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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每天都接到温州朋友(电话里)哭泣的聲音……”温州一家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讲述道。接着,他说“2011已经很惨了,(民营企业)2012年可能‘死’的会更多。国家的经济如果要下来了,民营企业先死,后死大企业、央企……不加快体制的改革没有出路”。这是在今年3月28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并确定“金改”任务包括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开展个人境外直投试点等12项改革任务之后温州一家银行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的。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让我们关注温州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12项金融改革任务中有哪些亮点?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是不是就此翻开了一页新篇章?……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他认为从根源来说针对此次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的尝试,与去年就开始的“跑路”等个别现象并无直接联系。这次对温州进行金融改革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民营资源丰富,央行这次是有考虑的行动。主要目的:一是对这种组织框架进行尝试;二是通过这次试验安排,起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三是为我国对于未来在全球的配置打基础。此次试点的意义就在于为未来的金融改革开放做准备,为的是继续推广这一机制做试点。来自中国七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一位分行行长告诉记者说,希望这次对温州的试点不是做秀,现在银行已有的价格产品的发展受制于监管,银行未来需要空间对其中间业务进行创新。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李世刚博士认为选取温州作为我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原因有三,一是有传统。温州是我国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80年代初,温州苍南就开始了利率改革的探索,一直到今年3月份金融综合试验区改革,温州一直都是我国诸多金融创新的试点地区。因此在温州开展进一步的金融改革试验,基础较好;二是有压力。去年以来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等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温州民间金融的矛盾突出、压力较大。此次选择温州进行民间融资规范改革示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倒逼机制使然;三是信号作用明显。温州当地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较好,而金融改革涉及的根本点是处于社会资源配置最核心地位的资金,其实施推广过程必定会涉及到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面临的挑战也可以想像,但本次政府强力支持和全方位改革决心的信号释放作用比较明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处长王远鸿对于选择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这次是在“倒逼”的大背景下,国家加快了试点的步伐。试点是为了加强虚拟经济这块“短板”的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社会资金充裕,民间投融资空间大。由于多层次融资体系发展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十分突出。在经济景气时,民间资金追逐高利息的套利活动往往可以实现目的;而当经济环境不佳时,个别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出现企业老板出现跑路、自杀等情况,往往会导致整个借贷关系链条断裂和局部金融风险的爆发。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区把大量民间资本聚集起来,一方面可以合法支持实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区域性金融危险的防范,对于我国其他民间资本密集型地区比如鄂尔多斯有很好的借鑒意义。记者采访到的银行行长就认为,金融改革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其中包括对民营的中小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现在的试点已经有些“收拾残局”的意味,是不得不做了。这中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征信问题,让小企业逐步放开,得到正常的金融资金来源的支持,使融资链条逐步趋于理性。于此同时,银行也要进行逐步的分类,包括其自身规模和盈利能力,这当然也是在如今银行产品种类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
个人境外直投,机遇与风险并存
这次金融改革12条任务里的其中一条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王远鸿处长表示,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等于给民间资金打开了一个合法的投资渠道,为民间资本走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政策保障。之前没有这么一条,民营资本就自己“打洞”,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将国内资金转移到国外。这是中国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信心。李世刚博士则说,目前来看,温州可能是首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地区,可以预计,这会吸引全国范围内大量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借道温州向境外进行直投。一方面,这会加快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以及在局部区域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某些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如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呈现过程中短期资本大量流出等。而化解以上金融风险,应注意选择货币供应偏紧得到缓解、资金良性循环、利率市场化等有利环境。
利率市场化,要自由没那么容易
对于不可避免的利率市场化问题,来自银行的声音显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不会那么快,因为波及面很广,需要先放开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利率市场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银行业的竞争状态,现在我国银行业的同质性太强了,顾客现在都只是对银行进行竞价能力的考虑,对服务的评估还不重视。我国对银行应该进行存款利率的提高,要放开贷款,才能使之担小一点风险获得更高的收益,而这需要对银行的产品进行创新,现在的贷款成本高,对于小银行是一种冲击。
