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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没几天，便是中国春节。之前跟卡尔提过中国春节，他便时不时问上几个关于春节的问题。
那天下班后，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餐时，他一边在鸡肉上撒调料一边和我说话。
“听说你们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在门口挂红灯笼和贴对联？”他好奇地问。
“其实也不是必须这样做，有的人家就不挂灯笼和贴对联。”我笑着解释。
“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吃狗肉？”卡尔顺口问道。
没想到卡尔也这样问，我思考了几秒后也随口问道：“听说你们丹麦人吃孔雀肉？”
卡尔立马满脸诧异，有点窘迫地说：“丹麦人不吃孔雀肉，你听谁说的？”
“哈哈，我朋友琳达亲眼看见的。”
“那可能是一种像孔雀的火鸡吧，有的丹麦人吃火鸡的。”他急忙申辩，生怕吃孔雀肉有损丹麦人的形象。
“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吃狗肉，反正我不吃。”我一笑，把话题一转，“这个周末，我想邀请两个朋友来家里过春节，一个是露丝，陪我过元旦的那个菲律宾女生，还有一个是新来丹麦做互惠生的中国女生艾比，你觉得怎样？”
“好啊，没问题，需要我们跟你们一起过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在就最好不过了。”
很快到了周末，露丝和艾比准时到了，我们开始和面包饺子，切菜炒菜等，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没有小擀面杖，我们只好用擀比萨的大擀面杖擀饺子皮，面粉也不小心买成了面包粉，所以，看着我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饺子，我们三个哈哈大笑了很久。
为了纪念这一刻，我们又是拍照又是录像的，当然也没忘记打越洋电话给彼此的父母拜年。
卡尔一家人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们，末了，安妮问道：“我母亲和她男朋友想来尝一下中餐，可以吗？”
“可以啊。”
见我们同意，安妮急忙开心地回复电话那头的母亲。
这样一来，到了中午开餐时，围了一桌子人。
做了一桌子菜，出乎意料的是卡尔一家人都比较喜欢吃饺子。不过，这次包的饺子有点失败，我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重新包一次给他们吃。
在中国的大城市内很少看到教堂，别说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唱诗了。艾比跟我一开始来丹麦时那样，对教堂很好奇。因为是周日，我们庆祝完春节便跟着露丝去另外一个镇上的教堂做礼拜。
元旦下的那场雪还没有融化，霍尔特街道两旁白皑皑一片。迎着冷风走到半路时，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这样的天气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兴奋。
教堂里坐满了人，一眼望去，大多是菲律宾人。礼台上有乐队在弹唱灵歌，底下的人便跟着合唱。
从教堂出来回家时，天色已晚。路灯发着淡淡的光，这条回家的小路静幽幽的。积雪在我和艾比的脚下“嘎吱”作响，忘记是谁起的头了，我们唱起了《歌唱祖国》，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返家。
艾比才来丹麦一个月左右，向我倾诉了很多她和家庭之间的小摩擦。她很羡慕地说卡尔一家人对我很用心。其实，互惠生和家庭相处需要很多技巧，要不很容易产生摩擦。
在丹麦，很多家庭都和互惠生分得很清，甚至有的家庭都不和互惠生同桌吃饭。很感谢卡尔一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照顾我的感受。也很感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周末陪我过春节，让我在异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有了非凡的意义。
这个春节让我慢慢地学会了感恩。
很多家庭找了互惠生，自然会最大限度地给她安排工作，卡尔家也不例外。
比如他家的大烤箱，我每个月都要彻底清洁一次。烤箱壁炉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乌黑的烧焦的食物，还有很多油渍，用再多清洁剂也清洗不干净。我只好拿着磨砂一点一点地磨，每次清洁一遍，我都像蒸了一次桑拿。
一天，我在清洁的时候，卡尔站在旁边和我闲聊，他说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家的烤箱都是找专人一年清洁一次。在丹麦的这些日子，我早已渐渐明白大多数家庭找互惠生的原因，也渐渐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听到卡尔的这句话，我还是震惊了很久。
那时，我还不懂得拒绝，也分不清哪些工作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直到互惠结束，心中的疑惑仍旧存在。
