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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文本现象
“重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技巧,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是故事、主题,其中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等,从而使新文本区别于原文本而成为独立的创作。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这一定义的表面陈述,而是注重其实质的话,任何试图通过改变原文本的基本状貌,从而达成新的意义生产的话,都可以被看作“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进行复述,进而修改原文本意图的“重述”现象,远不如版本修改、对故事进行续写以及借助其它文体进行改编等方式更为普遍、更为频繁。或许可以说,版本修改、续写、改编已经替代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的改写而成为“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主要方式,甚至可以将它称之为一种新的文本现象。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巨大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加之在建国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学的发生语境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解释了被人称之为“无定稿现象”①,实际上即“重述”现象发生的原因。被称为“无定稿”的“重述”现象有两种类型。一是版本修改,二是续写。因为长篇小说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与语境有更加复杂的关联;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长,过程艰难、复杂,定型化程度高,不像短篇小说那样迅速、及时地根据形势做出即时的变易;就形态学与美学特征而言,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敞开性、未完结性,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修改、续写的必要和可能。事实的确如此,“十七年”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比之于其它文体更普遍、具有更深厚的原因,也具有更深刻的可阐释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三红一创”、《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后来被逐渐经典化的作品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但很多作家本人的叙述表明,这些作品的构思和实际创作时间大都开始于解放之初,更有些作品,如《红旗谱》的基础故事、题材在作家解放前的创作中已经被使用。50年代初的语境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语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在50年代初被认为是通识或普遍接受的事实、知识、观念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不是如此,甚至被颠倒了。出于政治的、历史的压力,有些作品初版不久就开始修改。如《保卫延安》涉及彭德怀的描写在1959年后就是一个政治忌讳,对它的修改就不可避免。另外,有些作家的文化成分是复杂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欧洲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同成分成为他们创作的有效滋养,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话语的杂陈与纠结。而在一个以阶级论为绳墨的时代,话语的简洁明了是其基本准则,话语的纠缠意味着作家主体在政治和文化态度上的暧昧,一些自觉自愿或被迫做出的修改也时有发生。以《青春之歌》为例。杨沫的五四新文化身份、她对武侠和武侠文学的迷恋、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女性作者以自我经验为蓝本的想象与期许共同构成了《青春之歌》初版本在话语形态上的复杂与纠缠。郭开气势汹汹的批评与指责并不能使杨沫心悦诚服,但无形的压力还是使她对《青春之歌》做了大量的修改与补写。有少数作品修改是出于艺术完整性的考虑,如孙犁对《风云初记》的修改、尤其是小说结尾对李佩钟的补叙与这一人物在命运的完整性有关,尽管这一修补并没有完全改变李佩钟在性格上的残缺性。
长篇小说的续写和作家的史诗意识有关,尤其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希望完整地、有机地再现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过程,或者叙述一个阶级的觉醒与成长的雄心壮志,不仅使他们学会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眼光观察历史,而且在文体形式上采取了宏伟的规制:通过不停的续写从而构成一个恢宏的长篇系列。梁斌的《红旗谱》之后有《播火记》和《烽烟图》,欧阳山的《三家巷》之后有《苦斗》、《柳暗花明》、《圣地》,冯德英的《苦菜花》之后有《迎春花》、《山菊花》,杨沫对《青春之歌》的故事意犹未尽,多年以后又续写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以偿心愿。
由于“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将革命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历史使命,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确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等方面满足了政治与历史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和对现实秩序所作的辩护。为了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效应最大化,通过将这些作品进行改写、改编等二度创作的形式将之普及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是当代文化创作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长篇小说的改编十分普遍而且形式多样。粗略概括,改编的主要类型有:话剧与戏曲改编、影视改编、评书、快书、广播连载等曲艺改编、连环画改编等。这些改编几乎涉及了《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等所有的重要的长篇小说。
