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媛媛：三位老师好！蒋韵作为新时期文学成名的女作家，在山西文坛有着标志性位置，她的创作有十分鲜明的个人风格，也是当代文坛一个独特的存在。对此三位批评家怎么看？
　　 郭剑卿：我想把蒋韵放在新时期文学和山西文学两个维度里观察。一方面她是贯穿新时期文学创作近40年笔耕不辍的女作家，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创作特色与风格。另一方面她又是山西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我思考的是，蒋韵给新时期文学、山西文学提供了哪些属于她个人的文学经验？记得2007年在太原召开的第八届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现当代山西女性文学史的建构，依据是三个标志性作家：石评梅、蒋韵、葛水平，虽然跨度较大，但是她们的确具有某种历史关联。在我所勾画的这个历史链条上，蒋韵是承上启下的人物。这是我对蒋韵的基本定位。以下我就围绕这个定位来谈。
　　 吴言：重读蒋韵2010年后的作品，总是能被触动，心里涌起深深的感动。这样的小说才称得上是好小说。我甚至觉得需要重新认识蒋韵对于我们这些文学人，甚至对于山西文学的意义。这样的作家是有标高性的，她对文学的执着态度，对语言艺术的精益求精，总是能让人感受到鼓舞。特别是她还在我们身边，离得不远，甚至能常常谋面，对周围的人是有启示作用的。这次重读蒋韵，是带给我很大震动的，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文学的态度。
　　 刘媛媛：作家叶兆言在评价中国的女性作家时说，王安忆是首选的好作家，这毫无疑问，不过再说就有赶时髦和图省事的嫌疑。我突然想到了蒋韵，因为我觉得对她似乎重视不够。确实，与蒋韵的创作实绩相比，对她的研究相对单薄许多。也许，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需要时间的淘洗，她的价值不一定能被当下认可。可贵的是，我们看到蒋韵和她的作品一样，优雅，淡定，沉静端庄地在这个喧闹浮躁的时代里迎风而立，犹如旷野中的一棵树，独立，萧瑟，然而挺拔而高贵——这也是蒋韵小说常用的意象。当然，同为女性，可能有一种本能的相通，我们请傅老师从男性学者的角度谈谈。
　　 傅书华：蒋韵不仅在山西文坛，即使在中国文坛，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的创作成就与中国当下文坛对她的研究与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其中原因我想有五个，第一个是中国当下文坛，为着研究的方便，总是习惯于将作家归入若干个文学流派文学思潮，这种研究方式，在面对独特性强的难以归类的作家时，就难免削足适履过于牵强。譬如蒋韵，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大潮之前，文坛常常把她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说她的小说，体现了那一时代中未进入社会主流的一代未成年人的命运，但因为主人公都是未进入社会主流的，所以，体现这些思潮的特点就不特别突出，在这些思潮中，她也就不占有主要位置。当女性文学大潮兴起，文坛又常常把她归入女性文学写作，但她的小说写女性命运，又与那时女性文学大潮突出于写女性生命形态与男性生命形态的对立有别，体现中国女性思潮的特点也不是那么突出，所以，在这个思潮中，她也不占有主要位置。因此，谈中国新时期之后文学发展时，谈到这些思潮时，文坛常常会提到蒋韵，但又不把她作为主要的代表性人物。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当下文坛，其主要借助的批评资源价值谱系，与蒋韵的小说创作，存在着某种错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类似于用重量的标准来评判衣服、鞋子的大小是否合适。我接着要谈到，蒋韵的小说，是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浪漫主义的小说，但文坛对其的评价，却常常是以社会价值本位历史价值本位为标准来评价她的小说成就的高下，当你用社会价值本位历史价值本位来评价她的小说时，你就会觉得她的小说，尽管从这一角度这一标准评价，也很有特点，但却怎么也比不上那些以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作本位的小说厚重，特色更为鲜明突出，这也是她的小说，在刚才我说过的种种文学主潮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原因之一。第三个原因，是她的这种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浪漫主义小说，在中国的文学传统及中国现存的文学格局中，都很缺失。传统中国，一向以现实的生存、以群体伦理作为价值本位，个体生命难得张扬，超越现实生存许可的想象更难以获得认可，因之，以张扬个体生命，以追求超越现实存在的想象为价值本位的西方经典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土壤贫瘠，更难以形成传统、形成潮流。