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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髻微曳的沉醉
翠髻慵梳散发拖，笠尖斜插野花多。
匏尊香酌茅台酒，醉向葡萄架下过。
—— 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骨蔺苗》
我自中年起煮酒茅台，日日与赤水河上空那群眉飞色舞的虹彩状酿酒微生物们你醇我香地牵扯着，便常常觉出了些许春秋的莽阔与悠远来。也许，这样皱眉蹙额的愚态已被那些微生物们暗暗嗤笑过好多回了吧。中年乱识愁滋味，还不时腆出一副醉兮兮的样子，所以微生物们持了异议，遂仰首，往更高处翔过去，就只扔给了我一份拧疼颈脖也觑不见微生物臀影的艰辛及惘然。
细想来，我们今天的许多沉醉的确是廉价而可疑的。是不是真契合了所谓“对的地点对的时间对的人”姑且不论，那铿锵的酒香难道就不能真浸一缕到自己缺钙的骨子里，为生存拓出些另外的可能？当寻常的柴米油盐事都能让人生发出许多盗名欺世的机心时，什么千秋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类的先贤遗训，大抵也只能像微生物般被悬置在高处，任凭风撩雨拨了。
但沉醉依旧会成为某种需要，某种寄寓。一如钝刀在粗粝的磨石上一声长吟，就绽出片刺人的凛冽来——醉意苍茫里，有人忘却了来路与归途；有人破帽遮颜，耻向衮衮冠盖邀影；有人又端起酒杯，缓缓浇湿锈迹斑斑的长剑；而有人，则濯足长流，然后拍拍旧楼上冰凉的栏杆，吁出一口悠悠浊气：
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千秋……领略些画图烟景，恍觉蓬洲咫尺，招邀仙侣话游踪。
叹息者叫刘韫良，叹息的地点在贵阳甲秀楼，叹息的时间大约是在他离世前两年的初秋——这声一百七十四字的喟叹，掷地有声，响成了甲秀楼上黑底白字的、被誉为“天下第二”的著名长联。
刘韫良（1844—1914），亦作蕴良，字玉山，号我真，贵州贵阳人。同治十一年（1872）进士，选庶吉士，光绪元年（1875）授云南恩安知县。到任时因触忤巡抚岑毓英，不久被参革，自此断绝仕途，游历大江南北，著述甚丰，现存《壶隐斋联语类编》十二卷，共收录联语两千三百余联，被誉为楹联大家。
刘韫良是一个颇为自信的人，在一副自题联中，他这样期许自己：“两手不将天地放，一肩直把古今担。”当然，刘韫良还是一个始终能够在自信中坚持自省的人，友人索句，他这样题赠并自警：“事大终须由我做，名高还怕被人嗤。”
自省归自省，但被参革的命运却始终躲他不去。于是，刚刚步入壮年的刘韫良背弃轩冕，开始了在漫漫曲径上的艰难跋涉——山长水阔，刘韫良有着自己的爱憎与风烟，有着自己的甘苦、寄寓和阴晴……他题联岳阳楼：“一水白茫茫，醉邀吕祖同酣，樽前酒渴吞三楚；数峰青了了，愁倩湘君共写，笔底诗狂撼九嶷。”面对多年不见的友人，他这样坦陈胸臆：“诗酒不妨容我傲，衣冠最怕把人拘。”
刘韫良在孤寂的行走中不断塑造着自我的品质与血性，拓展着自己独有的视界。《牂牁苗族杂咏》五十九首，正是他在游历中对贵州本土民俗与风情的拾捡及写意。
我非常喜欢《牂牁苗族杂咏·骨蔺苗》一诗所传达出的那种浓烈的民族风韵及艳丽酒意。“翠髻慵梳散发拖，笠尖斜插野花多。”翠髻、散发、竹笠、野花，质朴中透着野性之美，让赤日下万卉绽放的山地倏然腾起一股生气。
刘韫良对骨蔺苗民服饰及情态的描摹是极为传神的。骨蔺苗是贵州苗族的一大支系，居住在定番州，即今贵州惠水县一带。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骨蔺苗男子皆短衣，妇人以青布蒙髻，工纺织，其布最精密，每遇场期出市，人争购之，有骨蔺布之名。”早于刘韫良的清代著名诗人、戏曲家舒位（1765—1816）《谷兰苗》（即骨蔺苗）竹枝词亦云：
纤锦簇簇花有痕，织布缕缕家无裈。
月中织布日中市，织锦不如织布温。
在附于诗后的自注中，舒位还这样写道骨蔺布：“皆深山遥夜，机杼轧轧所成，顾不自衣也。”
牂牁苗族，大多喜欢以野花为头饰。“笠尖斜插野花多”既是对清代贵州苗乡习俗的实写，也是对诗歌所涉季节的提示——这应当是个初夏的灿烂日子，怡悦的苗族妇女们摇曳于如画的天地间，构成了一幅绚丽无比的风俗图景——“匏尊香酌茅台酒，醉向葡萄架下过”。酒的出现，使画意更趋淋漓。此时此境，非“匏尊”不足以酌琼浆，非茅台不足以溢华彩，真是两两相匹，互彰美质！
然后，那架被谁无端忽略过许久的葡萄一趔趄闪了出来。
它再不闪出来，翠髻曳然的苗女们大概就快揪不住喜乐的方向了——“醉向葡萄架下过”，是不是已经“过”了好几回了呢。笠上的野花，垂向一粒粒正在灌浆的葡萄，有的，就被葡萄藤叶留在了她们翠绿的浅影中。山麓在芦笙呕哑的乐声里起伏着。酒香如诉——那一朵朵野花的芬芳，也似乎刻了些浅影在风声之上，正向远处，静静的，染过去……
板栗、醇酒及其他
猴栗丛丛猬刺包，剥来小火漫煨炮。
磁瓶盛满茅台酒，野味芳香胜馔肴。
——黎汝谦《山中杂诗》
每次读遵义沙滩人黎汝谦这首平易的小诗时，我都会忆起幼时熟悉的某些山中光景，或者梦想。
那时的光景比较灿烂。但对一懵懂少年而言，吾乡的山川的确阔大得有些过头了，赤脚能丈量的地段也相当有限。可少年还是在默然地走着，偶尔有伙伴在耳边叙说些什么，比如长尾鸟叽喳的隐秘，赤蛇之影与某片旧墙倾斜的预兆，或者蛙腿上颤动的斑痕……而我最愿听的，还是小松鼠与板栗较劲的种种趣事。
在伙伴们的叙说里，吾乡的松鼠总是可笑而执着的，仿佛千百年来，这些小小的精灵们，就始终带着这蓬松尾巴状的执着与可笑，在树丫间腾跃，再腾跃，然后，留下一道道灰暗的身影。
故事有很多种，但说的其实都是松鼠如何对付不了小刺猬般的板栗上那些毛刺，吃不到果实的痛苦经历。记得好像有那么一只松鼠，在多次失败后，似乎得了点神示，它说：弄不开果子上这些野猫养的毛刺，我还不会等它自己裂开吗？果然，在好不容易找到一颗栗子并等了七七四十九天或者更多时辰后，那毛刺们真的就“噗”地裂开了，可里面却蹦出丫翠绿的嫩苗来，吓了那松鼠好一大跳。 故事虽说得热闹，但吾乡的山野里，板栗树仍是极少极少的，方圆七八里内，我所知道的，也不过就那么三棵而已：一棵在岩湾的峭壁之上，只能让人远远地看看，似乎还只好供被嘲笑的松鼠们去演戏了；一棵在后山大爷的院坝中，每年三五十颗板栗，均随了大爷的姓氏，外人难得沾上点边；另一棵呢，则野野地立在我们常去的坡麓上，繁茂的枝叶年年横来斜去，可招人咒的是，我们就从来没有见过它结出过果实——多少人脆生生的口舌梦想，就这样与那些松鼠们一样，被反复辜负了许多回。
