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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树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依然可以从内心深处闻到它的气息”
1986年,广东中山古镇造船厂的苏德标被派往木材产地肇庆封开原始森林。那是一片在北回归线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季雨林,面积达4000多公顷。
在那里,18岁的苏德标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有人问苏德标,为什么自己搭钱种树。
“现在的污染太厉害了,”他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出这个事实,而在他的记忆中,童年的家乡曾是如此美丽:家门口是条大河,不远处有座小山,泉水从山间涌出,清澈甘冽。村口的大榕树有百年树龄,小孩在树下玩耍,大人在树下乘凉。他经常摇着木船去水田里干活,风吹过大片的甘蔗地,满鼻都是清香。
如今,乡愁只在记忆中还没有褪色。
1986年,苏德标进入古镇造船厂,也是从那时开始,工业化开始改变家乡的一切。
中山古镇临近港澳,又紧靠珠江主干流西江。随着改革开放,大量洋垃圾开始涌入。一度,古镇人家家摇着木船去运走私进来的废塑料。运回来后,分类加工,再卖给浙江沿海地区,生产塑料袋。
1993年,中山古镇走上了世界“灯具之都”的道路:河被填平了,山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厂房。工厂白天接单,晚上开工。市场越来越大,做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古镇本地有6万人,还有10多万外地人来这里做灯具生意。
苏德标童年时代的生活,已变成一段虚无缥缈的记忆。
傍晚,我和苏德标走在古镇的街上。入夜的古镇反而更加灯火辉煌。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灯具广告,五颜六色的光晕如同雾霭笼罩着小镇,笼罩着缓缓蠕动的车流,也笼罩着苏德标的心。
苏德标说,工业发展使古镇的经济大大提升,然而人们却不敢再喝西江引来的自来水,因为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晚上睡觉也不得不把窗子关上,因为电镀厂黄色的废气会伴随着珠三角潮湿的暖风飘来。苏德标执拗地认为:如果连喝水、呼吸都不能自由了,其他一切又有什么用?
他经常一下班就骑着单车去他的树林。他在里面搭了间茅屋。他愿意看看归巢的倦鸟,听听此起彼伏的虫鸣。“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封开的原始森林,”苏德标说,“那是种太大的逃脱。”
他也把家人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带到树林。他们在那里野餐,唱歌,认识树木和昆虫,学习如何与大自然相处。他的儿子总是兴奋地在林子里跑啊跳啊,喊着“爸爸,我们在这里养小狗吧”,“爸爸,我们在那里养山羊吧!”
“有时我恳求他不要再做没有收益的事,或者至少等自己有能力时再做,”苏德标的妻子说,“但他固执成性,一旦决下心来就无法动摇。”
面对妻子的担忧,苏德标也曾试着解释,但更多的秘密他只有埋在心里。“因为怕妻子担心,我告诉她我只有江门这40亩树林,”苏德标笑着说,“台山那片200亩的林子就不敢跟她说了。”
生活的反思者
1995年,苏德标进了朋友的家族灯具厂负责策划和管理。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喝酒,生意上的应酬总令他感到头痛。
“中国人讲究交情,谈判桌上不喝酒,往往被视作不够意思,”苏德标笑着说,“于是每次干杯,别人喝酒,我把酒浇到头上。”灯具厂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至2005年春节后,苏德标决定彻底离开这样的生活。
他只身来到广州,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做一名NGO志愿者,参加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的各种沙龙,接受NGO能力培训。他住在朋友家里,过最简朴的生活,却阅读了大量书籍,最后与几位同道好友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沃土工坊”。
“这些年,我们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实际上来自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农民—土地’之间的掠夺关系,”苏德标说,“正因如此,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行动中滋养我们的土地和心灵。’”
2008年下半年,随着同仁郝冠辉、谭径舟的加盟,他们开始着力做“社区支持农业”。苏德标经常远赴粤北、粤西和广西的田间地头,调研市集、走访农户,搜罗土生良品(有机食物),他们将老乡的五谷土货带到广州,销售给对有机食品有需求和认同的人。往往,沃土工坊的售价要比大型超市的同类有机食品价格低一半。
沃土工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更希望通过消费者的力量来鼓励小农以传统的、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加工,做好小农和城市人之间的桥梁,支持健康、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做追求简单美好生活的实践者。
对此,苏德标和同事们充满了信心:“路不会越走越窄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苏德标看来,中国古代农业并不过时,只要把它们系统化、精细化,依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在日本韩国,人们用鱼内脏和上红糖发酵做肥料,”苏德标说,“这样的肥料,肥力足又能涵养土地,也不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
“我常常在想,城市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苏德标说,“我们不计成本,拼命赚钱,再把赚来的钱用来吃药治病,这和在笼子里徒然打转的小白鼠有什么不同?”