二、研究现状
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从版本、改编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取得初步进展,但是,将修改、续写、改编归理为“重述”这一重要创作现象,将它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艺生产、再生产的运动机制中,既做出文献学的整理,又对这一现象作意义解读和历史阐释就笔者阅读所及在学术界还没有展开,对“研究现状”的述评从与本课题有关的三个方面进行:1.版本的研究(修改及续写),2.经典文本的改编研究,3.有关“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涉及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
(一)在当代文学的生产过程中,“修改”和“续写”作品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或者说,不停的“修改”或“续写”同一部作品,以适应意识形态的询唤,正是它们被确立为经典的过程。尽管这种被后人称为“无定稿”的现象十分突出,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很少被涉及;除了作家本人对“修改”、“续写”等留下了一些说明性的文字以外,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版本变更作详尽研究的还凤毛麟角。金宏宇的专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在版本变更的研究与阐释方面有首创之功,但他的研究主要针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十七年”的经典作品涉及到的只有《青春之歌》和《创业史》。因此,从版本变更角度展开研究的空间仍十分巨大。
(二)“十七年”经典文本承担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巨大职责,要将这种传播普及化使之更为深入人心,将这些经典文本“改写”为舞台形象和影像语言就成为重要的途径。以庆祝建国十周年为契机,在此前后,形成了对这些经典长篇小说改编的第一次高潮,当时最主要的是电影改编。基于不同的背景,这些经典文本还曾陆续被“改编”,但形成另一次规模巨大的改编热潮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以后,而且,是以普及到千家万户的电视为载体,以电视剧为其主要的文类样式。由于90年代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改编普遍被加入了情欲化的因素,对原文本的场景、故事因素、氛围、情调、精神进行了解构性的戏说。影视剧的“改编”遂成为被关注的热点问题。2004年5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共同召开“改编‘红色经典’创作座谈会”,专门探讨“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广电总局颁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对“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进行严格审查,防止恶搞、情欲化和戏说倾向的泛滥。学术界也对此做出了反应。《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刊发了陈剑澜主持的一组《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笔谈,张法、张志忠、程光炜等人认为“红色经典”联系着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心史与梦想,具有自己的历史品格,而影视剧的改编一味地通俗化、欲望化、娱乐化,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姿态。《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刊发苗棣主持的一组文章,以电视剧《林海雪原》等作品为主要参照文本,对“红色经典”兴起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依据、它的类型特征、改编的策略与得失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与归纳。在这几次集中的讨论之前,针对这些经典文本改编的研究只零星地见于报刊,多在影视作品放映并引起一定反响之后,研究的思路多集中于对改编得失的品评,很少有研究者将改编本与原文本作仔细的比对,探讨新文本与原文本相比做了哪些取舍,取舍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三)“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思想、观念、体式等方面提供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想象与书写模式。“新启蒙”的思想语境也使当时的文学活动在价值立场上向“五四”倾斜,“红色经典”的研究在80年代中前期有过短暂的沉寂。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使“红色经典”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所秉持的本体论立场(人的本体与艺术本体)一方面洞见到“红色经典”政治理念先行带来的诸多缺陷,同时,对历史语境的忽略也造成新的遮蔽。90年代以来,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出现了大量成果,思路也是多元的,其中以下几个研究思路颇见成效并且对本课题的形成与开展有重要启发。1.对文学环境、文学制度、历史相关性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以及王本朝、旷新年、刘川鄂等人的论文。2.不是将文本看作历史本身,而是看做对历史的想象,通过研究文本的修辞与编码方式,发现隐伏于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与权力关系,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3.尽管作者守持的立场不同,都通过对文本的细读,通过新的批评理论与阐释方法,解读出这些经典文本的多质性与复杂性。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是这方面的力作。4.孟悦的论文《〈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所论尽管不是“十七年”的经典长篇小说,但作者的研究思路——通过对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种不同文类形式相互转化的分析,发现了“延安文艺”的多质性,挖掘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口号下,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互动的历史。
