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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印度近代改革家、思想家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的新经典主义和他对印度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历史贡献。
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wati，1824—1883）是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雅利安社的创始人，亦是印度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大胆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主张，而且在探索与实践中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后来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说：“ 达耶南陀是19世纪印度社会与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他就是印度的马丁· 路德，因为他力求把印度教社会从僵死的传统、习俗、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反对普遍流行的种姓制度，倡导新型的社会秩序。”
达耶南陀出生于今古吉拉特邦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父亲想把他培养成宗教祭司。五岁时，他开始学习梵文和印度教经典；二十二岁时，为逃避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成为托钵僧。他浪迹天涯十五年，漫游印度北方的各个圣地，向印度教民间学者学习。后来，他专门拜师于盲学者毗罗舍难陀，学习梵文和吠陀经典。学成后，他开始作为传教师四处游说，宣传吠陀经典的绝对权威。他富有演说天才，尤喜辩论，经常向其他派别的学者就宗教理论提出挑战，无人能抵挡住他的进攻。1869年，在贝拿勒斯他曾和主张吠檀多不二论的三百多名学者展开一场大辩论。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他于1875年在孟买创立雅利安社，又名“圣社”。1877年，雅利安社的活动中心由孟买转移到拉合尔，逐步成为西北印度最重要的改革社团。达耶南陀激进而大胆的改革主张受到印度教正统派的强烈反对，1883年他在贾特浦尔游说时，被宗教敌手用毒药害死。其主要著作有《真理之光》、《吠陀注》和《梨俱吠陀注序》等。
一、以吠陀为中心的新经典主义
吠陀经典在达耶南陀的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吠陀是他思想的主要源泉，是他观察事物、审视社会所依据的主要标准，也是他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则。他说自己的职责就是宣传吠陀精神，按照吠陀原则改革印度教的旧传统、旧体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达耶南陀自幼学习吠陀，后来拜盲学者为师，又专门研究吠陀经典，对吠陀具有无限的崇敬之情。在传教过程中，他一直宣讲吠陀的权威，为维护吠陀的权威与印度教其他派别的学者进行过无数次辩论。创立雅利安社后，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回归吠陀”。1877年，他在拉合尔为雅利安社社员制定了“十大行动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读吠陀，教吠陀，背吠陀，听人读吠陀，是雅利安社社员的首要义务。”
为什么达耶南陀如此推崇吠陀呢？吠陀是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产生于公元前1500 年至前500年的吠陀时代。它包括两重含义：从狭义上说，专指最早出现的四部吠陀本集，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从广义上讲，不仅包括四部吠陀本集，而且包括后来由吠陀本集逐渐演化出来的各种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达耶南陀所说的“吠陀”，主要指四部吠陀本集。在他看来，以《梨俱吠陀》为主的吠陀经典代表着印度教的真正精神和宗教真理，正因为有吠陀的指导，才产生出繁荣昌盛的吠陀时代。后来产生的各种教义教规皆违背了吠陀真理和原则，才逐步导致印度教变得腐朽、堕落和无能。如偶像崇拜、种姓对立、繁琐祭祀、歧视妇女等，皆不符合吠陀精神，都是后人所杜撰的。因此，要振兴印度教，就必须“回归吠陀”，恢复吠陀的伟大真理。
达耶南陀高举吠陀的旗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恢复，而是竭力用现代哲学术语和科学知识对吠陀重新阐释，以使其跟上时代步伐，符合宗教改革的需要。换言之，他推崇和重新解释吠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它变成指导宗教改革的“新经典”。因此，有人称这种改革模式为“新经典主义”。被誉为“宗教研究之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尼尼安·斯马特，在评述新经典主义时说：“首先要回归到经典的过去，然后再用现代术语对它进行诠释——这就是应付西方挑战的最成功的方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锡兰，都是如此。在这种方式中，都是一方面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它在现代世界中健壮地生存下去。”
首先，达耶南陀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对吠陀加以解释。他认为，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它不仅是以往各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宝库，而且包含着现代科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的“种子”，与“科学事实的发展是完全吻合的”。在他看来，吠陀经典既包括着全部神圣智慧的启示，又是科学真理的表现，是其他宗教的经典所无法比拟的。他赞颂吠陀说：“四吠陀是知识和宗教真理的储藏库，是神的启示……它们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它们本身就是权威。换言之，它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书籍来维持这种权威。正如太阳或一盏明灯能放射光明，照亮地球一样，四吠陀也是如此。”“神给予的知识是最可信的，因此在这些神的书籍中一切教诲都是最可靠的……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自然规律或逻辑法则相违背。”
