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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些知名制造业企业将加工工厂从沿海搬迁到内地，再次引发了各界对制造业企业跨地区转移现象的关注。
媒体报道称，“为了压低成本，越来越多的沿海制造业企业到中国内地建设工厂。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原有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如广东等，不再像以前那么具有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交通运输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很多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得内陆省份和城市成为制造业企业最佳选择地。”
笔者和同事最近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空间转移进行了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移，但东进与西迁同时发生，但向东转移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西迁的时代尚未到来。
跨区域的转移未形成主流
由于中国现有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提供企业退出、消亡和迁移的信息，我们采用了相对转移指标，即考察特定产业的就业人数在空间上的分布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我们的数据显示1998~2009年间，企业大规模西迁的情况却并未发生。
而在空间转移程度最高的10个制造业中，前3个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是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纺织服装制造和皮革制品制造。这三个行业占整个制造业空间相对转移人数的13%左右。我们还发现，一些高新技术制造业经历了较大的空间转移，如电子计算机、电子元件制造和电子器件制造业等，均属于空间转移程度较高的行业。
从东中西的空间划分来看，就业空间相对转移大部分仍然在本区域内进行，跨区域的相对转移并未占主导。
具体而言，就产业空间相对转移的地理指向来说，中国大多数制造业仍然聚集在沿海地区：在148个产业中，63个产业在地区之间进行转移，相当一部分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迁往周边沿海省份；55个产业的就业显示由内地省份向沿海地区继续集中，体现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自我集聚”效应。
只有15个制造业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的空间转移，其中一半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屠宰和肉加工，丝绸纺织及精加工，竹、藤、棕、草制品制造等。
另外，我们也发现内地省份继续保持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这类产业的空间相对转移主要发生在内地省份之间。
为什么要转移
为什么这些转移会发生呢？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同理论解释。一种理论认为企业愿意选址在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的地区。
1929～1954年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的转移，其中很大程度与生产要素供给有关。譬如，飞机制造业在美国西南地区发展迅速主要与当地优良的气候条件相关，而化学、木材和造纸产业迁移则是因为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很多橡胶和塑料鞋生产企业集中在北卡罗拉、佛罗里达、缅因等州，在于这些地方有充足的低技能劳动力。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一个地区的市场可进入性，即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市场规模，是决定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成为中国市场需求最旺盛的地区且接近世界市场。很多“三线”时期迁往内地的制造企业开始回迁广东、江苏等地区，并形成集聚。这是关于市场可进入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建立后，墨西哥的部分制造产业开始由首都墨西哥城迁移至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城市，且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同样说明了市场可进入性的重要性。
我们利用实证方法检验了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空间转移机制。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经济地理理论更符合中国的数据，即市场可进入性是1998~2009间导致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
制造业“西迁”的政策着力点
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空间转移，部分产业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但短期内制造业重心仍然在沿海地区。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凭借接近世界市场的地理优势和本身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巨大需求，沿海地区仍然是制造业重要的聚集地。
要想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驱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增强国内需求，提高地区尤其是内地市场的可进入性。
具体来说，一方面中西部省份仍然要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性交通网络构建，通过提高内地省份的交通可进入性来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和运输成本低的制造业企业。但是，光依赖交通技术设施投资是不够的。有学者曾利用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全国高速公路交通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尽管从短期效果来看，全国高速交通网没有能够减少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但是长期来说，随着跨地区流动人口增多，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个论断得到了其他研究证实。相关研究发现，1986~2006年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县级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显然，要素流动不充分是制约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加地区收入和企业利润、吸引企业进入和减少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除了加强要素流动外，各级政府需要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来创造本地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主要靠物质资本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一个关于中国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倾向于移居人力资本高的地区，而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移民的技能指向比较低。这说明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等，约束了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在移民地获取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
以珠三角为例，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的部分城市企业过多依赖低工资且供给量大的外省市劳动力，失去创新和产业升级动力；同时这些地区也拒绝吸纳这些外来移民在城市享受教育和社会福利机会，无法形成当地的人力资源储备。因此，金融危机后这些地区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吸引人才方面遇到很多瓶颈。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吸纳农村移民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来创造更大的需求，才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完全的工业化经济。《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份最新报告也提出当前中国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
文章认为，他们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分布表现出两个新变化：一是投资逐步由沿海走向成本较低的内陆省份，如重庆、成都等；二是，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FDI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服务业部门，如零售业等。这些变化既说明了创造本地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提醒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以适应服务型产业的发展。