三、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十七年”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都出现于1950-1960年代的交叉之际,从内容来看主要含纳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的合作化与城市的工商业改造)的叙述,用黄子平评述“革命历史小说”的话说,对“革命”的叙述承担的是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而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长篇小说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讲话”确立的文学范式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与过程,也是一个尝试树立当代文学经典的过程。由于作家的成长经验、所接受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不同,这些长篇小说最初的版本中程度不一地存在不同话语、不同文化的并置、对话,甚至是冲突。来自官方、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批评声音给作家施加了巨大影响和压力,因此通过“修改”、“续写”原文本来“矫正”“失误”,是作家躲避政治责难、使作品“正典化”的途径。发生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修改、续写与改编,不同的文本存在不同的状况,但大体的取向是一致的,一是加强阶级分析的观念,二是去除与身体、欲望、爱情有关的描写。由此看出,“文革”以前,这些长篇小说的“重述”实现的是“经典化”的过程,其目标是主题的政治化、神圣化与叙事话语的纯洁化。在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中,“红色经典”相对被冷落,为数不多的改编集中在《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以城市为背景和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几部作品上。90年代至今,是改编的高峰期,而且改写的程度很高,大量的欲望化的因素被植入被改编过的新文本,呈现出革命话语、启蒙话语、身体欲望等错综纠缠的新景观。“重要的不是神话书写的年代,而是书写神话的年代”,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重述”,都是一次新的书写,都深深地留下了“书写年代”的痕迹。寻找这些痕迹,并挖掘出这些“痕迹”背后的精神矿藏应该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有趣、也十分有意义的思路。将“十七年”经典文本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被“重述”的状况,看作经典被接受的旅行过程,经典被改动(选择/遗漏的机制)的痕迹,透露出的是不同思想、不通话语摩擦互动的征候,通过描绘这些经典文本一幅幅流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图景,实际上也描绘出思想、文化、精神在当代旅行的动态的历史,这正是勃兰兑斯要实现的“最深刻意义上的文学史”:“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对“重述”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文本的历史考据及其意义阐释。将修改本、续写本、改编本与初写本进行比对,从文献学的角度清理出这些经典文本在它们初版之后经历了哪些改写、增删、修葺,“重述”前后的文本状貌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此基础上,做出基本的意义阐释,即“重述”前后的文本在意义上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二)作家研究。创作主体“为何”与“如何”进行“重述”,即作家在二度创作中其动机、心态、想象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这样而不是那样来重新处理文本的原因与意义何在。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作家心态史的研究,这在文学研究中是研究者孜孜以求又难于完全达到目的的研究内容,而从“重述”进入作家的心态史研究相对容易、有效,因为作家针对“修改”、“续写”、“改编”留下了相对丰富的说明性文字,而且,近些年从编辑、出版角度撰述的文献资料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三)语境研究,或者说是广义的读者反应与接受研究——国家意识形态、一般读者、批评家的反应与接受如何“询唤”作家对文本的“重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年”的经典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正是各种外部力量的介入促成了对原文本的二度、甚至是几度创作。对有关作品的“论争”留下了大量的材料,为作历史性的“语境研究”提供了保障。
“重述”这种文学技巧承担着显而易见的文化功能。根据佛克马的考察,相对于原文本而言,新文本由于改写、变更程度的不同,其文化功能也是不同的。次要的、微小程度的改写提示的是传统的连续性,而重大的改写、重述则是某种文化剧烈变迁的征兆或结果。② 在当代,围绕“十七年”经典作品发生的“重述”现象既独特又频繁,显示出文化运作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借助于图像技术与电子媒介传播的巨大优势给当代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从历史、学理与文化等不同层面展开综合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生命。从经典长篇小说被修改、续写、改编状况的文本考据入手,整理、描述出这些经典文本被“重述”后的新的状貌,显示出新旧文本的变更过程与具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的意义阐释;以“重述”这一特殊的文本现象作为亲临当代文学现场的门径,其后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心理学分析、对制约他的环境作历史性的阐释,并从中显现出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与精神因素相互冲突与磨合的复杂脉络是一个新颖且有效的途径。总之,以“重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作为进入文学历史现场的突破口,从而构筑一个将文本细读、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文学语境的还原有机结合起来的、立体的历史阐释结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完成对当代话语关系史、思想史、文化史、灵魂史的描述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注释
