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进程，当前我国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亦得到空前提升，但在新時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和现实性挑战。文化建设关乎国家命运、社稷发展、民族未来。在新时代语境下，就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作出创新性解读，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领导权;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10 — 0024 — 04

　　 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伴随着文化强国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愈益重视文化的社会建设价值，越来越意识到精神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极易让我们想到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20世纪初提出的以推崇文化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在深入剖析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悬殊差异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只有借助于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自觉性，使之达到主动自愿参与解放斗争的积极程度，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才能获得源源不断地内生动力，继而取得跨越性进展。在此认知基础上，葛兰西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该思想虽然是葛兰西立足于西方社会提出的适应性思想，但其核心内容和思维逻辑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想内涵

（一）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市民社会

　　 葛兰西认为只有市民社会才是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实施场所。马克思立足于经济角度定位和理解市民社会，葛兰西则跳出固有的经济思维定式实现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在将市民社会划归到上层建筑范畴的举措之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作出全新界定：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总和，二者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均处于重要地位。葛兰西认为：“一个政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2〕政治社会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维持，实现的是政治领导，而葛兰西倡导的市民社会则借助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软性媒介力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表现行为进行非强制性统合，实现的则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可以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就统治者的思想逻辑、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的唯一制度化，实现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文化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

（二）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群体是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参与主体。他认为绝对领导权关系的建立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程度紧密相关，因而他极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力和影响力。葛兰西分别用“传统”、“有机”精妙概括了知识分子的类型：传统型游离于现代性经济生活以外，通过垄断知识、精神与伦理等方面霸权，从而获得权威性合法地位;有机型则借助于自身专业知识遍布在社会实践生活的各个领域塑造和教化群众，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并自觉承担组织社会成为有机整体的责任，以此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力。其中，葛兰西尤其看重后者，并提出只有有机型人才才是夺取文化霸权的主体力量。这类人员可以为领导者提出有效见解，正确引导领导者夺得文化领导权从而顺利夺取最高政权。因此，无产阶级需要打造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战斗主体作用。

（三）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略：阵地战

　　 葛兰西鉴于东西方社会背景、阶级状况等不同将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方略寄托于“阵地战”。阵地战是指掌握市民社会领导权的统治者，通过构建隶属于本集团的文化意识和价值理念，以及与本阶级思想战线保持高度统一的知识分子的规模性教育引导，这样两种潜移默化地方式，瓦解资产阶级内部意识基础，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可，为夺得领导权奠定思想文化前提和群众社会基础。阵地战方略一方面在于通过思想渗入方式瓦解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向群众思想渗透形成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葛兰西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国家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会愈益强化。〔3〕但需明确，文化意识是从人民内心深处产生共鸣，若是缺少领导阶级的组织规划，亦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因而，领导阶层务须在借助于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发挥自身主动作用，坚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控制和绝对领导。

（四）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群众核心价值观念的自觉认同

　　 葛兰西提出通过群众自觉认同的方式夺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当时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难以用暴力形式可以攻破的程度，同时占资产阶级领袖格外重视对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控制。葛兰西从资产阶级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虚假意识教育中得到启发，意识到借助于人民群众对所信任领导阶级的文化认同和意识自觉心理的重要意义。而统治者通过阶级利益价值观念的宣扬和普及，不仅可以增强整个利益团体的核心凝聚力和整体自信心，而且可以打造与被统治阶级相互信赖的和谐局面。此外，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价值观的全面普及是双向互动的。群众越是积极参与，统治阶级所要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就越深入群众头脑和内心，从而爆发更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核心价值观念越是深入人心，群众对统治者的认同和革命事业的参与就越是积极主动，从而更加有利于领导权的夺取和牢固。

二、新时代语境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持续渗透

　　 第一，借助于新型网络媒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抨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大国地位的崛起，一些长久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不满于我国凭借自身发展优势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不断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大肆宣扬“普世价值”等西方价值理念，致使一些从未接触过马克思经典著作及系统理论的人盲目怀疑、反对、抨击马克思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长期所处的根本指导地位消极跟风质疑。 　　 第二，针对于意识观念淡薄群体散布虚假谣言。通过多种文化思想渗透的方式对我国青少年、高校学生及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等进行潜移默化地“西化”甚至“分化”，企图影响甚至控制我国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阻碍我国前进发展崛起的动机。面向大批价值观念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学生以及众多理论意识淡薄的群众，散发“中国威胁论”等抨击话语，试图影响甚至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的根本指导地位。

（二）知识分子主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第一，人才队伍思想道德水平与整体人文素质有待提高。虽然当前人才数量较之建国初期有了量的储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等政策的施行，高校培养出的人才数量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然而人才数量与人才质量不成正比的德才不兼具现象较为普遍。仍存在大量高学历人才个人素质低下、思想境界偏低等问题，同时也存在高等人才偏离普通民众等问题。此外，原创型人才亦极度缺乏，人才创作成果对世界的影响力亟待提高。
　　 第二，知识分子的潜能与才干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有效发挥。当前我国部分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并未严格遵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要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寻找灵感的原则，也未能在文化作品中体现群众价值观念。此外，由于符合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人才体制和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文化人才的供求配置和资源结构亦不合理。这极度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切实发挥，并严重阻碍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深度发展。

（三）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存在消极影响因素

　　 第一，部分党员干部身居要职而思想消极。在没有战争炮火的年代，舒适的管理体制给了许多党员干部自我放松的理由，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岗位情操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自己，更不能以身作则带领群众为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同时，在与群众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也未完全遵守积极反馈人民群众心声的要求。此外亦存在政策的执行力度欠缺、宣传力度浅薄等问题，难以真正落实好国家的政策指令计划。
　　 第二，地方不能紧跟党中央的文化政策走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紧跟时代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又形成了适应当前发展要求的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总体走向上是与时俱进的。但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地方文化建設上，党员干部仍固守在服从组织命令、听从上级指挥的旧式思维中，不能灵活运用和领悟党中央的文化指示，在实施过程中不能灵活多变、与时俱进，在地方文化建设上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建设的水平和进度。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弱化

　　 第一，网络新闻的关注点结构不合理。从在网络媒体占据重要流量地位的微博热搜榜单来讲，该榜单过度关注的总是部分娱乐媒体博取大众眼球的负面新闻。相反，对国家大事、时事热点的关注反而相对较低。因而极易造成部分只顾追求经济利益的无良媒体借机宣传错误观念，从而影响大众对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理解。同时也会误导大批量青年学生和部分跟风大众的价值判断，继而不断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第二，民族价值观受多样文化迷惑冲击。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不仅带来了多样的世界民族优秀文化，也带来了众多有别于我国传统文化特征的风俗习惯、庸俗文化，极度不利于我国核心价值观价值凝聚作用的发挥。同时存在部分深受他国错误观念洗礼的群众质疑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史。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否定主义的潜在影响下，近代以来部分国人的文化自卑现象和文明自卑心理一时难以全面根除消解，亦致使文化自信的构建进程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