而诗人黎汝谦酌酒品栗的老家，距吾乡这棵不结果实的板栗树大约不足二百里路程。一百多年前的他，比我和那些松鼠们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猴栗丛丛猬刺包，剥来小火漫煨炮”，诗人黎汝谦所见，与我及松鼠所见并没有什么不同。“丛丛猬刺包”苦煞了年复一年的松鼠们，而如果吾乡坡麓上的板栗树也学会结些果实的话，“剥来小火漫煨炮”的惬意我们大概也都会享上片刻的吧。黎老诗人，怎一个“漫”字了得，整得人口角生津哦。
当然，对于茅台酒，黎汝谦是不会陌生的，他姑父“西南巨儒”郑珍不仅早留下过“酒冠黔人国”的赞誉，还在与莫友芝合编的《遵义府志》中，对茅台酒的历史、工艺及酒坊规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熟读此书的黎汝谦对此自当深谙于心。这首《山中杂诗》写于他与华联辉等一起赴京赶考五年之后的1880年，其时距华联辉1862年于战乱之后在茅台镇恢复酒坊酿造茅台酒已过去了十好几年。如果细究起来，“磁瓶盛满茅台酒”的诗句，也当是现存的与茅台酒包装有关的最早记录了。
黎汝谦生于1852年，是遵义籍著名外交家黎庶昌之侄，也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鼓动家和参加者。他幼时酷爱读书，深得郑珍赏识，1875年（光绪元年）中举人。1882年，黎汝谦随叔父黎庶昌出使日本，充神户领事。1884年回国，流寓上海。1887年再次随黎庶昌出使日本，任横滨领事。三年后任满回国，以知府分发广东，任财务提调等职，历时十年，郁郁不得志。1904年因“墨误”罢官，寓居贵阳，与僧人往来，1909年死于庙中。
出使日本时，黎汝谦曾与翻译蔡国昭合译了《华盛顿传》一书刊于《时务报》上，这是向国人介绍西方民主的最早译著之一，据说也是鲁迅先生最早接触到的翻译作品。另外，黎汝谦还与莫庭芝、陈田共辑选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为贵州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黎汝谦的主要著作有《夷牢溪庐文集》四卷，《夷牢溪庐诗钞》七卷。观其诗作，大都自然、平实，少有硬直、绮丽之语。但由于其晚年身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惨痛变局之际，所以也偶作愤激之啸，以警人刺世。
“微生忧国终何益？忽忆秋风瓠子诗。”不知道须髯斑白的黎汝谦在贵阳峭劲的风雨中，还曾经忆想过些什么？贵阳人称板栗为“毛栗”。我不太听得惯那厢人说话，很糯很甜的调调，似总要粘了人口齿一般。不过用那甜糯的口音说出“毛栗”一词，到确是十足有了板栗本身深藏的妙味——这妙味，也是引人遐想的，脆生生的……
如今，黎汝谦吟哦过的栗香与酒意暖暖的，袅袅的，还在。而吾乡那三棵板栗树，已只剩下与果实无关的那棵了。后山大爷院坝中的那棵，早作了堂姐出嫁的箱柜，山崖上那棵，十多年前被风掀下了峭壁。松鼠们依旧在山野间腾跃。那棵唯一幸存的板栗树，把浅影投在坡麓上，斜斜的，就盖住了黄土上另一茬新颖的翠绿。
人言有酒百忧忘
人言有酒百忧忘，重借生黎寿一觞。
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
包茅谬喜充常贡，捧榼生憎少别肠。
欲话雄门诸好事，载来直上本师堂。
——杨兆麟《门人复以茅酒二瓶见饷者，再以一瓶分呈泽老，并侑以长句二章》
十多年前的某个夏夜，微醺之后，我与三五友人坐于遵义牛蹄场之金鼎山最高处，看远山如烟，混杂在无边夜风里，幽幽直响——而疏星在天，明灭如故。微醺里，天穹遂渐渐地斜下来，压在我们有些滚烫的肩胛上，仿佛某种警示，或者启迪。
有人似乎有了心事，兀然便冲口吐出这么一句：“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什么意思？有人问。没人回答。远山缓缓逼至眼目下，依旧幽幽的，发出含混而邃远的低鸣之声。让人好像听见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转过头时，弦月已透出暗云，镀了些浅光在近处寺庙的檐脊间，斑驳而迷离……
十多年后的此夜，金鼎山上那片月影，似乎又朝我移近了数寸——捧着一册旧书，我在离金鼎山一百余公里外的陋室中，用笔狠戳了一下有些恍惚的自己——咦，我终于读全了杨兆麟《门人复以茅酒二瓶见饷者，再以一瓶分呈泽老，并侑以长句二章》中的这首诗，也开始明白了“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的咏叹里所包含着的种种自嘲与愤激。
“有酒百忧忘”，这的确是古人说过了无数遍的废话，但人们总可以借着这样的废话不断安慰和欺哄自己：哪怕绝顶悲凉或伤恸已被锻打成了一根根通红的吐着火舌的铁条，酒们仍会“嗤”一声浇向那火，让这样的悲凉与伤恸在经过反复淬火之后，闪一片蓝光，成为灵肉间值得推敲的某种可贵色泽。
但悲凉与伤恸始终是沉重的，它剜心而来，历尽沧桑，它有着你避之不及的暗影以及锋利。
