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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2003年6月，我的美国老公毕力被总公司调回国内，我也带着肚子里的小宝贝来到了美国伯克利的新家。
我虽然已经两次随毕力到美国度假探亲，可加在一起只有短暂的两个月，还不够到处看看景色的，只能算是一个匆匆过客。这次，有了自己的家，要独立操持家里的事情，我才算真正要融入美国社会了。
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毕力和我商量，不要我去找工作，等生下小宝贝再说。不过，他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父母在距离伯克利200公里远的奎恩小镇有一处农庄，已经赠送给了毕力，但年久失修。他和我商量，如果我喜欢那里，就由我监督，彻底地维修一下，作为以后休息的“第二居所”。
我和毕力坐80分钟的快速火车到了奎恩。在高度工业化的美国，这里被称为小镇，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在大片大片白桦林的簇拥下，一幢幢漂亮的两层楼农舍均匀地分布着，居然还有一条两百多米的中心街区。大城市里的一切在这里都成了“微缩”的，只有一个工人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工人的修理厂……而且，好像什么都是在“兼职”来做，面包房的老板兼任“邮局局长”，小电器店的老板兼任镇长秘书，连一家小农机配件站的老板也兼任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是小镇市政设施的“大总管”，负责清理垃圾、维修道路、环境卫生、维护下水道等事务……
只是，镇里的青壮年都跑到大城市去了，这里更多的是老年人、妇女和孩子。不过，在附近大城市工作的人们，很愿意在休息日回来为家乡人服务。这里每家都有一册《社区指导手册》，上面记有某牙医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为大家服务；某健身教练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教大家做健身操……包罗万象，都是从小镇出去的家乡人。可要记清楚，真够难的。
我立刻被这里和城市中截然不同的恬静、平和、亲和吸引了。在美国，能在喧嚣的城市以外拥有这样一处属于自己的空间，也不是可以说着玩的。
可是，那幢将近四百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子，还有那片据说将近半公顷的庄园，实在是破旧、荒芜得够收拾一阵子了。
当然，不需要我动手干活。可是，在这座离伯克利这么近，交通非常便利的小镇里，可能这里的人还习惯于什么事都“农民式”地自己来解决，那些外来移民在这里没有人雇佣，临时找个雇工却成了大难题。
小镇的木匠师傅答应承担修理屋顶、地板、楼梯和粉刷油漆的工作，他还帮忙找了一个工人负责修理所有的管道。但是，他们要求另外找人拆除需要修理的地方，帮他们清扫工程的废料垃圾……说白了，就是在中国需要找“农民工”去做的那些事情。
毕力先是找了一个秘鲁汉子。可是，一周后去看，工作没什么进展，空酒瓶和垃圾反而增加了许多。他和我们说话时，满嘴还喷着酒气。我们立刻辞退了他。
“怎么办？毕力。”我真有些为难了。
“不用急，总能找到人。”毕力安慰我说。
没想到，毕力竟找了朋友的儿子，只有17岁却人高马大的史蒂文。他是父母的独生子，父亲开了六七家文具连锁店，母亲是一家商业银行的业务巡视员，按中国人的眼光，他简直是一个“少爷”。
我真怀疑毕力是在乱弹琴。
可是，史蒂文的母亲温妮居然说让史蒂文就住在小镇，利用假期干活。
２
史蒂文到小镇来，是温妮开着自己家的“雪佛莱”轿车送来的。温妮对我们说：“需要他干些什么说清楚，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出色。”
果然，史蒂文就住在那幢乱糟糟的房子里，每天就吃面包、喝热牛奶，每周回家一次改善生活。三周后，他把需要修理的地方拆除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没积存下一点拆下来的东西。我们如约给了他800美元。我们希望他能再多干点，他却欢呼着说：“上帝，我该好好去玩一玩了，可别对我说一句要我干活的话了……”
他的妈妈温妮告诉我：“史蒂文上个假期去我们银行总部打工，搞清洁，每天要清扫四十多个厕所。同事们对我说，史蒂文比以往任何一个清洁工把厕所打扫得都干净。”
