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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电话不断，都是老战友问纪念活动情况的，现在报名参加的有五、六百人啦！”杨林祥说话的语气中透着兴奋。
杨林祥是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从今年4月起，他和韩学润等老兵就开始筹划，在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的那一天，即10月20日，在西安召开一个11师老兵参战50年纪念大会。
“参战的老兵们都是功臣，他们为保卫国家流血牺牲，为震国威、震军威做出了贡献。不是那一仗，中印边境不能安稳下来。”韩学润动情地对记者说。
对于中印自卫反击战，毛泽东当年曾有过这样一个判断：打好了，能安稳30年。“现在50年都过去了，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话。”韩学润说。
反蚕食斗争
“1962年开始反蚕食斗争时，西线是重点，东线配合西线。”曾任西藏阿里军分区政委的袁国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一直做着各种外交上的努力。
1954年初，印度和中国谈判并签订《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双方都回避了边界争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除了在开设商务代办处，开放山口、市场，以及香客往来的道路等方面达成一些协议外，主要解决的是英国侵略西藏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特权问题，比如印度撤走驻江孜和亚东的武装卫队，将其所办的邮电、驿站等以赎买方式移交给中国政府。
可是，印度丝毫不顾及双方长期形成的传统边界线，偷偷修改地图，将中印东段的边界线推到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上，并在地图上抹去了从1935年麦克马洪线被公开以来就一直注明的“边界未经定界”的字样。
关于麦克马洪线，周恩来总理曾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中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过，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西姆拉条约签字之前，在新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线从来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中国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和平，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解决。
在中段，印度把四块争议地区划入印度，包括波林三多。在中印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上，波林三多是中国刚向印度开放的10个市场之一。
在西段，印度把阿克赛钦及其以南地区约3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划进了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境内。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边境大建哨所，有的就建在中国的领土上。“到1962年秋季，印军在西线建的72个哨所中，有43个是设在中国领土之上，侵占了我国约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袁国祥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也恢复了边境巡逻，并采取“以进对进”和“顶、逼、堵、围”等手段抗敌，还在西段新设了35个哨所。
“人家先干了，我们才上去的。”贺登云回忆建哨卡的情形时说，“我们一直不主动惹事，但是你要开始了，我也不让。”
于是，中印在边境形成一种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局面。“双方站岗的哨兵，距离近到吸烟时能接上火。”辛文选回忆说。
辛文选记得，有段时间，双方相互用广播对对方进行宣传。“起初是印方一广播，我们同时用更大音量进行压制，高音喇叭的声音几十公里都听得见。后来改变方式了，他们播一段，我们播一段。”
1962年，东线印军兵力已增至两个师、五个旅，两万多人。他们新设了24个据点，不仅侵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地区，而且也将这条线以北的不少地方占领。
9月底，印军第七旅已全部推进到我克节朗河南岸，并强占战略要地，大设侵略据点10余处。
9月21日，印军对中国边防择绕桥的哨所进行袭击，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5人。中国多次向印度提出抗议和警告，还主动撤出了择绕桥西的哨所，希望坐下来谈判。但印度方面不仅不接受，反而开始进攻我方择绕桥东的哨所，还在白采、尺冬等处向我发起进攻。
10月10日，印军又从克节朗河上游渡河，在尺冬建立了哨所，并向在那里构筑工事的我军部队猛烈攻击，打死打伤33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打死印军7人，并夺回尺冬。