媒体报道称，“为了压低成本，越来越多的沿海制造业企业到中国内地建设工厂。劳动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原有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如广东等，不再像以前那么具有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交通运输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很多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得内陆省份和城市成为制造业企业最佳选择地。”
笔者和同事最近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空间转移进行了相关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移，但东进与西迁同时发生，但向东转移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西迁的时代尚未到来。
跨区域的转移未形成主流
由于中国现有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提供企业退出、消亡和迁移的信息，我们采用了相对转移指标，即考察特定产业的就业人数在空间上的分布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我们的数据显示1998~2009年间，企业大规模西迁的情况却并未发生。
而在空间转移程度最高的10个制造业中，前3个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是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纺织服装制造和皮革制品制造。这三个行业占整个制造业空间相对转移人数的13%左右。我们还发现，一些高新技术制造业经历了较大的空间转移，如电子计算机、电子元件制造和电子器件制造业等，均属于空间转移程度较高的行业。
从东中西的空间划分来看，就业空间相对转移大部分仍然在本区域内进行，跨区域的相对转移并未占主导。
具体而言，就产业空间相对转移的地理指向来说，中国大多数制造业仍然聚集在沿海地区：在148个产业中，63个产业在地区之间进行转移，相当一部分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迁往周边沿海省份；55个产业的就业显示由内地省份向沿海地区继续集中，体现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自我集聚”效应。
只有15个制造业出现了由沿海向内地的空间转移，其中一半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屠宰和肉加工，丝绸纺织及精加工，竹、藤、棕、草制品制造等。
另外，我们也发现内地省份继续保持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这类产业的空间相对转移主要发生在内地省份之间。
为什么要转移
为什么这些转移会发生呢？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同理论解释。一种理论认为企业愿意选址在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的地区。
1929～1954年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的转移，其中很大程度与生产要素供给有关。譬如，飞机制造业在美国西南地区发展迅速主要与当地优良的气候条件相关，而化学、木材和造纸产业迁移则是因为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很多橡胶和塑料鞋生产企业集中在北卡罗拉、佛罗里达、缅因等州，在于这些地方有充足的低技能劳动力。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一个地区的市场可进入性，即本地和周边地区的市场规模，是决定产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成为中国市场需求最旺盛的地区且接近世界市场。很多“三线”时期迁往内地的制造企业开始回迁广东、江苏等地区，并形成集聚。这是关于市场可进入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建立后，墨西哥的部分制造产业开始由首都墨西哥城迁移至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城市，且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同样说明了市场可进入性的重要性。
我们利用实证方法检验了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空间转移机制。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经济地理理论更符合中国的数据，即市场可进入性是1998~2009间导致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
制造业“西迁”的政策着力点
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空间转移，部分产业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但短期内制造业重心仍然在沿海地区。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凭借接近世界市场的地理优势和本身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巨大需求，沿海地区仍然是制造业重要的聚集地。
要想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驱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增强国内需求，提高地区尤其是内地市场的可进入性。
具体来说，一方面中西部省份仍然要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性交通网络构建，通过提高内地省份的交通可进入性来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和运输成本低的制造业企业。但是，光依赖交通技术设施投资是不够的。有学者曾利用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全国高速公路交通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尽管从短期效果来看，全国高速交通网没有能够减少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但是长期来说，随着跨地区流动人口增多，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个论断得到了其他研究证实。相关研究发现，1986~2006年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县级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显然，要素流动不充分是制约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加地区收入和企业利润、吸引企业进入和减少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除了加强要素流动外，各级政府需要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来创造本地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主要靠物质资本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一个关于中国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倾向于移居人力资本高的地区，而低教育水平劳动力移民的技能指向比较低。这说明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等，约束了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在移民地获取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
以珠三角为例，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的部分城市企业过多依赖低工资且供给量大的外省市劳动力，失去创新和产业升级动力；同时这些地区也拒绝吸纳这些外来移民在城市享受教育和社会福利机会，无法形成当地的人力资源储备。因此，金融危机后这些地区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吸引人才方面遇到很多瓶颈。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吸纳农村移民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技能来创造更大的需求，才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完全的工业化经济。《经济学人智库》的一份最新报告也提出当前中国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
文章认为，他们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分布表现出两个新变化：一是投资逐步由沿海走向成本较低的内陆省份，如重庆、成都等；二是，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FDI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服务业部门，如零售业等。这些变化既说明了创造本地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提醒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以适应服务型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