看着温妮自豪的神情，我想，在中国，像他们夫妇这样的算是很体面的人了，他们即使愿意让孩子利用假期去临时打工，恐怕也不愿意让孩子来做“农民工”才做的粗活，更不会让孩子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同事们的眼皮子底下洗刷厕所吧……
因为史蒂文知道我们还需要雇佣临时帮工，他为我们推荐来了他的朋友杰西。
杰西已经26岁了。他可不像史蒂文那样五大三粗，是一个清秀文静的白人小伙子。
杰西不爱说话。当木匠师傅带着自己的助手、小工开始了修理工程后，杰西就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哪怕掉下一个木创花，他也赶紧收拾干净。几乎那些人谁都可以指使他，干活时，到处在叫着“杰西、杰西……”他整天就应声东跑西颠着。他汗流满面地很吃力地扛着屋顶玻璃钢瓦片，跑上跑下地为他们递东西，仰面八岔地躺在木料堆上小憩……
我发现，他修长的双手上到处是划伤，有的地方已经有些红肿了。
其实，他的俊朗沉静，他的随和勤快，很受大家喜欢。木匠师傅和小工们休息、闲聊、喝啤酒时，都忘不了叫上他。谁家做了新鲜的食品，也都带来给他。还有人不让他住在施工的房子里，邀请他到家里去住。
可是，他却微笑着谢绝了。看得出，他喜欢安静，没事时，他就打开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看着什么。他也很爱干净，虽然房子里还没接通煤气，没有热水，他也会经常用凉水从头到脚把自己洗个干净。
我旁观着一切，用中国人的恻隐之心猜测，杰西一定有着什么不幸的变故和遭遇，否则，像他这样的男孩，有什么必要来“卖苦力”挣零钱呢？
带着这样想当然的怜悯之心，我见他没什么行李，特意为他送去一条高档的纯毛毯。
他却疑惑地说：“谢谢！不需要。”
我说：“送给你了，你带在身边吧。”
他却还是说：“谢谢，用不着。”
我说：“我看你的行李太单薄。”
他笑着说：“天气还好。如果需要，我有自己的睡袋。”他特意拿出自己的睡袋给我看。这回，真该我惊呼“上帝”了。他拿出的，竟是一条从用料到工艺完全利用高新科研技术制造、最有名的“美洲豹”品牌，每条价值将近一万美元，一般美国人也舍不得买的高档睡袋。这种睡袋的夹层充气后，可以自动把睡袋里的温度、湿度调整到人的体温、呼吸最合适的程度。而且，还有微微震荡头部保障睡眠质量，按摩射线按摩腰部、足部等令人想不到的保健功能……
我疑惑地问杰西：“你经常要东奔西走？不住在家里吗？”
杰西说：“不是，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她是这家睡袋公司的工程师。”
原来，杰西也不是一般劳工阶层家庭的孩子。可是，我还是不能立刻改变自己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我猜测，是不是杰西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故？是不是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母亲再嫁了……否则，在他这个年龄，并非像史蒂文那样利用假期来挣零花钱，他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做“苦工”呢？我委婉地问杰西：“你的母亲，还有父亲，他们好吗？”
杰西也觉得有点奇怪，他问：“他们都很好。你认识他们吗？”
我只得承认并不认识他们，但还穷追不舍地问杰西：“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出来做零工吗？你需要这份工作吗？”
他平静地告诉我：“Between jobs（换工作的空间期）”。
后来，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伯克利有名的脑病专家，更巧的是他父亲居然是毕力母亲（我的婆母）的脑科医生。老太太还曾经向我推荐过，让我找机会把患中风后遗症的父亲接到美国来，让这位高明的医生诊治。
但这么一位知名医生的儿子，居然肯来做这份临时性的“苦工”。
我向毕力谈了我的惊讶。他却说，在美国，这很正常。他说他在18岁时，刚从大学毕业，向父亲提出想在家里的企业工作。他父亲在伯克利、旧金山办有几家很大的储运仓库。父亲让他去一个仓库做辛苦的整理工人（也就是装卸工）。他问：“我可以去做管理工作吗？”父亲对他说：“不用说现在没有空下来的管理职位，就是有空缺，我也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说，他在三个月里整天开着小型装卸车搬搬运运，后来觉得自己在学业上还会有更大发展，才决定去考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营销专业研究生，他父亲才答应提供第一学年的全部学习费用。他因此也成为市场调查方面的出色人才。
３