随着反蚕食斗争的升级，克节朗河谷已处于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
“为何要打这一场自卫反击战？毛主席很形象的一个说法是，‘人家把刀架在咱脖子上都忍着呢，现在，刀要往下砍，不能忍了！’”韩学润对记者说。
速战克节朗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西线和东线同时进行，克节朗一役是重中之重。
“印军在克节朗部署的是第41师第七旅。我方在开战前一直在森林里隐蔽了好几天。当时对打多大程度有不同意见，最后，毛泽东说按张国华的意思打，干掉他一个旅。”马学政对记者回忆说。
马学政是《雪域壮歌》一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转业前是11师31团参谋长，他采访过很多参加过中印反击战的富平籍老兵。
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为实现此战必胜的目标，中方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有1万人左右。
反击战开始前，于文彦所在的32团正在中尼边界竖界桩。他是无线电班的电台译电员，开战之前，他们首先从中尼边界撤回。10月中旬，他们到达错那县的麻麻—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战前训练，还学习用印语喊话。
“从麻麻到克节朗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最窄处骡马都难以通过。军区炮兵部队把汽车拖载的迫击炮、榴弹炮都从这里拆解后，用木棒绑成架子，把炮抬上阵地。”于文彦回忆说。
作为预备队士兵的于文彦，对这场战斗的记忆只是背炮弹。“19日接到命令，务必在当日天黑前，每人背两发120炮弹送到炮兵阵地。”于文彦说。
“克节朗战役炮火准备是半个小时，一门炮打100发，最后炮筒都被打红了。”老战士张世茂回忆说。
半个小时后，印军一个旅的前沿阵地基本被摧毁。接着，冲锋号一响，整个山谷“杀”声响成一片。
总攻令发出14个小时之后，战斗基本结束，印军第七旅全军覆没（900人被俘，其余被歼灭）。
作为支援，西藏山南分区部队同时向棒山口发起反攻。10月24日，我军抵达达旺河边，用行动否认了麦克马洪线。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和旅部直属人员逃入深山密林两天两夜后，因饥渴难耐，不得不走出森林，被我军俘虏。
为配合克节朗战役，我军还在西线进行了拔除印军据点的战斗。10月20日，首战只用了80分钟，就摧毁了敌人设在红山头的碉堡群，拿下敌连部。西 线战斗共拔除印军37个侵略据点，收复了大部分领 土。
打回谈判桌
10月20日战败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印度举国震惊。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东线部队停止追击，在达旺河待命。
“在西山口与敌人对峙了20多天，我们与敌人就隔一条达旺河。”杨林祥回忆说。
一发炮弹打过来，在杨林祥藏身的猫耳洞不远处落下，飞起的土块将杨林祥掩埋。“只漏了两条腿在外面，是班长雷崇弟把我给拉出来的，满脸都是土，鼻子、耳朵里都是。”杨林祥说，“今年6月，老班长去世了。”
尽管中国政府再一次呼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但尼赫鲁政府并不接受，反而积极备战。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增兵至5万余人，其中，把5个旅约两万人部署在了西山口到邦迪拉公路一线。印兵不断向达旺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进行袭扰性炮击，仅11月初就发射炮弹600多發。
11月5日，印军飞机居然飞到我国西藏的昌都、江达一带进行侦察。
针对印度的这一系列挑衅行为，中央军委开始部署再次反击印军的作战任务，分别从青海和四川调动55师和103师进军西藏。
为保证后勤供应，西藏军区以两位副司令员挂帅，分别率领7个工兵营和3个民工大队，在16天内抢修通了由错那到达旺的公路；同时修筑了从然乌到雄纠的急造公路，随后又把骡马大道抢修到了察隅。
印方在西山口到邦迪拉公路一线部署的兵力最多，但据刘伯承元帅分析，敌方布兵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打头、击背、截尾、剖腹”。
11月18日，我军发起总攻，展开了大迂回包围、大分割攻歼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
担任“打头”任务的是从青海进藏的55师；实施“剖腹”的是西藏边防部队，即419部队，原18军的老班底；负责“击背”的是山南军分区部队。迂回敌后的11师一部分进攻德让宗，配合“剖腹”行动，另一部分攻占邦迪拉，完成“截尾”任务。
不到两天时间，西山口要塞即被踩到我军脚下。
西山口—邦迪拉一役，我军10天之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全歼印军六十一旅及炮四旅，基本歼灭第四十八旅、六十九旅，击毙包括豪尔·辛格准将旅长在内的敌人2886人，俘虏2177人。进入这个地区的印军5个旅基本被消灭，被迫响应停战。
与此同时，以谭冠三政委为首的西藏军区直接指挥当时的林芝军分区、山南军分区和从拉萨抽调的其他部队共3000余人，于11月18日、19日在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中部地区分别向里米京、梅楚卡、都登三个方向上的入侵印军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先后拔除印军入侵据点16处，歼敌100多人。