“子不语怪力乱神”，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现实生存许可至高无上的文化思想根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品的，其实都很可存疑。譬如屈原的《离骚》或者《西游记》，尽管有着奇特或瑰丽的超越现实世界的想象，但在《离骚》那因忠被谤的悲愤中，在《西游记》那神圣的成仁路上对个体生命欲望的收编与规训中，哪有个体生命之魂的存在呢？你如果非要将这些作品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作品，那也只能称之为中国化的浪漫主义作品。第四个原因，但也正因此，当中国真正第一次以商品经济变革了中国社会土壤的结构性，并且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千家万户的个体性的日常生存时，而商品经济是以个体利益为根基的，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存在，以个体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浪漫主义就有了成为民族精神发展广阔空间的可能。在这其中，女性因其性别的根本属性，在这一价值向度上，走在了前面。这就使得蒋韵的小说，具有了时代的前沿性先锋性。
　　 刘媛媛：三位谈得都非常好，不约而同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蔣韵的定位问题，都认为蒋韵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需要重估，傅老师更是从历史的大层面上进行了梳理式阐释，对我们接下来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和背景提示
　　 第二个问题是，蒋韵曾经说她是文坛上的孤魂野鬼，不属于任何派别，无法归到新时期的任何一种思潮里去。这与她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有趣的相似之处，从较早的《隐秘盛开》《心爱的树》、到近期的《晚祷》《水岸云庐》，她的小说主人公总是在一种被冷落、被抛弃，甚至是一种主动边缘化的状态中，维持着内心隐秘的骄傲和某种执着，异地感，出走似乎是她作品的母题，各位怎么看？
　　 郭剑卿：放在新时期文学史的背景下，蒋韵的确不好归类。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似乎是从伤痕文学起步，却又很快一头扎进对“一茬人”（李国涛先生语）的书写中：这茬人生于1950年代中期，1966年大约12到14岁的年龄。适逢其时的红卫兵、知青们浓妆重彩地在锣鼓喧天的时代大舞台上表演“壮剧”时，他们不过是台下的小观众。没来得及挥霍青春，就懵懵懂懂与无数流血、死亡、荒凉不期而遇，仓促间沧桑苍老下去。“走进洇灭的旧事之中，从此再也没有出来，再也没有逃脱掉这一片荒芜的人生态度的笼罩。” （《旧盟》）从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郗童、隋小安、夏平、冯明伦之类的黑白照片人物，到近期作品中的陈香（《行走的年代》）、海棠（《琉璃》）、袁有桃（《晚祷》）、陈雀替（《水岸云庐》），基本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史：动乱期间遭遇生命中各各不同的创伤与沉沦，不敢奢望爱情，却又幸运地遇到来自异性的精神启蒙;获得救赎的同时又拒绝救赎，其实拒绝的背后是对青春和爱情的深深自卑。从此义无反顾地刚烈地坚持“一个人的战争”，坚守“百年孤独”，成为与当下格格不入的“孤魂野鬼”。这些一以贯之的人物形成一个系列，固执地停留在旧街的回忆，坚守着旧盟的誓约，宁肯错过世俗幸福，执意去做精神上的苦行僧。蒋韵这一茬人的成长岁月或青春期，恰恰是大混乱大喧嚣的尾声和末端，历史注定他们是被裹挟又复被遗弃的无名小卒。我记得蒋韵曾经有篇文章自称她们这一茬是煌煌史册中无字的一页。“大”时代“大”历史造成的大浩劫遗留的废墟上，零零星星散落着他们卑微却刻骨的悲剧，他们带着某种不甘不合时宜地存活于当下，举止形容间自有一茬人的孤绝与苦涩。 　　 吴言：蒋韵的小说确实散发着一种不同于山西本土或传统作家的气质，书卷气，理想主义，诗意，这是我们这片有着赵树理传统的土地不太常见的，是异乡气和异地感的。为什么蒋韵的小说有这样的气质，是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蒋韵无疑是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看待这片土地的，但是她又投入了本土人都几乎没有的强烈的情感。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一种艺术的视角，本身要高于生活。这样的结果就是她没有浸淫在本土生活中，而是能超脱出去，对那些发生在这片土地的传奇异常敏感。她的小说里，现在的《水岸云庐》《朗霞的西街》，早期的《想象一个歌手》等，我们能看到蒋韵对这片土地已经消逝的那些民间曲艺、古城、建筑、风物的凭吊，这种伤怀的情感比视此为自然的本地人，似乎更加强烈。我们这片土地有过辉煌和传奇，但现在它没落了，面目模糊了，只有蒋韵珍视和打捞着这些，为我们记忆和守护着历史。
