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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卫平（1975- ），男，山东梁山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政党比较。
摘 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人民行动党通过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在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和谐的党群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了新加坡的长期和谐稳定，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36-04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的新加坡,社会和谐成为使新加坡独立后获得迅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李光耀曾多次强调，要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定要有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任何东西比政治动乱、或更糟的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破坏来得更大。在多民族社会里，没有其他东西比民族对抗、对土地和资源分配的冲突来得更加严重”［1］143-144。因此，在李光耀的政治字典里，和谐压倒一切。在他领导期间,人民行动党通过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在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形成了和谐的党群关系、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劳资关系，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
一、发展和谐的党群关系
人民行动党始终以“促进国家福利和人民幸福”为宗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和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密切党与民众的联系。在这些措施中，最典型的是人民行动党制定并长期坚持实行的议员接待日制度。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选区民众的活动，是人民行动党的所有议员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在接待日，民众没事可以不来，但议员必须按时到场。由于议员接待民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所以一般是安排在晚上，接待民众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公开和固定的。议员的接待活动只规定开始的时间，而不规定结束时间，因为只要还有一位民众没有反映完问题，接待就不能结束。选民遇到的问题，大到失业找工作，小到社区发现苍蝇、蚊子，都可以找议员要求帮助。民众在接待活动中反映的情况，议员能够当场回答或解决的则就地解决，涉及政府各部门的由议员本人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后还会不断催问解决的结果。对于那些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则由议员向民众做好说服工作。对于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民众反应强烈的问题，议员还可提请国会或政府进行审议，以制定或修订政策法令的方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除此以外，人民行动党要求本党议员在四年任期内，至少要到选区内的家庭拜访三次。通过这些活动，人民行动党强化了议员“权力来自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的观念。议员在接待室的醒目位置悬挂起“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条幅，通过解决一件件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小事，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也充分体现了造福于民的理念。如：全面实施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援助社会弱势人群的计划。在经济衰退时期，人民行动党提出了“五民策略”，即：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在各区设立幼儿园；开展一系列同成年人、老年人和医药保健有关的工作，其目的都在于让人民安居乐业，平稳地度过困难时期。
由此可见，新加坡社会的和谐，首先在于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一套联系群众的制度，形成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建立了和谐的党群关系。没有服务民众、造福国家的理念，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基础不会如此牢固，社会也不可能如此和谐。
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这使新加坡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新加坡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和帮派构成不仅多，而且差异大。他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加之因经济地位不同而来的阶级差别，新加坡的社会构成就更复杂了，所以新加坡实在是个极易分裂的社会，这也是新加坡的国情、社会的现实”［2］。
为了在这样的多元环境里构建和谐社会，人民行动党首先建立了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民众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新加坡独立以来，由于国家的特殊性，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一直致力于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各种族、各宗教都能接受的、具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体系——共同价值观。1988年10月，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建议要发展“国家意识”，他把这种国家意识称为各个种族和所有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此后，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和修改，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审议并批准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规定以（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共同价值观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又奠定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取向，蕴涵着促进新加坡长治久安的基本精神，规定了新加坡和谐、统一、繁荣、稳定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标准。尽管这一共同价值观并非是通过各种价值观的“自由碰撞”而自然形成的，但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推行中采取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方法，力求在和谐环境中求统一，通过舆论导向，使人们逐渐适应共同价值观，并最终使之成为保证新加坡长期稳定的国家主体意识，成为人民行动党团结、凝聚民众的精神武器。