杰西告诉我，他在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他既嫌工作枯燥，又觉得什么人都可以要他调阅各种资料，烦琐，不舒服。他听到有这个要给木匠师傅打下手的打工机会，毛遂自荐地就来了。或者，他是特意要在这样的磨练中纠正自己的性格弱点吧。
当然，他的“打下手”工作做得很出色。
大约在一年多以后，我在伯克利的一次慈善募捐活动上又见到了杰西。他是赞助这次活动的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他穿了笔挺的高档西装，打着高雅的领带，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
他见到我，跑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他和打小工时判若两人，他坦然地向他的同事说：“我给她家修过房子，给木匠师傅做小工。”他听我描绘小镇那个庄园的景色时，还给我留下他的E-mail，让我给他发几幅照片。显然，他没有把打小工的经历当成没有面子的事，他为自己为修复庄园付出了劳动引以为豪。
当初，杰西走后，我因为怀孕，身体笨重，没有再去奎恩小镇多管修复庄园的事情。但我知道，收拾那片农田，又是文具店老板的“少爷”史蒂文利用假期承担的。他们六七个高中生在那里住了两周，他们中有律师的“少爷”、警官的“少爷”、工厂主的“少爷”……他们狂热而又认真地做了两周整修荒地的“农民”，然后，拿了钱，一窝蜂地跑到怀俄明州的国家公园玩去了……
初到美国，这番找临时雇工的经历，给我了解美国上了一堂课。说实在话，我和“老外”毕力相爱结婚，我随他到美国，不论是他的职位，还是他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都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有着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在这里，不论是这些“少爷”还是他们的父母，对待职业，却一视同仁地认真投入，不分尊卑贵贱。我眼前总浮动着史蒂文的母亲温妮开着豪华座车来接灰头土脑的儿子回家的情景。若是在中国，人家还会认为是一个阔太太到人力市场找了个干粗活的“农民工”呢。但是，温妮的脸上，却是对肯干、肯吃苦的儿子由衷的满意。
恐怕，这一课对我今后教养我的宝贝儿子，十分难得而有益。
2003年6月，我的美国老公毕力被总公司调回国内，我也带着肚子里的小宝贝来到了美国伯克利的新家。
我虽然已经两次随毕力到美国度假探亲，可加在一起只有短暂的两个月，还不够到处看看景色的，只能算是一个匆匆过客。这次，有了自己的家，要独立操持家里的事情，我才算真正要融入美国社会了。
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毕力和我商量，不要我去找工作，等生下小宝贝再说。不过，他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父母在距离伯克利200公里远的奎恩小镇有一处农庄，已经赠送给了毕力，但年久失修。他和我商量，如果我喜欢那里，就由我监督，彻底地维修一下，作为以后休息的“第二居所”。
我和毕力坐80分钟的快速火车到了奎恩。在高度工业化的美国，这里被称为小镇，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只有8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在大片大片白桦林的簇拥下，一幢幢漂亮的两层楼农舍均匀地分布着，居然还有一条两百多米的中心街区。大城市里的一切在这里都成了“微缩”的，只有一个工人的加油站，只有一个工人的修理厂……而且，好像什么都是在“兼职”来做，面包房的老板兼任“邮局局长”，小电器店的老板兼任镇长秘书，连一家小农机配件站的老板也兼任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是小镇市政设施的“大总管”，负责清理垃圾、维修道路、环境卫生、维护下水道等事务……
只是，镇里的青壮年都跑到大城市去了，这里更多的是老年人、妇女和孩子。不过，在附近大城市工作的人们，很愿意在休息日回来为家乡人服务。这里每家都有一册《社区指导手册》，上面记有某牙医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为大家服务；某健身教练会在隔两周的周日上午回小镇教大家做健身操……包罗万象，都是从小镇出去的家乡人。可要记清楚，真够难的。
我立刻被这里和城市中截然不同的恬静、平和、亲和吸引了。在美国，能在喧嚣的城市以外拥有这样一处属于自己的空间，也不是可以说着玩的。
