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整套以人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准则——而这准则便是解放思想的底线
　　
　　这几个月，关于解放思想的话题不少，但依我观察，各个领域的人讲的解放思想似乎不是一回事。地方官员讲解放思想似乎更多地是讲开拓工作思路，学术界的朋友则似乎在讲自由表达。而我理解高层政治家是把解放思想看作一个政治行为，要官员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完成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思想变革领域没有完成的任务。
　　解放思想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发展历史范畴。从中国现代多数政治家对这个术语的应用来看，它与西欧近代史上的思想启蒙有密切联系。18世纪前后，通过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努力，西欧政治思想界大略完成了由“以神为本”和“以(专)权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解放思想运动，以破除思想迷信开始，继而打破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雏形，类宗教的神权和经济专权被动摇了。这个时期的解放思想还没有自己的任务，只是迈开了脚步，还没有完全落在最终的点位上。
　　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实际上续接了尚未完成的解放思想任务，要把解放思想推向更深入、更艰难的阶段。能够看出，我们的解放思想与西欧历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采种程度上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讲解放思想，是要解决政治思想的根本性的问题。恐怕并不简单地是要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开拓工作思路。如果“以人为本”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开拓工作思路就有可能产生歪主意，歪点子，可能触犯由解放思想或思想启蒙所确立的政治底线。
　　解放思想还有底线么?当然有。综观人类政治思想史，我们不过是纠缠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合理确定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二是合理确定产生公权和监督公权的办法。对于这个两个问题，当然有数不清的技术性难题需要解决，但在根本问题解决之前。技术性难题的解决手段不免遇到尴尬。
　　当神权、王权或国家权力笼罩一切时，当神权被祭司集团控制或世俗权力被寡头集团专享时，多数人民不免遭受被奴役的命运。这种状态借种种说辞被披上了合理性外衣，而解放思想或思想启蒙就是要剥去这些外衣，重新定义和解释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以及公权的产生与监督的规则，建立一整套以人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准则。这些准则便是解放思想的底线。解放思想其实是破除旧的公共行为戒律、确立新的公共行为底线的过程。
　　大略说来，经过漫长的思想启蒙过程，主流的政治思想愿意承认这样一些基本的人类政治价值准则：政治制度应该尽可能扩大和保护人们的私人活动空间，而将公权的行使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里，以保障人们在私人活动空间的充分自由；公权的主要使命是保护人在私人活动空间的充分自由，并赋予人们对，公共权威机构及其代表的选择权力，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在政治市扬中得以实现。公权的行使要保障人民免于饥饿、免于恐惧、免于被奴役、免于合法财产被剥夺，并平等地享有公权给社会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所有这些人民应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剥夺，也不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规则来践踏。我们常说的所谓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实际是对这些政治准则的概括性的说法。
　　从政治现实看，由解放思想或思想启蒙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底线，曾经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在西欧启蒙运动发生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还持续发生“羊吃人”的固地运动；而美国的民权运动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这些怪兽作孽于世界，更让人感到那里似乎从未有过任何思想启蒙运动的踪迹。
　　由解放思想，我们也要确立一整套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行为底线；对于这些底线，要防止少数人假借解放思想去颠覆，或者凭借“开拓工作思路”去践踏。
　　我们当然需要开拓工作思路，也需要自由表达，但我们首先需要冷静、深入和理性的思想解放。有了成功的思想解放，真正在思想深处确立人类最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开拓工作思路才不至于变成主观武断的蛮干。同样的，自由思考作为思考的方法必须服从理性至上的原则，而不是狂妄自大地由自己替代人民思考，更不是蛊惑人民去追逐乌托邦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