　　 蒋韵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总是在出走，宿命一样都到了南方，《行走的年代》中陈香是这样，只不过最后又返回来支教;《晚祷》中的有桃是如此，《琉璃》中的海棠也是如此。这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逃离这块土地时经常发生的。这显示出了对这片土地矛盾的心情，它承载不了太深刻太浪漫的情感，所以只能借由出走来完成。
　　 刘媛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蒋韵作品中那种对爱情宗教一般的执着和理想主义的坚守，从比较早期的《隐秘盛开》到《行走的年代》再到最近的《晚祷》，她塑造了一系列“爱的信徒”，这些人物因为怀抱着圣徒一样的殉道精神，内在世界里与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于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他们自动选择疏离与边缘，当这种精神的异质达到完全不能被周围接受，他们就选择逃离。
　　 郭剑卿：蒋韵小说故事发生的空间是有地域特征的：北方内陆小城的旧街旧院，抑或晋蒙交接的黄河岸边、晋西北的山区盆地。但是我并不把蒋韵的小说看作地域文学，她的故事含蕴并不局限在地域范围内。因为她的人物的“魂”不属于这城、这山、这水。相反的，这城、这山、这水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作为人物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却是他们终其一生都要逃离的地方。他们的肉体囿于北方内陆小城令人窒息的盆地，精神上却高蹈于南方沿海或异国他乡。他们的认知世界里，总是视故乡为异乡，慌不择路地出走，把远方作故乡，作为逃离之地，最终发现逃不脱神秘的悲剧，成为失魂落魄的流浪者、多余人。于是莫名其妙的乡愁就成了他们永恒的悲情，走在寻找的路上，从少年到白头。这究竟是特定地域中人的创伤还是人类的病痛？恐怕兼而有之。蒋韵的小城故事既非静态的世外桃源，也非小家碧玉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一些隅居封闭狭窄生存空间的小人物，内心深处激荡着现代人的精神追求。灵魂肉体/抽象具体;远方目前/诗性庸常;社会自我/理智情感……生命岩层有多少细密分层就有多少矛盾冲突，有几多敏感就有几多苦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生命结构愈高级（相对于静态的乡土世界中人），挣扎撕扯愈激烈，这或许就是蒋韵意欲展现的人类终极悲剧。他们的故事不属于脚下这块封闭平庸的土地，是属于“诗和远方”，属于乌托邦。所以，置身于有着山药蛋文学历史和晋军文学现实的蒋韵小说，是发生在山西的非地域文学。
　　 傅书华：我很认同三位刚才对蒋韵小说人物的评价：被社会被大时代遗落的，总是不能被容于自己所生存的实在，给人以一种异质性异质感，所以，总是出走、漂泊，总是向往着不知何处所在的异地乌托邦，还有那种抗拒外在的对内心的坚守与信念。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对人的评价，偏重于对人的社会价值社会属性的评价，这也反映在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蒋韵的小说，则是对人的个体生命属性、命运的揭示上。个体生命的属性、命运自然不能完全与时代与社会隔绝，所以，我前面说过，文坛也能从社会价值时代属性这些方面，评价蒋韵的小说及其中的人物，但也因此，不能到位地肯定蒋韵小说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实社会格局，少有个体生命存在的可能与意义，所以，五四时代如鲁迅所说，是个“辟人荒”的时代，在这之前几千年，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吃人”的时代。在这之后，因为种种原因，个体生命也是一直在时代及社会中，是没有位置的。这就是蒋韵小说中人物始终出走、漂泊的根本性原因。其实，这种出走与漂泊，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束之时的《红楼梦》中的宝玉离家出走时就开始了，甚至一直到今天。咱们都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其实，从“五四”至三十年代的那些名著中，哪部作品不潛藏着一个出走漂泊的主题呢？但是具体到蒋韵，又有她的特点。第一，她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个体生命最初进入社会形态中不能存在的漂泊形态。所以，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这十三四岁，既是生理年龄，更是文化年龄。