可是，那幢将近四百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子，还有那片据说将近半公顷的庄园，实在是破旧、荒芜得够收拾一阵子了。
当然，不需要我动手干活。可是，在这座离伯克利这么近，交通非常便利的小镇里，可能这里的人还习惯于什么事都“农民式”地自己来解决，那些外来移民在这里没有人雇佣，临时找个雇工却成了大难题。
小镇的木匠师傅答应承担修理屋顶、地板、楼梯和粉刷油漆的工作，他还帮忙找了一个工人负责修理所有的管道。但是，他们要求另外找人拆除需要修理的地方，帮他们清扫工程的废料垃圾……说白了，就是在中国需要找“农民工”去做的那些事情。
毕力先是找了一个秘鲁汉子。可是，一周后去看，工作没什么进展，空酒瓶和垃圾反而增加了许多。他和我们说话时，满嘴还喷着酒气。我们立刻辞退了他。
“怎么办？毕力。”我真有些为难了。
“不用急，总能找到人。”毕力安慰我说。
没想到，毕力竟找了朋友的儿子，只有17岁却人高马大的史蒂文。他是父母的独生子，父亲开了六七家文具连锁店，母亲是一家商业银行的业务巡视员，按中国人的眼光，他简直是一个“少爷”。
我真怀疑毕力是在乱弹琴。
可是，史蒂文的母亲温妮居然说让史蒂文就住在小镇，利用假期干活。
２
史蒂文到小镇来，是温妮开着自己家的“雪佛莱”轿车送来的。温妮对我们说：“需要他干些什么说清楚，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出色。”
果然，史蒂文就住在那幢乱糟糟的房子里，每天就吃面包、喝热牛奶，每周回家一次改善生活。三周后，他把需要修理的地方拆除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没积存下一点拆下来的东西。我们如约给了他800美元。我们希望他能再多干点，他却欢呼着说：“上帝，我该好好去玩一玩了，可别对我说一句要我干活的话了……”
他的妈妈温妮告诉我：“史蒂文上个假期去我们银行总部打工，搞清洁，每天要清扫四十多个厕所。同事们对我说，史蒂文比以往任何一个清洁工把厕所打扫得都干净。”
看着温妮自豪的神情，我想，在中国，像他们夫妇这样的算是很体面的人了，他们即使愿意让孩子利用假期去临时打工，恐怕也不愿意让孩子来做“农民工”才做的粗活，更不会让孩子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同事们的眼皮子底下洗刷厕所吧……
因为史蒂文知道我们还需要雇佣临时帮工，他为我们推荐来了他的朋友杰西。
杰西已经26岁了。他可不像史蒂文那样五大三粗，是一个清秀文静的白人小伙子。
杰西不爱说话。当木匠师傅带着自己的助手、小工开始了修理工程后，杰西就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哪怕掉下一个木创花，他也赶紧收拾干净。几乎那些人谁都可以指使他，干活时，到处在叫着“杰西、杰西……”他整天就应声东跑西颠着。他汗流满面地很吃力地扛着屋顶玻璃钢瓦片，跑上跑下地为他们递东西，仰面八岔地躺在木料堆上小憩……
我发现，他修长的双手上到处是划伤，有的地方已经有些红肿了。
其实，他的俊朗沉静，他的随和勤快，很受大家喜欢。木匠师傅和小工们休息、闲聊、喝啤酒时，都忘不了叫上他。谁家做了新鲜的食品，也都带来给他。还有人不让他住在施工的房子里，邀请他到家里去住。
可是，他却微笑着谢绝了。看得出，他喜欢安静，没事时，他就打开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看着什么。他也很爱干净，虽然房子里还没接通煤气，没有热水，他也会经常用凉水从头到脚把自己洗个干净。
我旁观着一切，用中国人的恻隐之心猜测，杰西一定有着什么不幸的变故和遭遇，否则，像他这样的男孩，有什么必要来“卖苦力”挣零钱呢？
带着这样想当然的怜悯之心，我见他没什么行李，特意为他送去一条高档的纯毛毯。
他却疑惑地说：“谢谢！不需要。”
我说：“送给你了，你带在身边吧。”
他却还是说：“谢谢，用不着。”
我说：“我看你的行李太单薄。”
他笑着说：“天气还好。如果需要，我有自己的睡袋。”他特意拿出自己的睡袋给我看。这回，真该我惊呼“上帝”了。他拿出的，竟是一条从用料到工艺完全利用高新科研技术制造、最有名的“美洲豹”品牌，每条价值将近一万美元，一般美国人也舍不得买的高档睡袋。这种睡袋的夹层充气后，可以自动把睡袋里的温度、湿度调整到人的体温、呼吸最合适的程度。而且，还有微微震荡头部保障睡眠质量，按摩射线按摩腰部、足部等令人想不到的保健功能……
我疑惑地问杰西：“你经常要东奔西走？不住在家里吗？”
杰西说：“不是，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她是这家睡袋公司的工程师。”
