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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没几天,便是中国春节。之前跟卡尔提过中国春节,他便时不时问上几个关于春节的问题。
那天下班后,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餐时,他一边在鸡肉上撒调料一边和我说话。
“听说你们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在门口挂红灯笼和贴对联?”他好奇地问。
“其实也不是必须这样做,有的人家就不挂灯笼和贴对联。”我笑着解释。
“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吃狗肉?”卡尔顺口问道。
没想到卡尔也这样问,我思考了几秒后也随口问道:“听说你们丹麦人吃孔雀肉?”
卡尔立马满脸诧异,有点窘迫地说:“丹麦人不吃孔雀肉,你听谁说的?”
“哈哈,我朋友琳达亲眼看见的。”
“那可能是一种像孔雀的火鸡吧,有的丹麦人吃火鸡的。”他急忙申辩,生怕吃孔雀肉有损丹麦人的形象。
“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吃狗肉,反正我不吃。”我一笑,把话题一转,“这个周末,我想邀请两个朋友来家里过春节,一个是露丝,陪我过元旦的那个菲律宾女生,还有一个是新来丹麦做互惠生的中国女生艾比,你觉得怎样?”
“好啊,没问题,需要我们跟你们一起过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在就最好不过了。”
很快到了周末,露丝和艾比准时到了,我们开始和面包饺子,切菜炒菜等,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没有小擀面杖,我们只好用擀比萨的大擀面杖擀饺子皮,面粉也不小心买成了面包粉,所以,看着我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饺子,我们三个哈哈大笑了很久。
为了纪念这一刻,我们又是拍照又是录像的,当然也没忘记打越洋电话给彼此的父母拜年。
卡尔一家人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们,末了,安妮问道:“我母亲和她男朋友想来尝一下中餐,可以吗?”
“可以啊。”
见我们同意,安妮急忙开心地回复电话那头的母亲。
这样一来,到了中午开餐时,围了一桌子人。
做了一桌子菜,出乎意料的是卡尔一家人都比较喜欢吃饺子。不过,这次包的饺子有点失败,我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重新包一次给他们吃。
在中国的大城市内很少看到教堂,别说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唱诗了。艾比跟我一开始来丹麦时那样,对教堂很好奇。因为是周日,我们庆祝完春节便跟着露丝去另外一个镇上的教堂做礼拜。
元旦下的那场雪还没有融化,霍尔特街道两旁白皑皑一片。迎着冷风走到半路时,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这样的天气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兴奋。
教堂里坐满了人,一眼望去,大多是菲律宾人。礼台上有乐队在弹唱灵歌,底下的人便跟着合唱。
从教堂出来回家时,天色已晚。路灯发着淡淡的光,这条回家的小路静幽幽的。积雪在我和艾比的脚下“嘎吱”作响,忘记是谁起的头了,我们唱起了《歌唱祖国》,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返家。
艾比才来丹麦一个月左右,向我倾诉了很多她和家庭之间的小摩擦。她很羡慕地说卡尔一家人对我很用心。其实,互惠生和家庭相处需要很多技巧,要不很容易产生摩擦。
在丹麦,很多家庭都和互惠生分得很清,甚至有的家庭都不和互惠生同桌吃饭。很感谢卡尔一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照顾我的感受。也很感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周末陪我过春节,让我在异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有了非凡的意义。
这个春节让我慢慢地学会了感恩。
很多家庭找了互惠生,自然会最大限度地给她安排工作,卡尔家也不例外。
比如他家的大烤箱,我每个月都要彻底清洁一次。烤箱壁炉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乌黑的烧焦的食物,还有很多油渍,用再多清洁剂也清洗不干净。我只好拿着磨砂一点一点地磨,每次清洁一遍,我都像蒸了一次桑拿。
一天,我在清洁的时候,卡尔站在旁边和我闲聊,他说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家的烤箱都是找专人一年清洁一次。在丹麦的这些日子,我早已渐渐明白大多数家庭找互惠生的原因,也渐渐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听到卡尔的这句话,我还是震惊了很久。
那时,我还不懂得拒绝,也分不清哪些工作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直到互惠结束,心中的疑惑仍旧存在。
临近冬天时,院子里总是飘满了落叶,大门后的那排灌木丛里早已腐败的陈年落叶也增厚了几分。卡尔开始让我扫落叶。
冰冷的寒风刺在身上,我拿着用不惯的耙子似的扫把艰难地从小木屋一路扫到大门外。有时候下着雨,落叶黏在地面上更是很难扫干净。每次完工,那些落叶都会装满门前的两只大垃圾桶。从门前路过的人,都会频频望向我,这种张望让我有几丝不适,每每至此,我都感觉自己是名清洁工。
朋友听说我每周都要打扫院子时,都会义愤填膺地说室外的工作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后来,我去丹麦移民局官网仔细阅读了互惠生的条款,上面写着户外的工作互惠生可以帮忙,但应该和家庭一起完成。所以,我开始有些不开心。