杨兆麟（1871—1919），字次典，别名锡谟，清代贵州遵义牛蹄场人。自幼聪敏好学，智识过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曾任仁怀县教谕。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时，正值马关议和，杨兆麟以“杨锡谟”之名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议和签约，主张国家变法图强。落第返乡后，杨兆麟苦读不辍。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殿试，杨兆麟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浙江嘉兴府知府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两年后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杨兆麟避居上海。1914年回遵义，倡议并主持纂修《续遵义府志》，任总纂。1919年，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军政府任参议员，不久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八岁，后归葬于金鼎乡下玉石坝。遗著有《守拙斋诗集》《守拙斋文稿》。 细想来，杨兆麟可拥有的悲凉与伤恸理当源自一种置身于千年大变局中的锥心蚀骨之痛。世纪之交，王朝更替，这样的疼痛里，夹杂着惊惧、彷徨、诧异、木然、疑惑、沉思……从帝制到人心，从礼俗到期许，从变革到毁弃，旧与新就这样纠结着、剜割着、裹缠着、捶打着——挽歌与颂辞庶几同调，诅咒与顶礼大致互彰。百忧难忘，杨兆麟有着自己的低徊与块垒：东篱之花暗许陶令独醉，而衮衮权贵之间，次公无酒亦狂（见《汉书》盖宽饶事）。宋人王之望诗云：“好事不妨多酌我，我来无复次公狂。”嘻然间自有悲怆、自警之意。而杨兆麟在向长者赠茅台酒时说“无多莫笑次公狂”，也令人读之欲起喟然之叹。“包茅谬喜充常贡”化用《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为由伐楚之典，但此茅非彼茅，美酒茅台与古人祭祀时用以滤酒的菁茅相互映衬，着一“谬”字，颇见别趣。记得清人黄遵宪曾以“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道尽别离之痛，相较而言，杨兆麟因“少别肠”而“捧榼生憎”，语曲意远，似更具一种直抵人心的凝重。
在“侑以长句”的第二章中，杨兆麟还这样咏道：“漫比松醪薄亦宜，扫愁无力况钩诗。因思丁令还家日，正是延陵丧子时。涴笔清风慵待久，入怀明月梦愁迟。徐徐且共梅花笑，剩有冰心子自知。”一盏茅台，系着迢遥的故土，真是“漫比松醪薄亦宜”啊。遥想当年，丁令威化鹤还乡，朝市尽改，子孙全非。而当此明月入怀、梅花横斜之际，杨兆麟这个“扫愁无力”、有家难归的人，大约也只能独守一片冰心而冷暖自知了吧。
1918年在杨兆麟与修志诸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续遵义府志》初稿基本完成，并进入了总纂工作，但惜乎天不假年，杨兆麟次年便因病客死广州。在这部杨兆麟去世十七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刊行的《续遵义府志》中，杨兆麟写道：“茅台酒……往年携赴巴拿马赛会，得金牌奖，固不特黔人珍矣。”这也成为茅台酒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最早记载。
十多年前，当我与友人醺然坐于金鼎山顶寻思“无多莫笑次公狂”的含义时，我们并不知道，山下不远处的星月光影中，静着一处1957年建磷肥厂迁葬时遭到严重损毁的坟墓。墓前原有三米拜台，围栏内竖着宣统皇帝诰封碑，高2.3米，宽1.17米，厚0.3米；另外，还立有孙中山祭文石碑。
那正是杨兆麟探花的归葬之地。现在，迁葬后的墓与碑已不复旧时宏伟华丽模样。日落月升，风清星远，当金鼎山的影子再次卷过牛蹄场的静寂与邈远，碑影也像缓缓升了起来，与山影携牵着—— 一缕诗魂，似又触响了，诗魂在年复一年不断触响过的漫漫大地。
骤觉茅台酒力轻
骤觉茅台酒力轻，禁寒只自闭柴荆。
那堪今夜南明客，独倚孤檠听雨声。
——莫友芝《骤寒忆芷升弟庭芝》
咸丰十年（1860）农历十月初八日，莫友芝在日记中写道：“小霁。午后自武昌登舟渡江，泊，向晚大东北风起，复移舟入汉口，夜雨。”十一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农历八月十九日，在日记中，莫友芝又这样写道：“又折抢行入瓜州口，牵行，及晚始至钞关门外，登岸入城。二日皆东北风，幸未甚大，故犹能行也。”折抢，亦作折戗，指船在逆风中扬帆行驶，其难可知矣。
而让人难以忽略的是，在莫友芝那一大叠贯穿其十余年“江表生涯”的日记的开篇和结尾，我们都能听见“东北风”宿命般呼然的声响，仿佛冥冥中有一种预示与归结在相互昭示，遥遥相对——在一片风声与另一片风声之间，一个人的命运正牢牢黏附于典籍和无边天色上，灰暗，平实，疏密交错，而又不可或缺，难以替换。“二日皆东北风，幸未甚大，故犹能行也。”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含蕴着侥幸之意的句子，竟成为莫友芝日记中最后的墨迹。他这次是专门携次子莫绳孙去泰州下河一带查访《四库全书》残本及其他善本的，可船到兴化县时，莫友芝却突染风寒，高烧不退，于九月十四日病逝于扁舟之中，时年六十一岁。
1871年秋天的风就这样在冷凝的墨渍中渐次斑驳开去。莫友芝，这位舟中的逝者，似乎总会令人想起古时寄身江海、漂泊无定的那些诗人来。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也是在一叶颠簸于波声浪迹中的扁舟里，贫病交加的杜甫在临终前不久写下了哽咽难抑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而诗声云影中，一茬茬苦痛尽换，唐的流光划痛清末的水势，这样的舟，那样的舟，似乎，总也载不动古今同悼的万端愁绪与伤恸。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精通文字训诂之学，是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郘亭诗钞》《韵学源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影山词》等，并与郑珍合纂有《遵义府志》四十八卷。
《骤寒忆芷升弟庭芝》一诗写于1844年，其时，莫庭芝到贵阳参加科考已近两月，身居沙滩老家的莫友芝在清寒骤起之际，思及孤身在外的六弟，遂吟出了这首质朴而意永的诗作。“骤觉茅台酒力轻，禁寒只自闭柴荆。”诗开笔即写自身之念之感。寒意骤起，柴荆紧闭，当此之时，所念在远。而一盏熟悉的茅台入口，却觉得“酒力”变得“轻”了，真是物随情易，酒中浓烈的手足之爱，似也因了这酒力的变化而翻倍。由“骤寒”而至于“骤觉”，语直而意曲，朴实中溢出了许多感人的意味。