其次，达耶南陀还把西方功利主义的某些观点引入对陀吠的阐释中。他认为，既然吠陀代表着神的智慧和科学的真理，那么它也必然能给人类带来公正、幸福和繁荣。因此，他号召人们学习吠陀，按照吠陀原则行事，就可以获得幸福和繁荣。他写道：“……神在吠陀中给我们指出了通往幸福的道路……正如伟大的吠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为什么今天我们雅利安人变化得如此大呢？……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吠陀。要恢复古代繁荣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吠陀的原则去行动。”他在雅利安社“十大行动纲领”和《真理之光》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雅利安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对全世界做出有益的事情，关注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进步”，“要竭力保护正直的人，促进他们的利益，即使他们极端贫穷、孱弱、缺乏物质的来源，而另一方面又应当摧毁、遏制、反对作恶者，哪怕他们是全地球最高的统治者，是拥有巨大权势的人。”
此外，为了说明吠陀是指导当时宗教改革的最高圣书，达耶南陀特别强调吠陀知识不是属于某个时代的，而是永恒的知识。他说：“神是永恒的，那么神给予的知识也必然是永恒的。”
19世纪中叶，印度教由于陈腐的教义教规和严重的种姓对立而处于极端衰败状态。面对西方文化的进攻，大量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和许多知识分子改信了基督教。在这种形势下，达耶南陀对印度教的前途充满了危机感。为了复兴印度教并抵制基督教的威胁，他力图找到某种新的思想武器，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批资产阶级改革家不可能创造出什么全新的思想体系，因此只好到古代传统文化中去寻觅能够抵御西方文化的东西，吠陀便是他最好的选择。为了使吠陀成为新的思想武器，他则尽力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对其重新解释和包装，以使它适应时代需要，真正成为能够指导宗教改革并为民众所接受的“新经典”。从达耶南陀“回归吠陀”的口号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种子。他相信吠陀是各种知识的总和，包括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甚至是科学的知识，而且不断告诫自己的同胞，要想恢复吠陀黄金时代，就必须回归吠陀经典。然而，另一方面，从达耶南陀对吠陀的过度赞誉中，也可以看出这批思想家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对现代科学的了解的匮乏。尼尼安·斯马特在评论新经典主义时说：“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一向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他认为印度古代经典中就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要旨，这种观点本身就丧失了科学发展的辩证观和批判观。”
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wati，1824—1883）是近代印度教改革社团——雅利安社的创始人，亦是印度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大胆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主张，而且在探索与实践中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后来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评论家说：“ 达耶南陀是19世纪印度社会与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设计师。他就是印度的马丁· 路德，因为他力求把印度教社会从僵死的传统、习俗、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反对普遍流行的种姓制度，倡导新型的社会秩序。”
达耶南陀出生于今古吉拉特邦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父亲想把他培养成宗教祭司。五岁时，他开始学习梵文和印度教经典；二十二岁时，为逃避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成为托钵僧。他浪迹天涯十五年，漫游印度北方的各个圣地，向印度教民间学者学习。后来，他专门拜师于盲学者毗罗舍难陀，学习梵文和吠陀经典。学成后，他开始作为传教师四处游说，宣传吠陀经典的绝对权威。他富有演说天才，尤喜辩论，经常向其他派别的学者就宗教理论提出挑战，无人能抵挡住他的进攻。1869年，在贝拿勒斯他曾和主张吠檀多不二论的三百多名学者展开一场大辩论。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他于1875年在孟买创立雅利安社，又名“圣社”。1877年，雅利安社的活动中心由孟买转移到拉合尔，逐步成为西北印度最重要的改革社团。达耶南陀激进而大胆的改革主张受到印度教正统派的强烈反对，1883年他在贾特浦尔游说时，被宗教敌手用毒药害死。其主要著作有《真理之光》、《吠陀注》和《梨俱吠陀注序》等。
一、以吠陀为中心的新经典主义
吠陀经典在达耶南陀的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吠陀是他思想的主要源泉，是他观察事物、审视社会所依据的主要标准，也是他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则。他说自己的职责就是宣传吠陀精神，按照吠陀原则改革印度教的旧传统、旧体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达耶南陀自幼学习吠陀，后来拜盲学者为师，又专门研究吠陀经典，对吠陀具有无限的崇敬之情。在传教过程中，他一直宣讲吠陀的权威，为维护吠陀的权威与印度教其他派别的学者进行过无数次辩论。创立雅利安社后，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回归吠陀”。1877年，他在拉合尔为雅利安社社员制定了“十大行动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读吠陀，教吠陀，背吠陀，听人读吠陀，是雅利安社社员的首要义务。”