后来,卡尔他们发觉我情绪不对,再次打扫院子时,卡尔便会象征性地和我一起清理落叶。
只是和家庭打交道,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难定义,工作时间也很难保证不超时。因我之前没有互惠的经验,和家庭谈条件便是我的弱项。不过,我想了很久,计较太多只会让自己不开心,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工作,我能做就做。
接着,卡尔让我踩着凳子举着吸尘器吸屋顶上的灯泡我答应了,卡尔让我去剪梨树枝我也答应了。剪梨树枝时,卡尔终于说:“我知道这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感谢你能帮我。”
往后的日子,便再没过分的任务安排给我。
转眼间到了来年,窗外的松树焕然一新,院里开始繁花盛开,一阵风吹过,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风景美不胜收。连带着人的心情也映了这景儿。
一天准备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丹麦的这个季节真漂亮啊!”
卡尔望了一眼窗外,笑着回答:“过段时间的丹麦会更漂亮。” 我也随之往外一看,发现邻居家院子里的那只金毛犬不见了,便道:“好久没见邻居家的狗了。”
卡尔瞬间异样地看着我说:“帕姆,上次我不是对你说了,他家的狗已经去世了吗?”
“啊,我知道了。”我恍然大悟。
“你总是这样,每次都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安妮的很多中国同事也这样。”卡尔皱起眉头,“看来你们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不假思索地说‘YES’。”
“刚才我只是忘记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邻居家的狗是因病去世的,对吧?你上次还说他们工作太忙,不打算买只新狗了,对吧?”我反问道。
卡尔停顿了一下,“这次你是忘记了,可是每次安妮让你记得打扫沙发底下,你都说自己明白,可最后你都没打扫。”
“难道我没有打扫沙发底下吗?”
“你应该把沙发底部挨着墙根的地方也要打扫到。”卡尔强调,“所以,你不明白的话就一定要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没打扫干净呢?”我也诧异地问道。
这应该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如果我在家打扫卫生,我妈肯定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打扫干净,并让我重新打扫一遍。卡尔和安妮则不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做好,而是先问我明白没明白,也许他们想让我自己发现并跟上他们的思维。
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卡尔和安妮给我讲述什么的时候,我说我明白了,他们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真的吗?”我便觉得他们除了想表达委婉的意思之外,应该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安妮喜欢纠结的问题是——只要我没按照她的方式去做事,她便觉得我做得不对,并有几丝不悦。我觉得同一件事的做法因人而异,最后结果相同便好。
切胡萝卜条时,我喜欢把胡萝卜横放在案板上切,安妮见状便说这样容易切到手,非得让我把胡萝卜竖放在案板上切,我只好按照她说的那样去做,结果没几下便把左手切伤。这时,安妮面露几丝尴尬,还好卡尔及时递来创可贴才化解了这诡异的气氛。
没过多久,卡尔笑着跟我说他和安妮商量了,只要我的工作出色完成,他们不应该再纠结工作方法,而是应该尊重我的做事方式。
以前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男人留长辫的清朝时期,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中国到底给丹麦人一种怎样的印象,在和卡尔他们交谈时便会稍稍留意一下提到中国时他们的态度。
提到中国,卡尔一脸向往的样子,虽然他去过东南亚,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游览一下中国。而每次我提到火锅,他都会垂涎三尺,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做火锅。
而安妮眼中的中国似乎要逊色很多。
那天中午我正在给自己炒菜,安妮见状走过来说:“帕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将菜炒着吃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菜很脏,需要高温杀毒?所以,你才不爱吃沙拉?放心好了,丹麦的菜很干净的。”
“不脏,这只是中国菜的做法啊!炒着吃才好吃。”我解释道。
“但是这样吃菜不健康哦。”她说完挑了一下眉,笑着走了。
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安妮和客人聊着聊着,突然说道:“中国的菜很脏,帕姆在中国都不吃生菜的。”
我一愣,不可思议地瞅了她几眼,不知她为何执拗地认为中国的菜很脏,并且还要给我扣个“不吃生菜”的帽子。
等客人走后,我们坐在餐桌前继续聊天,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互惠这件事上。
“帕姆,你觉得互惠什么最重要呢?”安妮喝了口红酒问我。
“经历,我觉得这份特殊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将来回忆起来肯定特美好。”我笑了一下。
“难道你不觉得互惠的工资是最重要的吗?”安妮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我一直觉得经历比钱更有意义。”
“可是在中国的话,3200克朗是很高的收入!况且你吃住还不愁!”
