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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委员，新四军老战士，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高级顾问。他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无限悲痛。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丰功伟绩，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追随陶行知先生 投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从童年起就聪明好学，小学一年就学完了四年的课程。16岁时，他进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随后，他跟随陶先生在山海工学团学习、工作了四年。长期受到陶先生关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等教育思想的熏陶。他后来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说：“陶先生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陶夫子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
张劲夫在上海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到上海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又称学校）当教师，旋任校长。开始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1934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国难教育社党团成员、总干事和中共上海战区战地服务团特别支部委员，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坚持上海地下斗争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张劲夫和钱俊瑞负责举办爱国青年短期训练班，动员青年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应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发奎的要求，张劲夫带队去了粤系第六十六军，任该部战地服务团团长。上海沦陷后，他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不久，张劲夫转到新四军活动地区。
战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起，张劲夫同志由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鄂豫皖区委常委、民运部长，是中共安徽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他通过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实际掌控的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成立各界抗敌协会，组成41个直属工作团，15个委托工作团，及妇女、少年工作团，办青年训练班等，工作团的指导员和各县动员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他说：“动员委员会实际成了我们地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卓越成绩。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安徽桂系当局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于是，党中央决定，为了避免损失，将大别山地区地下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区或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7月，张劲夫参与精心组织和安排，将大别山区3000多位党员干部及进步青年、专家、学者等文化人，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这批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开辟和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9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同志来到皖东，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张劲夫参加了会议，聆听了刘少奇关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讲话，尤其是刘少奇讲到“新四军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家，可以收税，收公粮，不然到处讨饭吃，不行。”给张劲夫等同志以巨大启发。刘少奇还给大家出了个座谈题目：“从华北看华中”，并指出：华北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华中为什么没有华北那样的根据地？刘少奇给大家讲了许多道理，重点是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影响，怕不合法，怕影响统一战线，所以，便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胆组织武装群众。什么叫合法？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只要合乎此讲话精神，就有理由去抗日；只要老百姓拥护，就是合法。我们到敌后去，自封司令、专员、县长，独立自主，就这么干。如果国民党军向我们进攻怎么办？不要怕，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先打退它，打败它，消灭它一部分，但到一定程度就要节制，适可而止。刘少奇的讲话给到会同志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张劲夫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无限感慨地说：“胡服一席话，把党政军的的思想解放了，把党政军的的思想路线端正了，大家情绪高涨，局面随之打开。”
中原局会议开后不久，张劲夫先后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遵照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大胆地挺进津浦路东，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津浦铁路以东、京杭大运河以西地区，开辟创建了党领导的皖东第一块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张劲夫与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率领第五支队，进行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激战三日，歼灭反共顽固派军队1000余人，粉碎了反共顽固派李品仙、韩德勤企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从此，路东成了新四军的天下。各县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选出了县长，成立了参议会，组建了县大队，成立了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路东行政公署。接着，他与罗炳辉一起，率领第五支队第八、第十团打过南三河，开辟建立了淮（安）宝（应）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陈（毅）粟（裕）大军北渡长江，打开了苏北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张劲夫先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旅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委宣传部长，参与领导淮南地区的抗日反顽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1944年冬，张劲夫到华中党校（后改为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任副校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在后来接管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张劲夫被陈毅分配到鲁南第二军分区先后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第二地委书记，鲁南、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张劲夫带领鲁南第十八团三营及特务连，返回鲁南打游击，并全权负责党政军工作。后来任安徽省副省长，组织发动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参军支前运动，有力地保障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在革命战争中，张劲夫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曾三度遭遇险情，每谈及此，他都说：“与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相比，我是一个幸存者。” 奋斗在国家财经和科技战线上
1949年夏，张劲夫先后在中共杭州市委、浙江省委工作。1952年秋，调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毛泽东主席得知华东为抗美援朝战争出钱、出物最多，便在中央财经会议吃饭时，特意把张劲夫叫到自己身边，赞扬说：“华东有钱、有人才啊！”