其次，人民行动党政府积极推行了种族、宗教和谐政策。在种族和谐方面，为了消除各种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人民行动党推行了双语教育制度，规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了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另外，各种族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双语教育制度从文化和语言上减弱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加了相互的接触和交往。为了维护种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在推行组屋制度时，政府规定了在各居住区居民的民族比例，以促进民族融合。如规定各居住区居民的种族比例为：“华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84%，每座楼房不能超过87%；马来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22%，每座楼房不能超过25%；印度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10%，每座楼房不能超过13%。”［3］另外，人民行动党还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少数民族在议会中的代表权、限制华人社团的作用。例如，独立后不再从传统帮派社团首领中挑选高层管理人才，政府高官大都不加入传统宗乡会馆的活动等。同时，政府大力扶持各类跨种族、跨帮派的社团。在宗教和谐方面，早在1959年3月，新加坡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由各派宗教领袖组成的宗教联合会，旨在使新加坡多元宗教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团结的力量，而不是成为国民分裂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了紧张局面，为此，《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建议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一些基本原则，作为新加坡各种宗教团体和信徒在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时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1990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维持宗教和谐法案》，将《白皮书》的建议正式确立为宗教团体和教徒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还赋予政府专门的权力以维护教派关系的和谐。人民行动党对待宗教和教徒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宗教必须与政治分开。“宗教团体必须把人民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留给非宗教团体，如政党，去处理。……把宗教和政治分开，各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容忍，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4］。为避免宗教信徒只专注于参与所属宗教团体的活动而减少了同其他宗教信徒的交流，以至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联系。2006年10月7日，政府总理李显龙在为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在碧山设立的“和谐中心”（Harmony Centre）主持开幕时指出，新加坡人不只要维持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的宗教和谐，也必须维持所有宗教及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和谐关系。李显龙在典礼上宣布，政府设立了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常务委员会，以加强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联系与互信。
再次，用法治保证社会和谐。新加坡的法律规范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立法之多，法律调节范围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例如，新加坡的高额罚款便让许多人不寒而栗。新加坡社会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新加坡是一个好社会，另一个便是指它也是一个充满罚款的社会。“新加坡罚款不仅名目繁多，且数额也颇为壮观。路上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在公共场所吸烟，罚款500新元；上厕所未冲水，罚款1000新元等等。据新加坡统计局统计，仅1981-1990年这10年，全国所收罚金总额便达9.1亿新元”［5］。而且，“如果因违法犯罪行为被开除工职，公积金也将被没收。由于公积金在新加坡是全民推行，而且工作年限越长，数额越大。如果因一项小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全部没收，个人损失实在太大。因此，公积金制度实际已成为政府实行严格管理的强大后盾，对违法犯罪分子具有巨大的威慑力”［1］50-51。严格的法治使大多数新加坡人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也使新加坡在建国后很短时间里,便由一个脏、乱、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市容整洁美观、社会秩序井然、人民有礼守法、官吏廉洁高效、人民积极向上的国家。
三、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新加坡能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主要得益于人民行动党处理好了与工会的关系。在新加坡，工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既是人民行动党上台的重要支持者，又曾作为反对派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关系。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逐步将工会改造成为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协调劳资关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职总是新加坡唯一的工会联合组织。根据新加坡法律，全国职总不是人民行动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而是独立的工会组织。但实际上，全国职总在大政方针、路线和重大问题上，都是按政府的意图行事的，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执政党领导的。李光耀上台后，促使众多各色工会逐渐融入亲政府的“全国职工总会”。人民行动党对全国职总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人士参与来实现的。全国职总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都是由副总理或人民行动党其他高层兼任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的大批干部也被选到全国职总总部及其属下工会工作。在各级工会任职的专业人士中，不少是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这有助于加强人民行动党对工会的领导能力。许多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一些人民行动党内阁部长，同时出任各级工会的顾问，这也加强了人民行动党与全国职总的密切关系。另外，由于全国职总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的，这就从经济上实现了政府对全国职总的领导。
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工会的合作，包括双方人员的交叉任职、政策支持和建立协商机制这样三种方式。
第一，通过双方人员的交叉任职实现合作。全国职总与人民行动党之间被称为“共生关系”。李光耀曾经说，为了维系行动党政府与职总之间的共生关系，鼓励职总安排一些国会议员全职负责工会事务，并委任另一些议员到各个工会担任顾问。这样，既便于有人在内阁替工会说话，政府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工会的观点。同时，一些工会领导也被动员进入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中工作。这样，工会便实际地参与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决策。
第二，人民行动党与全国职总彼此支持对方的政策。在国内外大政方针上，全国职总都力求与人民行动党政府保持一致。比如，新加坡一直强调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稳定，而工业和谐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政府大力提倡劳资政三方的合作关系，鼓励工会积极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政府支持全国职总，全国职总也拥护政府，劳资政三方密切合作，使劳资关系一直较为融洽。从1986年至今，新加坡一直没有出现过罢工，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少有的，其中，全国职总起了至关重要的说服教育作用。同时，政府也确保全国职总及其下属工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性角色。 1985年和1986年,因受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新加坡经济衰退,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为了渡过难关，全国职总根据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建议,决定支持政府冻结工资两年的决定。职总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向职工做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职工接受了政府的决定。