为配合东线战役，西线继续拔除敌人据点，先后在热琼山脊、莫尔多山巅和敌人进行战斗，经过此阶段的战斗之后，印军设在我西段境内的43个据点，全部被拔除。
撤退的猜想
11月20日，尼赫鲁沮丧地宣布，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全线溃败，中国军队已经兵临印度边境重镇提斯普尔。
印度的阿萨姆邦，已开始组织军民撤退。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声明，自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宣布在9天之后，也就是12月1日起，中国军队撤到开战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这一决定，让众多参战的中国官兵无法接受。可是，作为命令，官兵们必须执行。
关于中方这一行动，英国《每日电讯报》说：“西方外交官们今天把中国的建议称做‘杰出的外交技术’。”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
连《印度时报》也说：“突然和出人意外的中国和平攻势，无疑在这里的政界和外交界人士中造成一种虎头蛇尾和慌乱的气氛。政府对于周密计划的中国行动也同样感到不知所措，这个行动是在最没有料到会采取的时候采取的。”“是伟大的骑士行动。”
对于这一胜利后的撤退行动，50年来国内也有多种说法。
张克己曾在西藏中印边境东段驻守过。他说，当年一个进藏人员需要8个后勤人员来保障，如果要守住收复的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得三、五万军队，再加上行政管理人员，就是10万人。“10万人，就需要80万人做后勤保障，这显然很难长期做到。”
“那时候增加一个兵非常困难，啥都要往上送。现在拿汽车送，过去汽车很难走，4个兵所用的物资，是一辆汽车一年的运输量。”贺登云的说法，与张克己不谋而合。
不是守不守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守住的问题。不知当时的决策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
尽管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发出的和平谈判建议依然采取的是不回应的消极态度，但却接受了停火的建议。此后，中印边境再无大的军事冲突，保持了50年的和平。
5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战士，如今都成了老人，不过，他们还是想举办一场纪念活动。“我的老连长已经89岁了，来不了，准备让孩子替他来。”杨林祥对记者说。
韩学润告诉记者，他从3年前开始就想这个事儿。“有些老兵，在西藏超期服役多年，退役后就回了农村老家，现在连个可以作为纪念的东西都没有。”
韩学润的老伴退休前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特意设计了一枚纪念章，准备在纪念活动那天，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兵。
杨林祥是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老兵，从今年4月起，他和韩学润等老兵就开始筹划，在中印自卫反击战打响的那一天，即10月20日，在西安召开一个11师老兵参战50年纪念大会。
“参战的老兵们都是功臣，他们为保卫国家流血牺牲，为震国威、震军威做出了贡献。不是那一仗，中印边境不能安稳下来。”韩学润动情地对记者说。
对于中印自卫反击战，毛泽东当年曾有过这样一个判断：打好了，能安稳30年。“现在50年都过去了，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话。”韩学润说。
反蚕食斗争
“1962年开始反蚕食斗争时，西线是重点，东线配合西线。”曾任西藏阿里军分区政委的袁国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一直做着各种外交上的努力。
1954年初，印度和中国谈判并签订《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双方都回避了边界争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除了在开设商务代办处，开放山口、市场，以及香客往来的道路等方面达成一些协议外，主要解决的是英国侵略西藏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特权问题，比如印度撤走驻江孜和亚东的武装卫队，将其所办的邮电、驿站等以赎买方式移交给中国政府。
可是，印度丝毫不顾及双方长期形成的传统边界线，偷偷修改地图，将中印东段的边界线推到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上，并在地图上抹去了从1935年麦克马洪线被公开以来就一直注明的“边界未经定界”的字样。
关于麦克马洪线，周恩来总理曾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中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过，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也即西姆拉条约签字之前，在新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线从来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中国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和平，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解决。