“在丹麦,3200克朗算是低收入吧,在中国也不算很高。”
安妮不依不饶,“那你之前的工作收入有比这高的吗?”
我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确实没有高过3200克朗,我便摇了摇头。
此时,安妮才露出一丝微笑。现在中国在她眼中除了“脏”之外又多了“穷”。可能是丹麦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的缘故,每次和安妮讨论问题,都要以她胜利结尾。
后来,安妮从中国出差回来,开始大聊特聊火锅,聊小笼包,卡尔更是羡慕得不得了。这时,安妮眼中对中国的印象又多了——美食多、交通差。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当时骑自行车不注意交通规则了,因为在中国的大街上有太多像你那样骑自行车的人。”她一如既往地用有些夸张的语气说道。
这次我没有不服气,而是内心也觉得国内的交通确实有些混乱。
再仔细想想,也许安妮之前对中国的坏印象是有些夸大,但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那些问题。一个发达国家的人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难免看到的是种种不足。就像我们去看非洲,或许也是相似的心理吧。(未完待续)
(编辑 文 墨)
那天下班后,我们在厨房准备晚餐时,他一边在鸡肉上撒调料一边和我说话。
“听说你们中国人过春节一定要在门口挂红灯笼和贴对联?”他好奇地问。
“其实也不是必须这样做,有的人家就不挂灯笼和贴对联。”我笑着解释。
“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吃狗肉?”卡尔顺口问道。
没想到卡尔也这样问,我思考了几秒后也随口问道:“听说你们丹麦人吃孔雀肉?”
卡尔立马满脸诧异,有点窘迫地说:“丹麦人不吃孔雀肉,你听谁说的?”
“哈哈,我朋友琳达亲眼看见的。”
“那可能是一种像孔雀的火鸡吧,有的丹麦人吃火鸡的。”他急忙申辩,生怕吃孔雀肉有损丹麦人的形象。
“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吃狗肉,反正我不吃。”我一笑,把话题一转,“这个周末,我想邀请两个朋友来家里过春节,一个是露丝,陪我过元旦的那个菲律宾女生,还有一个是新来丹麦做互惠生的中国女生艾比,你觉得怎样?”
“好啊,没问题,需要我们跟你们一起过吗?”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也在就最好不过了。”
很快到了周末,露丝和艾比准时到了,我们开始和面包饺子,切菜炒菜等,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没有小擀面杖,我们只好用擀比萨的大擀面杖擀饺子皮,面粉也不小心买成了面包粉,所以,看着我们包的奇形怪状的饺子,我们三个哈哈大笑了很久。
为了纪念这一刻,我们又是拍照又是录像的,当然也没忘记打越洋电话给彼此的父母拜年。
卡尔一家人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们,末了,安妮问道:“我母亲和她男朋友想来尝一下中餐,可以吗?”