第三，通过协商进行合作。1969年召开的全国职总研讨会正式确立了政府—劳—资三方联合协商机制。李光耀对三方职责的设想是：政府负责调节；工人受到保护，不反政府与资方；资本家获得合理利润，并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贡献。［6］新加坡职工总会、新加坡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协商机制，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三方通过调解、协商或仲裁等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保证了新加坡工业关系的稳定。比如，建立工会、政府和资方联合参加的协调机构，协商解决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全国工资理事会就是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工资理事会作为一个官方咨询机构，是由政府、工会和资方人数均等的三方代表共同组成的，政府另任命一名独立人士担任主席。工资理事会每年都要提出一个工资计划，保证工资有序增长；建立与新加坡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提出有关奖励制度的建议，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生产力。在工资理事会中，劳资双方经常就工资和分红问题进行协商，政府则根据需要从中进行平衡或施压。围绕工资和分红，劳资双方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论，政府这时就充当“裁判”，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有工资理事会这么一个官方机构，尽管常有分歧，但劳资双方仍很容易达成妥协。除了工资理事会外，在新加坡的公积金、生产力指导活动等涉及劳资双方利益的领域，均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参与建立三方协调机制。新加坡的社会协商机制，一方面以政府干预和工会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导，使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雇主的利益。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新途径，一种符合新加坡政治理念、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
同时，人民行动党主要通过制定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来调整劳资关系，尽量减少工会的直接介入。《职工会法》、《工业关系法》和《雇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将雇员的基本工资标准、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等，都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还明确了资方在招工、解雇、任免等方面的权力。［7］总之，工会既有自己的利益，又从属于政府的领导。这种从体制上确立的政府与工会的关系，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精英们来说，任何社会的平衡都是动态的，社会和谐只能在发展中实现。这就要求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它们与外部的关系上不断进行调整。比如，在与工会的关系上，新加坡政府的努力方向，就是在确保政府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逐步放松对工会的控制，给工会以更大的自主权。由于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劳资关系的和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冲击。
参考文献：
［1］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新加坡的精神文明［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2］黄松赞.简论“新加坡特色”［J］.东南亚研究，1992(3/4).
［3］王子昌.善政和善治：新加坡“好政府”模式的理论定位与走势［J］.当代亚太,2002(8).
［4］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313.
［5］金湘.腾飞的东盟六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156-157.
［6］尹小康.李光耀政治思想管窥［J］.东南亚研究,1989(1)：51-62.
［7］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1-192.
责任编辑：王清明
摘 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人民行动党通过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在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和谐的党群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了新加坡的长期和谐稳定，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36-04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成为执政党后，一直致力于构建和谐的新加坡,社会和谐成为使新加坡独立后获得迅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李光耀曾多次强调，要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定要有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任何东西比政治动乱、或更糟的政治冲突，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破坏来得更大。在多民族社会里，没有其他东西比民族对抗、对土地和资源分配的冲突来得更加严重”［1］143-144。因此，在李光耀的政治字典里，和谐压倒一切。在他领导期间,人民行动党通过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在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形成了和谐的党群关系、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劳资关系，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
一、发展和谐的党群关系
人民行动党始终以“促进国家福利和人民幸福”为宗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和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密切党与民众的联系。在这些措施中，最典型的是人民行动党制定并长期坚持实行的议员接待日制度。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选区民众的活动，是人民行动党的所有议员必须遵守的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在接待日，民众没事可以不来，但议员必须按时到场。由于议员接待民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所以一般是安排在晚上，接待民众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公开和固定的。议员的接待活动只规定开始的时间，而不规定结束时间，因为只要还有一位民众没有反映完问题，接待就不能结束。选民遇到的问题，大到失业找工作，小到社区发现苍蝇、蚊子，都可以找议员要求帮助。民众在接待活动中反映的情况，议员能够当场回答或解决的则就地解决，涉及政府各部门的由议员本人向相关部门反映，过后还会不断催问解决的结果。对于那些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则由议员向民众做好说服工作。对于那些带有普遍性的、民众反应强烈的问题，议员还可提请国会或政府进行审议，以制定或修订政策法令的方法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除此以外，人民行动党要求本党议员在四年任期内，至少要到选区内的家庭拜访三次。通过这些活动，人民行动党强化了议员“权力来自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的观念。议员在接待室的醒目位置悬挂起“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条幅，通过解决一件件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小事，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具体政策时，也充分体现了造福于民的理念。如：全面实施了“居者有其屋”计划，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援助社会弱势人群的计划。在经济衰退时期，人民行动党提出了“五民策略”，即：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在各区设立幼儿园；开展一系列同成年人、老年人和医药保健有关的工作，其目的都在于让人民安居乐业，平稳地度过困难时期。