莫友芝对茅台酒的确是非常熟悉的，就在写这首诗两年前的1841年他便与郑珍一起编定了有“天下第一府志”之誉的《遵义府志》，并在《物产篇》中留下了“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以及茅台酒酿造工艺等方面的详细记载。如今，杯盏中的茅台好像一团汩汩流淌的火，变出一种异于寻常的特别滋味来，这样的滋味，有着种种绕梦牵魂之力。而“那堪今夜南明客，独倚孤檠听雨声”，则由己及彼，凭“那堪”一转，写出在贵阳南明河畔的六弟“独倚孤檠听雨声”的孤清。以“只自”写自身，“独倚”写六弟，复以寒意与质变的酒力写自己的思念，以孤灯与雨声写身处异乡的兄弟之难耐的寂寞，真有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的空间及诗思转置之妙意。 莫友芝虽然从未到过与自己居所仅隔一百多里的茅台，但在诗作中却多次写过茅台酒。“茅台昨日不须惜，急管繁弦动秋碧。”秋日于管弦声中醉饮茅台酒的逸兴油然浮现；“且喜执手映冬曦，茅台竟负三日卮。”执手之间，却未寻见茅台之影，惋惜里依旧袅绕着浓浓的醉意……也正是在这值得反复品咂的茅台酒香中，莫友芝不断接近着一方土地独有的醇厚与大美。
自二十岁中举后，莫友芝曾数次赴京应考，但均不得志。1858年（咸丰八年），他被选任知县，但未赴任。同治初，中外大臣推荐有学问之士，诏征十四人，莫友芝即为其中之一。友人们争相劝他出仕，他依旧坚辞不就。后在曾国藩门下数年，李鸿章也曾多次向朝廷举荐，莫友芝辞谢了李氏的好意，俯首于故纸堆中，以一己的清寂成就着自我的灵性与襟抱。
莫友芝与清末许多名流都有交往，他曾先后依托过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大僚，亲历和耳闻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这其中，莫友芝与曾国藩的关系更是密切。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十六岁的莫友芝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到琉璃厂寻觅古籍秘册和名人书画，无意间与当时官居二品、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曾国藩相识，曾国藩深为莫友芝的才华折服。后来，曾氏还特意与精通汉学的友人刘传莹一道，前往莫友芝寓所虎坊桥拜访，并设宴置酒订交。莫友芝会试落榜南归离京前，曾国藩特赴寓所与莫长谈，并写下《送莫友芝》一诗：“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万书薄其腹，廿载幽穷乡……”叹惋之情，殷殷可见。
1861年心灰意冷的莫友芝放弃了“三科未中举人，准其拣选知县”的机会，投奔曾国藩。曾氏邀莫友芝在帐中作客卿，待以宾师之礼，并向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力荐莫友芝，夸赞其“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氏更是认为，莫友芝“学问淹雅”、“其学于考据、辞章，二者皆有原，义理亦践修不苟”，并称自己“心敬其人”，由此足见莫友芝在曾国藩心目中所处的位置。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出资从遵义将莫友芝的家小接到安庆，分离数载的莫氏一家终得团聚，莫友芝对此感激异常，决心搜求古籍，尽力校勘，以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与扶助之恩。当时，正值太平军与官军激战之后，各地经济、文化遭到了极大破坏，曾氏特派莫友芝到江南一带搜访在战火中遗失的《四库全书》及其他珍贵典籍。莫友芝不负重托，在其后的六年间，四处奔走，悉心搜集古籍下落。翻读《莫友芝日记》，处处可见其奔走的艰辛与不易，“上船破浪如翼虎，下船着力无处所”“大声倒江秋不歇，连旬恶浪搏惊雪”“千帆一时落，寸步不得送”……当然也有慰藉与惊喜，收获与怡乐，“鲁论半部足补衮，万卷待穿嗟老逼”。搜书访友，问道寄怀，仆仆风尘中，帆影桨声里，莫友芝以沉静之心，不断翻寻和贴近着许多散佚及濒于湮灭的人文印记与文化根脉。
莫友芝在苦乐交集的搜寻中走向了一个执着的儒者平凡而闪烁着独特光彩的归宿。他病逝后，曾国藩亲率僚属捧香步行到灵堂祭奠，并手书挽联云：“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随后，曾国藩出资一千两黄金，资助莫友芝九弟莫祥芝和次子莫绳孙扶柩回黔，将其葬于遵义沙滩故里。
在《饮谪仙楼有怀昔游》中，莫友芝曾吟道：“相看近郭二里许，不上高楼三岁来。剔碣记曾当砌读，款门惊换对江开。蒲关荡荡空云影，温水迢迢送酒杯。饮罢不堪仍极目，支离飘泊古今哀。”诗声萧瑟，在对“支离飘泊”命运的咏叹里，虽仍留存着一缕执拗的酒意，但这样的酒意，显然已早大异于他壮年时曾反复玩味的茅台了——莫友芝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六弟芷升，是在1870年农历六月初九日，他这样写道：“……又作字寄六弟。”不知道在这最后一封寄给六弟的家书里，莫友芝是否又碰触到了数十年前流转在弟兄血脉中的那份温暖与醉意。“乾坤纳纳间舒眼，风日苏苏数举杯。”莫庭芝的这两句诗，似乎正与其兄“蒲关荡荡空云影，温水迢迢送酒杯”的感慨，在典籍与风烟之间，达成了某种难以简单消散的回应。
“何事向人将岁晚，不来重醉老枫根。”夜已经很深了，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莫友芝画像的复印件，这是1941年2月丰子恺去遵义沙滩为莫友芝扫墓之后的画作。画中的莫友芝，清癯，宁静，微眯的双目里，似乎正饱含着对某种时代和一群颠仆不息的黝黑文字的偌大悲悯……