1956年5月，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的桥”、“感情的船”。他为科技人员钻研国防科技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为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积极组织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所以，陈老总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从1956年到1966年，张劲夫率领科学院党组一班人，团结奋斗，发奋图强，不负中央期望，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是中国科学院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张劲夫敢于为真理和党的利益而直言不讳。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直接去见毛主席，要求保护钱学森等好几百位“国宝”，建议中央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把麻雀作为“四害”之一予以消灭。然而，科学院中一些知名的生物学家则认为麻雀吃稻谷，也吃害虫，有害也有益，主张“控制雀害，不能消灭麻雀”。那正是反右倾运动风声鹤唳之时，张劲夫顶着有可能“冒犯”毛主席的风险，于1959年11月27日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0年3月，毛主席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1975年1月，张劲夫任财政部部长。他“临危受命”，在任四年半，狠抓财政机构整顿，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司、局建制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部恢复。他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线。他狠抓财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计算机中心，结束了我国长期人工管理财政金融的历史。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这对于促进我国财政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积极扩大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与美国政府谈判并签订《中美两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问题的协定》，成功地解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资产纠纷。1982年5月至1989年7月，他先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又兼任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员，在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等重大改革工作、制定国家“七五”计划，以及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开发海外华人资源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心新四军历史的研究
1997年6月，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的《铁军》杂志试刊号出版，张劲夫亲自题写了“弘扬铁军精神，促进改革开放”的贺词。1998年6月23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铁的新四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首映式，张劲夫和夫人胡饶凤（新四军老同志）一起，在观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两位异口同声地说：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是件好事，又把我们这些老战士拉回到几十年前烽火连天的岁月。过去宣传新四军太少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劲旅，还误认为新四军是国民党的部队，很多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人们都不知晓，这部电视片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2003年张劲夫写了一篇《我为三个所谓“托派”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铁军》杂志当年第三期上，详细介绍了发生在新四军这三起冤案造成的情况和他为之平反的经过。他说：“当时我们有一些同志，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托派’、‘内奸’，其实也就是有些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扣人家大帽子”，“非常优秀的青年，就这样被冤杀了”。其中有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作战参谋查化群，上海地下党派到皖东北地区做统战工作、任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处主任的戴季康，广西学生军中共党员、曾在彭雪枫部队评为模范政治指导员的韦廷安。这些都是张劲夫所熟悉的干部。全国解放后，张劲夫为了替这些冤案平反，由他出面，通过有关党委、部队了解，亲自找办这些案件的当事人调查，由他们一一写出证明材料，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平反。更令人感动的是，冤案平反了，他还为受冤案牵连的人落实政策。他打听到因受查化群冤案牵连的查化群的女朋友张伟流落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就要金寨县委和县政府将张伟找到，在县政协安排一份工作，给她生活出路、养老。戴季康案平反后，张劲夫又派人找到戴的妻子，正以乞讨为生的王珍，请北京市委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安排一个工作。张老在文章中说：“这三个青年被冤杀的事虽然是少数的失误，但付出的是血的代价，这样的学费，应该说是最昂贵的啦。所以，我还是有责任把他们的平反工作做好。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亲属，关系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关系到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张劲夫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共产党员的表率，是革命干部的榜样，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华夏历史上永远铭记的民族英杰。
张劲夫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徐君华）
追随陶行知先生 投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从童年起就聪明好学，小学一年就学完了四年的课程。16岁时，他进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随后，他跟随陶先生在山海工学团学习、工作了四年。长期受到陶先生关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等教育思想的熏陶。他后来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说：“陶先生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陶夫子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
张劲夫在上海参与编辑《生活教育》杂志，到上海郊区大场山海工学团（又称学校）当教师，旋任校长。开始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1934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国难教育社党团成员、总干事和中共上海战区战地服务团特别支部委员，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为坚持上海地下斗争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张劲夫和钱俊瑞负责举办爱国青年短期训练班，动员青年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应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发奎的要求，张劲夫带队去了粤系第六十六军，任该部战地服务团团长。上海沦陷后，他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不久，张劲夫转到新四军活动地区。
战斗在淮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起，张劲夫同志由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鄂豫皖区委常委、民运部长，是中共安徽地下党领导人之一。他通过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实际掌控的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成立各界抗敌协会，组成41个直属工作团，15个委托工作团，及妇女、少年工作团，办青年训练班等，工作团的指导员和各县动员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他说：“动员委员会实际成了我们地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卓越成绩。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安徽桂系当局执行蒋介石的旨意，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于是，党中央决定，为了避免损失，将大别山地区地下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区或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7月，张劲夫参与精心组织和安排，将大别山区3000多位党员干部及进步青年、专家、学者等文化人，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活动地区。这批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开辟和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1939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同志来到皖东，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张劲夫参加了会议，聆听了刘少奇关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讲话，尤其是刘少奇讲到“新四军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家，可以收税，收公粮，不然到处讨饭吃，不行。”给张劲夫等同志以巨大启发。刘少奇还给大家出了个座谈题目：“从华北看华中”，并指出：华北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华中为什么没有华北那样的根据地？刘少奇给大家讲了许多道理，重点是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影响，怕不合法，怕影响统一战线，所以，便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胆组织武装群众。什么叫合法？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只要合乎此讲话精神，就有理由去抗日；只要老百姓拥护，就是合法。我们到敌后去，自封司令、专员、县长，独立自主，就这么干。如果国民党军向我们进攻怎么办？不要怕，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先打退它，打败它，消灭它一部分，但到一定程度就要节制，适可而止。刘少奇的讲话给到会同志们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张劲夫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无限感慨地说：“胡服一席话，把党政军的的思想解放了，把党政军的的思想路线端正了，大家情绪高涨，局面随之打开。”