所以，她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仅是指作为“实在”的她这一代人，更是以她这一代人来突出了人的存在的一种永恒的形态，那就是个体生命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永恒性的，所以，这种漂泊及寻求也是永恒性的。第二，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体生命形态本身而不是这一生命形态中的某一种社会属性的不能实现。1940年代之后的延安文学及其后的共和国文学，多写人的生命形态中的某一种社会属性不能实现，在改造了社会形态后得以实现，并因此构成了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性。但蒋韵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是“无地”之“在”，“在”所得以存身的“地”是永远没有的。第三，但蒋韵的小说，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这“在”之所以“存在”的“无地”之“地”的追求，或者简要地说，就是反抗绝望。这种追求，构成了蒋韵小说中的神性，并因为这神性之光照耀，让读者看到了现实中人性的残缺。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又是通过个体生命的日常性生存体现的。我觉得特别难得。
　　 刘媛媛：三位谈得太精彩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解析了蒋韵“异质感”，郭老师对蒋韵非地域写作的归纳，对她诗与远方精神的解析，吴言对她异乡身份对作品文学气质的影响解读，都让人耳目一新，傅老师更是将其上升到传统和历史的维度，我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蒋韵在某种程度上与萧红有相似之处，她们都与自己的时代悖离，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每一个潮流，坚持自己的理念，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蒋韵是向外的出走逃离，是向着远方对诗意和信仰的寻求坚守，而萧红是向内的寻找和回忆，在残酷荒凉的现实中，寻找稀薄的温暖和诗意。表面上看，蒋韵的诗意化书写完全不同于萧红孩童般的写实，但骨子里两个人其实都是浪漫主义的。 　　 傅书华：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想法，或许可以展开另一个话题。
　　 刘媛媛：好，那我们再回到既定的话题，作家的创作一定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主观经验息息相关，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蒋韵的创作延续不断，这期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她的创作风格有一种内在的延续，三位谈谈自己的看法？
　　 郭剑卿：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基因密码或文学气质，识别解读这个密码，就能捕捉到这个作家独特的气质。蒋韵作为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78级大学生，在知识谱系、文学精神上，接受的是“五四”文学传统以及翻译过来的十九世纪欧美文学的滋养。凭这样的阅读史和文学资源积累，蒋韵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精神资源。其中凸显的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加一点聊斋的鬼魅神秘文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体系，由此建立起作家与历史现实的联系方式。
　　 迄今为止，蒋韵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保持或坚持着她固有的母题。蒋韵小说也形成了稳定的个人风格。仪式感、诗意化，浓浓的抒情意味，释放投射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叙述中，对古典情结与浪漫情怀的坚守，是蒋韵对文学最根本的审美价值的维护与尊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学层面，蒋韵的小说堪称艺术品。正如台湾学者刘文潭所言，艺术必定“具有高度之特殊化的内容，它常是自艺术家之个人问题或生动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所以从艺术之中，我们才能获得洞悉具体之人性与人生价值的慧见。”我至今难忘初读《失传的游戏》时的迷醉与惊骇。今天重读，依然新鲜如昨且常读常新。像是一个源泉或寓言，映照出蒋韵所讲的故事、所写的人物，一直讲到当下、写到现在。这恐怕也是蒋韵为代表的一茬人，在文学、文化遗传中，某种先天现代文化基因的折射。
