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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节假日，脱离繁忙工作的朋友们总会找一个或远或近的地方旅游来散散心，其实，在遥远的唐朝，旅游就已经开始盛行了
开元十八年（730），唐代正处盛世之中。当时郡县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政府修建的官道累积里程已达到六万里以上。在帝国的中心地区，官道两边都设有大量旅店酒肆，招待四方旅客。路上盗匪绝迹，即使远行数千里之外，也不需携带任何防身兵器。
公务员旅游：不但放假，而且公费
二月，唐玄宗下达了一项诏令，给文武百官放十天春假，期间鼓励大家去周边旅游，员外郎以上的官员，每人“赐钱五千缗”作为旅游经费。
半个世纪以后的贞元四年（788），唐朝渐渐从安史之乱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中恢复了稳定。平定了建中之乱的唐德宗认为当时“方隅无事、蒸庶小康”，便颁布诏书，鼓励官员在正月晦日（一月最后一天）、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出门旅游，并且在节日的前五天，给京城大小官员、皇宫和皇城的卫士们每人发放一百贯至五百贯旅游费用，最终这个政策得到了长期贯彻。
不过交通速度是当时长途旅游的主要障碍。如今从西安到洛阳坐高铁大约两小时不到，但按照唐代的速度，坐一天车大约可以前行三十公里，从长安到洛阳单程就需要十二三天，假期根本不够往返，更别说长途旅游了。
因此，唐代官员的旅游常以住所附近的郊游为主。长安城内官员众多，城市南边的乐游原、曲江，周围的渭水、蓝田、终南山等都是首都节假日旅游的热门场所。杜甫名作《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句子，描写的就是当时长安城官员家眷和贵族妇女于上巳日在曲江边游玩的盛况。
尽管公务员的假期规定让唐代士人在旅游的时间和地点上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但他们还是会寻找各种机会去游赏美景，出差和赴任的路上就是绝佳的远行时机。
读书人的特权：以科举之名壮游
趁出差或赴任之便旅游毕竟无法十分尽兴，唐代士人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还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
唐代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出门求学、求官却是例外。以求学、求官为名，进行一场长途旅行，不但可以结识沿途的名流，提高自己的声誉；还可以在山水中获得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文学能力，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士子的家族为了能够培养一位官员，也会竭尽财力支持这种旅行，因此这时的旅游通常是比较愉快的。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到唐代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试一试运气，此时便可顺利成章地去外地旅游。另外，唐朝的官员选拔，除了进士、明经等常规科目之外，还有皇帝不时举办的“制举”。“制举”所招募的往往是皇帝在某个时期急需的特殊人才，因此进入官员序列比较快，有不少文人为了早点做官，在参加了明经、进士考试后便又去考“制举”的考试。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士子四处交游，不断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声望。
但是未出仕的举人毕竟没有收入，旅程中的巨额的花费很有可能令他们陷入困顿。李白年轻时曾由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行，到了江浙一代，见识扬州、南京的繁华之后，更是日日饮酒狎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久之后，为了生活，他最后只能去一位失势宰相家做了上门女婿。
排对当官：“守选”顺便旅游，没准还有艳遇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唐代科举盛行之时，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每年都有万人之多，但是九品以上的职位总共也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到了玄宗朝，已经出现了“八九人争官一员”的局面。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以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做“守选”。
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据王勋成先生研究，元稹就是在考取进士守选期间游览山西，在普救寺遇见了化名崔莺莺的女子，发生了一段待月西厢、始辞书终弃的爱情故事，成为《西厢记》故事的原型。