中原局会议开后不久，张劲夫先后任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遵照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大胆地挺进津浦路东，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津浦铁路以东、京杭大运河以西地区，开辟创建了党领导的皖东第一块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张劲夫与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率领第五支队，进行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激战三日，歼灭反共顽固派军队1000余人，粉碎了反共顽固派李品仙、韩德勤企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阴谋。从此，路东成了新四军的天下。各县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选出了县长，成立了参议会，组建了县大队，成立了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路东行政公署。接着，他与罗炳辉一起，率领第五支队第八、第十团打过南三河，开辟建立了淮（安）宝（应）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陈（毅）粟（裕）大军北渡长江，打开了苏北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张劲夫先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四旅政治委员，中共淮南区委宣传部长，参与领导淮南地区的抗日反顽和抗日根据地建设。
1944年冬，张劲夫到华中党校（后改为华中建设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任副校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在后来接管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张劲夫被陈毅分配到鲁南第二军分区先后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第二地委书记，鲁南、鲁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张劲夫带领鲁南第十八团三营及特务连，返回鲁南打游击，并全权负责党政军工作。后来任安徽省副省长，组织发动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参军支前运动，有力地保障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在革命战争中，张劲夫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曾三度遭遇险情，每谈及此，他都说：“与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相比，我是一个幸存者。” 奋斗在国家财经和科技战线上
1949年夏，张劲夫先后在中共杭州市委、浙江省委工作。1952年秋，调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毛泽东主席得知华东为抗美援朝战争出钱、出物最多，便在中央财经会议吃饭时，特意把张劲夫叫到自己身边，赞扬说：“华东有钱、有人才啊！”
1956年5月，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他把科学家看成是“国宝”，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思想的桥”、“感情的船”。他为科技人员钻研国防科技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为研制原子弹调兵遣将，积极组织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所以，陈老总称赞说他是“劲夫有劲！”从1956年到1966年，张劲夫率领科学院党组一班人，团结奋斗，发奋图强，不负中央期望，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是中国科学院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张劲夫敢于为真理和党的利益而直言不讳。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直接去见毛主席，要求保护钱学森等好几百位“国宝”，建议中央规定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把麻雀作为“四害”之一予以消灭。然而，科学院中一些知名的生物学家则认为麻雀吃稻谷，也吃害虫，有害也有益，主张“控制雀害，不能消灭麻雀”。那正是反右倾运动风声鹤唳之时，张劲夫顶着有可能“冒犯”毛主席的风险，于1959年11月27日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0年3月，毛主席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1975年1月，张劲夫任财政部部长。他“临危受命”，在任四年半，狠抓财政机构整顿，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司、局建制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部恢复。他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线。他狠抓财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计算机中心，结束了我国长期人工管理财政金融的历史。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这对于促进我国财政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积极扩大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与美国政府谈判并签订《中美两国政府关于解决资产问题的协定》，成功地解决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资产纠纷。1982年5月至1989年7月，他先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又兼任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员，在计划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商业体制、外贸体制等重大改革工作、制定国家“七五”计划，以及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开发海外华人资源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心新四军历史的研究
1997年6月，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的《铁军》杂志试刊号出版，张劲夫亲自题写了“弘扬铁军精神，促进改革开放”的贺词。1998年6月23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铁的新四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首映式，张劲夫和夫人胡饶凤（新四军老同志）一起，在观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两位异口同声地说：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是件好事，又把我们这些老战士拉回到几十年前烽火连天的岁月。过去宣传新四军太少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劲旅，还误认为新四军是国民党的部队，很多英雄事迹和优良传统，人们都不知晓，这部电视片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2003年张劲夫写了一篇《我为三个所谓“托派”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铁军》杂志当年第三期上，详细介绍了发生在新四军这三起冤案造成的情况和他为之平反的经过。他说：“当时我们有一些同志，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托派’、‘内奸’，其实也就是有些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扣人家大帽子”，“非常优秀的青年，就这样被冤杀了”。其中有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作战参谋查化群，上海地下党派到皖东北地区做统战工作、任安徽第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政训处主任的戴季康，广西学生军中共党员、曾在彭雪枫部队评为模范政治指导员的韦廷安。这些都是张劲夫所熟悉的干部。全国解放后，张劲夫为了替这些冤案平反，由他出面，通过有关党委、部队了解，亲自找办这些案件的当事人调查，由他们一一写出证明材料，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平反。更令人感动的是，冤案平反了，他还为受冤案牵连的人落实政策。他打听到因受查化群冤案牵连的查化群的女朋友张伟流落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就要金寨县委和县政府将张伟找到，在县政协安排一份工作，给她生活出路、养老。戴季康案平反后，张劲夫又派人找到戴的妻子，正以乞讨为生的王珍，请北京市委在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安排一个工作。张老在文章中说：“这三个青年被冤杀的事虽然是少数的失误，但付出的是血的代价，这样的学费，应该说是最昂贵的啦。所以，我还是有责任把他们的平反工作做好。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亲属，关系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关系到我们党与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张劲夫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是共产党员的表率，是革命干部的榜样，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华夏历史上永远铭记的民族英杰。
张劲夫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徐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