苏德标相信,随着经济越来越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样的生活。
他愿意做这样的先行者。当他意识到学校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我们经济上的发展策略如出一辙,他尊重了儿子退学的要求。如今,父子二人住在位于番禺山中的“沃土工坊”,平时一起阅读,一起种菜养小动物。谈到未来的理想,12岁的苏伟聪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农场,养很多的动物,让它们可以在山上自由奔跑”;他还要“养很多的树,让人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只希望他能明白,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一条路,”苏德标说,“我们最大的财富,或许也不是在某条路上,而是在路边的森林里。”
下午4点,榕树林。
太阳的碎光像银白色的鱼,在满地落叶上跳动。苏德标抬起头,摸摸那些树干——那些粗壮的,业已成林的树干——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脸才突然间变得明亮。
“人体不会说这一块空气是我的,这一片氧气是我的,我们都是生命体,我们共同呼吸,”苏德标说,“所以,即使那些树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依然可以从内心深处闻到它的气息。”
儿子带着一只叫做“野猪”的小狗在树林里奔跑,欢乐的笑声在空中盘旋。苏德标终于也露出了笑容,不过却尽力克制——他不想让人看见前年车祸后一直没补上的门牙。
(感谢吴飒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1986年,广东中山古镇造船厂的苏德标被派往木材产地肇庆封开原始森林。那是一片在北回归线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季雨林,面积达4000多公顷。
在那里,18岁的苏德标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有人问苏德标,为什么自己搭钱种树。
“现在的污染太厉害了,”他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出这个事实,而在他的记忆中,童年的家乡曾是如此美丽:家门口是条大河,不远处有座小山,泉水从山间涌出,清澈甘冽。村口的大榕树有百年树龄,小孩在树下玩耍,大人在树下乘凉。他经常摇着木船去水田里干活,风吹过大片的甘蔗地,满鼻都是清香。
如今,乡愁只在记忆中还没有褪色。
1986年,苏德标进入古镇造船厂,也是从那时开始,工业化开始改变家乡的一切。
中山古镇临近港澳,又紧靠珠江主干流西江。随着改革开放,大量洋垃圾开始涌入。一度,古镇人家家摇着木船去运走私进来的废塑料。运回来后,分类加工,再卖给浙江沿海地区,生产塑料袋。
1993年,中山古镇走上了世界“灯具之都”的道路:河被填平了,山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厂房。工厂白天接单,晚上开工。市场越来越大,做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古镇本地有6万人,还有10多万外地人来这里做灯具生意。
苏德标童年时代的生活,已变成一段虚无缥缈的记忆。
傍晚,我和苏德标走在古镇的街上。入夜的古镇反而更加灯火辉煌。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灯具广告,五颜六色的光晕如同雾霭笼罩着小镇,笼罩着缓缓蠕动的车流,也笼罩着苏德标的心。
苏德标说,工业发展使古镇的经济大大提升,然而人们却不敢再喝西江引来的自来水,因为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晚上睡觉也不得不把窗子关上,因为电镀厂黄色的废气会伴随着珠三角潮湿的暖风飘来。苏德标执拗地认为:如果连喝水、呼吸都不能自由了,其他一切又有什么用?
