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2年1月21日至4月15日举办“中国革命时代的艺术：傅抱石（1904-1965）”艺术展，展出了这位现代大师40年艺术生涯的代表作，包括七十余幅绘画和二十方印章，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微雕印章”《离骚》。据统计，抱石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关屈原像和屈原作品诗意图的画作，在他的专项题材绘画中数量极多，质量也极高。透过这件作品，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傅抱石早期篆刻造诣上的突出成就，同时也能从另一个侧面窥探到他对屈原这位爱国诗人的深厚情怀。
　　正如傅抱石的女儿傅益瑶在《我的父亲傅抱石》一书中所回忆的那样：“我的父亲酷爱屈原，无论是他的人生道路，还是他的艺术创作，都深受屈原的影响。”
　　傅抱石和屈原的因缘可追溯到其青年时代。傅抱石在中学时期就熟悉治印，并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所写的“抱石自投汩罗以死”，仰慕屈原的品德情操，同情其“抱石怀沙”自沉汩罗江的悲壮，从而易名为“抱石”，自号“抱石斋主人”。傅抱石这次的易名虽显草率，但实际上，这只是他将屈原烙印在自己一生的开端。在他的六个子女相继降世的过程中，他还根据《楚辞》中常出现的代表美好事物的“珊”、“璇”、“瑶”、“玉”来分别给自己的女儿命名，从这里看，先生的决心可谓不言而喻。
　　在艺术创作上，二者的直接关联其实源于傅抱石留日期间，受日本画家的影响。上世纪初的日本画坛流行以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画家们常常以中国古代人物的故事和诗篇作为创作题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傅抱石的作品也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古代名人画像，包括《屈原》、《陶渊明》、《岳飞》等一系列作品。当时正攻读于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今武藏野美术大学前身）的傅抱石，一面师承东方美术史家金原省吾深造画论史论，一面不停地作画治印，潜心研究学术。
　　1935年，在金原省吾的鼎力支持下，傅抱石在日本成功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并将地点设在了东京银座最高档的美术展览场所——松坂屋举行。
　　在此次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傅抱石的篆刻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三枚印章的内容是取自屈原的诗句。一枚印文是：“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边款刻上屈原《渔父》全文；另一枚印文是：“阳春白雪。”边款刻了《楚辞?宋玉对楚王问》全文。还有一枚鸡血石白文印，在其三面刻了屈原的《离骚》全文。这三枚印章固然反映了傅抱石早熟的篆刻技巧，而他对屈原作品的钟爱和熟悉程度，更可见一斑。在展览当天，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购买了他的图章、书法和画稿。展览会上，他还应邀作了现场刻印表演，众多日本记者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纷纷倾倒。第二天，傅抱石登上日本报纸头版，还配以现场拍摄的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日本画家的影响，傅抱石对屈原的追崇还与一位著名学者密切相关，那人便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曾专门拜访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两人一见如故，并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早在任职一师附小的时候，傅抱石就聆听过郭沫若的报告，并对其印象深刻。傅抱石在史论研究中经常向郭沫若请教，在绘画创作上也不时得到郭沫若的劝言，而郭沫若也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地发现傅抱石的艺术天分和才华。
　　1942年6月，郭沫若为抗战的宣传需要而创作了5幕话剧《屈原》，剧中将屈原塑造为一个勇于抗争强暴入侵的英雄，一个敢于以死来维护尊严的勇者。《屈原》的公演令热血青年、爱国之士莫不深受鼓舞，也引起了傅抱石的更大共鸣，于是感触之余挥毫创作《屈子行吟图》，画面上笼罩着凝重苍凉的气氛，人物情感悲壮，形象独特，与前人画家笔下“高冠、长剑、宽袍”的屈原完全不同，郭沫若为此还专门为傅抱石题诗，大加赞美。在这一时期，屈原的其他作品如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等等，尤其是二湘，也成为傅抱石人物画当中的重要题材。
　　对于傅抱石来说，在国家危亡的时代，频繁以屈原为题，在于屈原一生所经历的乱世与他产生了极大的情感共鸣。其忧国忧民的人格与形象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同时画家借屈原作画，也抒发出自己对时下当权者的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每逢端午节，傅抱石多以作《屈原像》以示纪念，这也使他留下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一批有关屈原的作品。新加坡收藏夹潘受曾为傅抱石写诗，“岁岁端阳写屈原，江山如月半蟆吞。画家心事吾能说，欲借骚魂起国魂。”他还注道：“抗日战争期间，抱石每岁诗人节，必写屈原为纪念。”
　　傅抱石老先生的为己易名、为女命名、为画设题，除展现出他在国之危亡时所表现的深厚爱国情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民国时期的狂热偶像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