而对于这样的悲悯，我们必须心怀戚戚。我们不能随意忽略。我们，不敢稍有所忘！
翠髻慵梳散发拖，笠尖斜插野花多。
匏尊香酌茅台酒，醉向葡萄架下过。
—— 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骨蔺苗》
我自中年起煮酒茅台，日日与赤水河上空那群眉飞色舞的虹彩状酿酒微生物们你醇我香地牵扯着，便常常觉出了些许春秋的莽阔与悠远来。也许，这样皱眉蹙额的愚态已被那些微生物们暗暗嗤笑过好多回了吧。中年乱识愁滋味，还不时腆出一副醉兮兮的样子，所以微生物们持了异议，遂仰首，往更高处翔过去，就只扔给了我一份拧疼颈脖也觑不见微生物臀影的艰辛及惘然。
细想来，我们今天的许多沉醉的确是廉价而可疑的。是不是真契合了所谓“对的地点对的时间对的人”姑且不论，那铿锵的酒香难道就不能真浸一缕到自己缺钙的骨子里，为生存拓出些另外的可能？当寻常的柴米油盐事都能让人生发出许多盗名欺世的机心时，什么千秋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类的先贤遗训，大抵也只能像微生物般被悬置在高处，任凭风撩雨拨了。
但沉醉依旧会成为某种需要，某种寄寓。一如钝刀在粗粝的磨石上一声长吟，就绽出片刺人的凛冽来——醉意苍茫里，有人忘却了来路与归途；有人破帽遮颜，耻向衮衮冠盖邀影；有人又端起酒杯，缓缓浇湿锈迹斑斑的长剑；而有人，则濯足长流，然后拍拍旧楼上冰凉的栏杆，吁出一口悠悠浊气：
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千秋……领略些画图烟景，恍觉蓬洲咫尺，招邀仙侣话游踪。
叹息者叫刘韫良，叹息的地点在贵阳甲秀楼，叹息的时间大约是在他离世前两年的初秋——这声一百七十四字的喟叹，掷地有声，响成了甲秀楼上黑底白字的、被誉为“天下第二”的著名长联。
刘韫良（1844—1914），亦作蕴良，字玉山，号我真，贵州贵阳人。同治十一年（1872）进士，选庶吉士，光绪元年（1875）授云南恩安知县。到任时因触忤巡抚岑毓英，不久被参革，自此断绝仕途，游历大江南北，著述甚丰，现存《壶隐斋联语类编》十二卷，共收录联语两千三百余联，被誉为楹联大家。
刘韫良是一个颇为自信的人，在一副自题联中，他这样期许自己：“两手不将天地放，一肩直把古今担。”当然，刘韫良还是一个始终能够在自信中坚持自省的人，友人索句，他这样题赠并自警：“事大终须由我做，名高还怕被人嗤。”
自省归自省，但被参革的命运却始终躲他不去。于是，刚刚步入壮年的刘韫良背弃轩冕，开始了在漫漫曲径上的艰难跋涉——山长水阔，刘韫良有着自己的爱憎与风烟，有着自己的甘苦、寄寓和阴晴……他题联岳阳楼：“一水白茫茫，醉邀吕祖同酣，樽前酒渴吞三楚；数峰青了了，愁倩湘君共写，笔底诗狂撼九嶷。”面对多年不见的友人，他这样坦陈胸臆：“诗酒不妨容我傲，衣冠最怕把人拘。”
刘韫良在孤寂的行走中不断塑造着自我的品质与血性，拓展着自己独有的视界。《牂牁苗族杂咏》五十九首，正是他在游历中对贵州本土民俗与风情的拾捡及写意。
我非常喜欢《牂牁苗族杂咏·骨蔺苗》一诗所传达出的那种浓烈的民族风韵及艳丽酒意。“翠髻慵梳散发拖，笠尖斜插野花多。”翠髻、散发、竹笠、野花，质朴中透着野性之美，让赤日下万卉绽放的山地倏然腾起一股生气。
刘韫良对骨蔺苗民服饰及情态的描摹是极为传神的。骨蔺苗是贵州苗族的一大支系，居住在定番州，即今贵州惠水县一带。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骨蔺苗男子皆短衣，妇人以青布蒙髻，工纺织，其布最精密，每遇场期出市，人争购之，有骨蔺布之名。”早于刘韫良的清代著名诗人、戏曲家舒位（1765—1816）《谷兰苗》（即骨蔺苗）竹枝词亦云：
纤锦簇簇花有痕，织布缕缕家无裈。
月中织布日中市，织锦不如织布温。
在附于诗后的自注中，舒位还这样写道骨蔺布：“皆深山遥夜，机杼轧轧所成，顾不自衣也。”
牂牁苗族，大多喜欢以野花为头饰。“笠尖斜插野花多”既是对清代贵州苗乡习俗的实写，也是对诗歌所涉季节的提示——这应当是个初夏的灿烂日子，怡悦的苗族妇女们摇曳于如画的天地间，构成了一幅绚丽无比的风俗图景——“匏尊香酌茅台酒，醉向葡萄架下过”。酒的出现，使画意更趋淋漓。此时此境，非“匏尊”不足以酌琼浆，非茅台不足以溢华彩，真是两两相匹，互彰美质！
然后，那架被谁无端忽略过许久的葡萄一趔趄闪了出来。
它再不闪出来，翠髻曳然的苗女们大概就快揪不住喜乐的方向了——“醉向葡萄架下过”，是不是已经“过”了好几回了呢。笠上的野花，垂向一粒粒正在灌浆的葡萄，有的，就被葡萄藤叶留在了她们翠绿的浅影中。山麓在芦笙呕哑的乐声里起伏着。酒香如诉——那一朵朵野花的芬芳，也似乎刻了些浅影在风声之上，正向远处，静静的，染过去……
板栗、醇酒及其他
猴栗丛丛猬刺包，剥来小火漫煨炮。
磁瓶盛满茅台酒，野味芳香胜馔肴。
——黎汝谦《山中杂诗》
每次读遵义沙滩人黎汝谦这首平易的小诗时，我都会忆起幼时熟悉的某些山中光景，或者梦想。
那时的光景比较灿烂。但对一懵懂少年而言，吾乡的山川的确阔大得有些过头了，赤脚能丈量的地段也相当有限。可少年还是在默然地走着，偶尔有伙伴在耳边叙说些什么，比如长尾鸟叽喳的隐秘，赤蛇之影与某片旧墙倾斜的预兆，或者蛙腿上颤动的斑痕……而我最愿听的，还是小松鼠与板栗较劲的种种趣事。
在伙伴们的叙说里，吾乡的松鼠总是可笑而执着的，仿佛千百年来，这些小小的精灵们，就始终带着这蓬松尾巴状的执着与可笑，在树丫间腾跃，再腾跃，然后，留下一道道灰暗的身影。
故事有很多种，但说的其实都是松鼠如何对付不了小刺猬般的板栗上那些毛刺，吃不到果实的痛苦经历。记得好像有那么一只松鼠，在多次失败后，似乎得了点神示，它说：弄不开果子上这些野猫养的毛刺，我还不会等它自己裂开吗？果然，在好不容易找到一颗栗子并等了七七四十九天或者更多时辰后，那毛刺们真的就“噗”地裂开了，可里面却蹦出丫翠绿的嫩苗来，吓了那松鼠好一大跳。 故事虽说得热闹，但吾乡的山野里，板栗树仍是极少极少的，方圆七八里内，我所知道的，也不过就那么三棵而已：一棵在岩湾的峭壁之上，只能让人远远地看看，似乎还只好供被嘲笑的松鼠们去演戏了；一棵在后山大爷的院坝中，每年三五十颗板栗，均随了大爷的姓氏，外人难得沾上点边；另一棵呢，则野野地立在我们常去的坡麓上，繁茂的枝叶年年横来斜去，可招人咒的是，我们就从来没有见过它结出过果实——多少人脆生生的口舌梦想，就这样与那些松鼠们一样，被反复辜负了许多回。