　　 刘媛媛：我比较同意郭老师刚才提到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及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加一点聊斋的鬼魅神秘文学”对蒋韵风格构成的影响，她的《朗霞的西街》在内容上是一个有些传奇的故事，与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是明显的两个人对题材的处理完全不同，显示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但是，纵观蒋韵的整体创作，她的风格是一贯的。
　　 吴言：蒋韵的小说可归为浪漫主义，是真正的诗性小说，这在当今文坛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她的小说总是以一种高于生活的姿势悬空在土地之上，能给我们指引，但不免令人担忧，给人不能落地的感觉。这带来一个矛盾，就是小说本来是世俗的，烟火气的，这种性质和诗性是有些对立的，怎么保持平衡？与蒋韵相反，王安忆有自己小说的“四不”原则：不要特殊环境，不要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这当然是王安忆经过漫长的小说创作后的心得。尽管王安忆摒弃了很多特殊因素，让自己的小说融入庸常中，但我们仍然能确定出这是王安忆独有的风格。王安忆对于诗性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她在《小说与我》中说过，真实的对立面并不一定总是虚假，有时它也会是“诗”。诗与真并列，当离开了真实的时候，也许已经同诗背道而驰了。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总是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诗性化，诗意化。以前我对诗性总是毫无质疑地肯定，但现在至少认为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对诗性保持警惕是必要的。王安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写实主义，我想这也是不远离真实的方式。但并不是说她的小说没有诗性，她的小说中创造的那些意境和意象，给人很诗意的感觉，而且这种诗意总是比较坚实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蒋韵的小说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稍微有些脆弱。因为蒋韵的选材都是特殊的，有些传奇色彩。比如王安忆2017年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受到很高的赞誉。因为写的是异国经验，写到了远方，所以也是有传奇色彩的，但王安忆写实的笔法却总能把容易虚化的传奇写得平实下来，给人落地生根，自然生长的感觉。蒋韵的《晚祷》前半部分写得非常好，写出了一个不受父母疼爱的孩子的凄苦成长。但是写到异国经验的时候，很戏剧性地安排女主人公有桃和初恋的男人在法国的艺术馆相遇，并擦肩而过，这种偶然性还是让人感觉太传奇了。蒋韵的小说戏剧性是比较强的，这有利于改编成影视作品，就像严歌苓的作品一样。这需要我们中国的导演有一双慧眼，不要让蒋韵的小说躲在深山人不识。
　　 这几年我觉得蒋韵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很深刻的变化。我基本觉得蒋韵的人生在进入文学后是比较顺利的，他们那一代人有幸得到文学的庇护，在这个惊涛骇浪的年代有自己避风的港湾。特别是她还有志同道合的文学伴侣李锐，可以说他们构建了一个精神世界，足以抵御外部物质世界的入侵。我想这是蒋韵小说中浪漫气质的来源。蒋韵的生活也能免于琐碎繁杂的庶务，包括养育女儿都是在父母协助下完成的。但是这几年蒋韵受到了真正的考验，让人不免担心蒋韵能否扛得住？但从她2017的新作《水岸云庐》我们能感觉到，蒋韵挺过来了，她确实是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像她笔下那些女主人公一样，愈难愈强。
　　 傅书华：我觉得蒋韵的小说创作，最初是依靠女性的直觉进行的，所以，难免会披上其时流行的社会理性的外衣。但她其后受李锐的影响，对个体生命的揭示与描写越来越自觉，并形成了自己稳定鲜明独特的风格。李锐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对个体生命的执著与据此而对现存所有社会价值形态的批判。用他的话说，就是虚无之海，灯光之塔。但李锐的虚无之海，更多地侧重于立足于个体生命而对现存所有社会价值形态的拒绝与批判，而蒋韵，却更多地侧重于感性个体生命之“无地”所“在”本身。李锐的“灯光之塔”有点类似于鲁迅《过客》中的“声音”，蒋韵却更多地类似于“神性之光”。所以，李锐的小说“瘦而硬”，蒋韵的小说却很“丰腴”。李锐的小说是以理生情，蒋韵的小说却是以情为本，理在情中。所以，我觉得，蒋韵的小说，文学性更强。