临近冬天时，院子里总是飘满了落叶，大门后的那排灌木丛里早已腐败的陈年落叶也增厚了几分。卡尔开始让我扫落叶。
冰冷的寒风刺在身上，我拿着用不惯的耙子似的扫把艰难地从小木屋一路扫到大门外。有时候下着雨，落叶黏在地面上更是很难扫干净。每次完工，那些落叶都会装满门前的两只大垃圾桶。从门前路过的人，都会频频望向我，这种张望让我有几丝不适，每每至此，我都感觉自己是名清洁工。
朋友听说我每周都要打扫院子时，都会义愤填膺地说室外的工作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后来，我去丹麦移民局官网仔细阅读了互惠生的条款，上面写着户外的工作互惠生可以帮忙，但应该和家庭一起完成。所以，我开始有些不开心。
后来，卡尔他们发觉我情绪不对，再次打扫院子时，卡尔便会象征性地和我一起清理落叶。
只是和家庭打交道，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难定义，工作时间也很难保证不超时。因我之前没有互惠的经验，和家庭谈条件便是我的弱项。不过，我想了很久，计较太多只会让自己不开心，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工作，我能做就做。
接着，卡尔让我踩着凳子举着吸尘器吸屋顶上的灯泡我答应了，卡尔让我去剪梨树枝我也答应了。剪梨树枝时，卡尔终于说：“我知道这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感谢你能帮我。”
往后的日子，便再没过分的任务安排给我。
转眼间到了来年，窗外的松树焕然一新，院里开始繁花盛开，一阵风吹过，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风景美不胜收。连带着人的心情也映了这景儿。
一天准备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丹麦的这个季节真漂亮啊！”
卡尔望了一眼窗外，笑着回答：“过段时间的丹麦会更漂亮。” 我也随之往外一看，发现邻居家院子里的那只金毛犬不见了，便道：“好久没见邻居家的狗了。”
卡尔瞬间异样地看着我说：“帕姆，上次我不是对你说了，他家的狗已经去世了吗？”
“啊，我知道了。”我恍然大悟。
“你总是这样，每次都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安妮的很多中国同事也这样。”卡尔皱起眉头，“看来你们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不假思索地说‘YES’。”
“刚才我只是忘记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邻居家的狗是因病去世的，对吧？你上次还说他们工作太忙，不打算买只新狗了，对吧？”我反问道。
卡尔停顿了一下，“这次你是忘记了，可是每次安妮让你记得打扫沙发底下，你都说自己明白，可最后你都没打扫。”
“难道我没有打扫沙发底下吗？”
“你应该把沙发底部挨着墙根的地方也要打扫到。”卡尔强调，“所以，你不明白的话就一定要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没打扫干净呢？”我也诧异地问道。
这应该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如果我在家打扫卫生，我妈肯定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打扫干净，并让我重新打扫一遍。卡尔和安妮则不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做好，而是先问我明白没明白，也许他们想让我自己发现并跟上他们的思维。
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卡尔和安妮给我讲述什么的时候，我说我明白了，他们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真的吗？”我便觉得他们除了想表达委婉的意思之外，应该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安妮喜欢纠结的问题是——只要我没按照她的方式去做事，她便觉得我做得不对，并有几丝不悦。我觉得同一件事的做法因人而异，最后结果相同便好。
切胡萝卜条时，我喜欢把胡萝卜横放在案板上切，安妮见状便说这样容易切到手，非得让我把胡萝卜竖放在案板上切，我只好按照她说的那样去做，结果没几下便把左手切伤。这时，安妮面露几丝尴尬，还好卡尔及时递来创可贴才化解了这诡异的气氛。
没过多久，卡尔笑着跟我说他和安妮商量了，只要我的工作出色完成，他们不应该再纠结工作方法，而是应该尊重我的做事方式。
以前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男人留长辫的清朝时期，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中国到底给丹麦人一种怎样的印象，在和卡尔他们交谈时便会稍稍留意一下提到中国时他们的态度。
提到中国，卡尔一脸向往的样子，虽然他去过东南亚，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游览一下中国。而每次我提到火锅，他都会垂涎三尺，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做火锅。
而安妮眼中的中国似乎要逊色很多。