①王尧:《“文革”对“五四”即“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②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重述”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技巧,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是故事、主题,其中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等,从而使新文本区别于原文本而成为独立的创作。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这一定义的表面陈述,而是注重其实质的话,任何试图通过改变原文本的基本状貌,从而达成新的意义生产的话,都可以被看作“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进行复述,进而修改原文本意图的“重述”现象,远不如版本修改、对故事进行续写以及借助其它文体进行改编等方式更为普遍、更为频繁。或许可以说,版本修改、续写、改编已经替代对传统典型、故事、主题的改写而成为“重述”这一文本现象的主要方式,甚至可以将它称之为一种新的文本现象。
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巨大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的开始,加之在建国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翻云覆雨,“十七年”文学的发生语境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解释了被人称之为“无定稿现象”①,实际上即“重述”现象发生的原因。被称为“无定稿”的“重述”现象有两种类型。一是版本修改,二是续写。因为长篇小说具有巨大的生活容量、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与语境有更加复杂的关联;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长,过程艰难、复杂,定型化程度高,不像短篇小说那样迅速、及时地根据形势做出即时的变易;就形态学与美学特征而言,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敞开性、未完结性,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修改、续写的必要和可能。事实的确如此,“十七年”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比之于其它文体更普遍、具有更深厚的原因,也具有更深刻的可阐释的意义与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三红一创”、《保卫延安》、《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后来被逐渐经典化的作品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但很多作家本人的叙述表明,这些作品的构思和实际创作时间大都开始于解放之初,更有些作品,如《红旗谱》的基础故事、题材在作家解放前的创作中已经被使用。50年代初的语境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语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在50年代初被认为是通识或普遍接受的事实、知识、观念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已经不是如此,甚至被颠倒了。出于政治的、历史的压力,有些作品初版不久就开始修改。如《保卫延安》涉及彭德怀的描写在1959年后就是一个政治忌讳,对它的修改就不可避免。另外,有些作家的文化成分是复杂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欧洲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同成分成为他们创作的有效滋养,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话语的杂陈与纠结。而在一个以阶级论为绳墨的时代,话语的简洁明了是其基本准则,话语的纠缠意味着作家主体在政治和文化态度上的暧昧,一些自觉自愿或被迫做出的修改也时有发生。以《青春之歌》为例。杨沫的五四新文化身份、她对武侠和武侠文学的迷恋、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女性作者以自我经验为蓝本的想象与期许共同构成了《青春之歌》初版本在话语形态上的复杂与纠缠。郭开气势汹汹的批评与指责并不能使杨沫心悦诚服,但无形的压力还是使她对《青春之歌》做了大量的修改与补写。有少数作品修改是出于艺术完整性的考虑,如孙犁对《风云初记》的修改、尤其是小说结尾对李佩钟的补叙与这一人物在命运的完整性有关,尽管这一修补并没有完全改变李佩钟在性格上的残缺性。
长篇小说的续写和作家的史诗意识有关,尤其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希望完整地、有机地再现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过程,或者叙述一个阶级的觉醒与成长的雄心壮志,不仅使他们学会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眼光观察历史,而且在文体形式上采取了宏伟的规制:通过不停的续写从而构成一个恢宏的长篇系列。梁斌的《红旗谱》之后有《播火记》和《烽烟图》,欧阳山的《三家巷》之后有《苦斗》、《柳暗花明》、《圣地》,冯德英的《苦菜花》之后有《迎春花》、《山菊花》,杨沫对《青春之歌》的故事意犹未尽,多年以后又续写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以偿心愿。
由于“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将革命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历史使命,而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确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等方面满足了政治与历史主体对历史的想象和对现实秩序所作的辩护。为了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效应最大化,通过将这些作品进行改写、改编等二度创作的形式将之普及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也是当代文化创作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艺现象。长篇小说的改编十分普遍而且形式多样。粗略概括,改编的主要类型有:话剧与戏曲改编、影视改编、评书、快书、广播连载等曲艺改编、连环画改编等。这些改编几乎涉及了《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等所有的重要的长篇小说。
二、研究现状