　　 刚才吴言说蒋韵小说中情节的传奇色彩消弱了蒋韵小说现实的诗性力量，并且以王安忆关于诗与真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对此特别地认同。对现实的浪漫超越，最具力量的，还是内在精神的，外在的情节毕竟有些表面化，有时反而会损害内在精神超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应该来自“真”，包括“神性”之“真”。 　　 刘媛媛：确实是这样，诗意，神性，对爱的宗教式信仰始终贯穿在蒋韵的作品里。如果按照代际划分，蒋韵作为一个五十年代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不可避免地带有年代烙印，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印记，蒋韵坚持的诗意、理想是否与此有关？傅老师作为同代人，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认识？
　　 傅书华：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对我们这代人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过具体到蒋韵，我觉得有几点还是可以说一说的。第一，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以前更多地被遮蔽个体生命的种种理念所迷惑，一旦睁开眼睛，原有的价值大厦坍塌，心中不免充满了荒凉感、漂泊无依之感，我觉得蒋韵把这点体现得特别充沛。第二，在这之后，蒋韵是用基于个体生命被种种神圣旗帜无情摧残的惨痛教训，以个体生命终极价值指向的彼岸世界作为神性之光来观照此岸人世。这惨痛教训的记取，我觉得她特别受益于李锐，而神性之光，则因她的女性自觉而得到了突出。关于神性之光，我想解释一下。神性，属于“信”的范畴，不是实存，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可以实现的实存，我们就有再次将某一种理念及体现这一理念的代表者，视为可以超越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的存在而迷信。蒋韵的这两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特别可贵。我们这一代人，随着年龄，在社会当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许多人以实存世界里的成功，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及对理想的追求。我每每看到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某些成功者洋洋自得于此，就感到特别悲哀与可怕。这样下去，终有一天，我们这一代曾经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更让人感到悲哀与可怕的是，还有许多人，将此视为我们这一代人对理想的坚持，视为一种理想精神。同时，坚持这两点，也可以让我们避免物质及欲望的泛滥对个体生命的污染，这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正是因为能够正确理解了“信”，我们才能抗拒实存世界中种种对人性的污染，对人性之美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蒋韵小说中，写了许多单方面的不为人知的爱的执著，写了许多对注定不能实现的执著，写了许多完全不求回报的付出，等等，之所以打动我们，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蒋韵小说写了许多的从现实功利角度似乎不需要的忏悔，而且这种忏悔是终生的。所有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惨痛之后，所应该贡献给世人的精神元素。
　　 郭剑卿：蒋韵的人物是骨子里疏离日常生活的异类。按照阿格尼丝·赫勒的说法，“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给定环境”;对特定个体而言，则表现为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即“地方场所”。在野蛮力量尚且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中，人在远远超出现代文明的竞技场上磨炼自己的体力。在这种磨炼中，个体具备了在“给定环境”中生存的素质和特质。这些日常生活世界必要的素质，恰恰是蒋韵笔下人物所不屑的或者是匮缺的。她笔下的人物知识女性居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宿命。这是经由现代中国文学滋养培育出来、生生不息延续传承下来的一条人本主义河流，造就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不幸的是，这条大河被那场动乱冲毁、这种操守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却又以秘密地地下传播的方式被饥饿的儿女吸吮，零零星星断断续续接受其滋养启蒙，造就了她们与低俗平庸格格不入的文化悲剧与悲情人生。具体到蒋韵笔下，这悲剧和宿命就镌刻在隅居山西内陆小城的某些小知识分子身上，在乱世当中和乱世之后，她们主动或被动扮演起时代的零余者，怀揣无处安放的诗意与优雅，浪漫与乡愁，落落寡合而又执拗刚烈、自恋而又自虐地活着。支撑蒋韵笔下女性的内心和行动的力量，来自他们对庸常现实的拒绝，来自她们内心隐秘坚守的诗意优雅。她们多半在为一个心造的“奇迹”活着。用不失戏剧化的夸张手法塑造自己的世界从而塑造自身，独自扛起历史遗赠的重负，勇往直前地自我疗伤，结局却如飞蛾扑火般悲壮。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耽溺于一个乌托邦的奇迹，注定不是悲剧就是喜剧。无奈，蒋韵只有为之伤悼为之凭吊。