在中段，印度把四块争议地区划入印度，包括波林三多。在中印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上，波林三多是中国刚向印度开放的10个市场之一。
在西段，印度把阿克赛钦及其以南地区约3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划进了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境内。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边境大建哨所，有的就建在中国的领土上。“到1962年秋季，印军在西线建的72个哨所中，有43个是设在中国领土之上，侵占了我国约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袁国祥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也恢复了边境巡逻，并采取“以进对进”和“顶、逼、堵、围”等手段抗敌，还在西段新设了35个哨所。
“人家先干了，我们才上去的。”贺登云回忆建哨卡的情形时说，“我们一直不主动惹事，但是你要开始了，我也不让。”
于是，中印在边境形成一种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局面。“双方站岗的哨兵，距离近到吸烟时能接上火。”辛文选回忆说。
辛文选记得，有段时间，双方相互用广播对对方进行宣传。“起初是印方一广播，我们同时用更大音量进行压制，高音喇叭的声音几十公里都听得见。后来改变方式了，他们播一段，我们播一段。”
1962年，东线印军兵力已增至两个师、五个旅，两万多人。他们新设了24个据点，不仅侵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广大地区，而且也将这条线以北的不少地方占领。
9月底，印军第七旅已全部推进到我克节朗河南岸，并强占战略要地，大设侵略据点10余处。
9月21日，印军对中国边防择绕桥的哨所进行袭击，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5人。中国多次向印度提出抗议和警告，还主动撤出了择绕桥西的哨所，希望坐下来谈判。但印度方面不仅不接受，反而开始进攻我方择绕桥东的哨所，还在白采、尺冬等处向我发起进攻。
10月10日，印军又从克节朗河上游渡河，在尺冬建立了哨所，并向在那里构筑工事的我军部队猛烈攻击，打死打伤33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打死印军7人，并夺回尺冬。
随着反蚕食斗争的升级，克节朗河谷已处于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
“为何要打这一场自卫反击战？毛主席很形象的一个说法是，‘人家把刀架在咱脖子上都忍着呢，现在，刀要往下砍，不能忍了！’”韩学润对记者说。
速战克节朗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西线和东线同时进行，克节朗一役是重中之重。
“印军在克节朗部署的是第41师第七旅。我方在开战前一直在森林里隐蔽了好几天。当时对打多大程度有不同意见，最后，毛泽东说按张国华的意思打，干掉他一个旅。”马学政对记者回忆说。
马学政是《雪域壮歌》一书的编辑委员会主任，转业前是11师31团参谋长，他采访过很多参加过中印反击战的富平籍老兵。
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以南地区。为实现此战必胜的目标，中方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有1万人左右。
反击战开始前，于文彦所在的32团正在中尼边界竖界桩。他是无线电班的电台译电员，开战之前，他们首先从中尼边界撤回。10月中旬，他们到达错那县的麻麻—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战前训练，还学习用印语喊话。
“从麻麻到克节朗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最窄处骡马都难以通过。军区炮兵部队把汽车拖载的迫击炮、榴弹炮都从这里拆解后，用木棒绑成架子，把炮抬上阵地。”于文彦回忆说。
作为预备队士兵的于文彦，对这场战斗的记忆只是背炮弹。“19日接到命令，务必在当日天黑前，每人背两发120炮弹送到炮兵阵地。”于文彦说。
“克节朗战役炮火准备是半个小时，一门炮打100发，最后炮筒都被打红了。”老战士张世茂回忆说。
半个小时后，印军一个旅的前沿阵地基本被摧毁。接着，冲锋号一响，整个山谷“杀”声响成一片。
总攻令发出14个小时之后，战斗基本结束，印军第七旅全军覆没（900人被俘，其余被歼灭）。
作为支援，西藏山南分区部队同时向棒山口发起反攻。10月24日，我军抵达达旺河边，用行动否认了麦克马洪线。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和旅部直属人员逃入深山密林两天两夜后，因饥渴难耐，不得不走出森林，被我军俘虏。
为配合克节朗战役，我军还在西线进行了拔除印军据点的战斗。10月20日，首战只用了80分钟，就摧毁了敌人设在红山头的碉堡群，拿下敌连部。西 线战斗共拔除印军37个侵略据点，收复了大部分领 土。
打回谈判桌
10月20日战败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印度举国震惊。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东线部队停止追击，在达旺河待命。
“在西山口与敌人对峙了20多天，我们与敌人就隔一条达旺河。”杨林祥回忆说。