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从版本、改编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取得初步进展,但是,将修改、续写、改编归理为“重述”这一重要创作现象,将它放置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艺生产、再生产的运动机制中,既做出文献学的整理,又对这一现象作意义解读和历史阐释就笔者阅读所及在学术界还没有展开,对“研究现状”的述评从与本课题有关的三个方面进行:1.版本的研究(修改及续写),2.经典文本的改编研究,3.有关“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涉及经典长篇小说的研究。
(一)在当代文学的生产过程中,“修改”和“续写”作品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或者说,不停的“修改”或“续写”同一部作品,以适应意识形态的询唤,正是它们被确立为经典的过程。尽管这种被后人称为“无定稿”的现象十分突出,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很少被涉及;除了作家本人对“修改”、“续写”等留下了一些说明性的文字以外,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版本变更作详尽研究的还凤毛麟角。金宏宇的专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在版本变更的研究与阐释方面有首创之功,但他的研究主要针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十七年”的经典作品涉及到的只有《青春之歌》和《创业史》。因此,从版本变更角度展开研究的空间仍十分巨大。
(二)“十七年”经典文本承担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巨大职责,要将这种传播普及化使之更为深入人心,将这些经典文本“改写”为舞台形象和影像语言就成为重要的途径。以庆祝建国十周年为契机,在此前后,形成了对这些经典长篇小说改编的第一次高潮,当时最主要的是电影改编。基于不同的背景,这些经典文本还曾陆续被“改编”,但形成另一次规模巨大的改编热潮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以后,而且,是以普及到千家万户的电视为载体,以电视剧为其主要的文类样式。由于90年代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改编普遍被加入了情欲化的因素,对原文本的场景、故事因素、氛围、情调、精神进行了解构性的戏说。影视剧的“改编”遂成为被关注的热点问题。2004年5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共同召开“改编‘红色经典’创作座谈会”,专门探讨“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广电总局颁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对“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进行严格审查,防止恶搞、情欲化和戏说倾向的泛滥。学术界也对此做出了反应。《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刊发了陈剑澜主持的一组《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笔谈,张法、张志忠、程光炜等人认为“红色经典”联系着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心史与梦想,具有自己的历史品格,而影视剧的改编一味地通俗化、欲望化、娱乐化,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姿态。《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刊发苗棣主持的一组文章,以电视剧《林海雪原》等作品为主要参照文本,对“红色经典”兴起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依据、它的类型特征、改编的策略与得失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与归纳。在这几次集中的讨论之前,针对这些经典文本改编的研究只零星地见于报刊,多在影视作品放映并引起一定反响之后,研究的思路多集中于对改编得失的品评,很少有研究者将改编本与原文本作仔细的比对,探讨新文本与原文本相比做了哪些取舍,取舍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三)“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思想、观念、体式等方面提供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想象与书写模式。“新启蒙”的思想语境也使当时的文学活动在价值立场上向“五四”倾斜,“红色经典”的研究在80年代中前期有过短暂的沉寂。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使“红色经典”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所秉持的本体论立场(人的本体与艺术本体)一方面洞见到“红色经典”政治理念先行带来的诸多缺陷,同时,对历史语境的忽略也造成新的遮蔽。90年代以来,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出现了大量成果,思路也是多元的,其中以下几个研究思路颇见成效并且对本课题的形成与开展有重要启发。1.对文学环境、文学制度、历史相关性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董之林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以及王本朝、旷新年、刘川鄂等人的论文。2.不是将文本看作历史本身,而是看做对历史的想象,通过研究文本的修辞与编码方式,发现隐伏于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与权力关系,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3.尽管作者守持的立场不同,都通过对文本的细读,通过新的批评理论与阐释方法,解读出这些经典文本的多质性与复杂性。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等是这方面的力作。4.孟悦的论文《〈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所论尽管不是“十七年”的经典长篇小说,但作者的研究思路——通过对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种不同文类形式相互转化的分析,发现了“延安文艺”的多质性,挖掘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口号下,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之间摩擦互动的历史。