同时,李世刚博士提醒到说,导致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金融风险的一个根源,在于利率管制条件下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巨大利差。而温州的个人境外直投的开展,将有效拓宽投资领域,对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推进有积极作用,并将缩窄体制内外资金成本鸿沟。然而,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是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初期会使得商业银行利差缩小、利润下降,其中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大于中小金融机构;但后期随着信贷结构的变化、中间业务的扩展,利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将逐渐显现。二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利率市场化在短期内可能不会缩小国有大银行的利差,出现存贷款利率整体平移式上浮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商业银行利润不会显著变化。但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特色化经营提出要求。三是利率市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可能有价格重估效应,因此包括平台贷、平台债、地方债等价格风险会对相关机构投资者产生影响。
村镇银行,看上去很美
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任务的第2项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李世刚博士认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的规定显得过于笼统概括。第一,鼓励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提法早已有之,但现在来看落实程度有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商业银行法》中并没有相应条款支持这一行为。第二,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任何细则具体解释到底需要符合什么条件的小贷公司才能改制为村镇银行,今后操作性可能较差。第三,目前规定,即使是最小规模的村镇银行也排除了完全由民营资本经营的可能,需要强制性引入大型商业银行的参与。
融资租赁企业,尴尬求生
同时,由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的凸显,对于高风险、缺少资产证明、一般处于创业期的小微企业来说,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任务12项中的第6条:“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应该是最受到中小微企业关注的了。记者也从成都金控担保有限公司方面了解到了一些为微小企业进行担保的公司存在的现实忧虑。“大部分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担保仅收取2.5%左右的保费,而面对的风险可能是收入的40倍,担保行业是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运营状态。”成都金控担保有限公司的首席合规官张涛说,对于担保业而言,目前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缺乏人才;二是缺乏规范化管理;三是收益低,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第一,由于担保公司承接的项目风险高、操作难度大,对项目调查和风险判断的专业性要求很高,这就需要业务经验、专业技能和风险意识等方面均具备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但是由于社会上对担保业理解不够,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综合性人才更愿意从事银行等金融工作,间接造成了担保业的人才紧缺和流失。第二,规范化管理的缺失有内外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外部层面看,由于我国担保公司监管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对担保公司全面有效的约束,因此造成了担保行业缺乏整体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尤其是缺乏资金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不利于其长期健康的发展;从内部管理来看,担保机构内部管理水平良莠不齐,部分担保机构缺乏规范的制度,使得担保机构的信用度降低、风险加大。第三,担保机构收取的保费普遍偏低,却要承担高额的风险,加之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必须全额托管于银行,使得股东可分配利润少,影响了民间资本介入担保机构的积极性。另外,担保机构上市难度高,目前尚未有行之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这也是民间资本不愿介入担保机构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也表示说,这种担保公司是对企业和个人对大银行的一个补充,金融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如何对(被担保的公司、企业)偿债的能力进行判断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专业的评估。
由此看来,或许对于如何切实地对中微小企业进行支持,从担保公司的体制建设方面来看,我国还需要进行更多深层次的探究和考量。
对新风险的控制要从历史总结经验
不论在任何时期,金融都是实体经济的输血管。而人类多次经历的金融危机都与金融机构对于风险的控制拿捏,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等问题息息相关。李世刚博士谈到说,日本广场协议及此后的泡沫经济及破灭,原因和机理相当复杂,但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倒是比较清晰,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推进要与实体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协调;第二,从美国次贷危机来看,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本着“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相反;另外,金融监管与金融效率并非完全相悖 ;第三,从欧洲债务危机来看,货币和财政应该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要重视金融健康发展和加强财政纪律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我们已有不少的“前车之鑒”,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王远鸿处长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维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房地产、政府投融资平台累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汲取日本、美国和欧洲有关国家的教训,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实现更长时期的经济较高增长,同时控制新的风险因素的累积和出现,通过做大“分母”的方式,来化解已有的风险因素,避免“泡沫”的破裂或使其影响降到最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和消化欧美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有益成分,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创新和开放的步伐。