而诗人黎汝谦酌酒品栗的老家，距吾乡这棵不结果实的板栗树大约不足二百里路程。一百多年前的他，比我和那些松鼠们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猴栗丛丛猬刺包，剥来小火漫煨炮”，诗人黎汝谦所见，与我及松鼠所见并没有什么不同。“丛丛猬刺包”苦煞了年复一年的松鼠们，而如果吾乡坡麓上的板栗树也学会结些果实的话，“剥来小火漫煨炮”的惬意我们大概也都会享上片刻的吧。黎老诗人，怎一个“漫”字了得，整得人口角生津哦。
当然，对于茅台酒，黎汝谦是不会陌生的，他姑父“西南巨儒”郑珍不仅早留下过“酒冠黔人国”的赞誉，还在与莫友芝合编的《遵义府志》中，对茅台酒的历史、工艺及酒坊规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熟读此书的黎汝谦对此自当深谙于心。这首《山中杂诗》写于他与华联辉等一起赴京赶考五年之后的1880年，其时距华联辉1862年于战乱之后在茅台镇恢复酒坊酿造茅台酒已过去了十好几年。如果细究起来，“磁瓶盛满茅台酒”的诗句，也当是现存的与茅台酒包装有关的最早记录了。
黎汝谦生于1852年，是遵义籍著名外交家黎庶昌之侄，也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鼓动家和参加者。他幼时酷爱读书，深得郑珍赏识，1875年（光绪元年）中举人。1882年，黎汝谦随叔父黎庶昌出使日本，充神户领事。1884年回国，流寓上海。1887年再次随黎庶昌出使日本，任横滨领事。三年后任满回国，以知府分发广东，任财务提调等职，历时十年，郁郁不得志。1904年因“墨误”罢官，寓居贵阳，与僧人往来，1909年死于庙中。
出使日本时，黎汝谦曾与翻译蔡国昭合译了《华盛顿传》一书刊于《时务报》上，这是向国人介绍西方民主的最早译著之一，据说也是鲁迅先生最早接触到的翻译作品。另外，黎汝谦还与莫庭芝、陈田共辑选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为贵州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黎汝谦的主要著作有《夷牢溪庐文集》四卷，《夷牢溪庐诗钞》七卷。观其诗作，大都自然、平实，少有硬直、绮丽之语。但由于其晚年身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惨痛变局之际，所以也偶作愤激之啸，以警人刺世。
“微生忧国终何益？忽忆秋风瓠子诗。”不知道须髯斑白的黎汝谦在贵阳峭劲的风雨中，还曾经忆想过些什么？贵阳人称板栗为“毛栗”。我不太听得惯那厢人说话，很糯很甜的调调，似总要粘了人口齿一般。不过用那甜糯的口音说出“毛栗”一词，到确是十足有了板栗本身深藏的妙味——这妙味，也是引人遐想的，脆生生的……
如今，黎汝谦吟哦过的栗香与酒意暖暖的，袅袅的，还在。而吾乡那三棵板栗树，已只剩下与果实无关的那棵了。后山大爷院坝中的那棵，早作了堂姐出嫁的箱柜，山崖上那棵，十多年前被风掀下了峭壁。松鼠们依旧在山野间腾跃。那棵唯一幸存的板栗树，把浅影投在坡麓上，斜斜的，就盖住了黄土上另一茬新颖的翠绿。
人言有酒百忧忘
人言有酒百忧忘，重借生黎寿一觞。
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
包茅谬喜充常贡，捧榼生憎少别肠。
欲话雄门诸好事，载来直上本师堂。
——杨兆麟《门人复以茅酒二瓶见饷者，再以一瓶分呈泽老，并侑以长句二章》
十多年前的某个夏夜，微醺之后，我与三五友人坐于遵义牛蹄场之金鼎山最高处，看远山如烟，混杂在无边夜风里，幽幽直响——而疏星在天，明灭如故。微醺里，天穹遂渐渐地斜下来，压在我们有些滚烫的肩胛上，仿佛某种警示，或者启迪。
有人似乎有了心事，兀然便冲口吐出这么一句：“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什么意思？有人问。没人回答。远山缓缓逼至眼目下，依旧幽幽的，发出含混而邃远的低鸣之声。让人好像听见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转过头时，弦月已透出暗云，镀了些浅光在近处寺庙的檐脊间，斑驳而迷离……
十多年后的此夜，金鼎山上那片月影，似乎又朝我移近了数寸——捧着一册旧书，我在离金鼎山一百余公里外的陋室中，用笔狠戳了一下有些恍惚的自己——咦，我终于读全了杨兆麟《门人复以茅酒二瓶见饷者，再以一瓶分呈泽老，并侑以长句二章》中的这首诗，也开始明白了“独尽尚容陶令醉，无多莫笑次公狂”的咏叹里所包含着的种种自嘲与愤激。
“有酒百忧忘”，这的确是古人说过了无数遍的废话，但人们总可以借着这样的废话不断安慰和欺哄自己：哪怕绝顶悲凉或伤恸已被锻打成了一根根通红的吐着火舌的铁条，酒们仍会“嗤”一声浇向那火，让这样的悲凉与伤恸在经过反复淬火之后，闪一片蓝光，成为灵肉间值得推敲的某种可贵色泽。
但悲凉与伤恸始终是沉重的，它剜心而来，历尽沧桑，它有着你避之不及的暗影以及锋利。
杨兆麟（1871—1919），字次典，别名锡谟，清代贵州遵义牛蹄场人。自幼聪敏好学，智识过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乡试举人，曾任仁怀县教谕。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时，正值马关议和，杨兆麟以“杨锡谟”之名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议和签约，主张国家变法图强。落第返乡后，杨兆麟苦读不辍。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殿试，杨兆麟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浙江嘉兴府知府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两年后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杨兆麟避居上海。