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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伯苓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也是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今天努力创办一流大学进程中,研究张伯苓校长身上所具备的优秀素质如人格魅力、管理能力，以及改革创新精神，对我们今天大学校长素质建设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张伯苓；大学校长；素质
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朱九思先生曾评曰：“20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我最钦佩三个人：一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二是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三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1]张伯苓（1876-1951）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是一位披荆斩棘为中国开辟现代教育的先驱。他是南开大学的创造者之一，并担任校长长达29年。为近代教育史上所少见。“知中国者，必知南开” “知南开者，便知张伯苓”[2]。这足见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创建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的都是来自张校长。”
通过对张伯苓的研究,笔者认为：南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一位热爱教育、富有理念的卓尔不群的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平台，在内忧外患、明智愚钝的时代，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国外办学的先进经验，力求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和谐发展，成为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有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优秀人才。从他的办学实践可以看出，作为大学校长，他所具有的某些品格和素质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实践中去仔细提炼出理论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来。[3]
一、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先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南开师生都说张伯苓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是他那种爱国家、爱南开、爱青年的热情，他那艰苦创业、献身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诚挚。
1．热爱祖国
张伯苓生于1876年，到他成年，正值清末衰世，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饱受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后因目睹一日之内国旗三易，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萌发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于是他决心通过办教育，使国家独立自主、兴盛富强。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教育救国”和“改造国民性”的结合成为支撑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最为关键的契机。作为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前往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并组织编写了《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的必读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爱国反日斗争。他一直很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爱国教育,他把爱国视为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要求学生必须具有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本领,“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4]
2．热爱教育
从1898年执教严家私塾到1951年病逝，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和发展矢志不移地奋斗了52个春秋，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于教育。为创办南开大学，当时已41岁的张伯苓远涉重洋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拜访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不谋官、不图利、百折不挠，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去谋南开之发展壮大。所以南开、张伯苓在人们的心中，早就成了不可分离的联想。他把所有与南开事业有过联系的人（教职员工和学生）统称为“南开人”，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概括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为“南开精神”。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为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张楚廷老校长。他之所以能把湖南师范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办成今天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从他所说的话便可见一斑，“我爱我的学校”。是那种对教育，对学校，对师生的深沉的爱, 对教育事业具有真挚而热烈的价值追求,促使他不断前进。
校长首先在感情上热爱教育事业，献身于教育事业，全面地从事教育实践，这是成功的教育的开端，也是成功的教育的保证。
3．无私奉献
张伯苓一生从事教育救国事业，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南开事业。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外出为学校办事从不动用公款，而且只拿很少的薪金。南开大学在不断发展，而张伯苓校长的薪水20年来未增分文，是全国校长中薪金最低的，月薪40元，而当时北大、燕京学校校长工资是300元，他的工资仅为当时大学校长月薪的九分之一。作为大学校长，他多少年一直住三间平房。张学良拜访张伯苓家时就感慨：“偌大一个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钦佩。”但他对该用的钱却是十分慷慨，比如在购买教学图书资料，扩充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如何使学校发展壮大。为了南开的发展奉献着他清正廉洁的一生。
一个优秀的校长不仅应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组织高等教育的独特方法，而且应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这既是大学校长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也是大学校长素质建设的内在要求。大学校长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大学克难勇进的法宝，是团结奋斗，赢得大学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在师生员工的眼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大学的代表。一个具有崇高魅力的大学校长，就是公开树立的一面旗帜，有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这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只有旗帜树立起来了，大学才能有所指望，大学个性才能有所依靠。
二、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
学校一旦成立，它的发展就取决于办学者的管理了。张伯苓任大学校长长达29年，他经营中国当时规模最大，学科最多的私立学校，突出“以人为本”这个管理经验，显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5]
1．以民主为指导的管理原则
他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南开的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南开,作为一校之长的张伯苓,始终坚持民主治校的作风。他提出“校务公开”，“师生合作”，“责任分担”等一系列学校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并且认真执行和实践。[6]