“可以啊。”
见我们同意,安妮急忙开心地回复电话那头的母亲。
这样一来,到了中午开餐时,围了一桌子人。
做了一桌子菜,出乎意料的是卡尔一家人都比较喜欢吃饺子。不过,这次包的饺子有点失败,我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重新包一次给他们吃。
在中国的大城市内很少看到教堂,别说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唱诗了。艾比跟我一开始来丹麦时那样,对教堂很好奇。因为是周日,我们庆祝完春节便跟着露丝去另外一个镇上的教堂做礼拜。
元旦下的那场雪还没有融化,霍尔特街道两旁白皑皑一片。迎着冷风走到半路时,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但这样的天气也无法阻挡我们的兴奋。
教堂里坐满了人,一眼望去,大多是菲律宾人。礼台上有乐队在弹唱灵歌,底下的人便跟着合唱。
从教堂出来回家时,天色已晚。路灯发着淡淡的光,这条回家的小路静幽幽的。积雪在我和艾比的脚下“嘎吱”作响,忘记是谁起的头了,我们唱起了《歌唱祖国》,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返家。
艾比才来丹麦一个月左右,向我倾诉了很多她和家庭之间的小摩擦。她很羡慕地说卡尔一家人对我很用心。其实,互惠生和家庭相处需要很多技巧,要不很容易产生摩擦。
在丹麦,很多家庭都和互惠生分得很清,甚至有的家庭都不和互惠生同桌吃饭。很感谢卡尔一家人一直以来都在照顾我的感受。也很感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周末陪我过春节,让我在异国过的第一个春节有了非凡的意义。
这个春节让我慢慢地学会了感恩。
很多家庭找了互惠生,自然会最大限度地给她安排工作,卡尔家也不例外。
比如他家的大烤箱,我每个月都要彻底清洁一次。烤箱壁炉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乌黑的烧焦的食物,还有很多油渍,用再多清洁剂也清洗不干净。我只好拿着磨砂一点一点地磨,每次清洁一遍,我都像蒸了一次桑拿。
一天,我在清洁的时候,卡尔站在旁边和我闲聊,他说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家的烤箱都是找专人一年清洁一次。在丹麦的这些日子,我早已渐渐明白大多数家庭找互惠生的原因,也渐渐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但听到卡尔的这句话,我还是震惊了很久。
那时,我还不懂得拒绝,也分不清哪些工作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直到互惠结束,心中的疑惑仍旧存在。
临近冬天时,院子里总是飘满了落叶,大门后的那排灌木丛里早已腐败的陈年落叶也增厚了几分。卡尔开始让我扫落叶。
冰冷的寒风刺在身上,我拿着用不惯的耙子似的扫把艰难地从小木屋一路扫到大门外。有时候下着雨,落叶黏在地面上更是很难扫干净。每次完工,那些落叶都会装满门前的两只大垃圾桶。从门前路过的人,都会频频望向我,这种张望让我有几丝不适,每每至此,我都感觉自己是名清洁工。
朋友听说我每周都要打扫院子时,都会义愤填膺地说室外的工作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后来,我去丹麦移民局官网仔细阅读了互惠生的条款,上面写着户外的工作互惠生可以帮忙,但应该和家庭一起完成。所以,我开始有些不开心。
后来,卡尔他们发觉我情绪不对,再次打扫院子时,卡尔便会象征性地和我一起清理落叶。
只是和家庭打交道,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难定义,工作时间也很难保证不超时。因我之前没有互惠的经验,和家庭谈条件便是我的弱项。不过,我想了很久,计较太多只会让自己不开心,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工作,我能做就做。
接着,卡尔让我踩着凳子举着吸尘器吸屋顶上的灯泡我答应了,卡尔让我去剪梨树枝我也答应了。剪梨树枝时,卡尔终于说:“我知道这不属于互惠生的工作范畴,真的很感谢你能帮我。”
往后的日子,便再没过分的任务安排给我。
转眼间到了来年,窗外的松树焕然一新,院里开始繁花盛开,一阵风吹过,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风景美不胜收。连带着人的心情也映了这景儿。
一天准备晚餐的时候,我忍不住感叹:“丹麦的这个季节真漂亮啊!”
卡尔望了一眼窗外,笑着回答:“过段时间的丹麦会更漂亮。” 我也随之往外一看,发现邻居家院子里的那只金毛犬不见了,便道:“好久没见邻居家的狗了。”
卡尔瞬间异样地看着我说:“帕姆,上次我不是对你说了,他家的狗已经去世了吗?”