那天中午我正在给自己炒菜，安妮见状走过来说：“帕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将菜炒着吃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菜很脏，需要高温杀毒？所以，你才不爱吃沙拉？放心好了，丹麦的菜很干净的。”
“不脏，这只是中国菜的做法啊！炒着吃才好吃。”我解释道。
“但是这样吃菜不健康哦。”她说完挑了一下眉，笑着走了。
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安妮和客人聊着聊着，突然说道：“中国的菜很脏，帕姆在中国都不吃生菜的。”
我一愣，不可思议地瞅了她几眼，不知她为何执拗地认为中国的菜很脏，并且还要给我扣个“不吃生菜”的帽子。
等客人走后，我们坐在餐桌前继续聊天，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互惠这件事上。
“帕姆，你觉得互惠什么最重要呢？”安妮喝了口红酒问我。
“经历，我觉得这份特殊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将来回忆起来肯定特美好。”我笑了一下。
“难道你不觉得互惠的工资是最重要的吗？”安妮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我一直觉得经历比钱更有意义。”
“可是在中国的话，3200克朗是很高的收入！况且你吃住还不愁！”
“在丹麦，3200克朗算是低收入吧，在中国也不算很高。”
安妮不依不饶，“那你之前的工作收入有比这高的吗？”
我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确实没有高过3200克朗，我便摇了摇头。
此时，安妮才露出一丝微笑。现在中国在她眼中除了“脏”之外又多了“穷”。可能是丹麦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的缘故，每次和安妮讨论问题，都要以她胜利结尾。
后来，安妮从中国出差回来，开始大聊特聊火锅，聊小笼包，卡尔更是羡慕得不得了。这时，安妮眼中对中国的印象又多了——美食多、交通差。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当时骑自行车不注意交通规则了，因为在中国的大街上有太多像你那样骑自行车的人。”她一如既往地用有些夸张的语气说道。
这次我没有不服气，而是内心也觉得国内的交通确实有些混乱。
再仔细想想，也许安妮之前对中国的坏印象是有些夸大，但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那些问题。一个发达国家的人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难免看到的是种种不足。就像我们去看非洲，或许也是相似的心理吧。（未完待续）
（编辑 文 墨）
那天下班后，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餐时，他一边在鸡肉上撒调料一边和我说话。
“听说你们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在门口挂红灯笼和贴对联？”他好奇地问。
“其实也不是必须这样做，有的人家就不挂灯笼和贴对联。”我笑着解释。
“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吃狗肉？”卡尔顺口问道。
没想到卡尔也这样问，我思考了几秒后也随口问道：“听说你们丹麦人吃孔雀肉？”
卡尔立马满脸诧异，有点窘迫地说：“丹麦人不吃孔雀肉，你听谁说的？”
“哈哈，我朋友琳达亲眼看见的。”
“那可能是一种像孔雀的火鸡吧，有的丹麦人吃火鸡的。”他急忙申辩，生怕吃孔雀肉有损丹麦人的形象。
“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吃狗肉，反正我不吃。”我一笑，把话题一转，“这个周末，我想邀请两个朋友来家里过春节，一个是露丝，陪我过元旦的那个菲律宾女生，还有一个是新来丹麦做互惠生的中国女生艾比，你觉得怎样？”
“好啊，没问题，需要我们跟你们一起过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在就最好不过了。”
很快到了周末，露丝和艾比准时到了，我们开始和面包饺子，切菜炒菜等，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没有小擀面杖，我们只好用擀比萨的大擀面杖擀饺子皮，面粉也不小心买成了面包粉，所以，看着我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饺子，我们三个哈哈大笑了很久。
为了纪念这一刻，我们又是拍照又是录像的，当然也没忘记打越洋电话给彼此的父母拜年。
卡尔一家人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们，末了，安妮问道：“我母亲和她男朋友想来尝一下中餐，可以吗？”
“可以啊。”
见我们同意，安妮急忙开心地回复电话那头的母亲。
这样一来，到了中午开餐时，围了一桌子人。
做了一桌子菜，出乎意料的是卡尔一家人都比较喜欢吃饺子。不过，这次包的饺子有点失败，我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重新包一次给他们吃。
在中国的大城市内很少看到教堂，别说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唱诗了。艾比跟我一开始来丹麦时那样，对教堂很好奇。因为是周日，我们庆祝完春节便跟着露丝去另外一个镇上的教堂做礼拜。