原来，杰西也不是一般劳工阶层家庭的孩子。可是，我还是不能立刻改变自己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我猜测，是不是杰西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变故？是不是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母亲再嫁了……否则，在他这个年龄，并非像史蒂文那样利用假期来挣零花钱，他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做“苦工”呢？我委婉地问杰西：“你的母亲，还有父亲，他们好吗？”
杰西也觉得有点奇怪，他问：“他们都很好。你认识他们吗？”
我只得承认并不认识他们，但还穷追不舍地问杰西：“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出来做零工吗？你需要这份工作吗？”
他平静地告诉我：“Between jobs（换工作的空间期）”。
后来，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伯克利有名的脑病专家，更巧的是他父亲居然是毕力母亲（我的婆母）的脑科医生。老太太还曾经向我推荐过，让我找机会把患中风后遗症的父亲接到美国来，让这位高明的医生诊治。
但这么一位知名医生的儿子，居然肯来做这份临时性的“苦工”。
我向毕力谈了我的惊讶。他却说，在美国，这很正常。他说他在18岁时，刚从大学毕业，向父亲提出想在家里的企业工作。他父亲在伯克利、旧金山办有几家很大的储运仓库。父亲让他去一个仓库做辛苦的整理工人（也就是装卸工）。他问：“我可以去做管理工作吗？”父亲对他说：“不用说现在没有空下来的管理职位，就是有空缺，我也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说，他在三个月里整天开着小型装卸车搬搬运运，后来觉得自己在学业上还会有更大发展，才决定去考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营销专业研究生，他父亲才答应提供第一学年的全部学习费用。他因此也成为市场调查方面的出色人才。
３
杰西告诉我，他在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在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他既嫌工作枯燥，又觉得什么人都可以要他调阅各种资料，烦琐，不舒服。他听到有这个要给木匠师傅打下手的打工机会，毛遂自荐地就来了。或者，他是特意要在这样的磨练中纠正自己的性格弱点吧。
当然，他的“打下手”工作做得很出色。
大约在一年多以后，我在伯克利的一次慈善募捐活动上又见到了杰西。他是赞助这次活动的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他穿了笔挺的高档西装，打着高雅的领带，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
他见到我，跑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他和打小工时判若两人，他坦然地向他的同事说：“我给她家修过房子，给木匠师傅做小工。”他听我描绘小镇那个庄园的景色时，还给我留下他的E-mail，让我给他发几幅照片。显然，他没有把打小工的经历当成没有面子的事，他为自己为修复庄园付出了劳动引以为豪。
当初，杰西走后，我因为怀孕，身体笨重，没有再去奎恩小镇多管修复庄园的事情。但我知道，收拾那片农田，又是文具店老板的“少爷”史蒂文利用假期承担的。他们六七个高中生在那里住了两周，他们中有律师的“少爷”、警官的“少爷”、工厂主的“少爷”……他们狂热而又认真地做了两周整修荒地的“农民”，然后，拿了钱，一窝蜂地跑到怀俄明州的国家公园玩去了……
初到美国，这番找临时雇工的经历，给我了解美国上了一堂课。说实在话，我和“老外”毕力相爱结婚，我随他到美国，不论是他的职位，还是他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都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有着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在这里，不论是这些“少爷”还是他们的父母，对待职业，却一视同仁地认真投入，不分尊卑贵贱。我眼前总浮动着史蒂文的母亲温妮开着豪华座车来接灰头土脑的儿子回家的情景。若是在中国，人家还会认为是一个阔太太到人力市场找了个干粗活的“农民工”呢。但是，温妮的脸上，却是对肯干、肯吃苦的儿子由衷的满意。
恐怕，这一课对我今后教养我的宝贝儿子，十分难得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