“啊,我知道了。”我恍然大悟。
“你总是这样,每次都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安妮的很多中国同事也这样。”卡尔皱起眉头,“看来你们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不假思索地说‘YES’。”
“刚才我只是忘记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邻居家的狗是因病去世的,对吧?你上次还说他们工作太忙,不打算买只新狗了,对吧?”我反问道。
卡尔停顿了一下,“这次你是忘记了,可是每次安妮让你记得打扫沙发底下,你都说自己明白,可最后你都没打扫。”
“难道我没有打扫沙发底下吗?”
“你应该把沙发底部挨着墙根的地方也要打扫到。”卡尔强调,“所以,你不明白的话就一定要问。”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没打扫干净呢?”我也诧异地问道。
这应该就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吧!
如果我在家打扫卫生,我妈肯定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打扫干净,并让我重新打扫一遍。卡尔和安妮则不会直接告诉我哪儿没做好,而是先问我明白没明白,也许他们想让我自己发现并跟上他们的思维。
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卡尔和安妮给我讲述什么的时候,我说我明白了,他们都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真的吗?”我便觉得他们除了想表达委婉的意思之外,应该还有什么问题。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安妮喜欢纠结的问题是——只要我没按照她的方式去做事,她便觉得我做得不对,并有几丝不悦。我觉得同一件事的做法因人而异,最后结果相同便好。
切胡萝卜条时,我喜欢把胡萝卜横放在案板上切,安妮见状便说这样容易切到手,非得让我把胡萝卜竖放在案板上切,我只好按照她说的那样去做,结果没几下便把左手切伤。这时,安妮面露几丝尴尬,还好卡尔及时递来创可贴才化解了这诡异的气氛。
没过多久,卡尔笑着跟我说他和安妮商量了,只要我的工作出色完成,他们不应该再纠结工作方法,而是应该尊重我的做事方式。
以前看到过一则新闻,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男人留长辫的清朝时期,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中国到底给丹麦人一种怎样的印象,在和卡尔他们交谈时便会稍稍留意一下提到中国时他们的态度。
提到中国,卡尔一脸向往的样子,虽然他去过东南亚,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游览一下中国。而每次我提到火锅,他都会垂涎三尺,甚至还问我会不会做火锅。
而安妮眼中的中国似乎要逊色很多。
那天中午我正在给自己炒菜,安妮见状走过来说:“帕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将菜炒着吃呢?是不是因为中国的菜很脏,需要高温杀毒?所以,你才不爱吃沙拉?放心好了,丹麦的菜很干净的。”
“不脏,这只是中国菜的做法啊!炒着吃才好吃。”我解释道。
“但是这样吃菜不健康哦。”她说完挑了一下眉,笑着走了。
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安妮和客人聊着聊着,突然说道:“中国的菜很脏,帕姆在中国都不吃生菜的。”
我一愣,不可思议地瞅了她几眼,不知她为何执拗地认为中国的菜很脏,并且还要给我扣个“不吃生菜”的帽子。
等客人走后,我们坐在餐桌前继续聊天,不知不觉又聊到了互惠这件事上。
“帕姆,你觉得互惠什么最重要呢?”安妮喝了口红酒问我。
“经历,我觉得这份特殊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将来回忆起来肯定特美好。”我笑了一下。
“难道你不觉得互惠的工资是最重要的吗?”安妮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我一直觉得经历比钱更有意义。”
“可是在中国的话,3200克朗是很高的收入!况且你吃住还不愁!”
“在丹麦,3200克朗算是低收入吧,在中国也不算很高。”
安妮不依不饶,“那你之前的工作收入有比这高的吗?”
我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确实没有高过3200克朗,我便摇了摇头。
此时,安妮才露出一丝微笑。现在中国在她眼中除了“脏”之外又多了“穷”。可能是丹麦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的缘故,每次和安妮讨论问题,都要以她胜利结尾。
后来,安妮从中国出差回来,开始大聊特聊火锅,聊小笼包,卡尔更是羡慕得不得了。这时,安妮眼中对中国的印象又多了——美食多、交通差。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当时骑自行车不注意交通规则了,因为在中国的大街上有太多像你那样骑自行车的人。”她一如既往地用有些夸张的语气说道。
这次我没有不服气,而是内心也觉得国内的交通确实有些混乱。
再仔细想想,也许安妮之前对中国的坏印象是有些夸大,但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那些问题。一个发达国家的人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难免看到的是种种不足。就像我们去看非洲,或许也是相似的心理吧。(未完待续)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