为什么达耶南陀如此推崇吠陀呢？吠陀是印度教最古老的经典，产生于公元前1500 年至前500年的吠陀时代。它包括两重含义：从狭义上说，专指最早出现的四部吠陀本集，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从广义上讲，不仅包括四部吠陀本集，而且包括后来由吠陀本集逐渐演化出来的各种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达耶南陀所说的“吠陀”，主要指四部吠陀本集。在他看来，以《梨俱吠陀》为主的吠陀经典代表着印度教的真正精神和宗教真理，正因为有吠陀的指导，才产生出繁荣昌盛的吠陀时代。后来产生的各种教义教规皆违背了吠陀真理和原则，才逐步导致印度教变得腐朽、堕落和无能。如偶像崇拜、种姓对立、繁琐祭祀、歧视妇女等，皆不符合吠陀精神，都是后人所杜撰的。因此，要振兴印度教，就必须“回归吠陀”，恢复吠陀的伟大真理。
达耶南陀高举吠陀的旗帜，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恢复，而是竭力用现代哲学术语和科学知识对吠陀重新阐释，以使其跟上时代步伐，符合宗教改革的需要。换言之，他推崇和重新解释吠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它变成指导宗教改革的“新经典”。因此，有人称这种改革模式为“新经典主义”。被誉为“宗教研究之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尼尼安·斯马特，在评述新经典主义时说：“首先要回归到经典的过去，然后再用现代术语对它进行诠释——这就是应付西方挑战的最成功的方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锡兰，都是如此。在这种方式中，都是一方面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又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它在现代世界中健壮地生存下去。”
首先，达耶南陀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对吠陀加以解释。他认为，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它不仅是以往各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宝库，而且包含着现代科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的“种子”，与“科学事实的发展是完全吻合的”。在他看来，吠陀经典既包括着全部神圣智慧的启示，又是科学真理的表现，是其他宗教的经典所无法比拟的。他赞颂吠陀说：“四吠陀是知识和宗教真理的储藏库，是神的启示……它们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它们本身就是权威。换言之，它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书籍来维持这种权威。正如太阳或一盏明灯能放射光明，照亮地球一样，四吠陀也是如此。”“神给予的知识是最可信的，因此在这些神的书籍中一切教诲都是最可靠的……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自然规律或逻辑法则相违背。”
其次，达耶南陀还把西方功利主义的某些观点引入对陀吠的阐释中。他认为，既然吠陀代表着神的智慧和科学的真理，那么它也必然能给人类带来公正、幸福和繁荣。因此，他号召人们学习吠陀，按照吠陀原则行事，就可以获得幸福和繁荣。他写道：“……神在吠陀中给我们指出了通往幸福的道路……正如伟大的吠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为什么今天我们雅利安人变化得如此大呢？……就是因为我们违背了吠陀。要恢复古代繁荣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吠陀的原则去行动。”他在雅利安社“十大行动纲领”和《真理之光》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雅利安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对全世界做出有益的事情，关注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进步”，“要竭力保护正直的人，促进他们的利益，即使他们极端贫穷、孱弱、缺乏物质的来源，而另一方面又应当摧毁、遏制、反对作恶者，哪怕他们是全地球最高的统治者，是拥有巨大权势的人。”
此外，为了说明吠陀是指导当时宗教改革的最高圣书，达耶南陀特别强调吠陀知识不是属于某个时代的，而是永恒的知识。他说：“神是永恒的，那么神给予的知识也必然是永恒的。”
19世纪中叶，印度教由于陈腐的教义教规和严重的种姓对立而处于极端衰败状态。面对西方文化的进攻，大量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和许多知识分子改信了基督教。在这种形势下，达耶南陀对印度教的前途充满了危机感。为了复兴印度教并抵制基督教的威胁，他力图找到某种新的思想武器，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批资产阶级改革家不可能创造出什么全新的思想体系，因此只好到古代传统文化中去寻觅能够抵御西方文化的东西，吠陀便是他最好的选择。为了使吠陀成为新的思想武器，他则尽力用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对其重新解释和包装，以使它适应时代需要，真正成为能够指导宗教改革并为民众所接受的“新经典”。从达耶南陀“回归吠陀”的口号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种子。他相信吠陀是各种知识的总和，包括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甚至是科学的知识，而且不断告诫自己的同胞，要想恢复吠陀黄金时代，就必须回归吠陀经典。然而，另一方面，从达耶南陀对吠陀的过度赞誉中，也可以看出这批思想家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对现代科学的了解的匮乏。尼尼安·斯马特在评论新经典主义时说：“达耶南陀·萨拉斯瓦蒂一向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他认为印度古代经典中就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要旨，这种观点本身就丧失了科学发展的辩证观和批判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