“校务公开”是学校一切事情不是校长一人号令，应大家共同商量。所以大家一同负责，有了此种力量，才有一致的奋斗。
“责任分担”是全校师生都负责任，必须认定自己的责，尽了自己的职才行。
“师生合作”为了便于师生共同参与管理，特设立了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召开会议，通过研究会成员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2．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南开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都是从南开的学校性质出发的。南开“因系私立，经费少，用费务求其省，效率务求其高，故组织方面，分部是简”。[7]南开中学成立时只有职员5人，第二年总数也不过7人。30年代初，规模与南开大学相近的国立大学，其职能都多于南开，有的国立大学学生人数与南开相同，但职员却比南开大学多出3.7倍。然南开大学虽办事人员极少，工作却井井有条，从来没有拖拉的现象。
3．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张伯苓校长很注重管理队伍建设，一是强调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是抓骨干人员的培养。他要求职员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和服务态度。南开的职员大多毕业于本校，他们多年受到南开精神的陶冶，热爱南开。所以在校长领导下，忠于职守，埋头苦干，热心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特别是以喻传鉴、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等为代表的一批骨干，一生为南开服务。而且他大胆重用、提拔年轻人。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用人的另一方面就是尊重人，相信人。整个南开大学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南开成功运转的重要保障。
大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综合组织，因而对领导和管理提出了至为独特的要求。张伯苓根据学校的办学目标、人员构成的素质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借鉴。当前很多高校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具有管理人才的学识、能力和素质，需根据学校的性质、规模、特点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民主作风，并且用人唯贤，看重学识和人品，这样才能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对各项工作实行强有力的领导，大学这台庞大而复杂的机器的正常运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设置合理、职责明确、精简协调的管理机构。
三、具有改革的胆识和魄力
张伯苓校长抱着教育救国的目的，他的所有实践都体现在育人上，即怎样培养人才来拯救中国。为此他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摸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道路。
1．明确的改革目的
当时大学主要向西方学习，南开建校初期，教学上全部学习外国。最初向日本学习，在接触到美国经验后，转而推行美国化教育。随后，他认识到照搬美国教育也不可取，又提出美、日合璧，兼而采之。在办学过程中，张伯苓逐渐感到全盘西化的办学方式，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如何创办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育是南开大学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
2.正确的指导思想
1927年，他提出土货化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专门人才”。[8]
在土货化方针的指引下，张伯苓确立了南开大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1）在已有的以基本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理论与应用并重的教学方针，努力发展应用学科，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2）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
3．有效的改革措施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后，为了落实所提出的目标，他着手在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1）课程设置。按照“土货化”发展方案，张伯苓大刀阔斧，改弦更张。一方面开设诸如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等有关研究中国现实的课程；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增设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电机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
（2）教学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做了如下改革：①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根据学校师生的实际情况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②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③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等，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获得材料来充实学生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
在当时大学教育主要学习西方的形势下，张伯苓校长却根据当时中国的现状，提出大学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培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人才，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充分显示了他改革大学的胆识和魄力。
总结他改革南开大学的经验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借鉴：①他有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因此实行改革的目的和方向非常明确；②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将革新思想付诸实践。
大学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求自我完善，也要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在一个迅猛变迁的时代更是如此。但谁领导大学的改革呢？雅斯贝尔斯的回答是：大学的改革只能由大学的人们来决定。大学校长更是这样。当前高校的改革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如：陈旧的教育模式、领导机构的官僚作风、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因此每个校长都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迅速捕捉信息，抓住问题的本质，把握自己学校的特点,结合实际,准确定位,以革新的魄力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发挥校长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唤，以及国内一些大学脱颖而出的事实，人们意识到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当前，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学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诸多矛盾和困难，这一切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学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有创新思想的大学校长,以高尚的人格为保障,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而具有伟大的人格，卓越的管理能力，改革创新的精神始终是每个有作为的大学校长的基本素质。
参考文献：
[1]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4.
[2]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5.
[3]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0.
[5]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1.
[6]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5.
[7]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89.
[8]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0.