由此可见，新加坡社会的和谐，首先在于人民行动党建立了一套联系群众的制度，形成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建立了和谐的党群关系。没有服务民众、造福国家的理念，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基础不会如此牢固，社会也不可能如此和谐。
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这使新加坡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新加坡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和帮派构成不仅多，而且差异大。他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加之因经济地位不同而来的阶级差别，新加坡的社会构成就更复杂了，所以新加坡实在是个极易分裂的社会，这也是新加坡的国情、社会的现实”［2］。
为了在这样的多元环境里构建和谐社会，人民行动党首先建立了能够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民众团结起来的“共同价值观”。新加坡独立以来，由于国家的特殊性，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一直致力于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各种族、各宗教都能接受的、具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体系——共同价值观。1988年10月，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建议要发展“国家意识”，他把这种国家意识称为各个种族和所有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此后，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和修改，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审议并批准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规定以（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尊重个人；（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共同价值观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又奠定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取向，蕴涵着促进新加坡长治久安的基本精神，规定了新加坡和谐、统一、繁荣、稳定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标准。尽管这一共同价值观并非是通过各种价值观的“自由碰撞”而自然形成的，但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推行中采取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方法，力求在和谐环境中求统一，通过舆论导向，使人们逐渐适应共同价值观，并最终使之成为保证新加坡长期稳定的国家主体意识，成为人民行动党团结、凝聚民众的精神武器。
其次，人民行动党政府积极推行了种族、宗教和谐政策。在种族和谐方面，为了消除各种族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人民行动党推行了双语教育制度，规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了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另外，各种族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双语教育制度从文化和语言上减弱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加了相互的接触和交往。为了维护种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在推行组屋制度时，政府规定了在各居住区居民的民族比例，以促进民族融合。如规定各居住区居民的种族比例为：“华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84%，每座楼房不能超过87%；马来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22%，每座楼房不能超过25%；印度族人口在邻区不能超过10%，每座楼房不能超过13%。”［3］另外，人民行动党还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少数民族在议会中的代表权、限制华人社团的作用。例如，独立后不再从传统帮派社团首领中挑选高层管理人才，政府高官大都不加入传统宗乡会馆的活动等。同时，政府大力扶持各类跨种族、跨帮派的社团。在宗教和谐方面，早在1959年3月，新加坡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由各派宗教领袖组成的宗教联合会，旨在使新加坡多元宗教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团结的力量，而不是成为国民分裂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各教派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了紧张局面，为此，《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建议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一些基本原则，作为新加坡各种宗教团体和信徒在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时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1990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维持宗教和谐法案》，将《白皮书》的建议正式确立为宗教团体和教徒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还赋予政府专门的权力以维护教派关系的和谐。人民行动党对待宗教和教徒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宗教必须与政治分开。“宗教团体必须把人民的经济和政治需要留给非宗教团体，如政党，去处理。……把宗教和政治分开，各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容忍，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4］。为避免宗教信徒只专注于参与所属宗教团体的活动而减少了同其他宗教信徒的交流，以至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联系。2006年10月7日，政府总理李显龙在为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在碧山设立的“和谐中心”（Harmony Centre）主持开幕时指出，新加坡人不只要维持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的宗教和谐，也必须维持所有宗教及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和谐关系。李显龙在典礼上宣布，政府设立了全国种族与宗教和谐常务委员会，以加强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的联系与互信。
再次，用法治保证社会和谐。新加坡的法律规范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立法之多，法律调节范围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例如，新加坡的高额罚款便让许多人不寒而栗。新加坡社会被外人称为“a fine society”，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新加坡是一个好社会，另一个便是指它也是一个充满罚款的社会。“新加坡罚款不仅名目繁多，且数额也颇为壮观。路上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在公共场所吸烟，罚款500新元；上厕所未冲水，罚款1000新元等等。据新加坡统计局统计，仅1981-1990年这10年，全国所收罚金总额便达9.1亿新元”［5］。而且，“如果因违法犯罪行为被开除工职，公积金也将被没收。由于公积金在新加坡是全民推行，而且工作年限越长，数额越大。如果因一项小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全部没收，个人损失实在太大。因此，公积金制度实际已成为政府实行严格管理的强大后盾，对违法犯罪分子具有巨大的威慑力”［1］50-51。严格的法治使大多数新加坡人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也使新加坡在建国后很短时间里,便由一个脏、乱、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市容整洁美观、社会秩序井然、人民有礼守法、官吏廉洁高效、人民积极向上的国家。