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他认为从根源来说针对此次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的尝试,与去年就开始的“跑路”等个别现象并无直接联系。这次对温州进行金融改革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民营资源丰富,央行这次是有考虑的行动。主要目的:一是对这种组织框架进行尝试;二是通过这次试验安排,起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作用;三是为我国对于未来在全球的配置打基础。此次试点的意义就在于为未来的金融改革开放做准备,为的是继续推广这一机制做试点。来自中国七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一位分行行长告诉记者说,希望这次对温州的试点不是做秀,现在银行已有的价格产品的发展受制于监管,银行未来需要空间对其中间业务进行创新。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李世刚博士认为选取温州作为我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原因有三,一是有传统。温州是我国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80年代初,温州苍南就开始了利率改革的探索,一直到今年3月份金融综合试验区改革,温州一直都是我国诸多金融创新的试点地区。因此在温州开展进一步的金融改革试验,基础较好;二是有压力。去年以来我国局部地区出现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等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温州民间金融的矛盾突出、压力较大。此次选择温州进行民间融资规范改革示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倒逼机制使然;三是信号作用明显。温州当地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较好,而金融改革涉及的根本点是处于社会资源配置最核心地位的资金,其实施推广过程必定会涉及到更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面临的挑战也可以想像,但本次政府强力支持和全方位改革决心的信号释放作用比较明显。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处长王远鸿对于选择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也认为这次是在“倒逼”的大背景下,国家加快了试点的步伐。试点是为了加强虚拟经济这块“短板”的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社会资金充裕,民间投融资空间大。由于多层次融资体系发展不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十分突出。在经济景气时,民间资金追逐高利息的套利活动往往可以实现目的;而当经济环境不佳时,个别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出现企业老板出现跑路、自杀等情况,往往会导致整个借贷关系链条断裂和局部金融风险的爆发。通过金融改革试验区把大量民间资本聚集起来,一方面可以合法支持实业的发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区域性金融危险的防范,对于我国其他民间资本密集型地区比如鄂尔多斯有很好的借鑒意义。记者采访到的银行行长就认为,金融改革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其中包括对民营的中小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现在的试点已经有些“收拾残局”的意味,是不得不做了。这中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征信问题,让小企业逐步放开,得到正常的金融资金来源的支持,使融资链条逐步趋于理性。于此同时,银行也要进行逐步的分类,包括其自身规模和盈利能力,这当然也是在如今银行产品种类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
个人境外直投,机遇与风险并存
这次金融改革12条任务里的其中一条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王远鸿处长表示,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等于给民间资金打开了一个合法的投资渠道,为民间资本走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政策保障。之前没有这么一条,民营资本就自己“打洞”,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将国内资金转移到国外。这是中国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开放的信心。李世刚博士则说,目前来看,温州可能是首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的地区,可以预计,这会吸引全国范围内大量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借道温州向境外进行直投。一方面,这会加快我国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以及在局部区域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某些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如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呈现过程中短期资本大量流出等。而化解以上金融风险,应注意选择货币供应偏紧得到缓解、资金良性循环、利率市场化等有利环境。
利率市场化,要自由没那么容易
对于不可避免的利率市场化问题,来自银行的声音显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不会那么快,因为波及面很广,需要先放开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利率市场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银行业的竞争状态,现在我国银行业的同质性太强了,顾客现在都只是对银行进行竞价能力的考虑,对服务的评估还不重视。我国对银行应该进行存款利率的提高,要放开贷款,才能使之担小一点风险获得更高的收益,而这需要对银行的产品进行创新,现在的贷款成本高,对于小银行是一种冲击。