关键词：张伯苓；大学校长；素质
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家朱九思先生曾评曰：“20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我最钦佩三个人：一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二是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三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1]张伯苓（1876-1951）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是一位披荆斩棘为中国开辟现代教育的先驱。他是南开大学的创造者之一，并担任校长长达29年。为近代教育史上所少见。“知中国者，必知南开” “知南开者，便知张伯苓”[2]。这足见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创建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的都是来自张校长。”
通过对张伯苓的研究,笔者认为：南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背后站立着一位热爱教育、富有理念的卓尔不群的校长。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平台，在内忧外患、明智愚钝的时代，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国外办学的先进经验，力求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和谐发展，成为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有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优秀人才。从他的办学实践可以看出，作为大学校长，他所具有的某些品格和素质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育实践中去仔细提炼出理论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来。[3]
一、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先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南开师生都说张伯苓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是他那种爱国家、爱南开、爱青年的热情，他那艰苦创业、献身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诚挚。
1．热爱祖国
张伯苓生于1876年，到他成年，正值清末衰世，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饱受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后因目睹一日之内国旗三易，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萌发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于是他决心通过办教育，使国家独立自主、兴盛富强。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教育救国”和“改造国民性”的结合成为支撑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最为关键的契机。作为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前往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并组织编写了《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的必读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爱国反日斗争。他一直很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爱国教育,他把爱国视为促进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要求学生必须具有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本领,“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4]
2．热爱教育
从1898年执教严家私塾到1951年病逝，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和发展矢志不移地奋斗了52个春秋，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于教育。为创办南开大学，当时已41岁的张伯苓远涉重洋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拜访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不谋官、不图利、百折不挠，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去谋南开之发展壮大。所以南开、张伯苓在人们的心中，早就成了不可分离的联想。他把所有与南开事业有过联系的人（教职员工和学生）统称为“南开人”，把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宗旨概括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为“南开精神”。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为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张楚廷老校长。他之所以能把湖南师范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办成今天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从他所说的话便可见一斑，“我爱我的学校”。是那种对教育，对学校，对师生的深沉的爱, 对教育事业具有真挚而热烈的价值追求,促使他不断前进。
校长首先在感情上热爱教育事业，献身于教育事业，全面地从事教育实践，这是成功的教育的开端，也是成功的教育的保证。
3．无私奉献
张伯苓一生从事教育救国事业，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南开事业。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外出为学校办事从不动用公款，而且只拿很少的薪金。南开大学在不断发展，而张伯苓校长的薪水20年来未增分文，是全国校长中薪金最低的，月薪40元，而当时北大、燕京学校校长工资是300元，他的工资仅为当时大学校长月薪的九分之一。作为大学校长，他多少年一直住三间平房。张学良拜访张伯苓家时就感慨：“偌大一个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钦佩。”但他对该用的钱却是十分慷慨，比如在购买教学图书资料，扩充教学仪器设备等方面。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如何使学校发展壮大。为了南开的发展奉献着他清正廉洁的一生。
一个优秀的校长不仅应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组织高等教育的独特方法，而且应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这既是大学校长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也是大学校长素质建设的内在要求。大学校长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大学克难勇进的法宝，是团结奋斗，赢得大学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在师生员工的眼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大学的代表。一个具有崇高魅力的大学校长，就是公开树立的一面旗帜，有号召力、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这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只有旗帜树立起来了，大学才能有所指望，大学个性才能有所依靠。
二、具有卓越的管理能力
学校一旦成立，它的发展就取决于办学者的管理了。张伯苓任大学校长长达29年，他经营中国当时规模最大，学科最多的私立学校，突出“以人为本”这个管理经验，显示出卓越的管理才能。[5]
1．以民主为指导的管理原则
他的民主管理思想在南开的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南开,作为一校之长的张伯苓,始终坚持民主治校的作风。他提出“校务公开”，“师生合作”，“责任分担”等一系列学校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并且认真执行和实践。[6]
“校务公开”是学校一切事情不是校长一人号令，应大家共同商量。所以大家一同负责，有了此种力量，才有一致的奋斗。
“责任分担”是全校师生都负责任，必须认定自己的责，尽了自己的职才行。