　　 由此形成的蔣韵小说创作母题就是，书写一茬人的悲情与宿命：无处安放的乡愁、失传的浪漫与诗意、无处安放的精神洁癖，让她的人物永远漂泊在寻找的路上。渴望救赎又逃避救赎;拒绝平庸又困于平庸。在所谓的大时代里被遗漏，在大劫难后又悄然承受乱世带来的后遗症，成为新时期文学里的多余的边缘的存在。他们的生命节拍总是不赶趟：一步错致步步错。这是蒋韵替她那一茬人书写的精神世界的罪与罚。仔细甄别，蒋韵的独特就在于此，在善于遗忘急于迎新的世纪，她却频频“旧事重提”，执着地审视这茬历史落叶身上的斑痕。这种审视的姿态和情怀，让我想起鲁迅的散文《腊叶》。我认为这是蒋韵给新时期文坛和山西文学留下的独一份个人经验。
　　 刘媛媛：除了二位上述的代际背景，我注意到蒋韵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节点，那就是“十二”岁，蒋韵对这个年龄好像有特别的记忆，当然从一个人的成长来看，十二岁也是区分童年和少年的一个年龄点，是从懵懂走向清明的转折。她在《隐秘盛开》里，写竖笛姐姐对少年潘红霞的启迪：“携带着和这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和精神，还有情感，秘密地完成着对这个孩子的启蒙和塑造。”于是，少年的潘红霞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虚构的人生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当然，潘红霞必定还有不同一般的品质“这孩子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也许，那是坚贞的狂热，是属于圣徒的品质。” 包括《我的内陆》里，一个孩子对一座城市的接触感受，这些描述或许也是那个特定的年代留给蒋韵的烙印。
　　 吴言：蒋韵是有时代情结的，她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政治运动中残酷、残忍的一面。这里涉及了罪与罚、善与恶。这些记忆很多人都忘却了，包括亲历者。在《晚祷》中，女主人公的罪孽还是个人性的，在《水岸云庐》中就有了社会性和历史性。《晚祷》中的有桃因为没有及时救助落水男孩，而用一生的时间远离幸福，以偿还自己的罪孽。《水岸云庐》中的陈雀替因为在文革中同母亲划清界限，造成了母亲的自杀，她也用自己的一生来偿还罪孽。但有很多人，像小说中的当事人秦继红一样，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却很巧妙地逃过了社会的、他人的责罚，甚至也逃过了自己的良心发现。他们还在讴歌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而无视对他人的残忍的罪行。他们从来都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不会为历史负责。蒋韵身为作家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她笔下的女性，从开始的为个人情爱的飞蛾扑火，渐渐转变为背负十字架的人，从为个人背负走向了为社会和历史背负。这造就了蒋韵小说深沉的历史感，在当今的五十年代作家中，仍然有这独特的价值。
　　 刘媛媛：非常感谢三位对蒋韵及其创作精彩独特的见解！蒋韵的文学价值，她所代表的不同于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带有浪漫精神色彩的独特文学创作，不仅在山西这样一个现实主义土壤深厚的地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坛都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学研究价值，评论家杜学文曾这样评价蒋韵的创作：“她写的是现实世界的不如意与精神世界的大救赎，回答人为什么有活下去的意义，以及怎样活的问题。她是写了生活中的曲折、悲苦，但她超于一般人的是更强调人怎样超越这种坎坷，特别是精神力量的尊贵。这是她的价值。很多人只看到或达到前者，没看到或达不到后者，就是他们弱于蒋韵的地方。”这种“精神力量的尊贵”，也许是我们当下最需要借鉴的地方。因此，对蒋韵写作内涵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挖掘，丰富扩大其价值意义也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但愿我们今天的对话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更多同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