除守选之外，也有士人会主动辞官，寻求理想的仕进机会。在辞去旧官，等待新职务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宝历二年（824）白居易辞去苏州刺史，返回洛阳等官做。在路上，他特意绕道游览江苏、安徽等地的名胜，与刘禹锡等友人一同在山水间流连忘返。到了最后，白居易自己也意识到这趟玩得太过放肆，写了一首《自问行何迟》自嘲说：“前月发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问行何迟。还乡无他计，罢郡有余资。进不慕富贵，退未忧寒饥。以此易过日，腾腾何所为。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眼底一无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何必冒风水，促促赴程归。”由此可见，这些等官做的士人，手里有了一定积蓄，心中又暂时不用为工作和前途发愁，游玩起来最为尽兴。
僧侣乃“穷游”鼻祖：佛教信众多，化缘无压力
在大部分情况下，旅游还是一件耗时耗钱的活动。在农业社会，一般百姓在农忙时需每日在田间劳作，农闲时还要完成造房修路等各种劳役，手上也少有积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没有长途出游的条件。同时，乡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长期外出。
但在那个时代，也有一类人虽然身无分文，却可以穷游天下——这就是僧侣。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他们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
僧侣不能有私人财产，常以“贫僧”自居，但掌握“化缘”这项技能。唐代佛教兴盛，信众遍及全国，这些信众相信，施舍僧尼便是积累功德，在死后投胎时可以为自己加分。因此，僧侣云游四方时，只要找到一户崇信佛法的家庭，便能得到对方倾尽全力的招待，如果对招待有所不满，还可以斥责对方“无道心”。如果运气好，遇到崇信佛教的高官富商，甚至可以获赠盘缠和坐骑，待遇更为优厚。
僧侣出游通常有两个名目，一为传道，一为游方。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处传播佛法，培养信众；后者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周游天下，寻访高僧古刹。由于高僧古刹多在景色优美的山林里，求道的游方就很容易变成赏景的旅游。中唐诗僧灵澈，曾作《送道虔上人游方》一首，送别一位法名道虔诚的僧人。诗中说道虔此去“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贯花留净室，咒水度空山”，这里的“贯花”取佛祖说法、天神散花的典故，喻指传播佛法，看来这位道虔上人为了游赏“烟景”，似乎把传播佛法的正事也放到了一边。
另一位中唐著名诗僧皎然，也是深度旅游爱好者，即使找不到游伴，他也能够“临水兴不尽，虚舟可同嬉。还云与归鸟，若共山僧期”，和虚舟、归鸟玩在一起。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至今值得学习。（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开元十八年（730），唐代正处盛世之中。当时郡县物产丰盈，百姓安居乐业，政府修建的官道累积里程已达到六万里以上。在帝国的中心地区，官道两边都设有大量旅店酒肆，招待四方旅客。路上盗匪绝迹，即使远行数千里之外，也不需携带任何防身兵器。
公务员旅游：不但放假，而且公费
二月，唐玄宗下达了一项诏令，给文武百官放十天春假，期间鼓励大家去周边旅游，员外郎以上的官员，每人“赐钱五千缗”作为旅游经费。
半个世纪以后的贞元四年（788），唐朝渐渐从安史之乱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中恢复了稳定。平定了建中之乱的唐德宗认为当时“方隅无事、蒸庶小康”，便颁布诏书，鼓励官员在正月晦日（一月最后一天）、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出门旅游，并且在节日的前五天，给京城大小官员、皇宫和皇城的卫士们每人发放一百贯至五百贯旅游费用，最终这个政策得到了长期贯彻。
不过交通速度是当时长途旅游的主要障碍。如今从西安到洛阳坐高铁大约两小时不到，但按照唐代的速度，坐一天车大约可以前行三十公里，从长安到洛阳单程就需要十二三天，假期根本不够往返，更别说长途旅游了。
因此，唐代官员的旅游常以住所附近的郊游为主。长安城内官员众多，城市南边的乐游原、曲江，周围的渭水、蓝田、终南山等都是首都节假日旅游的热门场所。杜甫名作《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句子，描写的就是当时长安城官员家眷和贵族妇女于上巳日在曲江边游玩的盛况。
尽管公务员的假期规定让唐代士人在旅游的时间和地点上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但他们还是会寻找各种机会去游赏美景，出差和赴任的路上就是绝佳的远行时机。
读书人的特权：以科举之名壮游
趁出差或赴任之便旅游毕竟无法十分尽兴，唐代士人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还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