元旦下的那场雪还没有融化，霍尔特街道两旁白皑皑一片。迎着冷风走到半路时，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这样的天气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兴奋。
教堂里坐满了人，一眼望去，大多是菲律宾人。礼台上有乐队在弹唱灵歌，底下的人便跟着合唱。
从教堂出来回家时，天色已晚。路灯发着淡淡的光，这条回家的小路静幽幽的。积雪在我和艾比的脚下“嘎吱”作响，忘记是谁起的头了，我们唱起了《歌唱祖国》，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返家。
艾比才来丹麦一个月左右，向我倾诉了很多她和家庭之间的小摩擦。她很羡慕地说卡尔一家人对我很用心。其实，互惠生和家庭相处需要很多技巧，要不很容易产生摩擦。
在丹麦，很多家庭都和互惠生分得很清，甚至有的家庭都不和互惠生同桌吃饭。很感谢卡尔一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照顾我的感受。也很感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周末陪我过春节，让我在异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有了非凡的意义。
这个春节让我慢慢地学会了感恩。
很多家庭找了互惠生，自然会最大限度地给她安排工作，卡尔家也不例外。
比如他家的大烤箱，我每个月都要彻底清洁一次。烤箱壁炉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乌黑的烧焦的食物，还有很多油渍，用再多清洁剂也清洗不干净。我只好拿着磨砂一点一点地磨，每次清洁一遍，我都像蒸了一次桑拿。
一天，我在清洁的时候，卡尔站在旁边和我闲聊，他说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家的烤箱都是找专人一年清洁一次。在丹麦的这些日子，我早已渐渐明白大多数家庭找互惠生的原因，也渐渐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听到卡尔的这句话，我还是震惊了很久。
那时，我还不懂得拒绝，也分不清哪些工作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直到互惠结束，心中的疑惑仍旧存在。
临近冬天时，院子里总是飘满了落叶，大门后的那排灌木丛里早已腐败的陈年落叶也增厚了几分。卡尔开始让我扫落叶。
冰冷的寒风刺在身上，我拿着用不惯的耙子似的扫把艰难地从小木屋一路扫到大门外。有时候下着雨，落叶黏在地面上更是很难扫干净。每次完工，那些落叶都会装满门前的两只大垃圾桶。从门前路过的人，都会频频望向我，这种张望让我有几丝不适，每每至此，我都感觉自己是名清洁工。
朋友听说我每周都要打扫院子时，都会义愤填膺地说室外的工作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后来，我去丹麦移民局官网仔细阅读了互惠生的条款，上面写着户外的工作互惠生可以帮忙，但应该和家庭一起完成。所以，我开始有些不开心。
后来，卡尔他们发觉我情绪不对，再次打扫院子时，卡尔便会象征性地和我一起清理落叶。
只是和家庭打交道，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难定义，工作时间也很难保证不超时。因我之前没有互惠的经验，和家庭谈条件便是我的弱项。不过，我想了很久，计较太多只会让自己不开心，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工作，我能做就做。
接着，卡尔让我踩着凳子举着吸尘器吸屋顶上的灯泡我答应了，卡尔让我去剪梨树枝我也答应了。剪梨树枝时，卡尔终于说：“我知道这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感谢你能帮我。”
往后的日子，便再没过分的任务安排给我。
转眼间到了来年，窗外的松树焕然一新，院里开始繁花盛开，一阵风吹过，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风景美不胜收。连带着人的心情也映了这景儿。
一天准备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丹麦的这个季节真漂亮啊！”
卡尔望了一眼窗外，笑着回答：“过段时间的丹麦会更漂亮。” 我也随之往外一看，发现邻居家院子里的那只金毛犬不见了，便道：“好久没见邻居家的狗了。”
卡尔瞬间异样地看着我说：“帕姆，上次我不是对你说了，他家的狗已经去世了吗？”
“啊，我知道了。”我恍然大悟。
“你总是这样，每次都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安妮的很多中国同事也这样。”卡尔皱起眉头，“看来你们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不假思索地说‘YES’。”
“刚才我只是忘记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邻居家的狗是因病去世的，对吧？你上次还说他们工作太忙，不打算买只新狗了，对吧？”我反问道。
卡尔停顿了一下，“这次你是忘记了，可是每次安妮让你记得打扫沙发底下，你都说自己明白，可最后你都没打扫。”
“难道我没有打扫沙发底下吗？”
