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人类学教授李辉看来,以后分子生物学家介入考古领域或将渐成常态。
　　
　　 正当曹操墓“真假之辩”陷入困境时,今年1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生命科学学院宣布联手“用DNA技术辨别曹操后裔和河南汉魏大墓出土人骨”,公众向来鲜有关注的“DNA考古”,也因此随着“曹操墓”而喧嚣一时。
　　
　　传统考古手段遭遇瓶颈
　　
　　而对于合作双方来说,更重要的是,无论“曹操墓“骸骨DNA检测最终能否成功,一桩跨学科姻缘都已结成。合作的一方、复旦历史系教授韩升说,该项目将为史学、考古学、医学等多方面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突破的契机。以考古学为例,考古学界对曹操墓的认定与公众一边倒的质疑,正是暴露了当前考古学面临的瓶颈。
　　中科大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更具体地指出,运用出土器物文字判读、墓葬规格研究、文献考古等传统考古学手段,也许永远无法确知同一史前聚落内两座房子主人的关系。因为“人群基因交流和器物变迁并不是一回事”。
　　被历史学科的局限所束缚,在没有和李辉合作之前,韩升只能确定“可能的曹操后人”。“这学科往往只能整理,无法清理。”而现在,1000个姓曹的现代男人、2000毫升鲜血、以及几个基因突变点,也许就能告诉人们,安阳墓中的那副白骨,究竟是不是曹操。
　　
　　解决更多历史问题的可能性
　　
　　韩升相信,就算不是因为曹操,他最终也会找到李辉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能合作的项目,远不只是此次“曹操DNA检测”。
　　“历史学的研究,无非结合文献与历史逻辑推理。如魏晋以来人口几次大迁移,曹操家族就很有代表性。”韩升说,通过此次DNA检测,历史学家或许能以全新的方式勾勒出整个曹操家族的迁徙流布,从中更可获得中国人口变迁史的全新解读。”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口变迁史。浩渺的中国历史,还有很多难解的问题。如大禹究竟是不是羌人,李唐家族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东魏权臣高欢是不是朝鲜族人等等,
　　如今,凭借人类学家的帮助、韩升心中积攒已久的疑惑,也许都可以获得解答。
　　事实上,此前通过对绍兴姒姓大禹陵守陵家族的DNA检测,李辉团队已确认,这支大禹直系后裔乃是典型的越族人,与四川北川等地的羌人基因全无关联。如此,大禹的真实血统已不言自明。
　　
　　最早的古DNA提取实践在中国
　　
　　考古学与分子人类学的结缘,并不是前者单向靠近后者寻求合作和帮助。
　　此次合作之前,很多高校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把考古系的田野调查、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与历史学的解释相结合,“整体研究偏向文科”。
　　一心沉溺于“基因地理”研究的李辉也早就觉得,他的分子人类学会在某个时间点与历史邂逅。
　　事实上,世界上最早的古DNA检测,或可追溯至上世纪1981年,中国科学家对马王堆汉墓古尸进行了核酸的分离与鉴定,并发表了首篇有关古DNA的研究报告,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古DNA的研究术语,因而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
　　国外古DNA检测技术成熟的标志,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为人知的“尼安德特人DNA检测”,人类学家对其进行DNA全序列检测后发现,它跟现代人只是“表亲”,而非现代人的祖先。2009年,德国科学家更绘出了尼安德特人全基因草图。此后,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下落追寻、哥伦布血统考证等著名历史公案中,屡屡可见DNA考古的身影。
　　
　　楼兰美女:西方美女竟是东方血统
　　
　　在李辉之前,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也已经和历史有了多次邂逅。其中和吉林大学合作、通过古DNA检测确定了“楼兰美女”的血统,标志着国内古DNA提取技术的成熟。
　　2003年-2005年间,考古学家在罗布泊楼兰墓地陆续发掘出了大量古尸,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楼兰美女”。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的“楼兰美女”,黄棕色的头发长一尺有余,卷压在尖顶毡帽内,帽插数支翎,皮肤呈红褐色且富有弹性,眼大窝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然而,生物学家们不久后惊奇地发现,楼兰美女身上的DNA线粒体为C型线粒体,这是典型的东方人遗传特征。
　　吉林大学的周慧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随后也发表研究结果称,小河墓地的木乃伊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他们同时拥有着欧洲和西伯利亚的遗传标记,因此推断它们有可能来自于国外。专家们由此推测:欧洲和西伯利亚人种很可能是4000年前进入塔里木盆地定居,并相互通婚。这意味着,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可上溯至4000年前,而不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