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7日午夜，导演尹力看到了田壮壮发的朋友圈。
　　“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体验的一切，这即是佛。”
　　尹力记得，3月时，他和老同学陈凯歌、田壮壮聚会，田壮壮告诉他们，医生很有信心，希望能发生奇迹。
　　早在2月，就传过一次“于蓝去世”的消息，后经证实是误传，只是深度昏迷。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
　　尹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蓝所塑造的形象中，江姐在气质和阅历上是与她本人最接近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她们都是有信念、内心充盈着理想主义的人。后来同类的影视剧层出不穷，但观众心目中的江姐就是于蓝。于蓝年轻时作为“22大明星”非常耀眼，60岁后组建、领导儿童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儿童电影界的旗帜性人物，夕阳时期还能这么绚丽，很少见。

延安，延安

　　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借着第四届儿童少年“童牛奖”评奖在自贡举行之机，年近七十的于蓝终于圆了多年的梦想：去看“江姐”的家乡。
　　站在江姐故居的残垣前，她再也忍不住情绪。江姐只比她大一岁，两人追随着同样的信仰，在同一年入党。江姐为这信仰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而她却是一个“幸存者”，仅仅因为扮演过江姐到处享受着人民对江姐的爱戴。她控制不住地哭了。
　　于蓝和江姐都是1939年入党的。
　　在于蓝的记忆中，1939年春的延安，春意盎然。这是17岁的她投奔延安后的第一个春天。她给在大后方昆明的哥哥写信：“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年轻又有普通话优势的她活跃在延安的文娱舞台上。鲁迅艺术学院来挑演员，她被挑中了。她想着先去鲁艺“玩”两年吧，结果一玩就是一辈子。
　　于蓝常常回忆鲁艺。这里有延安唯一一座未被轰炸的教堂，教堂后有绿色的山谷，山谷两侧打凿了许多窑洞，错落有致，还有宽敞的篮球、排球场地。夏天，延河清澈碧绿，是天然的游泳池;冬天，延河冰封，又是别样景致。同学们自制冰刀，自由滑跑。周末常举行交际舞会，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来参加过。校园边边角角开荒种起了茄子、西红柿、黄瓜，不仅有蔬菜吃，还可以隔三差五吃顿肉。
　　来自国统区的大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并进行小品练习。每句台词都要寻找出“潜台词”。
　　但延安也并不是四季如春。1943年，延安整风转为审干。每天不是大会“坦白”，就是小会“帮助”。有次她所在的实验剧团召开“坦白大会”，坦白的人是与她同过台的一位战友，在这个过程中，与这人一起来延安的一位女团员一直在发抖。坐在她旁边的于蓝认为她一定有问题，就向组织做了汇报。最后经过甄别，他们和绝大多数被抢救的人一样，都没有问题。
　　当时于蓝不明白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发抖，多年后，她才能理解。这场运动在她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说，这使得她在“文革”的后期有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任你如何诱导，我都能坚定地不去承认自己是什么‘分子’！”

“22大”明星

　　于蓝拍的第一部影片是1949年的《白衣战士》，扮演中国的“南丁格尔”、医疗队长庄毅。她才知道，银幕和舞台不同。她被认为没有“开麦拉face”（上镜的脸），一举手一投足都不知所措，十分苦恼。
　　1950年，于蓝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在《翠岗红旗》中担任女主角。在毕业于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的知名导演张骏祥的指导下，她打开了银幕视觉，开始体会到视觉艺术的魅力，懂得银幕上的表演宁可不够，也不要过火。
　　1951年3月至4月，新中国进步影片第一次大规模展映启动，展出了《翠岗红旗》《白毛女》等27部影片。张平、于蓝、田华等出身解放区的“文艺战士”集体亮相，跃上新中国舞台。这一年，于蓝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谦虚、质朴而又真诚”，成为她的形象特质。
　　50年代，于蓝还出演了《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尹力說，于蓝的身份与《龙须沟》《林家铺子》等影片中的底层劳动妇女有一定距离，但是她贡献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出，戏份不重分量重。田壮壮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较于母亲担纲主角的影片，《林家铺子》和《龙须沟》更打动他，因为这两个角色更难处理，超出她的生活经验范畴。
　　60年代初是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面临调整，在电影界则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明星”。1962年4月，22位“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诞生，俗称“22大明星”。
　　名额被首先分到四大电影制片厂，上影厂最多，其次是北影厂、长影厂和八一厂，各厂自行筛选后上报。其中既包括赵丹、白杨、秦怡等解放前已成名的上海滩明星，也包括张平、于蓝、田华等解放区文艺战士，还有祝希娟等新中国培养的青年演员。于蓝获选时，已经43岁了。
　　一时间，全国各大影院都悬挂起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8个月里，北京市美术公司销售了71万张明星照。但风气很快变化。1964年9月，电影局下达《关于撤销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的通知》，改革开放前唯一一次被官方背书的追星潮就此结束。