1914年回遵义，倡议并主持纂修《续遵义府志》，任总纂。1919年，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军政府任参议员，不久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八岁，后归葬于金鼎乡下玉石坝。遗著有《守拙斋诗集》《守拙斋文稿》。 细想来，杨兆麟可拥有的悲凉与伤恸理当源自一种置身于千年大变局中的锥心蚀骨之痛。世纪之交，王朝更替，这样的疼痛里，夹杂着惊惧、彷徨、诧异、木然、疑惑、沉思……从帝制到人心，从礼俗到期许，从变革到毁弃，旧与新就这样纠结着、剜割着、裹缠着、捶打着——挽歌与颂辞庶几同调，诅咒与顶礼大致互彰。百忧难忘，杨兆麟有着自己的低徊与块垒：东篱之花暗许陶令独醉，而衮衮权贵之间，次公无酒亦狂（见《汉书》盖宽饶事）。宋人王之望诗云：“好事不妨多酌我，我来无复次公狂。”嘻然间自有悲怆、自警之意。而杨兆麟在向长者赠茅台酒时说“无多莫笑次公狂”，也令人读之欲起喟然之叹。“包茅谬喜充常贡”化用《左传·僖公四年》齐侯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为由伐楚之典，但此茅非彼茅，美酒茅台与古人祭祀时用以滤酒的菁茅相互映衬，着一“谬”字，颇见别趣。记得清人黄遵宪曾以“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道尽别离之痛，相较而言，杨兆麟因“少别肠”而“捧榼生憎”，语曲意远，似更具一种直抵人心的凝重。
在“侑以长句”的第二章中，杨兆麟还这样咏道：“漫比松醪薄亦宜，扫愁无力况钩诗。因思丁令还家日，正是延陵丧子时。涴笔清风慵待久，入怀明月梦愁迟。徐徐且共梅花笑，剩有冰心子自知。”一盏茅台，系着迢遥的故土，真是“漫比松醪薄亦宜”啊。遥想当年，丁令威化鹤还乡，朝市尽改，子孙全非。而当此明月入怀、梅花横斜之际，杨兆麟这个“扫愁无力”、有家难归的人，大约也只能独守一片冰心而冷暖自知了吧。
1918年在杨兆麟与修志诸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续遵义府志》初稿基本完成，并进入了总纂工作，但惜乎天不假年，杨兆麟次年便因病客死广州。在这部杨兆麟去世十七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刊行的《续遵义府志》中，杨兆麟写道：“茅台酒……往年携赴巴拿马赛会，得金牌奖，固不特黔人珍矣。”这也成为茅台酒1915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最早记载。
十多年前，当我与友人醺然坐于金鼎山顶寻思“无多莫笑次公狂”的含义时，我们并不知道，山下不远处的星月光影中，静着一处1957年建磷肥厂迁葬时遭到严重损毁的坟墓。墓前原有三米拜台，围栏内竖着宣统皇帝诰封碑，高2.3米，宽1.17米，厚0.3米；另外，还立有孙中山祭文石碑。
那正是杨兆麟探花的归葬之地。现在，迁葬后的墓与碑已不复旧时宏伟华丽模样。日落月升，风清星远，当金鼎山的影子再次卷过牛蹄场的静寂与邈远，碑影也像缓缓升了起来，与山影携牵着—— 一缕诗魂，似又触响了，诗魂在年复一年不断触响过的漫漫大地。
骤觉茅台酒力轻
骤觉茅台酒力轻，禁寒只自闭柴荆。
那堪今夜南明客，独倚孤檠听雨声。
——莫友芝《骤寒忆芷升弟庭芝》
咸丰十年（1860）农历十月初八日，莫友芝在日记中写道：“小霁。午后自武昌登舟渡江，泊，向晚大东北风起，复移舟入汉口，夜雨。”十一年后的同治十年（1871）农历八月十九日，在日记中，莫友芝又这样写道：“又折抢行入瓜州口，牵行，及晚始至钞关门外，登岸入城。二日皆东北风，幸未甚大，故犹能行也。”折抢，亦作折戗，指船在逆风中扬帆行驶，其难可知矣。
而让人难以忽略的是，在莫友芝那一大叠贯穿其十余年“江表生涯”的日记的开篇和结尾，我们都能听见“东北风”宿命般呼然的声响，仿佛冥冥中有一种预示与归结在相互昭示，遥遥相对——在一片风声与另一片风声之间，一个人的命运正牢牢黏附于典籍和无边天色上，灰暗，平实，疏密交错，而又不可或缺，难以替换。“二日皆东北风，幸未甚大，故犹能行也。”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含蕴着侥幸之意的句子，竟成为莫友芝日记中最后的墨迹。他这次是专门携次子莫绳孙去泰州下河一带查访《四库全书》残本及其他善本的，可船到兴化县时，莫友芝却突染风寒，高烧不退，于九月十四日病逝于扁舟之中，时年六十一岁。
1871年秋天的风就这样在冷凝的墨渍中渐次斑驳开去。莫友芝，这位舟中的逝者，似乎总会令人想起古时寄身江海、漂泊无定的那些诗人来。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也是在一叶颠簸于波声浪迹中的扁舟里，贫病交加的杜甫在临终前不久写下了哽咽难抑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而诗声云影中，一茬茬苦痛尽换，唐的流光划痛清末的水势，这样的舟，那样的舟，似乎，总也载不动古今同悼的万端愁绪与伤恸。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精通文字训诂之学，是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郘亭诗钞》《韵学源流》《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影山词》等，并与郑珍合纂有《遵义府志》四十八卷。
《骤寒忆芷升弟庭芝》一诗写于1844年，其时，莫庭芝到贵阳参加科考已近两月，身居沙滩老家的莫友芝在清寒骤起之际，思及孤身在外的六弟，遂吟出了这首质朴而意永的诗作。“骤觉茅台酒力轻，禁寒只自闭柴荆。”诗开笔即写自身之念之感。寒意骤起，柴荆紧闭，当此之时，所念在远。而一盏熟悉的茅台入口，却觉得“酒力”变得“轻”了，真是物随情易，酒中浓烈的手足之爱，似也因了这酒力的变化而翻倍。由“骤寒”而至于“骤觉”，语直而意曲，朴实中溢出了许多感人的意味。