唐代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出门求学、求官却是例外。以求学、求官为名，进行一场长途旅行，不但可以结识沿途的名流，提高自己的声誉；还可以在山水中获得创作灵感，培养自己的文学能力，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士子的家族为了能够培养一位官员，也会竭尽财力支持这种旅行，因此这时的旅游通常是比较愉快的。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到唐代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试一试运气，此时便可顺利成章地去外地旅游。另外，唐朝的官员选拔，除了进士、明经等常规科目之外，还有皇帝不时举办的“制举”。“制举”所招募的往往是皇帝在某个时期急需的特殊人才，因此进入官员序列比较快，有不少文人为了早点做官，在参加了明经、进士考试后便又去考“制举”的考试。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士子四处交游，不断发表作品，提高自己的声望。
但是未出仕的举人毕竟没有收入，旅程中的巨额的花费很有可能令他们陷入困顿。李白年轻时曾由四川出发，沿长江一路东行，到了江浙一代，见识扬州、南京的繁华之后，更是日日饮酒狎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不久之后，为了生活，他最后只能去一位失势宰相家做了上门女婿。
排对当官：“守选”顺便旅游，没准还有艳遇
唐代士人长途旅游的另一个好时机，是进入仕途之后等待做官的时期。唐代科举盛行之时，从各种渠道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每年都有万人之多，但是九品以上的职位总共也只有两万不到，官多职少，到了玄宗朝，已经出现了“八九人争官一员”的局面。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铨选官员时，进士或明经及第以后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官员一任官做完以后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这叫做“守选”。
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选期间，也会选择长途旅游来结交朋友，消磨时间，据王勋成先生研究，元稹就是在考取进士守选期间游览山西，在普救寺遇见了化名崔莺莺的女子，发生了一段待月西厢、始辞书终弃的爱情故事，成为《西厢记》故事的原型。
除守选之外，也有士人会主动辞官，寻求理想的仕进机会。在辞去旧官，等待新职务的时候，也是旅游的最佳时机。宝历二年（824）白居易辞去苏州刺史，返回洛阳等官做。在路上，他特意绕道游览江苏、安徽等地的名胜，与刘禹锡等友人一同在山水间流连忘返。到了最后，白居易自己也意识到这趟玩得太过放肆，写了一首《自问行何迟》自嘲说：“前月发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问行何迟。还乡无他计，罢郡有余资。进不慕富贵，退未忧寒饥。以此易过日，腾腾何所为。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眼底一无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何必冒风水，促促赴程归。”由此可见，这些等官做的士人，手里有了一定积蓄，心中又暂时不用为工作和前途发愁，游玩起来最为尽兴。
僧侣乃“穷游”鼻祖：佛教信众多，化缘无压力
在大部分情况下，旅游还是一件耗时耗钱的活动。在农业社会，一般百姓在农忙时需每日在田间劳作，农闲时还要完成造房修路等各种劳役，手上也少有积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没有长途出游的条件。同时，乡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长期外出。
但在那个时代，也有一类人虽然身无分文，却可以穷游天下——这就是僧侣。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他们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
僧侣不能有私人财产，常以“贫僧”自居，但掌握“化缘”这项技能。唐代佛教兴盛，信众遍及全国，这些信众相信，施舍僧尼便是积累功德，在死后投胎时可以为自己加分。因此，僧侣云游四方时，只要找到一户崇信佛法的家庭，便能得到对方倾尽全力的招待，如果对招待有所不满，还可以斥责对方“无道心”。如果运气好，遇到崇信佛教的高官富商，甚至可以获赠盘缠和坐骑，待遇更为优厚。
僧侣出游通常有两个名目，一为传道，一为游方。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处传播佛法，培养信众；后者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周游天下，寻访高僧古刹。由于高僧古刹多在景色优美的山林里，求道的游方就很容易变成赏景的旅游。中唐诗僧灵澈，曾作《送道虔上人游方》一首，送别一位法名道虔诚的僧人。诗中说道虔此去“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贯花留净室，咒水度空山”，这里的“贯花”取佛祖说法、天神散花的典故，喻指传播佛法，看来这位道虔上人为了游赏“烟景”，似乎把传播佛法的正事也放到了一边。
另一位中唐著名诗僧皎然，也是深度旅游爱好者，即使找不到游伴，他也能够“临水兴不尽，虚舟可同嬉。还云与归鸟，若共山僧期”，和虚舟、归鸟玩在一起。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至今值得学习。（资料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