出，如果说日本是“私舍”，韩国就可谓“公家”。当代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最典型的儒家文明继承者，对于“小中华”的称谓颇有微词却也感到骄傲。对于耻辱的承受，现代韩国人仍旧保留着一丝春秋侠士的风范。
2004年6月，韩国一家被证实制作劣质饺子的公司总经理投江自杀，之前他写下遗书向国民谢罪，以“尽快洗清污点，恢复声誉”。2009年4月22日，深陷受贿丑闻的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最后一篇博客中写道：“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一个月后，他在老家金海市峰下村的山崖边纵身跃下。
这样的“面子自杀者”名单很长：现代峨山前总裁郑梦宪、全罗南道前知事朴泰荣、釜山前市长安相英、光州大学前董事长金仁坤、前国脚郑宗官……如此“要面子”也催生了三星、现代、LG、韩国足球这些在国际社会上实实在在为韩国人挽回面子的事物。
南开大学教授马德勇分析说，韩国人做事比较刚烈，他们不是不懂得“来日方长显身手”，更习惯立刻“甘洒热血写春秋”。朝鲜半岛在战时没有回旋余地，韩国人历来有一种危机和焦虑，遇到事情比较“急性子”“一根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半岛性格”。韩国学者李元烨曾剖析说，从朴正熙到卢泰愚，长期的军人政府统治下形成的军人作风，对韩国国民性格也有影响。
“如果回到韩国，哪怕是出门买罐可乐，都得打扮好才能出门。如果随便穿件运动衣出去，店员会看不起你，被朋友碰到，是很失身份的事。”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韩国人李周美表示，韩国的“面子社会”亦有其不便之处。韩国大部分人的收入中都有笔专门的费用，叫“维持面子费”。开豪车和开便宜车的，所受的待遇绝对不一样。80%的人为了找到好工作，不得不去整容。
南宋学者陆九渊认为：“人之患莫大乎无耻。”“耻感意识”作为儒家传统道德典范，不仅在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性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的日益加剧，东亚文化圈有幸能在传统价值中寻求对应的良策，比如新加坡已经在学校开设耻感教育课程。这凸显出，儒家优秀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的良性结合，仍然可以激发出社会的新活力。
李朝时期的朝鲜人李退溪弃官从儒，开启了儒学的系统性外传。到江户时期，日本僧人山崎暗斋淘到了李退溪与其门生的著作，大受启发开创了神儒“妙契”说。儒学的两名学生，冥冥之中萌生出两国不同的“耻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