三、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新加坡能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主要得益于人民行动党处理好了与工会的关系。在新加坡，工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既是人民行动党上台的重要支持者，又曾作为反对派对人民行动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关系。人民行动党执政后，逐步将工会改造成为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协调劳资关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职总是新加坡唯一的工会联合组织。根据新加坡法律，全国职总不是人民行动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也不是一个政府部门，而是独立的工会组织。但实际上，全国职总在大政方针、路线和重大问题上，都是按政府的意图行事的，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执政党领导的。李光耀上台后，促使众多各色工会逐渐融入亲政府的“全国职工总会”。人民行动党对全国职总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人士参与来实现的。全国职总的第一把手和秘书长，都是由副总理或人民行动党其他高层兼任的。同时，人民行动党的大批干部也被选到全国职总总部及其属下工会工作。在各级工会任职的专业人士中，不少是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这有助于加强人民行动党对工会的领导能力。许多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一些人民行动党内阁部长，同时出任各级工会的顾问，这也加强了人民行动党与全国职总的密切关系。另外，由于全国职总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的，这就从经济上实现了政府对全国职总的领导。
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工会的合作，包括双方人员的交叉任职、政策支持和建立协商机制这样三种方式。
第一，通过双方人员的交叉任职实现合作。全国职总与人民行动党之间被称为“共生关系”。李光耀曾经说，为了维系行动党政府与职总之间的共生关系，鼓励职总安排一些国会议员全职负责工会事务，并委任另一些议员到各个工会担任顾问。这样，既便于有人在内阁替工会说话，政府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工会的观点。同时，一些工会领导也被动员进入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中工作。这样，工会便实际地参与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决策。
第二，人民行动党与全国职总彼此支持对方的政策。在国内外大政方针上，全国职总都力求与人民行动党政府保持一致。比如，新加坡一直强调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稳定，而工业和谐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政府大力提倡劳资政三方的合作关系，鼓励工会积极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政府支持全国职总，全国职总也拥护政府，劳资政三方密切合作，使劳资关系一直较为融洽。从1986年至今，新加坡一直没有出现过罢工，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少有的，其中，全国职总起了至关重要的说服教育作用。同时，政府也确保全国职总及其下属工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性角色。 1985年和1986年,因受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新加坡经济衰退,出现了少有的负增长。为了渡过难关，全国职总根据全国工资理事会的建议,决定支持政府冻结工资两年的决定。职总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向职工做大量说服工作，终于使职工接受了政府的决定。
第三，通过协商进行合作。1969年召开的全国职总研讨会正式确立了政府—劳—资三方联合协商机制。李光耀对三方职责的设想是：政府负责调节；工人受到保护，不反政府与资方；资本家获得合理利润，并对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贡献。［6］新加坡职工总会、新加坡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协商机制，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三方通过调解、协商或仲裁等方式来解决劳资纠纷，保证了新加坡工业关系的稳定。比如，建立工会、政府和资方联合参加的协调机构，协商解决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全国工资理事会就是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工资理事会作为一个官方咨询机构，是由政府、工会和资方人数均等的三方代表共同组成的，政府另任命一名独立人士担任主席。工资理事会每年都要提出一个工资计划，保证工资有序增长；建立与新加坡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提出有关奖励制度的建议，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生产力。在工资理事会中，劳资双方经常就工资和分红问题进行协商，政府则根据需要从中进行平衡或施压。围绕工资和分红，劳资双方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论，政府这时就充当“裁判”，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有工资理事会这么一个官方机构，尽管常有分歧，但劳资双方仍很容易达成妥协。除了工资理事会外，在新加坡的公积金、生产力指导活动等涉及劳资双方利益的领域，均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参与建立三方协调机制。新加坡的社会协商机制，一方面以政府干预和工会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导，使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雇主的利益。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新途径，一种符合新加坡政治理念、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
同时，人民行动党主要通过制定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来调整劳资关系，尽量减少工会的直接介入。《职工会法》、《工业关系法》和《雇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将雇员的基本工资标准、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等，都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还明确了资方在招工、解雇、任免等方面的权力。［7］总之，工会既有自己的利益，又从属于政府的领导。这种从体制上确立的政府与工会的关系，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对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精英们来说，任何社会的平衡都是动态的，社会和谐只能在发展中实现。这就要求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它们与外部的关系上不断进行调整。比如，在与工会的关系上，新加坡政府的努力方向，就是在确保政府对社会有效掌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逐步放松对工会的控制，给工会以更大的自主权。由于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劳资关系的和谐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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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313.
［5］金湘.腾飞的东盟六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156-157.
［6］尹小康.李光耀政治思想管窥［J］.东南亚研究,1989(1)：51-62.
［7］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1-192.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