莫友芝对茅台酒的确是非常熟悉的，就在写这首诗两年前的1841年他便与郑珍一起编定了有“天下第一府志”之誉的《遵义府志》，并在《物产篇》中留下了“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以及茅台酒酿造工艺等方面的详细记载。如今，杯盏中的茅台好像一团汩汩流淌的火，变出一种异于寻常的特别滋味来，这样的滋味，有着种种绕梦牵魂之力。而“那堪今夜南明客，独倚孤檠听雨声”，则由己及彼，凭“那堪”一转，写出在贵阳南明河畔的六弟“独倚孤檠听雨声”的孤清。以“只自”写自身，“独倚”写六弟，复以寒意与质变的酒力写自己的思念，以孤灯与雨声写身处异乡的兄弟之难耐的寂寞，真有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的空间及诗思转置之妙意。 莫友芝虽然从未到过与自己居所仅隔一百多里的茅台，但在诗作中却多次写过茅台酒。“茅台昨日不须惜，急管繁弦动秋碧。”秋日于管弦声中醉饮茅台酒的逸兴油然浮现；“且喜执手映冬曦，茅台竟负三日卮。”执手之间，却未寻见茅台之影，惋惜里依旧袅绕着浓浓的醉意……也正是在这值得反复品咂的茅台酒香中，莫友芝不断接近着一方土地独有的醇厚与大美。
自二十岁中举后，莫友芝曾数次赴京应考，但均不得志。1858年（咸丰八年），他被选任知县，但未赴任。同治初，中外大臣推荐有学问之士，诏征十四人，莫友芝即为其中之一。友人们争相劝他出仕，他依旧坚辞不就。后在曾国藩门下数年，李鸿章也曾多次向朝廷举荐，莫友芝辞谢了李氏的好意，俯首于故纸堆中，以一己的清寂成就着自我的灵性与襟抱。
莫友芝与清末许多名流都有交往，他曾先后依托过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大僚，亲历和耳闻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这其中，莫友芝与曾国藩的关系更是密切。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十六岁的莫友芝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到琉璃厂寻觅古籍秘册和名人书画，无意间与当时官居二品、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曾国藩相识，曾国藩深为莫友芝的才华折服。后来，曾氏还特意与精通汉学的友人刘传莹一道，前往莫友芝寓所虎坊桥拜访，并设宴置酒订交。莫友芝会试落榜南归离京前，曾国藩特赴寓所与莫长谈，并写下《送莫友芝》一诗：“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万书薄其腹，廿载幽穷乡……”叹惋之情，殷殷可见。
1861年心灰意冷的莫友芝放弃了“三科未中举人，准其拣选知县”的机会，投奔曾国藩。曾氏邀莫友芝在帐中作客卿，待以宾师之礼，并向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力荐莫友芝，夸赞其“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在写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氏更是认为，莫友芝“学问淹雅”、“其学于考据、辞章，二者皆有原，义理亦践修不苟”，并称自己“心敬其人”，由此足见莫友芝在曾国藩心目中所处的位置。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出资从遵义将莫友芝的家小接到安庆，分离数载的莫氏一家终得团聚，莫友芝对此感激异常，决心搜求古籍，尽力校勘，以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与扶助之恩。当时，正值太平军与官军激战之后，各地经济、文化遭到了极大破坏，曾氏特派莫友芝到江南一带搜访在战火中遗失的《四库全书》及其他珍贵典籍。莫友芝不负重托，在其后的六年间，四处奔走，悉心搜集古籍下落。翻读《莫友芝日记》，处处可见其奔走的艰辛与不易，“上船破浪如翼虎，下船着力无处所”“大声倒江秋不歇，连旬恶浪搏惊雪”“千帆一时落，寸步不得送”……当然也有慰藉与惊喜，收获与怡乐，“鲁论半部足补衮，万卷待穿嗟老逼”。搜书访友，问道寄怀，仆仆风尘中，帆影桨声里，莫友芝以沉静之心，不断翻寻和贴近着许多散佚及濒于湮灭的人文印记与文化根脉。
莫友芝在苦乐交集的搜寻中走向了一个执着的儒者平凡而闪烁着独特光彩的归宿。他病逝后，曾国藩亲率僚属捧香步行到灵堂祭奠，并手书挽联云：“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随后，曾国藩出资一千两黄金，资助莫友芝九弟莫祥芝和次子莫绳孙扶柩回黔，将其葬于遵义沙滩故里。
在《饮谪仙楼有怀昔游》中，莫友芝曾吟道：“相看近郭二里许，不上高楼三岁来。剔碣记曾当砌读，款门惊换对江开。蒲关荡荡空云影，温水迢迢送酒杯。饮罢不堪仍极目，支离飘泊古今哀。”诗声萧瑟，在对“支离飘泊”命运的咏叹里，虽仍留存着一缕执拗的酒意，但这样的酒意，显然已早大异于他壮年时曾反复玩味的茅台了——莫友芝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六弟芷升，是在1870年农历六月初九日，他这样写道：“……又作字寄六弟。”不知道在这最后一封寄给六弟的家书里，莫友芝是否又碰触到了数十年前流转在弟兄血脉中的那份温暖与醉意。“乾坤纳纳间舒眼，风日苏苏数举杯。”莫庭芝的这两句诗，似乎正与其兄“蒲关荡荡空云影，温水迢迢送酒杯”的感慨，在典籍与风烟之间，达成了某种难以简单消散的回应。
“何事向人将岁晚，不来重醉老枫根。”夜已经很深了，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莫友芝画像的复印件，这是1941年2月丰子恺去遵义沙滩为莫友芝扫墓之后的画作。画中的莫友芝，清癯，宁静，微眯的双目里，似乎正饱含着对某种时代和一群颠仆不息的黝黑文字的偌大悲悯……
而对于这样的悲悯，我们必须心怀戚戚。我们不能随意忽略。我们，不敢稍有所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