“师生合作”为了便于师生共同参与管理，特设立了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召开会议，通过研究会成员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2．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南开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都是从南开的学校性质出发的。南开“因系私立，经费少，用费务求其省，效率务求其高，故组织方面，分部是简”。[7]南开中学成立时只有职员5人，第二年总数也不过7人。30年代初，规模与南开大学相近的国立大学，其职能都多于南开，有的国立大学学生人数与南开相同，但职员却比南开大学多出3.7倍。然南开大学虽办事人员极少，工作却井井有条，从来没有拖拉的现象。
3．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张伯苓校长很注重管理队伍建设，一是强调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是抓骨干人员的培养。他要求职员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和服务态度。南开的职员大多毕业于本校，他们多年受到南开精神的陶冶，热爱南开。所以在校长领导下，忠于职守，埋头苦干，热心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特别是以喻传鉴、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等为代表的一批骨干，一生为南开服务。而且他大胆重用、提拔年轻人。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用人的另一方面就是尊重人，相信人。整个南开大学的领导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南开成功运转的重要保障。
大学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综合组织，因而对领导和管理提出了至为独特的要求。张伯苓根据学校的办学目标、人员构成的素质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借鉴。当前很多高校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作为大学校长，应该具有管理人才的学识、能力和素质，需根据学校的性质、规模、特点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民主作风，并且用人唯贤，看重学识和人品，这样才能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对各项工作实行强有力的领导，大学这台庞大而复杂的机器的正常运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设置合理、职责明确、精简协调的管理机构。
三、具有改革的胆识和魄力
张伯苓校长抱着教育救国的目的，他的所有实践都体现在育人上，即怎样培养人才来拯救中国。为此他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摸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道路。
1．明确的改革目的
当时大学主要向西方学习，南开建校初期，教学上全部学习外国。最初向日本学习，在接触到美国经验后，转而推行美国化教育。随后，他认识到照搬美国教育也不可取，又提出美、日合璧，兼而采之。在办学过程中，张伯苓逐渐感到全盘西化的办学方式，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如何创办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育是南开大学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
2.正确的指导思想
1927年，他提出土货化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专门人才”。[8]
在土货化方针的指引下，张伯苓确立了南开大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1）在已有的以基本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理论与应用并重的教学方针，努力发展应用学科，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2）提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
3．有效的改革措施
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出台后，为了落实所提出的目标，他着手在大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1）课程设置。按照“土货化”发展方案，张伯苓大刀阔斧，改弦更张。一方面开设诸如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等有关研究中国现实的课程；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增设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如电机工程系和化学工程系。
（2）教学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做了如下改革：①将建校初期学习美国的完全自由选课制度改为学程制。根据学校师生的实际情况实行有限制的选课制度；②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③成立社会视察委员会等，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并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获得材料来充实学生的知识，扩大学生的眼界。
在当时大学教育主要学习西方的形势下，张伯苓校长却根据当时中国的现状，提出大学教育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培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人才，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充分显示了他改革大学的胆识和魄力。
总结他改革南开大学的经验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借鉴：①他有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因此实行改革的目的和方向非常明确；②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将革新思想付诸实践。
大学不仅要通过改革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求自我完善，也要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在一个迅猛变迁的时代更是如此。但谁领导大学的改革呢？雅斯贝尔斯的回答是：大学的改革只能由大学的人们来决定。大学校长更是这样。当前高校的改革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如：陈旧的教育模式、领导机构的官僚作风、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因此每个校长都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迅速捕捉信息，抓住问题的本质，把握自己学校的特点,结合实际,准确定位,以革新的魄力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发挥校长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唤，以及国内一些大学脱颖而出的事实，人们意识到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当前，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学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诸多矛盾和困难，这一切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学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有创新思想的大学校长,以高尚的人格为保障,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而具有伟大的人格，卓越的管理能力，改革创新的精神始终是每个有作为的大学校长的基本素质。
参考文献：
[1]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4.
[2]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5.
[3]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0.
[5]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1.
[6]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5.
[7]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89.
[8]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