同时,李世刚博士提醒到说,导致去年下半年以来温州金融风险的一个根源,在于利率管制条件下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巨大利差。而温州的个人境外直投的开展,将有效拓宽投资领域,对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推进有积极作用,并将缩窄体制内外资金成本鸿沟。然而,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是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初期会使得商业银行利差缩小、利润下降,其中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大于中小金融机构;但后期随着信贷结构的变化、中间业务的扩展,利率市场化的积极影响将逐渐显现。二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利率市场化在短期内可能不会缩小国有大银行的利差,出现存贷款利率整体平移式上浮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商业银行利润不会显著变化。但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特色化经营提出要求。三是利率市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量债务可能有价格重估效应,因此包括平台贷、平台债、地方债等价格风险会对相关机构投资者产生影响。
村镇银行,看上去很美
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任务的第2项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李世刚博士认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的规定显得过于笼统概括。第一,鼓励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提法早已有之,但现在来看落实程度有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商业银行法》中并没有相应条款支持这一行为。第二,迄今为止尚未出台任何细则具体解释到底需要符合什么条件的小贷公司才能改制为村镇银行,今后操作性可能较差。第三,目前规定,即使是最小规模的村镇银行也排除了完全由民营资本经营的可能,需要强制性引入大型商业银行的参与。
融资租赁企业,尴尬求生
同时,由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的凸显,对于高风险、缺少资产证明、一般处于创业期的小微企业来说,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任务12项中的第6条:“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应该是最受到中小微企业关注的了。记者也从成都金控担保有限公司方面了解到了一些为微小企业进行担保的公司存在的现实忧虑。“大部分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担保仅收取2.5%左右的保费,而面对的风险可能是收入的40倍,担保行业是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运营状态。”成都金控担保有限公司的首席合规官张涛说,对于担保业而言,目前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一是缺乏人才;二是缺乏规范化管理;三是收益低,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第一,由于担保公司承接的项目风险高、操作难度大,对项目调查和风险判断的专业性要求很高,这就需要业务经验、专业技能和风险意识等方面均具备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但是由于社会上对担保业理解不够,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综合性人才更愿意从事银行等金融工作,间接造成了担保业的人才紧缺和流失。第二,规范化管理的缺失有内外两个层面的原因。从外部层面看,由于我国担保公司监管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对担保公司全面有效的约束,因此造成了担保行业缺乏整体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尤其是缺乏资金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不利于其长期健康的发展;从内部管理来看,担保机构内部管理水平良莠不齐,部分担保机构缺乏规范的制度,使得担保机构的信用度降低、风险加大。第三,担保机构收取的保费普遍偏低,却要承担高额的风险,加之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必须全额托管于银行,使得股东可分配利润少,影响了民间资本介入担保机构的积极性。另外,担保机构上市难度高,目前尚未有行之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这也是民间资本不愿介入担保机构的主要原因。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司长徐林也表示说,这种担保公司是对企业和个人对大银行的一个补充,金融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如何对(被担保的公司、企业)偿债的能力进行判断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专业的评估。
由此看来,或许对于如何切实地对中微小企业进行支持,从担保公司的体制建设方面来看,我国还需要进行更多深层次的探究和考量。
对新风险的控制要从历史总结经验
不论在任何时期,金融都是实体经济的输血管。而人类多次经历的金融危机都与金融机构对于风险的控制拿捏,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等问题息息相关。李世刚博士谈到说,日本广场协议及此后的泡沫经济及破灭,原因和机理相当复杂,但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倒是比较清晰,即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推进要与实体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协调;第二,从美国次贷危机来看,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本着“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相反;另外,金融监管与金融效率并非完全相悖 ;第三,从欧洲债务危机来看,货币和财政应该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要重视金融健康发展和加强财政纪律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我们已有不少的“前车之鑒”,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王远鸿处长认为,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维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房地产、政府投融资平台累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汲取日本、美国和欧洲有关国家的教训,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实现更长时期的经济较高增长,同时控制新的风险因素的累积和出现,通过做大“分母”的方式,来化解已有的风险因素,避免“泡沫”的破裂或使其影响降到最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吸收和消化欧美及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创新的有益成分,加快国内金融改革、创新和开放的步伐。