三、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十七年”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都出现于1950-1960年代的交叉之际,从内容来看主要含纳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的合作化与城市的工商业改造)的叙述,用黄子平评述“革命历史小说”的话说,对“革命”的叙述承担的是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而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批长篇小说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讲话”确立的文学范式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与过程,也是一个尝试树立当代文学经典的过程。由于作家的成长经验、所接受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不同,这些长篇小说最初的版本中程度不一地存在不同话语、不同文化的并置、对话,甚至是冲突。来自官方、批评家和普通读者的批评声音给作家施加了巨大影响和压力,因此通过“修改”、“续写”原文本来“矫正”“失误”,是作家躲避政治责难、使作品“正典化”的途径。发生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修改、续写与改编,不同的文本存在不同的状况,但大体的取向是一致的,一是加强阶级分析的观念,二是去除与身体、欲望、爱情有关的描写。由此看出,“文革”以前,这些长篇小说的“重述”实现的是“经典化”的过程,其目标是主题的政治化、神圣化与叙事话语的纯洁化。在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中,“红色经典”相对被冷落,为数不多的改编集中在《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以城市为背景和表现人性复杂性的几部作品上。90年代至今,是改编的高峰期,而且改写的程度很高,大量的欲望化的因素被植入被改编过的新文本,呈现出革命话语、启蒙话语、身体欲望等错综纠缠的新景观。“重要的不是神话书写的年代,而是书写神话的年代”,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每一次“重述”,都是一次新的书写,都深深地留下了“书写年代”的痕迹。寻找这些痕迹,并挖掘出这些“痕迹”背后的精神矿藏应该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有趣、也十分有意义的思路。将“十七年”经典文本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被“重述”的状况,看作经典被接受的旅行过程,经典被改动(选择/遗漏的机制)的痕迹,透露出的是不同思想、不通话语摩擦互动的征候,通过描绘这些经典文本一幅幅流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图景,实际上也描绘出思想、文化、精神在当代旅行的动态的历史,这正是勃兰兑斯要实现的“最深刻意义上的文学史”:“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对“重述”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文本的历史考据及其意义阐释。将修改本、续写本、改编本与初写本进行比对,从文献学的角度清理出这些经典文本在它们初版之后经历了哪些改写、增删、修葺,“重述”前后的文本状貌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此基础上,做出基本的意义阐释,即“重述”前后的文本在意义上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二)作家研究。创作主体“为何”与“如何”进行“重述”,即作家在二度创作中其动机、心态、想象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这样而不是那样来重新处理文本的原因与意义何在。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作家心态史的研究,这在文学研究中是研究者孜孜以求又难于完全达到目的的研究内容,而从“重述”进入作家的心态史研究相对容易、有效,因为作家针对“修改”、“续写”、“改编”留下了相对丰富的说明性文字,而且,近些年从编辑、出版角度撰述的文献资料也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三)语境研究,或者说是广义的读者反应与接受研究——国家意识形态、一般读者、批评家的反应与接受如何“询唤”作家对文本的“重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年”的经典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正是各种外部力量的介入促成了对原文本的二度、甚至是几度创作。对有关作品的“论争”留下了大量的材料,为作历史性的“语境研究”提供了保障。
“重述”这种文学技巧承担着显而易见的文化功能。根据佛克马的考察,相对于原文本而言,新文本由于改写、变更程度的不同,其文化功能也是不同的。次要的、微小程度的改写提示的是传统的连续性,而重大的改写、重述则是某种文化剧烈变迁的征兆或结果。② 在当代,围绕“十七年”经典作品发生的“重述”现象既独特又频繁,显示出文化运作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借助于图像技术与电子媒介传播的巨大优势给当代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从历史、学理与文化等不同层面展开综合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生命。从经典长篇小说被修改、续写、改编状况的文本考据入手,整理、描述出这些经典文本被“重述”后的新的状貌,显示出新旧文本的变更过程与具体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的意义阐释;以“重述”这一特殊的文本现象作为亲临当代文学现场的门径,其后对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心理学分析、对制约他的环境作历史性的阐释,并从中显现出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与精神因素相互冲突与磨合的复杂脉络是一个新颖且有效的途径。总之,以“重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作为进入文学历史现场的突破口,从而构筑一个将文本细读、作家的创作心理分析、文学语境的还原有机结合起来的、立体的历史阐释结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完成对当代话语关系史、思想史、文化史、灵魂史的描述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注释
①王尧:《“文革”对“五四”即“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②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