永远的江姐

　　1961年冬，于蓝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连载的小说《红岩》，被深深吸引。不久，她接到副导演欧阳红缨和多次合作过的导演张水华的电话，三人一拍即合，开始筹拍这部片子。
　　剧本三易其稿还是不行，最后终于说服了夏衍来帮助完成文学本。在广东休养的夏衍用3天时间听他们讲完材料，忽然问：“你们怎么不写江姐？”一周后，夏衍的文学本出来了，把本来只有两场戏的江姐改成了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 　　起初，于蓝看了这个剧本后并不满意，觉得不像小说那样感人，革命的劲头写得不够足，许多精彩斗争没有写进去，如成岗和《挺进报》的故事那么精彩，可是一点也没有涉及。日后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当时真是“左”得可观，文艺知识又极其浅薄。事后她从几代人的口碑中逐渐明白，夏衍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分手时，夏衍叮嘱于蓝，千万不要把江姐演成刘胡兰，也不要演成赵一曼，不要横眉冷对，表现于外。
　　沿着这个提示，于蓝琢磨出，江姐感情丰富而炽热，又有着超出常人的冷静与从容。她努力捕捉这两种色彩的反差，终于找到了江姐的沉静气质的根源：善于思考。
　　北京电影学院57级表演班的刘诗兵当时已留校任教，带着学生去北影厂的外景场地看于蓝拍摄这部片子。
　　那是一场江姐看到丈夫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墙上的戏。于蓝被浇得浑身湿透，但是拍完了仍然留下来帮着收拾场地电源线，没有马上离开去换衣服、卸妆。此后很多年里，刘诗兵多次对学生们回忆起这一幕。
　　刘诗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蓝扮演江姐，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她的形象、年龄、气质都与江姐接近，二是她的革命经历使她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角色。每个角色的创作，最终都要从自身找到和角色共同的东西。
　　1964年12月，拍摄工作结束，工作样片也已经周扬和林默涵审过。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江青同志”要来看片。
　　江青一身黑色斗篷到来。审片时，她说许云峰的气质不对，又说江姐没有英气，简直像个小教员，影片太糟了，小改没用，就这样上映，供大家批判吧。

　　影片以《烈火中永生》之名上映时，文艺界已开始批“夏陈（荒煤）路线”，编剧没有署夏衍之名，而用了“周皓”这个笔名来代替。
　　不久，于蓝自己也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烈火中永生》副导演赵元总是被叫去陪斗。她回忆，于蓝总是淡然地由着造反派押进押出，批斗回来就躺在铺板上，悄悄吞一片安定，掏出一块小手绢往脸上一盖睡觉，养精蓄锐准备迎接下一次冲击。

创办童影厂

　　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文化部党组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推荐年届60的于蓝为厂长。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卢刚调来童影厂做导演时，北影厂只有6个人，两间办公室。
　　卢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2大”老艺术家他接触过一半，年轻一代的演员更接触过很多，于蓝是最好打交道的。她办事不来虚的，没有架子，让无职无权的普通人感到亲和。
　　童影厂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谷守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儿童电影的发行很难，为争取发行渠道，于蓝经常去寻求邓颖超、康克清等老领导的支持。
　　北影厂导演张郁强执导过的电影里，儿童承担了重要角色。于蓝发现了他，把他挖来童影厂。
　　张郁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蓝是很多儿童电影从业者的引路人。她正直坦率，有话直说，从不拐弯抹角，他心目中的延安老革命就该是这种样子。于蓝对政治原则和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考虑得比较多，有一些大家觉得挺有才华和深度、能够代表年轻人想法的片子，她并不一定都認同，但她绝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而是努力更新观念以跟上时代发展。
　　童影厂厂长黄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于蓝先后创办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中国电影童牛奖、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协调委员会，事实上是“一花开五叶”。
　　1999年，童影厂等8家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童影厂的员工被打散分到各个部门，生产任务也转而由集团下属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担。
　　第二年，79岁的于蓝正式退休，依然担任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这年2月，她给朱镕基写信，呼吁要保护民族品牌，朱镕基等领导人都作了批示。
　　童影厂的品牌维护，成了于蓝余生都未曾放下的牵挂。
　　童影厂撤销后，与于蓝同住一栋楼的谷守利经常看到于蓝家灯火通明。她的身边围绕着很多儿童电影从业者和爱好者，“那一帮人都是儿童电影狂人”。

“很想再演下去”

　　退休后，于蓝应邀在黄宏导演的儿童影片《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中友情出镜，这是她自28年之前参演《侦察兵》后首次出镜，得到了平生最高的2万元酬劳。拿到酬劳后，她直接去银行把钱捐给了吉林省白山市孤儿院。
　　于蓝的家陈设朴素，墙上挂着于蓝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还有已故爱人田方的照片。她70多岁时开始学电脑，有不懂的地方就给住在楼上的卢刚打电话，请他下楼来教她。
　　于蓝每天都要画画，在楼道里锻炼。她说人活着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心情愉快、心态平和，简简单单地生活，死而无憾。
　　因为身体状况，她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而且除了战争题材影片，现在的电影题材她也不太关心。但对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活动，她有求必应。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秘书长黄小雷说，每次去拜访于蓝，她一定要坐着轮椅颤颤巍巍把客人送到电梯口，看着电梯门关上。每次应邀出席晚会和典礼，她都会穿上一件灰色西式套装。参加活动前，她会认真地准备发言稿，用电脑先打出来，然后默诵。
　　2018年，97岁的于蓝出演了为纪念抗战胜利73周年而拍摄的《那些女人》。虽然戏份不多，但她开心极了。她说：“还能演戏，真的太好了！很想再演下去。”
　　这年10月，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侯克明和童影厂厂长黄军去积水潭医院看望住院的于蓝，她在病床上还在给中央主要领导写信，呼吁儿童电影进校园。12月，她转到中日友好医院治疗，又给国家电影局写信，请求保留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这是她最后一次执笔写信。
　　卢刚说，拍儿童片无名无利，投资低报酬低，没有献身精神是坚持不下去的，他是受于蓝的影响，才将这项事业坚持到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