“你应该把沙发底部挨着墙根的地方也要打扫到。”卡尔强调，“所以，你不明白的话就一定要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没打扫干净呢？”我也诧异地问道。
这应该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如果我在家打扫卫生，我妈肯定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打扫干净，并让我重新打扫一遍。卡尔和安妮则不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做好，而是先问我明白没明白，也许他们想让我自己发现并跟上他们的思维。
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卡尔和安妮给我讲述什么的时候，我说我明白了，他们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真的吗？”我便觉得他们除了想表达委婉的意思之外，应该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安妮喜欢纠结的问题是——只要我没按照她的方式去做事，她便觉得我做得不对，并有几丝不悦。我觉得同一件事的做法因人而异，最后结果相同便好。
切胡萝卜条时，我喜欢把胡萝卜横放在案板上切，安妮见状便说这样容易切到手，非得让我把胡萝卜竖放在案板上切，我只好按照她说的那样去做，结果没几下便把左手切伤。这时，安妮面露几丝尴尬，还好卡尔及时递来创可贴才化解了这诡异的气氛。
没过多久，卡尔笑着跟我说他和安妮商量了，只要我的工作出色完成，他们不应该再纠结工作方法，而是应该尊重我的做事方式。
以前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男人留长辫的清朝时期，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中国到底给丹麦人一种怎样的印象，在和卡尔他们交谈时便会稍稍留意一下提到中国时他们的态度。
提到中国，卡尔一脸向往的样子，虽然他去过东南亚，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游览一下中国。而每次我提到火锅，他都会垂涎三尺，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做火锅。
而安妮眼中的中国似乎要逊色很多。
那天中午我正在给自己炒菜，安妮见状走过来说：“帕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将菜炒着吃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菜很脏，需要高温杀毒？所以，你才不爱吃沙拉？放心好了，丹麦的菜很干净的。”
“不脏，这只是中国菜的做法啊！炒着吃才好吃。”我解释道。
“但是这样吃菜不健康哦。”她说完挑了一下眉，笑着走了。
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安妮和客人聊着聊着，突然说道：“中国的菜很脏，帕姆在中国都不吃生菜的。”
我一愣，不可思议地瞅了她几眼，不知她为何执拗地认为中国的菜很脏，并且还要给我扣个“不吃生菜”的帽子。
等客人走后，我们坐在餐桌前继续聊天，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互惠这件事上。
“帕姆，你觉得互惠什么最重要呢？”安妮喝了口红酒问我。
“经历，我觉得这份特殊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将来回忆起来肯定特美好。”我笑了一下。
“难道你不觉得互惠的工资是最重要的吗？”安妮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我一直觉得经历比钱更有意义。”
“可是在中国的话，3200克朗是很高的收入！况且你吃住还不愁！”
“在丹麦，3200克朗算是低收入吧，在中国也不算很高。”
安妮不依不饶，“那你之前的工作收入有比这高的吗？”
我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确实没有高过3200克朗，我便摇了摇头。
此时，安妮才露出一丝微笑。现在中国在她眼中除了“脏”之外又多了“穷”。可能是丹麦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的缘故，每次和安妮讨论问题，都要以她胜利结尾。
后来，安妮从中国出差回来，开始大聊特聊火锅，聊小笼包，卡尔更是羡慕得不得了。这时，安妮眼中对中国的印象又多了——美食多、交通差。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当时骑自行车不注意交通规则了，因为在中国的大街上有太多像你那样骑自行车的人。”她一如既往地用有些夸张的语气说道。
这次我没有不服气，而是内心也觉得国内的交通确实有些混乱。
再仔细想想，也许安妮之前对中国的坏印象是有些夸大，但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那些问题。一个发达国家的人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难免看到的是种种不足。就像我们去看非洲，或许也是相似的心理吧。（未完待续）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