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9日，我从泗阳县来安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蚕桑场沈庄大队接受劳动锻炼。在那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大队是集体统一核算。当时国家教育政策是上大学不考试，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就是说上大学必须要在生产队劳动期满2年，然后由生产队（现在称村民小组）、大队（现在称村委会）、公社（现在称乡或镇）三级推荐，才能有机会上大学读书。我高中毕业那年，国家政治形势复杂，处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后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
　　我回乡干的第一份农活是用平板车到淮阴县水泥厂去拉水泥。酷热的夏天，骄阳似火，晒得我头昏脑涨。中午，十几个人挤在废黄河桥头一家集体经济性质的小吃部就餐，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只能算是充饥而已。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才到大队部，卸下水泥以后，各自回家吃饭。第一次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想入非非，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想法开始在我内心骚动。后来，我就老老实实地参加挖沟、打堆、推土、拖车等重体力劳动。沉重的农活把我锻炼的乌皮黑瘦。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我只得在劳动中处处表现自己，不怕吃苦，不怕劳累，轻活让人干，重活抢着干。另外，由于我才华出众，大队的墙报、宣传栏都由我一个人编办。大队开批判大会和社员大会，大队书记、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发言稿都有我代笔。因此，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对我都有好感。大队干部说我有培养前途，给了我一个大队青年书记的头衔；许多社员夸我有出息，有几个热心的社员还为我物色介绍对象，因为我有自己的梦想，只好婉言谢绝。
　　1975年8月中旬的一天，大队组织放暑假的中小学生和一部分社员，利用早上时间到棉花地里捕捉棉铃虫，我做记工员。每捕捉100条棉铃虫给1工分。棉铃虫都是夜里或早上出来危害棉花桃，到露水晒干的时候棉铃虫就藏起来，不好捉了。就这样，50多个人连续捕捉了一个星期棉铃虫，总共捕捉害虫6万多条，成绩斐然。为此，大队专门召开了一次棉花虫情总结会，大队书记魏昌柏的讲话材料是我写的。然后，我依据这份材料，以沈庄大队第一通讯报道组的名义，写出了一条300多字的通讯报道稿，题目是“蚕桑场沈庄大队干部群众虫口夺棉夺丰收”，盖上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后，我立即送到泗阳县广播站并被采用，一天时间我在大队出名了。大队书记魏昌柏为了培养我，破例将我推荐到蚕桑场中心小学去做代课教师。同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二十几个社员将已堆成堆的稻草再翻晒一遍，用牛拉着石头滚子再打一遍，打出了5000多斤稻谷。我灵机一动，晚上加班赶写了一篇300字左右的通讯报道稿，题目是“蚕桑场沈庄大队颗粒归仓广积粮”，稿件又被泗阳县广播站采用，并连续播了3天。我清楚地记得，这篇通讯报道编辑是胡东凯（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泗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教育局局长）。自此，场部领导、学校老师、场带队所属的王庄大队、杨庄大队干部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同年11月初，经场党总支书记朱学清提议，又破例将我从学校调到场部去做通讯报道员，并兼任人武部民兵通讯报道员。
　　1976年2月，蚕桑场工业办公室缺会计，经工业办公室主任狄泉海推荐，我又兼任工业办公室会计。同年10月，经场部领导沟通协调，人民银行泗阳县支行批准来安信用社在蚕桑场设立一个信用站，人员编制1个人。场部领导就让我兼任信用站会计。说实在话，在那个特殊岁月里，我一个人干三份工作，是其他人所求不到的，可谓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同年11月，阴雨连绵，场部组织300名基于民兵，参加秋收秋种排涝夺丰收劳动，我灵感一来，写了一篇题为“三百民兵斗龙王”通讯报道，被泗阳广播站录用。年终，泗阳县委宣传部召开宣传报道工作总结会，我被表彰为“优秀通讯报道员”，奖钢笔一支；泗阳县人民武装部赠高级笔记一本。
　　1977年底，我被调到泗阳县来安信用社写年终总结材料，成为农村信用社大家庭中的一员，开始了农村金融工作研究与实践活动。即使我离开了场部通讯报道员工作岗位，我仍然笔耕不辍，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和通讯报道240余篇；主编总纂了llO余万字的《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志》；公开发表诗、词、曲50余首。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参加金融工作四十年来，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我无怨无悔，始终热爱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并为之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用手中的笔画出了一段精彩的人生轨迹。我曾自豪地对亲朋好友说：“我是用手中的笔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我曾以绿竹自喻，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诗，诗曰：“一生恬淡守贞操，向上拔节入九霄。不与桑槐争翠绿，寒冬腊月领风骚”，这首诗就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切身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