一发炮弹打过来，在杨林祥藏身的猫耳洞不远处落下，飞起的土块将杨林祥掩埋。“只漏了两条腿在外面，是班长雷崇弟把我给拉出来的，满脸都是土，鼻子、耳朵里都是。”杨林祥说，“今年6月，老班长去世了。”
尽管中国政府再一次呼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但尼赫鲁政府并不接受，反而积极备战。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增兵至5万余人，其中，把5个旅约两万人部署在了西山口到邦迪拉公路一线。印兵不断向达旺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进行袭扰性炮击，仅11月初就发射炮弹600多發。
11月5日，印军飞机居然飞到我国西藏的昌都、江达一带进行侦察。
针对印度的这一系列挑衅行为，中央军委开始部署再次反击印军的作战任务，分别从青海和四川调动55师和103师进军西藏。
为保证后勤供应，西藏军区以两位副司令员挂帅，分别率领7个工兵营和3个民工大队，在16天内抢修通了由错那到达旺的公路；同时修筑了从然乌到雄纠的急造公路，随后又把骡马大道抢修到了察隅。
印方在西山口到邦迪拉公路一线部署的兵力最多，但据刘伯承元帅分析，敌方布兵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打头、击背、截尾、剖腹”。
11月18日，我军发起总攻，展开了大迂回包围、大分割攻歼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
担任“打头”任务的是从青海进藏的55师；实施“剖腹”的是西藏边防部队，即419部队，原18军的老班底；负责“击背”的是山南军分区部队。迂回敌后的11师一部分进攻德让宗，配合“剖腹”行动，另一部分攻占邦迪拉，完成“截尾”任务。
不到两天时间，西山口要塞即被踩到我军脚下。
西山口—邦迪拉一役，我军10天之内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全歼印军六十一旅及炮四旅，基本歼灭第四十八旅、六十九旅，击毙包括豪尔·辛格准将旅长在内的敌人2886人，俘虏2177人。进入这个地区的印军5个旅基本被消灭，被迫响应停战。
与此同时，以谭冠三政委为首的西藏军区直接指挥当时的林芝军分区、山南军分区和从拉萨抽调的其他部队共3000余人，于11月18日、19日在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中部地区分别向里米京、梅楚卡、都登三个方向上的入侵印军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先后拔除印军入侵据点16处，歼敌100多人。
为配合东线战役，西线继续拔除敌人据点，先后在热琼山脊、莫尔多山巅和敌人进行战斗，经过此阶段的战斗之后，印军设在我西段境内的43个据点，全部被拔除。
撤退的猜想
11月20日，尼赫鲁沮丧地宣布，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全线溃败，中国军队已经兵临印度边境重镇提斯普尔。
印度的阿萨姆邦，已开始组织军民撤退。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国政府声明，自1962年11月2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并宣布在9天之后，也就是12月1日起，中国军队撤到开战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这一决定，让众多参战的中国官兵无法接受。可是，作为命令，官兵们必须执行。
关于中方这一行动，英国《每日电讯报》说：“西方外交官们今天把中国的建议称做‘杰出的外交技术’。”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
连《印度时报》也说：“突然和出人意外的中国和平攻势，无疑在这里的政界和外交界人士中造成一种虎头蛇尾和慌乱的气氛。政府对于周密计划的中国行动也同样感到不知所措，这个行动是在最没有料到会采取的时候采取的。”“是伟大的骑士行动。”
对于这一胜利后的撤退行动，50年来国内也有多种说法。
张克己曾在西藏中印边境东段驻守过。他说，当年一个进藏人员需要8个后勤人员来保障，如果要守住收复的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得三、五万军队，再加上行政管理人员，就是10万人。“10万人，就需要80万人做后勤保障，这显然很难长期做到。”
“那时候增加一个兵非常困难，啥都要往上送。现在拿汽车送，过去汽车很难走，4个兵所用的物资，是一辆汽车一年的运输量。”贺登云的说法，与张克己不谋而合。
不是守不守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守住的问题。不知当时的决策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考量。
尽管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发出的和平谈判建议依然采取的是不回应的消极态度，但却接受了停火的建议。此后，中印边境再无大的军事冲突，保持了50年的和平。
5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战士，如今都成了老人，不过，他们还是想举办一场纪念活动。“我的老连长已经89岁了，来不了，准备让孩子替他来。”杨林祥对记者说。
韩学润告诉记者，他从3年前开始就想这个事儿。“有些老兵，在西藏超期服役多年，退役后就回了农村老家，现在连个可以作为纪念的东西都没有。”
韩学润的老伴退休前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特意设计了一枚纪念章，准备在纪念活动那天，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