他经常一下班就骑着单车去他的树林。他在里面搭了间茅屋。他愿意看看归巢的倦鸟,听听此起彼伏的虫鸣。“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封开的原始森林,”苏德标说,“那是种太大的逃脱。”
他也把家人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带到树林。他们在那里野餐,唱歌,认识树木和昆虫,学习如何与大自然相处。他的儿子总是兴奋地在林子里跑啊跳啊,喊着“爸爸,我们在这里养小狗吧”,“爸爸,我们在那里养山羊吧!”
“有时我恳求他不要再做没有收益的事,或者至少等自己有能力时再做,”苏德标的妻子说,“但他固执成性,一旦决下心来就无法动摇。”
面对妻子的担忧,苏德标也曾试着解释,但更多的秘密他只有埋在心里。“因为怕妻子担心,我告诉她我只有江门这40亩树林,”苏德标笑着说,“台山那片200亩的林子就不敢跟她说了。”
生活的反思者
1995年,苏德标进了朋友的家族灯具厂负责策划和管理。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喝酒,生意上的应酬总令他感到头痛。
“中国人讲究交情,谈判桌上不喝酒,往往被视作不够意思,”苏德标笑着说,“于是每次干杯,别人喝酒,我把酒浇到头上。”灯具厂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至2005年春节后,苏德标决定彻底离开这样的生活。
他只身来到广州,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做一名NGO志愿者,参加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的各种沙龙,接受NGO能力培训。他住在朋友家里,过最简朴的生活,却阅读了大量书籍,最后与几位同道好友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沃土工坊”。
“这些年,我们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实际上来自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农民—土地’之间的掠夺关系,”苏德标说,“正因如此,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行动中滋养我们的土地和心灵。’”
2008年下半年,随着同仁郝冠辉、谭径舟的加盟,他们开始着力做“社区支持农业”。苏德标经常远赴粤北、粤西和广西的田间地头,调研市集、走访农户,搜罗土生良品(有机食物),他们将老乡的五谷土货带到广州,销售给对有机食品有需求和认同的人。往往,沃土工坊的售价要比大型超市的同类有机食品价格低一半。
沃土工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更希望通过消费者的力量来鼓励小农以传统的、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加工,做好小农和城市人之间的桥梁,支持健康、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做追求简单美好生活的实践者。
对此,苏德标和同事们充满了信心:“路不会越走越窄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苏德标看来,中国古代农业并不过时,只要把它们系统化、精细化,依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在日本韩国,人们用鱼内脏和上红糖发酵做肥料,”苏德标说,“这样的肥料,肥力足又能涵养土地,也不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
“我常常在想,城市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苏德标说,“我们不计成本,拼命赚钱,再把赚来的钱用来吃药治病,这和在笼子里徒然打转的小白鼠有什么不同?”
苏德标相信,随着经济越来越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样的生活。
他愿意做这样的先行者。当他意识到学校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我们经济上的发展策略如出一辙,他尊重了儿子退学的要求。如今,父子二人住在位于番禺山中的“沃土工坊”,平时一起阅读,一起种菜养小动物。谈到未来的理想,12岁的苏伟聪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农场,养很多的动物,让它们可以在山上自由奔跑”;他还要“养很多的树,让人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只希望他能明白,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一条路,”苏德标说,“我们最大的财富,或许也不是在某条路上,而是在路边的森林里。”
下午4点,榕树林。
太阳的碎光像银白色的鱼,在满地落叶上跳动。苏德标抬起头,摸摸那些树干——那些粗壮的,业已成林的树干——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脸才突然间变得明亮。
“人体不会说这一块空气是我的,这一片氧气是我的,我们都是生命体,我们共同呼吸,”苏德标说,“所以,即使那些树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依然可以从内心深处闻到它的气息。”
儿子带着一只叫做“野猪”的小狗在树林里奔跑,欢乐的笑声在空中盘旋。苏德标终于也露出了笑容,不过却尽力克制——他不想让人看见前年车祸后一直没补上的门牙。
(感谢吴飒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