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档节目，摄像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谁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儿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眾。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件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中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职责。我能多拉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接着又说是劳动节，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
　　当年，相声界普遍认为，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北京，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